概述

    1.文献与中医文献     “文献”一词，始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中孔子所说的“文献”，是“文”和“献”的合称。“文”是指典籍，“献”是熟悉夏、殷二朝礼制的贤人。元·马端临作《文献通考》，虽仍分别“文”、“献”，但是“献”由贤人衍变为贤者的议论载录，与“文”也就没有实质的区别了。     近代，“文献”一词已经成为固定术语，凡具有历史或科学研究价值的图书资料，都称之为“文献”。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文献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标准局《文献著录总则》给文献作了如下的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则现代文献的概念已不局限于传统的文字图书资料，以现代信息存贮技术为记录手段的文献，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文献，将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     知识、载体和记录手段为文献的三大要素。     知识范畴属于中医学领域的文献，便称为中医文献。     2.中医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中医文献学是研究中医文献的学术源流，讨论整理和利用中医文献的方法及其理论的一门学问。     传统的中医文献学主要研究中医文献的著录、考订与整理，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内容，较注重于文献的整理方面，将中医文献学视作古典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并局限于古代中医文献的范畴，这是不全面的。在现代信息社会信息的开发利用是全方位的，作为信息源的中医文献，理应包括古今所有文献。再者，其他学科的古代文献，大多是供历史研究之用，而中医古籍却是仍在被现代临床应用的文献，对中医古代文献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发掘性、应用性研究，直接为现代临床和科研服务。文献整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文献，整理是手段，应用才是目的。只有着重于对中医文献的应用性研究，才能拓展研究领域，形成独立的中医文献学科。因此，中医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研究历代中医文献的概况，考镜各类中医文献的源流，探讨中医文献整理研究的方法(包括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现代文献的处理)，揭示中医文献的利用价值并分析文献利用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总结利用规律等。

    1.学习中医文献学的目的和意义     中医院校开设的中医文献学课程，必须针对培养目标，为培养目标服务。作为一门课程，内容结构及侧重点与学科有所不同。鉴于中医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临床医生，因此，课程内容要较多地联系临床实际，突出开发利用的宗旨，指引利用文献的门径。     中医文献是中医学术的载体，事实说明，中医文献不但在构建和发展中医药学术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具有很强的临床实用价值。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大量宝贵知识和经验尚未得到很好地总结和开发利用。现行教材由于受篇幅、内容及教学课时所限，尚难以全面涵括中医各家特色和防病治病的经验。中医文献是最重要的宝库资源，开发利用中医文献是关系全面继承中医学的根本性大事。作为高等中医院校培养的高级中医药人才，不能仅仅满足于掌握教科书的内容，还应该深入研习古今中医药文献。中医文献学知识是中医学知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医文献的学习，可更全面地了解中医学，完善中医知识结构。     中医文献学是一门培养和提高学生利用中医文献能力的重要课程，它指引学生如何从浩瀚的中医药文献中甄别、选择和阅读中医药文献，从古今中医药文献中发掘宝藏，汲取营养，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因此，中医文献学应是每个中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2.中医文献学的学习要点与方法     (1)中医专业开设的中医文献学课程，首先是要让学生了解历代中医文献的概况，知道该读什么书，各书的特点和价值何在。至于文献整理的方法技能，应该是中医文献专业学生重点学习的内容，对非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主要是学会如何利用文献整理的成果。因此，在学习方法上，必须围绕这一目标来抓重点。比如学习版本时，重点不在版本鉴别的方法，而在选用版本的原则；学习校勘时，重点了解校勘的意义及各种不同校本的特点，学会选用精校本等。     (2)中医文献学是对中医学文献的整体介绍，不是文献选读，不可能对中医文献的原文作直接讲解。但要学好中医文献学，必须配合一定数量的原文献阅读，才能获得较好的体会和效果。介绍各类文献源流时，需尽量多接触原文献，先对原文献的概况有一基本了解，以便今后的查检和阅读。由于中医文献中古代医籍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提高医古文的阅读能力是学好中医文献学的基础。     (3)中医文献中蕴含了历代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知识和经验，是对教科书的重要补充。通过中医文献学的学习，要掌握临床各科文献的脉络要略，积极开发中医文献资源来解决临床各科的疑难问题，拓展治病思路，丰富治病方法，提高中医的临床水平。     (4)学习中医文献学要着重了解各类中医文献的著作系统和学术源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就势必联系到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各家学说以医家和学派为研究单元，以学说为中心，引文献而证学说；而中医文献学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描述各类文献的概况，借助各家学说来揭示文献间的学术源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学习中需互相联系，互相印证。     (5)教材中的中医药学术体系是建立在对传统中医药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的。学习中医文献学应联系中医基本理论，更好地把握中医药学术体系，并且比较和发掘中医文献中与教材基本理论有差异的地方，启发研究思路，补充和发展中医药理论。

    就现存古医籍而言，尚未见秦代及其之前的作品，是否与秦始皇焚书有关?亦不得而知。“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上述可见，汉朝兴起，采取了极为有效的措施，广泛搜集整理流存于民间的各种书籍。这是由国家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整理文献活动，“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也是我国首次由官方进行的医籍文献整理工作。由于统治阶级认识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因此将整理文献与治理朝政紧密联系起来。如此，一方面加强了对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则推动了各个专业的杰出人才著书立说，有力地促进了包括古典医籍在内的各种文献的传布流通。     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秦汉间的医药著述：医经类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计7家；经方类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五藏伤中十一病方》《客疾五藏狂颠病方》《金疮疭瘈方》《妇人婴儿方》《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计11家；房中类有《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尧舜阴道》《汤盘庚阴道》《天老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计8家；神仙类有《宓戏杂子道》《上圣杂子道》《道要杂子》《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芝菌》《黄帝杂子十九家方》《泰壹杂子十五家方》《神农杂子技道》《泰壹杂黄冶》，计1O家。以上医药古籍共4类、36家。     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和简策，其中有古医籍15种。原件大多未题写书名，亦无序、跋及著者姓名。为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需要，帛书整理小组据原书的主题拟定书名如下：《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方》《杂禁方》。     基本可肯定，马王堆医书与《汉书·艺文志》所载均属西汉及其以前的作品，其中的医经类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等基础理论及用针、石、汤、火等诸法治病的理论著作；经方类是研究药物以及其调剂处方的理论著作；房中类是研究性医学方面的著作；神仙类是研究养生、按摩、导引等方面的著作。虽然《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列医籍已大部分亡佚，但从其书目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足以窥见此一时期的医学发展及文献著述概况。     《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及《伤寒杂病论》的相继编撰完成，不仅使中医学从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片断知识到形成系统的基础理论，而且使药物治疗经验上升为本草学理论，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创立了辨证论治的体系。上述几部专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基本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奠定了后世中医学发展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中心南迁及释、道两教的兴盛，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文化的发展。杨坚建立的隋朝统一了中国，唐代的强盛则使社会经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医学也获得了迅猛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医学文献的编撰整理也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仅从3部记录这一时期图书流传情况史志目录所载，即可窥其一斑。     《隋书·经籍志》著录医书256部、4510卷。其内容包括:医经、针灸明堂、脉经脉诀、五脏、病源、辨证、女科养胎、痈疽、疟论、养性养生等62部、326卷，本草、食经服饵41部、337卷，经验方书124部、3633卷，炼丹服石20部、197卷，兽医9部、17卷。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医书136家、3962卷。其内容包括:医经、针灸明堂、脉经脉诀、脏腑等26家、173卷，医术本草、食经、养生、病源、经验方书等110家、3789卷。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医书155部、4277卷。计明堂经脉类:医经、针灸明堂、脉经脉诀、脏腑及图等35部，231卷。医术类：五脏论、病源、伤寒论、痈疽疮肿论、消渴论、脚气论、口齿论、养性摄生、房中秘术、名医传记、本草、食经食疗、经验方书、炼丹服石等120部，4046卷。     上述3部书目所载内容虽有重复，其中大部分亦已亡佚，但据此可证晋唐时期的中医药学文献出现了如下几个特点：医学分科逐渐向基础理论和各科临床拓展，例如医经的注释、脏腑理论、病因病机、诊法辨证、养性摄生、本草、食经及内科、外科、女科等有关病证(如消渴、脚气、痈疽、胎产)均有专书论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经验方书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诸家所集几乎达1万卷，从而有利于中医学的薪传不绝。     另外，根据对现存古医籍的研究，这一时期由于官方的重视，敕令编修了多种堪称标准典范的医书。不少著名医家也开始整理注释流存于世的古典医籍，搜集编撰的经验方书也成为这个时代中医文献的标志，不少专科内容开始从综合性著作中分离出来而使专门著作问世。例如：     1.医学典籍的整理     古医籍文献辗转流传，讹误自然难免，特别是在手工抄刻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脱文讹字、衍文增句、妄删误改、缺页错简等问题，即所谓“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加之时代的变迁及语言文字的变化，使诸多古典医籍的词语文义已难尽解。凡此等等，导致古医籍文献义理混淆，影响了医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不少著名医家、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开创了古典医籍的整理注释工作。流传至今或部分内容保留下来的著作主要有:晋·王叔和搜集整理的《伤寒论》，梁·全元起《素问训解》，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唐·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唐·杨玄操据三国时吕广《黄帝众难经》而注《难经》等。经过各个医家的整理注释，几部经典著作得以保存下来，为后世的不断研究、发挥提供了更为真实可靠的资料。     2.官方编修的医书     隋唐时期，官方重视医药学的特色之一，即由官方组织编写了多种医书，以颁行天下。隋文帝敕撰的《四海类聚方》，洋洋2600卷，实开后世官方编修巨型方书之先河，其后隋炀帝敕撰《四海类聚单要方》300卷、唐玄宗御撰《广济方》、唐德宗敕撰《广利方》，惜均已亡佚。现存于世者有:隋·巢元方、吴景贤等奉敕而撰的《诸病源候论》，唐·李勣、苏敬等奉敕编纂的《新修本草》，杨上善奉敕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官修医书多由名医大儒主纂，基本代表当时的医学水平，不仅能为本朝提供范本医籍，而且对后世医学发展也有较大影响。     3.本草文献的分化     晋唐也是本草学大发展时期，相关著作的种类及数量均较前代剧增。例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本草、食经服饵著作41部、337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本草著作25种、131卷，著录食经服饵著作14种、231卷；《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本草著作39种、303卷，著录食经服饵著作19种、257卷。透过这些数字并参考各部史书所载，可以考见本草学在向下一级学科分化。出现了诸如：药用植物学类的《种植药法》《种神芝》《种芝经》《本草图经》《灵秀本草图》《芝草图》等，药物采集类的《人林采药法》《太常采药时月》《四时采药及合目录》《四时采取诸药及合和》等，药物炮炙类的雷教《雷公炮炙论》，药物命名及分类的《药类》《药目要用》《石药尔雅》《诸药异名》《本草音义》等，药性药用类的《本草药性》《本草用药要妙》等，食物本草及服法类的《食经》《老子禁食经》《食馔次第法》《四时御食经》、孟诜的《食疗本草》等，甚至有《疗痈疽耳眼本草要妙》等专科用药的著作。虽然上述绝大多数文献已经亡佚，但其内容却被收录在当时及后世编撰的一些本草著作之中。     现存于世者除《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之外，尚有南朝刘宋·雷敩的《雷公炮炙论》，唐·梅彪的《石药尔雅》。     4.经验方书的编撰     从《汉书·艺文志》所载经方11家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等即可看出，人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十分重视经验的积累与搜集，可见整理编撰经验方书具有悠久的历史。魏晋隋唐之际，不仅官方重视，而且民间从事这项工作的更是大有人在，上述史书书目所载即是明证，此不赘述。另外，任应秋教授仅从现存医学文献中粗略考证，此一时期亡佚而有部分内容尚可考见者就有26种51O多卷。流传至今的经验方书主要有: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唐·王焘的《外台秘要》。这几部经验方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医学水平，而且保存了大量亡佚的唐以前古医籍文献。     5.专科著作的问世     人们在防治各种疾病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带动了对医学理论的深入钻研，并逐渐认识到医学内容的复杂性，医学分科初见端倪。     首先是在综合性医书中单列专章，论述有关专科的内容。如早期的《金匮要略》之中妇人三篇，其后《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均分别列有内、外、妇、儿、五官、针灸、骨伤科及基础理论等专章。     随着一些医学专科的相对成熟，有关著作亦应运而生。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即为明证。     《隋书·经籍志》:王琛撰的《推产妇何时产法》、不著撰人《黄帝素问女胎》《黄帝养胎经》《六甲贯胎书》《产乳书》《产经》《推产法》《杂产书》《产图》《杂产图》《小儿经》《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三部四时五脏辨诊色决事脉》《辨病形证》《五脏决》《五脏论》《疟论并方》《彭祖养性经》《墨子枕内五行纪要》《养生注》《养生术》《引气图》《导引图》《养身经》《养生要术》《养生传》《素女秘道经》《郯子说阴阳经》《徐大山房内秘要》《玉房秘诀》《新撰玉房秘诀》、葛氏撰《序房内秘术》。     《旧唐书·经籍志》:《三部四时五脏辨候诊色脉经》、张湛的《养生要集》、葛氏的《玉房秘术》、冲和子的《房秘禄诀》。     《新唐书·艺文志》:《延年秘录》、崔知悌《产图》《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脏图》、段元亮《病源手镜》、甘伯宗《名医传》、王超《仙人水镜图诀》、吴竞《五脏论应象》、裴琎《五脏论》、刘清海《五脏类合赋》、裴王廷的《五色傍通五脏图》、张文懿《脏腑通元赋》、段元亮的《五脏镜源》、喻义《疗痈疽要诀》《疮肿论》、沈泰之的《痈疽论》、青溪子《消渴论》《脚气论》、李暄《岭南脚气论》《脚气论》、郑景岫的《四时摄生论》、邵英俊《口齿论》《排玉集》。     另有不少专科经验方书，恕不一一列举。但据上述书目即可足见当时医学专科著作的概貌。     专科著作的问世，一方面说明该学科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也为其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些流传至今的医籍，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基础理论类：汉魏·华佗的《中藏经》《内照法》，晋·王叔和《脉经》，敦煌卷子残本《明堂五脏论》《张仲景五脏论》，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临床类著作：针灸学专著，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外科专著，南齐·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妇产科专著，唐·昝殷的《产宝》；儿科专著，唐·佚名氏《颅囟经》；骨伤科专著，唐·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宋代印刷术的普及和造纸业的发达，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为新书著述和文献整理提供了极为有利条件。仅《宋史·艺文志》所载医书即达509部、3327卷，其种类大大超越了前代。两宋金元政府注重医学人材的选拔与培养，在建立并完善医学教育和医生考试制度的过程中，精选了相应的教科书，为当时以及后世保留了不少堪称范本的医药书籍。宋元理学流派的学术研究之风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金元医学流派的学术争鸣，带动了整个医学的进步，新理论及新观点的相继涌现，促使大量有影响、有价值的著作纷纷问世。这一时期的医学文献著述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官方整理编撰医书     宋代官方对医药颇为重视，不仅在医籍的整理与校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还组织了大量人员编写医药书籍。     (1)医籍的整理校勘:据有关文献记载，自开宝六年(公元973年)重订《神农本草经》20卷起，曾进行过5次较大规模的医书校勘工作，其中尤以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的校勘影响最为深远。当时各地极缺医书习读，流传民间者除经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医官院校正的《素问》《巢氏病源》外，余皆多有讹伪。正如韩琦所言：“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秘要》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可见即或是该朝前期校定颁行的医书亦有讹漏。因此，诏令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命掌禹锡、林亿等4人并为校正医书官，先后详细校勘了《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以“官方定本”的形式颁行全国。经过这次考校与整理，使“学方有所本”。     (2)其他医书的编纂:宋代朝廷还几次组织医官与医家编纂医药书籍，内容涉及到多个方面。譬如：除贾黄中等奉诏编纂千卷巨著《神医普救方》以及专为治疗南方疫病而撰《庆历善救方》亡佚之外，太平兴国中王怀隐奉敕所编《太平圣惠方》、政和御制《圣济总录》则是流传至今的集方剂学及治疗学之大成的大型方书；大观中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奉敕所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官方颁布的制剂规范；《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等的先后撰集，乃各个时期的国家药典；政和徽宗御制《圣济经》，系诏颁天下学校教学所用的基础理论类医籍；王惟一奉旨所纂《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则大大方便了针灸教学与临床。     由官方组织编纂整理医药书籍并颁行全国，有利于中医学朝着正确的方向规范性地发展。     2.民间编纂医籍     宋臣编校医药书籍，为医学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上更多的专业人员编纂或整理医籍文献，则大大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如《宋史．艺文志》载有《内经》《难经》及其相关研究的著作达20种、94卷，《伤寒论》及其研究著作达23种、103卷，各种经验方书164种、789卷，本草食经类书籍达50种、209卷。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高若讷《素问误文阙义》、不著撰人《素问医疗诀》、刘温舒《内经素问论奥》、不著撰人(当为侯自然)《秦越人难经疏》、宋庭臣《黄帝八十一难经注释》、庞安时《难经解义》、高若讷《伤寒类要》、不著撰人《伤寒要法》、朱肱《南阳活人书》、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严器之(当为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初虞世《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沈括、苏轼《苏沈良方》、沈括《良方》、娄居中《食治通说》、郑樵《食鉴》、不著撰人《制药论法》、不著撰人《用药须知》。另据《中国医籍考》所载，这一时期研究《内经》的著作有15种、40卷(其中6种未标明卷数)，研究《难经》的著作为24种、45卷(其中12种未标明卷数)，研究《伤寒论》的著作达109种、290卷(其中32种未标明卷数)，民间编纂的各种经验方书计263种、1525卷(其中61种未标明卷数)，本草食经类书籍有41种、216卷。其内容虽与《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所重复，但亦说明此时研究发挥古典医籍与搜集整理民间验方已经蔚然成风，其中著名者有刘完素的《素问药注》、李浩《素问钩玄》、罗天益《内经类编》、朱震亨《素问纠略》、李駉《难经句解》、张元素《药注难经》、钱乙的《伤寒指微论》、李辰拱的《伤寒集成方法》、郑樵的《鹤顶方》、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不著撰人《日华子诸家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忽思慧《饮膳正要》、吴瑞《日用本草》等。上述可见，在继承前人广泛搜集整理本草验方的基础上，人们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力度也在加大，特别是对《黄帝内经》《难经》及《伤寒论》等古医经的深入研究，只可惜部分著作已经亡佚。     3.专科著作的发展     宋代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及治疗技术的提高，使医学分科较隋唐更加精细，相关著作的刊行出现了种类多、数量大、质量高的特点。例如:《宋史·艺文志》载有藏象、病源、诊法、运气、养生等基础理论类著作84种、228卷。《中国医籍考》则更录有吴简《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朱肱《内外二景图》等解剖学专著。二部书目中收录的内、外、妇、儿、眼、口腔、针灸等科著作，亦较前代有大量增加。     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将“七篇大论”补入之后，运气学说便开始引起后世医家的重视。宋代官纂的《圣济总录》及《圣济经》收录了有关内容，进一步推动了对其学习研究的深入开展。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的系统阐述，则为后世言运气者所本。《中国医籍考》所录赵从古《六甲天元运气钤》、亡名氏《五运六气玉锁子》、刘完素《内经运气要旨》等十余部专著，虽然大部分已亡佚，但也基本反映了当时对五运六气研究的概况。理论研究的深入，则是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诸如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张元素的《医学启源》、程德斋的《伤寒钤法》等，都将运气学说运用于医学说理之中，从而影响到当时整个医学界。     流传至今的临床各科专著，更能代表当时医学发展的水平。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明证识候、设方用药，初步使儿科学形成系统。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采摭诸家之善，附以家传经验方”，使妇产科学初具规模。陈自明《外科精要》“采摭群言，自立要领”，对痈疽的病因、病机、诊断与治疗都进行了全面而精要的论述。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王执中《针灸资生经》、滑寿《十四经发挥》的相继问世，不仅确立了“十四经络”系统及腧穴定位的标准，而且总结了大量临床经验，针灸之学“至是始略备”。宋慈“于牢狱案审之又审，博采近世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荟萃厘正，增以己见”，撰成我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诸如此类标志性著作，不仅是当时医学的系统总结，而且还为各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争鸣与著书立说     两宋金元时期名医辈出，著述如林。河间、易水两大医学流派的崛起，不仅开创了学术争鸣的新局面，而且推动了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金元四大家及其弟子撰写了大量独具特色的医学文献，据诸家书目所载：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内经运气要旨论》《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伤寒直格》《三消论》《保童秘要》等8种，张元素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药注难经》《洁古注叔和脉诀》《家珍》《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产育保生方》等7种，张从正著《儒门事亲》，李呆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用药法象》《脉诀指掌病式图说》《医学发明》《伤寒会要》《伤寒治法举要》《活法机要》《东垣先生用药心法》等1O种，朱震亨著《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本草衍义补遗》《素问纠略》《丹溪本草》《丹溪脉诀》《伤寒发挥》《外科精要发挥》《产宝百问》《丹溪活幼心方》《治痘要法》等12种，另有后人所集《丹溪脉因证治》《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丹溪心法类纂》《丹溪手镜》《丹溪纂要》《丹溪心要》《丹溪脉法》《丹溪发明》《丹溪适玄》《丹溪医论》《丹溪药要》《丹溪医案》《丹溪治法语录》《丹溪秘传方诀》《丹溪随身略用经验良方》《丹溪集》等17种。虽上述医书间有亡佚，但也足见当时诸家各张其说、学术纷争的繁荣局面。此外，他们的弟子马宗素、镏洪、常德、张璧、王好古、罗天益、戴思恭、王履等也相继著书立说，发前人之所未发，为我们伟大宝库增添了不少新的财富。     5.医学丛书的创编     丛书亦称丛刊、丛刻、汇刻及全书等。我国的丛书编辑始于《道藏》。《道藏》为道教经典的总名，道经的汇集从六朝开始，汇辑成“藏”则在唐开元中。藏经的刊印始于宋徽宗政和中的《万寿道藏》，后来金元各“藏”都是以此为蓝本。明代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为现今的通行本。《道藏》为综合性丛书，其包括《黄帝内经素问》《千金方》等医书及有关养生书的内容。医学专科性丛书则晚出于综合性丛书，元代杜思敬编的《济生拔粹》是现存较早的中医丛书。其择要辑录金元时期诸家医籍19种，包括:《针经节要》《云岐子论经络迎随补泻法》《窦太师流注指要赋》《针经摘英集》《云岐子七表八里九道脉诀论并治法》《洁古老人珍珠囊》《医学发明》《脾胃论》《洁古家珍》《海藏老人此事难知》《医垒元戎》《阴证略例》《云岐子保命集论类要》《海藏斑论萃英》《田氏保婴集》《兰室秘藏》《活法机要》《卫生宝鉴》与《杂类名方》等。除《杂类名方》为杜氏所撰外，其他则从浩繁医籍中“择其尤切用者，节而录之，门分类析，有论有方，详不至冗，简不至略。至于大方之家无所发挥”，但使对业医者，“亦未必无所补也”。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将张元素及其弟子的主要著作几乎全部收录，因此给学习和研究易水学派的学术理论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条件。此后，编纂医学丛书日益增多，仅解放前出版的医学丛书就不下300余种，对保存和利用古医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清两朝都有一段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科技进步的时期，因此也带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医学著述更加丰富多彩。仅《中国医籍考》收录的明清著作即达1448种，内容涉及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的所有方面。明清的科举制度及清代大兴文字狱使考据之学盛行，整理古典医籍成为时尚。中医学的历史积累及众多医家结合实践着力验证，催化产生了一批不朽的中医名著。温疫的流行及外感病的变异，使一些医家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方面有了新的发明和创见，论治温热病的著作大量问世，促成了温病学说的完善。医学书籍的不断积累，给管理和使用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医籍书目应运而生，使医书编目从《七略》问世以来的综合模式独立出来，开专科书目之先河。凡此等等，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医文献的如下几个特点。     1.经典医籍的研究     明清两代整理研究经典医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根据《中国医籍考》所载，有关《黄帝内经》的整理研究著作凡53种、234卷(其中25种未注明卷数)，整理研究《难经》的著作有15种、35卷(其中8种未注明卷数)，整理研究《伤寒论》的著作达138种、481卷(其中49种未注明卷数)，整理研究《金匮要略》的著作16种、91卷(其中8种未注明卷数)。虽然上述文献有所亡佚，但是从那些流传至今的著作中，不难看出经学派的考据之风对整理古医籍的影响，更可以感觉到科学的研究方法被逐渐推广应用。其整理的方法不外校订注释、分类研究及专题发挥等3个方面。经过众多医家的不懈努力，使辗转抄刻的古典医籍中一些讹误得到纠正。历代名家对经典著作的注释疏通解决了其曲高和寡的问题，促进了医学理论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人们运用科学的分类方法研究医经，使其内容一目了然，更容易学习和掌握，中医的理论体系亦渐趋完善。尚有针对经论所及进行专题发挥者，或侧重于理论探讨，或精于临床验证，竟成一家之言，为中医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2.本草方书的成就     仅《中国医籍考》收录明清出版的本草食疗类著作即达102种、563卷(其中20种未注明卷数)，可见研究者不乏其人。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成就尤为突出，其参阅历代医药文献800余种，历时近30年，纠正了历代本草书籍中的不少错讹之处，新增药物374味，共收录本草1892味，实集明以前本草学之大成。只因卷帙浩博，不便初学，故有“削其繁芜，节其要略”者相继刊出。     明·朱橚《普济方》收载方剂61739首，可谓采摭繁富。然医方浩瀚，泛览为难，当由博返约，以便搜求。于是一大批简便方书问世，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是清·汪昂的《医方集解》。该书按功效类分方剂，一破世人以证候类分方剂的传统模式，奠定了现代方剂学分类的基础。     3.温病文献的创编     明·吴又可在诊治温疫的过程中逐渐发现盲目地使用仲景之方很难奏效，通过对其病因病机、感邪途径、传变过程、临床症状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寻找到了相宜的治疗方药，从而形成了新的理论─温疫学说，并创作《温疫论》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清代阐扬其说者大有人在，终成一派学说。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人则指出温病不同于伤寒，并详加辨析，在确立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体系的基础上，分别据证处方，使温病学从《伤寒论》的范畴中彻底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温病学著作的大量出现，为明末清初之后中医书籍出版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4.专科著作的特色     明清两代的基础学科文献主要有藏象、骨度、诊法及运气等内容。早期的藏象、骨度类文献多继承传统之说，清代的中后期则开始融入了一些西洋解剖、生理学方面的内容。这一时期的医家诊病已从历代的注重论脉到四诊合参，加之辨治温病极重看舌，因此有关诊法的著作更趋于全面。自宋代运气学说普及于医学领域，至明清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张介宾、汪机、熊宗立、余霖等为主要代表。     明清时期临床医学文献的编撰，虽然尚未脱离前此历代方书的模式，但已出现综合性医籍和专科性著作相辅相成的局面。综合性临床著作如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张璐的《张氏医通》等。专科性论著中的杂病专著已由过去泛论各科疾病，转向专论内科杂证。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李用粹《证治汇补》等。医案类的著作虽源于宋代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但金元之际少有医案专著问世，直至明代江璀《名医类案》的编纂印行，才使这类专著盛行不衰，相继出版了《石山医案》《孙文垣医案》及《临证指南医案》等等。至于其他各科专著则在历代所论的基础上，亦在不断地丰富、完善。     5.医学书目的编纂     医家之有目录专书，不知始于何代，但在宋绍兴年间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已载有《医经目录》《大宋本草目》二书，可能在十二世纪以前已有专目行世，可惜二书均已失传。现存最早的一部单行医书目录为明代医家殷仲春所编《医藏书目》，其后尚有清·曹禾所撰《医学读书志》及日本人丹波元胤所辑《中国医籍考》等。目录书的编纂将浩繁的医籍“按类相分，依次相从”，为读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示读书门径、检索图书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工具。

    20世纪的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中医药业先是经历了反动统治取缔之举，处境式微；其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党和政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政策的推动下，中医事业焕发了勃勃生机。     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洋医学传入我国，中医内部涌现出中医改进说与中医科学化的主张，“中西汇通”类著作风靡一时。面对国民党政府摧残中医的逆行，不少仁人志士创办中医学校、撰写中医药学著作、编辑出版中医孤本秘籍，为在中医界“普及医育”而呕心沥血。由于中医前辈奋力抗争，国民党政府废止中医的目的未能得逞。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并发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指示。为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整理编辑出版中医药古籍成为当务之急。继1953年成立中央级的医药卫生专业出版机构─人民卫生出版社之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科技出版社，这些机构不仅出版了大量的现代医药卫生书刊，而且也成为中医药图书资料的主要出版基地。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49年至1 988年，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共出版中医药图书(初版 )4620种。其中，中医药古籍1022种，中医药现代著作3598种。中医药文献出版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非同寻常的20世纪，出版的中医药文献也深深地烙上了各个不同时代的印记。     1.中西汇通的论著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西洋医学也逐渐传入我国，一些西洋医学书籍相继被译成汉文。开始出现接受西说的中医药学家，在其专著中频频引用西医学有关药物、制药方法及“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等论说。至清末民国初年，西洋医学像潮水般涌来并在我国获得发展之时，中医界中的仁人志士在“上可损益乎古今，下可参酌乎中外”的主张下，摒弃疆域之见，努力探索以西医的见解来沟通和发展中医学术，“中西汇通”著作风行一时，唐宗海、张锡纯、恽铁樵、陆渊雷等为其代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诸家所论虽然无甚成就，亦存在不少错误，但是他们勇于接受新知、意在取长补短的精神还是可取的。     2.医学丛书的盛行     面对因海禁开放、西医东渐、中医衰落、邪说横流之势，不少中医名家为普及中医知识、提高中医学术水平，汇览群书，精选中医典籍中的珍本、孤本、钞本而编纂大型中医丛书。较为著名的有：恽铁樵的《 药盒医学丛书 》，裘庆元辑《三三医书》《读有用书楼医书选刊》《珍本医书集成》，曹炳章辑《中国医学大成》，陈存仁辑《皇汉医学丛书》等。     建国以来，为抢救那些鲜为人知而行将失传的孤本、善本中医药古籍，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古籍出版社及各地出版社先后出版一系列大型古籍丛书。诸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医古籍整理丛书》，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医珍本丛书》《珍本医籍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医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四库医学丛书》等。由于中央及各地卫生主管部门的领导，因此无论是出版数量还是所据底本质量均较前为佳。     3.中医教材的编写     民国初年政府虽未在立法、行政及财政等方面支持中医，但也未真正取缔、禁止中医。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民办的中医教育机构，其影响较大的是丁甘仁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张山雷创办的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等。各校极为重视教材建设，诚如张山雷先生所云: “讲堂授课固难，而编辑讲义更要慎之又慎”，“资料必须博采广收，研求确当，取材不容不富，甄录不得不严，参考成书，折衷实验”。由于没有行政上的支持和组织，民国年间尚未出现全国统一编写的教材，各校所编也因时而异，仅张山雷亲自编写的教材与讲义就近20种。 1928年，中医教育界第一次交流经验，试图统一教材。因学制、课程各行其是，加之对教材编辑的指导思想意见各异，终无结果。然而“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之理论，制为完善之学说”，则作为各方均可接受的原则，视为当时中医教材编写的方针。此后全国各中医学校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1929年 7月再次在上海中国医学院召开中医学校教材编辑委员会。到会的学校有9所。 此次议决的医学课程有：生理、病理、内科、药物、外科、方剂、诊断、解剖、妇科、医经、幼科、伤科、喉科、眼科、针灸、医学通论、卫生、细菌学、医学史、推拿、法医学、花柳病学、产科、医化学等，并将各科时数、教法议定。会上交流了各校的教材，全国医药团体总会负责收集新教材，分发各校参考，而后再集中修改，定为课本。这两次教材编辑会议标志着近代中医教育已经成熟。完全依靠民间的努力，联合了全国的中医学校，在统一中医教育的方面迈了一大步。其后，又有萧龙友、孔伯华创办的北平国医学院，施今墨等人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丁济万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朱南山创办的新中国医学院等。各校课程虽然尚未统一，但是没有一所学校完全摈弃西医而搞所谓的纯中医教育。仅就中医专业课程而言，大体均开设：医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中药学、方剂学、杂病(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针灸、医学史等。     建国以来，中医院校的教材建设大致经历了2 个阶段。一是1949年至1961年间，各校根据学制、课程设置与教学大纲的要求，组织校内教师分科编写教材；二是1961年后，由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根据学制、课程设置与教学大纲的要求，组织国内大批学者分科编写教材，经统一审定后，由相关出版社出版。至今，全国统编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已出至第六版。基本确定的中医药教材有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伤科学、针灸学、经络学、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针灸医籍选、各家针灸学说、推拿学、 药用植物学、 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等32门。     4.中医古籍的整理     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是我们伟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散失了大量的中医古籍，即或幸存下来的众多古医籍，亦是珉玉杂陈、真赝相参、刻印精粗不一，从而大大降低了它所应有的文献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整理。建国以来，对古医籍的整理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         (1) 注释语译: 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山东省中医研究所研究班主编的《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是我国第一部将医经译作现代口语的尝试。此后，南京中医学院又以注释加语译的方式先后编辑出版《黄帝内经素问译释》《伤寒论译释》《金匮要略译释》，另外还有其他作者的相类著作不断问世，这些都为初学者学习古医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2) 校勘整理: 1963年起人民卫生出版社先后校勘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及《灵枢经》，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接近古籍原貌的版本。卫生部于1982年制订了校勘、整理出版 600余部中医典籍的十年规划。其后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人民卫生出版社在组织中医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在最佳版本基础上整理古医籍的同时，委托11位著名中医专家对于规划内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中藏经》《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等11部重点中医古籍分工进行整理研究，并且列入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文献研究方面的科研课题。最后编著成校注本10种、语译本8种、辑注本1种。在整理研究过程中，从全国聘请与各部著作有关的中医专家学者，参加了论证和审定，以期在保持原书原貌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中医学理论研究和文史研究新成果，使其成为重点研究中医古籍的专著，反映当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在政府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下，发动全国中医力量投入整理工作，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出版中医古籍，不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次整理出版古医籍有以下4个显著的特点：① 以校勘为整理的重点；②选择版本精良；③校而不漏，勘而有据；④临床专著提前出版。上述举措对于开展中医药学教育、挖掘中医药学宝库、研究中医药学理论、提高中医临床疗效而言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推动中医学飞速发展。     (3) 影印善本: 建国以来，各出版机构对那些濒于失传的中医古籍善本，不加整理影印出版。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系前此历代所不能比拟的。     (4) 辑复佚书: 人为的毁坏与自然的损伤导致大量的古籍文献佚逸，在亡佚的古籍中有不少颇具价值者，因此辑佚古籍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我国历代许多学者都非常关心辑复佚书的工作，并且身体力行，使一些经过辑补的、较为接近古籍原貌的文献资料流布于世，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代学者辑复古医籍成就较大的是尚志钧教授，《新修本草》辑校本是其代表作。     5.工具书籍的编纂     20世纪，我国中医药工具书的编写和出版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尤其是近30年来，达到鼎盛时期。编纂的工具书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1) 辞典: 鉴于西洋医学影响日深，北洋政府又要废止中医，中医学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中医学界有识之士面对“医家理论，诚不逮西医之翔实。古今医籍，汗牛充栋，或奥旨而难明，或讹夺而莫正；又论或囿于一地，识遂陷于一偏；或意求浩博，失之驳杂而不纯；或思骛虚玄，遂至茫昧而难解；又或持同异之论，非两造具备，则是非不明；或以羽翼为心，非后海先河，则源流或昧。兼览则若涉大海，茫无津涯，偏主则墨守一家，诒讥姝暖，此承学虽多，通才卒少”等医学不昌之原，“有志补救此弊”。诸如谢观先生在“举要删繁，莫如辞典”的思想指导下，动员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全体员生，历六七年之久，编纂完成《中国医学大辞典》。为近现代中医辞典类工具书的奠基之作，其后又有陈存仁等编纂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等，这些工具书的编纂为中医药学术水平的提高及后人学习中医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建国后，江苏新医学院编辑出版的《中药大辞典》，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州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大辞典》，安徽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合编的《针灸学辞典》，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 》《中华本草》，李经纬的《 中医人物词典》，广州中医学院编的《汉英常用中医词汇》等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比前代有较大提高。     (2) 书目: 曹炳章所纂《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日·冈西为人所集《宋以前医籍考》，丁福保、周云清编著《四部总录·医药编》，郭霭春主编《中国分省医籍考》，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主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等相继问世，为人们读书治学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     (3) 索引: 任应秋主编的《伤寒论索引》与《黄帝内经章句索引》，顾植山主编的《中医经典索引》以及日本学者所编的《素问临床索引集》《灵枢经临床索引集》等等，可以省却学者许多背诵和翻检的功夫，提高人们获取知识的效率。     (4)类书: 1992年9月正式成立了现代中国首部古代典籍的巨型类书《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及编纂委员会，开始编纂这部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其收集古籍将达20000种，上自先秦，下迄 “五四”时期，在内容上收入了新发现的古籍版本和考古学的新成果。具体分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教育、体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历史地理、其他社会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学、医药卫生、农业水利、工业、交通、文献目录等20多个一级典，复分96个分典，预计约 7亿字。涵盖了现存全部的古代文化典籍，是我国历史上继《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之后最大的类书，其规模相当于《四库全书》，字数超过了历代类书的总和。     《医药卫生典》由巴蜀书社负责出版,其中《 医学分典》已有《基础理论总部》及《儿科总部》 (共800万字)竣工问世。余下14个“总部”及《 药学分典》《卫生学分典》拟在数年内出齐。《医药卫生典》不仅在规模上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部医学类书，而且充分体现了当代医学文献专家学者全面、客观、系统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科学成果。     《中华大典》编纂完成后，将为我国和国际学术界提供极其丰富的资料，从而为更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和奠定坚实的基础。     (5) 百科全书: 中医药学内容被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及《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并占有相当比重，使得我国的百科全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的出版代表了当今中医药的学术水平。     (6) 年鉴: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上海中医药大学承办的《中国中医药年鉴》(其前身名为 《中医年鉴》)从1983年起，每年出版1册。它忠实地记录了中医学术和中医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为人们及时地提供全面系统的资料。         (7)表谱: 郭霭春编撰出版《中国医史年表》，其以年表形式，按时间顺序将并行或连续发生的各项有关医史事件编排起来，以便了解中医学发展过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6.中西医结合专著         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深人开展，使中西医结合治疗某些疾病的理论和经验不断丰富，相应的专著纷纷问世。如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外科急腹症》、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皮肤病》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新急腹症学》等。     7.中医文献新载体     自1978年北京中医医院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合作研究成功“关幼波肝炎辨证施治系统”后，计算机机读资料成为中医文献新载体。近20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中医文献的存储能力也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 CD-ROM及VCD等音像制品，其发展之快，大有与传统媒介一争高下之势。另外，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尚有不少音像磁带、缩微复制品等中医药载体出现，从而丰富了中医文献的馆藏。     8.中医文献学专著     文献学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其定义在我国学术界尚无定论。因此，中医文献学也不会存在一家之言。20世纪80年代后，中医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形成。10余年间相继有一批专著问世，兹按出版先后列述如次：秦玉龙编著《实用中医文献学》于1987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薛凤奎主编《中医文献学》于1989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马继兴著《中医文献学》于1990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张灿王甲著的《中医古籍文献学》于1998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上述诸家或从实用的角度介绍和讨论中医文献学中广泛研究的一些主要问题，目的是提高人们更有效地使用中医文献的能力；或着重介绍中医文献专业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为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各从不同的角度充实了中医文献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