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眼科发展史

中医眼科学积累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眼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的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萌芽、奠基、独立发展、兴盛、衰落与复兴等五个时期。          萌芽时期(南北朝以前)     我国在南北朝以前，还没有系统的眼科医著，只有散在的一些对眼及某些眼病进行初步探索的资料。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     从考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知，早在武丁时代(约公元前13-14世纪),人们已将“眼”这一感觉器官命名为“目”，且认识到目可以生病，病眼称“疾目”；病眼失明日“丧明力，如甲骨文卜辞中有:“贞王弗疾目”、“大目不丧明力等。     至春秋时期，已将盲人称瞽人，如《书经》记载有“瞽奏鼓”。《诗经》记载有“矇瞍奏公”。而据《毛传》称:“有眸子而无见曰矇，无眸子曰瞍。”这又将盲目分成了两类。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黄帝内经》，对眼与眼病的认识已有很大的进步。该书首次从解剖学的角度提出:目、眼、匡、内眦、外眦(锐眦)、约束、络、白眼、黑眼、瞳子、目系等名词，对眼的生理功能及某些眼病的病机作了初步探讨，并记载了30余种眼部病症。从散在于《内经》中的资料可以看出，该书已初具眼的生理、解剖、病机等方面的理论基础，治疗则主要应用针刺。     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提到十几种眼部病症，其中与《内经》相同或相似者有:目痛、目赤痛、目盲、目瞑、泪出、目似脱、面目浮肿、伤眦等。新的病症名有:多涕泪、目翳、目中淫肤、眼赤白膜、青盲等。该书记载的365种中药，可用于防治眼病者有70余味。包括有明目药、利窍药、治目痛药、治青盲药、治泪出药、治目翳淫肤赤白膜药、治目中赤肿药、治面目浮肿药、治伤眦药、治目瞑夜视有精光药等。这些记载也反映了当时眼科药物治疗的水平。     至东汉末，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该书首创了中医临证时系统地依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原则。书中虽然主要讨论的是全身性疾病，但也记载了若干眼症，如目赤、目晕黄、目黯等，尤其是起从整体观念出发，参合全身脉证，辨证论治，这对以后眼科应用全身辨证的方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晋朝王叔和所著《脉经》中已有眼科类证鉴别的萌芽。如谓目视有肾实、胆虚、肝伤三种；目痛有肾与膀胱俱实，肝与胆经气逆之别。此外，还有专节论述目病脉象，及利用眼部症状判断疾病预后等，且后者屡被后世医书所引用。     其他，如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葛洪著《肘后救卒方》、龚庆宣著《刘涓子鬼遗方》、陶弘景著《肘后百一方》等，也都分别载有医治眼病的针灸或方药。     此外，这一时期其他一些古典文献中也有关于眼科的资料。如《荀子》、《史记》记载舜帝、项羽有“重瞳”、这是世界上关于瞳孔异常最早的记载。《史记》还有记载扁鹊过雒阳时曾为“耳目痹医”，可算是我国最早的五官科医生。《山海经》载有冉遗之鱼、植楮、草等七种动、植物，可以防治眼病。《淮南子》除记载梣木(即秦皮)能治眼病外，还载:“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说明在汉朝已有一些手术治疗。以后，《晋书》记载:“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这是有关我国割治目瘤的最早文献。     总之，在南北朝以前，中医眼科的基础理论、临床诊断与治疗等方面尚处于萌芽时期。          奠基时期(隋朝-唐朝)     隋唐时期，中医眼科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各方面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医学教育方面，唐初武德年间设立的太医署中，已将耳、目、口、齿疾病从内、外科范围内划分出来，自成一科，称“耳目口齿科”。这就为以后中医眼科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期对后世眼科影响较大的著作有《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龙树眼论》、《硎皓眼论准的歌》等。另外，还有《陶氏疗目方》、《天竺经论眼》等眼科医书，以及其他医籍中收载的眼科资料。     隋朝巢元方等人所撰《诸病源候论》中，卷二十八列目病专篇共38候。此外，伤寒病、温病、妇人病、小儿病等候中还收载不少与全身病相关的眼症。书中提到的解剖名词，除目、眼、白睛、黑睛、瞳子、眦等外，还首次应用了睑、眉．睫毛、缘等名称。该书对眼病的病因病机，多从风热、痰饮、脏腑虚损、血气不荣等方面认识；对眼病症状的描述则较前人详细。这些都为以后眼科临床证候诊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唐初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有丰富的眼科资料。孙氏首次将眼科病因进行了总结，归纳为19因，并且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了眼科脏腑病机学说。在治疗方面，对内外治法并重，介绍内治和外用处方约80个。此外，还列有较系统的眼科针灸资料。     晚唐时期，王焘撰《外台秘要》，卷二十一专论眼疾，首先引用了《天竺经论眼》的内容作为总论，继而收载了数十种医书的150首眼科处方。书中还提到三种手术治疗：对内障(脑流青盲)提出用针拨(金篦决)，但没有具体介绍方法；对倒睫强调要用镊子拔除，勿使毛断；对类似胬肉之类眼病主张用烧灼法外治。     该书所引《天竺经论眼》，从内容分析，并非印度医学的翻译作品，而是受了印度医学生理、解剖观点影响的我国早期的眼科专著。     隋唐时期不仅在全书、类书、方书中有不少眼科资料，且出现了眼科专书，如《隋书·经籍志》载梁的《陶氏疗目方》、《外台秘要》转载过的《天竺经论眼》，以及《龙树眼论》、《刘皓眼论准的歌》等。可惜皆无原书流传下来。     而在《通志·艺文略》中首次记载的《龙树眼论》与《刘皓眼论准的歌》，由于《艺文略》所载皆是唐朝及唐以前的文献，故可推测此两书应为唐或唐以前之著作。     《龙树眼论》在《宋史》中仍有记载，至明代《医方类聚》中改称《龙树菩萨眼论》。该书体裁和文字比较粗糙，象《千金要方》与《外台秘要》那样，大体分为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所述病因病机与《诸病源候论》相似，多主风热；对于所谓愚医的批判，则与《外台秘要》如出一辙。各论三十节，所述眼病既不加以分类，排列也无一定规律。以上这些都符合唐朝眼科文献的一般情况，故可认为,该书系我国晚唐时期出现的一部托名医书。后由金礼蒙等人收入《医方类聚》，因此得以保存下来。该书所用的眼部解剖名词和病症名称都比以前的眼科文献多。如所用解剖名词:眼睑、眼皮、眼睑皮里、眼带等，皆属首见；所提病症名，已增至60余种。手术方面，不仅首次详述了“开内障用针法”，并且治疗胬肉攀睛综合了《千金要方>>的割法和《外台秘要》的烙法，从而提出了割烙法。此外，对上盔睑皮里有核(胞生痰核)”施行手术治疗的记载以它为早。          《刘皓眼论准的歌》是晚唐时期在《龙树眼论》的影响下著成的另一部眼科专书。该书在《宋史》中又称《刘皓眼论审的歌》。全书为诗歌体裁，便于记颂。据日本人丹波元胤等考证，在现存《秘传眼科龙木论》中，《龙木总论》之“审的歌”，即属该书内容。     该书所载的五轮歌及眼病的内、外障分类法，对中医眼科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如后世所出不少以内、外障72症为主的眼科著作，就与它的影响有关。     此外，唐朝已能配制假眼。据《太平御览》记载:“唐崔嘏失一目，以珠代之。”《吴越备史》     又载:“唐立武选，以击球较其能否。置铁钩于球杖以相击。周宝尝与此选，为铁钩摘一目，睛失，……敕赐木睛以代之。”由上记载可知，世界上装置假眼实以我国为早。     在唐朝，印度眼医随佛教传入我国，它的一些内容曾由当时某些中医书籍转载过，但是，除金针拨内障而外，其他理论未被中医眼科所吸收，因而印度医学对中医眼科影响不大。     总之，隋唐时期，由于眼科理论与临床治疗的发展，尤其是晚唐出现《龙树眼论》与《刘皓眼论准的歌》之后，对眼的解剖、生理等基础理论的认识较前深入、系统，对相当多的眼病能够作出诊断与分类；内治、外治与手术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这些都为中医眼科发展为独立的专科奠定了基础。          独立发展时期(宋朝-元朝)     至宋朝，眼科的生理解剖、病机学说等基础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与临床方面都具备了独立性，故在北宋元丰年间的太医局，开始将眼科从原来的耳目口齿科中分出，单独教授。从此，中医眼科一直作为独立学科发展起来。     北宋之初，王怀隐等人所著《太平圣惠方》之卷三十二与卷三十三，为眼科专篇。收载眼科病症约60种，治眼方剂500多首,基本上总结了唐以前的眼科成就。书中所述病因，是在《千金要方》19因的基础上，去掉5因，新增7因，故为2l因。该书还对五轮的配位作了改动，而且将它与眼病的病机联系起来，这就推进了五轮学说的临床应用。此外，对金针拨内障及胬肉割烙术等也有详细介绍。     到了北宋末叶，由朝廷组织人员编撰的《圣济总录》中，眼科有十二卷，收方760余首，多为大方，这与以前各书不同。书中眼科理论叙述比较粗略，且未采用五轮学说。而病种有所增加，如肝虚眼、目睑垂缓等。在手术的方面，介绍有钩、割、针、劆等法，只是对金针拨内障法略去未提。至于其他外治法，还收载了熨、烙、淋洗、掌熨及包扎等。此外，北宋裴宗元、陈师文等整理编著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七有“治眼目疾”一篇，其中不少处方属当时民间习用的有效方剂，故为后世眼科所常用。     在金与南宋对峙时期，许叔微的《本事方》、刘的《幼幼新书》、刘完素的《宣明论方》、陈言的《三因方》、张从正的《儒门事亲》、李杲的《脾胃论》、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等，书中皆有不少关于眼科的论述，对眼病的病机和辨证、治疗，各具创见，因而丰富了眼科理论，促进了眼科发展。     另外，在南宋开始出现八廓学说。《三因方》最早提到“八廓”一词，但没有阐述具体内容。大约成书于南宋末叶的《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才首次介绍了八廓的名称和内容，主要论眼病的病机，并未配属眼位。     元朝危亦林所著《世医得效方》之卷十六为“眼科”。其内容分总论、各论、附篇三部分:总论中对五轮所配眼位作了调整，使其与《灵枢·大惑论》所划眼部与脏腑相应的关系相吻合；对八廓，不仅首次配上了天、地、火、水、风、雷、山、泽等八象名称，而且还给每一廓配属了眼位，充实了八廓的内容。各论列七十二症，每症之症状描述主要以《刘皓眼论准的歌》为基础，其药物治疗多重新选方，但是外用药甚少，至于手术疗法则没有提到。     元末，有托名孙思邈著之《银海精微》。该书总论中对八廓又分别加上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八卦正名。至此，八廓的每一廓都有了三种名称。该书各论载有81种病症。其中的66种已见于唐宋文献，另外新增的有胞肿如桃、眵泪净明、蝇翅黑花等15种，但正文中没有圆翳内障、绿风内障之类眼病，只在附篇中提及。治疗方面，除内服药外，有半数眼病配合点眼药外治，此外，还有部分眼病使用了针、烙、劆等手术疗法。     该书的附篇从眼的生理、病理、辨证治疗，以至中药药性与炮制、常用内服方剂与眼药配制法等一应俱全，本身就能构成一本小型眼科专著，因而这一部分不像是原作，很可能是后人补辑的。     除眼科著述之外，宋朝某些文学作品对眼科的成就也有反映。如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一书记载:“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叆叇，即是眼镜，以上说明早在宋朝我国已开始用眼镜矫正视力。     总之，自宋元时期，眼科独立设科以后，在理论和临床两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兴盛时期(明朝-清朝鸦片战争以前)     明、清两代，是中医学发展的兴盛时期，眼科也不例外。反映于有关眼科的医药著述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代。     这一时期，在医学教育方面，继承了宋、元时期的建制，眼科仍独立为专科。     元末明初倪维德著《原机启微》两卷。上卷将眼内、外各部病症按病因分为“风热不制之病”、“阳衰不能抗阴之病”等18类，并理论联系实际，详细分析病机，辨证论治。治除以内服药为主外，还视应病情配合使用外洗、鼻、点药、手术等外治法。下卷论方剂配伍，附40余方，对每方皆有说明。由于倪氏治学宗古而不泥于古，能够兼采前人众家之长，辨证注重整体，论治善用时方，有攻有补，内外兼施，因而《原机启微》不失为一本理论比较系统，临床也较实用的眼科专书。     明初朱等编著的《普济方》有“眼目门”十六卷，收方2300多首,集病名300余种。因眼目门是由数十种书籍的眼科资料汇集而成，所以常常一种眼病罗列了若干个病名。如仅黑睛生翳的病症名就有忽生翳膜、赤眼暴生翳等40余种。     《普济方》之后60年，由朝鲜来中国学医的金礼蒙等人，汇集了150多种中医古籍，编成巨著《医方类聚》。该书卷64至70为“眼门”，除收入《龙树菩萨眼论》之外，还汇集了59种眼科资料和其他26部医籍中的有关论述，以及1400多首处方，所以，该书是一部研究中医眼科学的重要资料。     明朝中叶，徐春甫辑《古今医统大全》，其眼科部分仍列72症，有证有方。此外，该书还首次转载了《原机启微》十八篇原文。     明朝薛己等撰《薛氏医案》，同样收入了《原机启微》这部重要的眼科专著，并于其后附录了各家论述摘要、前贤医案和按十剂分类的39个处方及治疗小儿眼病的25个处方等，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还有李梃所著《医学入门》和黄毅刊行的《秘传眼科龙木论》问世。     在《医学入门》中，李氏主张眼病分表里，认为风中脑户，湿渍头上，久处烟火，撞刺仆伤之类属外因，致病在表，伤目之标；五辛炙煿，房室劳役，暴怒暴惊，夜书细字之类属内因，致病在里，伤目之本。他还将五轮学说中的肉轮细分为上胞属脾，下睑属胃；对八廓的配脏腑和配眼位也重新作了调整。     《秘传眼科龙木论》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正文之卷1-6，是《龙木总论》，共有84节，前12节为概述眼科基本理论，其余的为“七十二证方论”。文中包括有77首歌诀，据考来源于《刘皓眼论审的歌》。至于72症中的白话文，则主要是对歌诀的解释和发挥。从以上分析，这一部分当属北宋的作品。     第二部分为正文卷7-10，介绍诸家治眼方药和针灸。所用资料涉及数十种。其中最晚的是《御药院方》，而《御药院方》是宋、金、元三朝宫庭中药局机构所制成方的配本，由此推测，这一部分可能也是宋、元时期汇集的。     第三部分为所附之《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其总论主要摘自《太平圣惠方》。各论为以问答形式编写的72症，但它与前述“七十二证方论”内容不同。根据其中所用部分方剂出自南宋之《普济本事方》，故知此属南宋以后的作品。     总之，现存《秘传眼科龙木论》一书，是宋元医家辑前人著述而成，至明朝才刊行于世。     在明万历年间，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问世，该书第四卷眼目一节记载治眼赤肿、昏盲、翳膜、诸物眯目等药物数百种，多数药后附有单方、验方，便于应用。     杨继洲著《针灸大成》，在耳目门中记载了眼病21种，针灸用穴80余个。此外，其他篇章还有不少针灸治疗眼疾的记载，对穴位的主治功能也阐述较详。这在眼科针灸治疗方面是比较系统的资料。     王肯堂所辑《证治准绳》，在“七窍门”内有眼科专篇。其总论首次对五轮、八廓等词的含义作了解释，而且对八廓之配位，一反过去与五轮重叠的见解，而改为眼正面的八方配位法。这种主张还被后世不少的医家所接受。各论汇集眼部病症170余种，凡肉眼所能见到的症状，几乎都作了描述，对临床诊断很有帮助，而且书中的病症名多为后世所采用。     明朝末叶，龚信的《古今医鉴》、龚廷贤的《寿世保元》、赵献可的《医贯》、张介宾的《景岳全书》等，都有眼科专篇。其共同特点是注重整体辨证，而不采用五轮八廓学说。     明末，傅仁宇辑眼科专书《审视瑶函》。该书卷首，介绍名医医案、五轮八廓、运气学说等；卷l主要讨论眼科的基础理论；卷2重点论述眼病的病因病机，收入了《原机启微》的十八节原文与处方;卷3-6，列眼病108症，所述病理与辨证，主要以《内经》与《证治准绳》为依据。卷6之后，附有治疗要穴及较为详细的说明，并又介绍了22个外用药方的配制与应用等。由于该书内容丰富，实用价值较高，所以流传较广。     此外，明朝袁学渊还著有《秘传眼科全书》。该书首先介绍了历代眼科理论，次列眼科72症，然后分类介绍了眼科常用药物之药性。     清朝的中医眼科资料很丰富。除有大量眼科专著外，在丛书、类书中列有眼科专篇。其中有不少著述在理论方面有所发展，对后世影响较大。     张璐所著《张氏医通》，在“七窍门”内，汇集了明清以前二十余种医著中的眼科资料。该书总论，除阐述眼科基础理论外，“金针开内障论”一节，详述了金针拨障术的适应证、操作方法和拨针的制造等，并列举若干手术成功与失败病例，以供参考。各论部分，宗《证治准绳》体裁，列述眼部病证约160种，依症状及病因分为43类口阐述内容具体，且文字通俗，是一部比较适用的参考书。     黄庭镜著《目经大成》,全书三卷:卷1内容包括眼部解剖、生理、辨证、治疗以及一些杂论；卷2列述12类病因、81症及似因非症8条；卷3载方200多首，仿《景岳全书》之八阵分类。该书有不少突出的见解，例如:     (1)对五轮八廓学说的发挥:黄氏提出，五轮中血轮的部位除两眦外,还包括内眦头如珠之肉(即泪阜);水轮包括金井(即瞳孔)、以及膏中状如水晶棋子之鬈珠力。至于八廓，黄氏从命名到眼部配位均另立新说。     (2)继承、整理针拨术:黄氏对针拨术总结出了审机、点睛、射复、探骊、扰海、卷帘、圆镜、完璧等八法，使手术操作规范化。     (3)强调了端正医疗作风与详细记录病历:黄氏反对巫医与迷信；强调在诊病时要细心和耐心，处理时既要慎重又要大胆。为了总结经验与教训，诊病时要详细作好病历记录。     (4)独创病名多:该书对很多病症名作了改动，有的改得比原名贴切，如改鬣黄膜上冲力为“黄液上冲”，但有些改得不太合理，如“春水扬波”、“虚潭呈月”之类已不具病名特征。     总之，该书中虽有一定缺点，但也有不少独到之处。以后该书曾经邓赞夫增补，易名为《目科正宗》，于公元1810年出版。     顾锡的《银海指南》,全书四卷:卷1-2比较全面地论述眼科五轮八廓，运气学说，眼病的病因病机，脏腑主病及全身兼症等；卷3列内服药方170余首，外用方11首；卷4录验案170余例。该书把八廓的功能与经络联系起来，且与《审视瑶函》一样，认为八廓在内无迹可寻，有病时才能从眼部血络的走向与位置分辨出来。书中所用以病因、脏腑等分析归纳眼部病症的方法，明确而实用。在治疗的方面，内治所列方剂多属内科常用方，外治除主张用药外，不赞成手术疗法。     吴谦等人编辑的《医宗金鉴》中，有“眼科心法要诀”两卷。文字简明易学。该书总论，对八廓不配五脏，而只配六腑与命门、包络，这与以前各书不同；各论中，除内、外障72症之外，又补遗10症，共计82症。该书载有113方，处方所用的药味不多，剂量小，用药范围也比较窄。     此外，明清其他眼科专书，如程玠玠的《眼科应验良方》、邓苑的《一草亭目科全书》、马化龙的《眼科阐微》、王子固的《眼科百问》，及撰人不详的《异授眼科》、《眼科奇书》等，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     清·陈梦雷等人所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目门》共十三卷。择要辑录历代眼科文献，前为医论，后为方药、针灸、导引、医案等，内容丰富，颇有参考价值。     总之，由于明清时期韵中医眼科，在基础理论与临床治疗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眼科文献的数量与质量大大超过以前各代，所以说是中医眼科最兴盛的时期。     衰落与复兴时期(清朝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间，由于清政府及清以后的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坏。特别是在国民党当政时期，统治阶级宣扬洋奴买办思想和民族虚无主义，诬蔑中医不科学，企图消灭中医，使祖国医学饱受摧残，中医眼科由兴盛趋于没落。     这一时期，中医眼科较有创见的著作不多。黄岩的《秘传眼科纂要》和康维恂的《眼科菁华录》等，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影响。     《秘传眼科纂要》一书，原为黄岩所作，后经程名成重订刊行。该书首重药物的临床应用，按脏腑及眼症分类叙述了119种内服药及38种外用药的制法与应用，参考价值较高。书中还介绍了48种眼科病症的证治及黄氏对14种眼病的治疗经验。     《眼科菁华录》共三卷:卷首为总论，阐述一般的眼科知识；卷上、下为各论，按17门分述了123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及方剂等,接近现代讲义格式，内容简明扼要。     此外，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医眼科的传入和影响，我国眼科界中开始出现了中西汇通学派，如20世纪初叶陈滋所编《中西眼科汇通》就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挥祖国医学在人民卫生保健事业中的作用，特别制定了中医政策，使中医事业得到拯救与发展。中医眼科也从灭亡的边缘被拯救出来，重新走上兴盛与发展的广阔大道。建国以来，中医眼科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医眼科工作者的队伍已经得到了发展壮大。特别是1956年以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中医院校，通过教学与临床，培养了一大批中医眼科教师与医生。自1959年以来，更有许多西医学习中医的眼科工作者加入中医眼科的队伍，共同为继承发扬中医眼科作出贡献。     为了培养后继人材，1960年由广州中医学院等编写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全国统编教材《中医眼科学》，后经四次修订，渐臻完善。     自1978年以来，不少省市相继成立了中医眼科学会，对促进学术交流与推动中医眼科发展，作出了贡献。     建国以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中医眼科论文，而且出版了不少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眼科专著，使中医眼科学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总之，建国以来，眼科的中医、中西结合成果丰硕，形势喜人。目前，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眼科工作者，正携手并进，共同为继承发扬祖国眼科宝藏，为实现中医眼科现代化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