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献的版本

    我国古代文献，经过了以甲骨、金石、竹简、木牍、帛素、纸为文字载体的过程。在没有雕版印刷之前，文化的传布与普及受到很大影响，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文化与科技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对文化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也逐渐形成了关于版本的学问。     考察中医文献的版本，是为了解形成古代医书的物质基础，其中包括古籍形态沿革与版本制度，古医书的版本种类，医书写本与版刻的变迁，鉴定版本的方法与意义等等。     我们在本章中主要讨论版本的选择与利用，有关版本鉴别方面的知识只作一些常识性介绍。     一、版本与版本学     (一)版本     “版本”一词，始见于北宋，最初仅指雕版印本，是雕版印刷术发展的结果。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宋史》卷 431《 邢呙传》: “景德二年，上(宋真宗)幸国子监阅库书，问呙经本几何? 呙曰: 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版本大备。”也就是说，自从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人们习惯用“版本”二字作为印本的代称，使版本一词，成为当时区别于写本的特称。近代，版本的内涵日渐广泛，诸如拓印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复印本、影印本等，都包含在内。因此，现代《辞海》对“版本”一词的定义是: “一书经过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本子。”     (二)版本学     版本学是研究书籍的版本特征和差别，比较其异同，鉴别其真伪优劣，并从中总结工作规律和方法，指导版本利用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内容包括古籍版本源流、版本的类型、版本鉴定的方法以及版本学发展的历史等等。也就是说，凡研究书籍的各种写本、历代刊本、传抄本、批校本、稿本，包括纸张墨色、字体、刀法、藏书印记、版式行款、装潢式样为内容，进而探讨书籍的发展历史或一书的传抄、雕版源流，对版本的优劣进行比较和鉴别，指导古籍的阅读和利用，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标服务的综合学问，即是版本学。     二、学习研究版本学的意义     整理发掘祖国医学遗产，首先要对大量的古代医学文献进行考察。因而，必然涉及古代医学文献的来源、真伪、完整程度以及是否进行过修改、补充等有关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版本学有关。同一部古籍，由于版本不同，从中获得的信息往往有很大差别，对工作质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一)读书治学的需要     清代学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为如果阅读的书错讹较多，内容不完整，得到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不但影响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和应用，有时甚至会成为笑柄。而好的版本，文字经过了专家的精心校勘，错讹较少，内容完整，读这样的书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著名的官修方书之一，书中搜集了诸多名家医方，并由许多医官参校，宋元时期盛行全国。但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良莠不齐的翻刻本，其中出现不少错误。如关于牛黄清心丸一方的组成，现在的通行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达29味药之多。然而，早在南宋时，就有人根据不同版本对此方进行了考证，认为药应为 8味，其余21味药，乃是将山芋丸混入其中所致。丹波元胤在《中国医籍考》中，著录有《增广校正和剂局方》一书，是在日本发现一种南宋刊本，书中记录了当时通行本中的一些错讹。其中牛黄清心丸“前八味，为牛黄、金箔、麝香、犀角、雄黄、龙脑、羚羊角、蒲黄，后二十一味，与大山芋圆同。但有黄芩，无熟干地黄。”丹波元胤还说: “先子(丹波元简)尝以此八味，疗中风及惊痫，殊有神验。此等关系匪轻。所以医方之书，必贵古本也。”这是结合临床应用的经验，指出阅读医书时选择版本的重要性。     选择版本是我们顺利阅读古籍的重要条件。如朱肱《类证活人书》22卷，为明代王肯堂辑人《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中。清代朱文震重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时，因《类证活人书》一书脱遗，为补成足本，朱氏将清人林开遂《活人录汇编》l4卷掺人。以至光绪三十三年京师医局、民国间北京中医学社相继重刊，沿承其误。若使用了朱氏刊正统本来研究朱肱《类证活人书》，则不能真正反映朱氏原著的面貌，贻误工作。     (二)古籍整理与研究的需要     运用版本学知识，可以鉴别版本的真伪优劣，篇目的分合，内容的残缺全佚等情况，为古籍的整理、研究与阅读提供可靠的依据。例如唐代王冰整理《素问》，将全元起注本 8卷析为24卷，将原来亡佚的“阴阳大论”补以“运气七篇”的内容。他在整理过程中用了“文字昭晰，义理环周”的“先师张公秘本”及“旧藏之卷”加以补充校勘，从而整理成了一部较为完整的医学典籍。到了宋代，校正医书局的高保衡、林亿等，又对王冰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再次进行整理，根据当时所传的《素问》《灵枢》《针灸甲乙经》等，对王冰的一些错误与欠妥之处，复进行了订正，成为一个更为完善的版本。     选择古籍版本可以充分发挥善本书在古籍整理中的作用。例如《针灸甲乙经》通行本是医统本，书中有七种医书名称，存在着注文与正文混同的情形。而明代正统抄本虽是残卷，但无混同现象。又有一种明抄本，虽错字较多，但系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过，而未经吴勉学之手，保留了宋代《针灸甲乙经》一种传本的面貌。通过诸版本比勘，选择善本，可以更好地为整理和阅读服务。     (三)图书收藏、收购的需要     我国历代都有收藏图书的传统，除了国家典藏外，更涌现出无数对保存文化典籍卓有贡献的藏书家。尤其是宋代刻书发达以后，收藏家更是不惜重金，追求善本、珍本。早在明清之际，宋版书已是不可多得，当时常有藏书家曾以页计价征购宋代刊本。近现代，不但宋版书如凤毛麟角，就是元明刊本也日渐稀少，借助于版本知识，可以鉴定古代书籍刊印的年代，确定不同版本的价值，以利保护、收藏和收购。     古籍在刻印过程中，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内容有增删修改，写刻、印工、校勘等各有优劣，自然出现千差万别的版本。有的由于传抄校勘不精，脱文讹字、缺行脱页甚至成为伪作；有的妄改书名卷数，以假乱真，乃至影响识别版本；有的刻书者任意删改、挖改版刻牌记，不易辨别真假；有的书坊粗制滥造，任意增删，以残冒全；历代封建统治者任意禁毁、删改图书，造成大批古籍版本错乱，难于鉴定。因此，进行文献研究，固然应该了解版本，重视版本，选择版本，以免贻误工作；在图书的管理、编目、收藏与流通方面，版本学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此不赘述。     总之，学习和研究版本学，可帮助我们提高区别版本真伪、优劣的能力，了解版本的历史源流，增强对版本价值的认识，在学习和工作中更好地选择和利用图书版本。

    一、书籍形态沿革     书的形态变化分为3个时期：简策时期、卷轴时期、册页时期。     (一)简策制度时期(殷商至三国)     在造纸发明之前，竹木、丝帛是主要的文字载体。而殷商至三国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繁荣的时期，诸多学术流派和文化典籍，在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产生。《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药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书的。     在出土的简策中，包括了儒家经典、战国的诸子百家、法律、医学，还有文书、档案、遣策等。如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仪礼》，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等。而在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内出土的十几万枚三国时期吴国简牍，其总数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内容涉及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租税、司法、职官等，都是简策制度的实物证明。     迄今发现的简策、简牍，从时间上看，上起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晚止魏晋，从地域看，遍及长江、黄河流域。这种书籍形制维持了1000多年，在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然而，简策笨重不易携带成为其应用的滞碍。而丝帛又十分昂贵，不可能成为普遍应用的书写载体。东汉时期造纸术的发明，解决了这一难题。纸逐步代替了简策，而丝帛只用于作画或是上层统治阶级的书信往来。书籍沿习简策行款(单简成为行格)，仍然采用卷舒收藏，书写的材料成为纸，从而使书籍的形制进入了卷轴时期。     (二)卷轴制度时期(西晋至五代)     这一历史时期的划分，是以出土古籍形制来确定的。在古代的“丝绸之路”上，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过大量纸质文献和木简。19世纪初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揭开了西晋至五代这一时期古籍形制变迁的历史。敦煌出土古书形制以纸质卷子为主，少量木简和策叶，文字复制的形式是抄写，少量木刻。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文化、宗教、医药、语言各个方面。“敦煌学”也因而成为了一门国际显学。     由于刻版印刷技术的发明，逐步取代了手抄笔录的繁重生产方式，而且印刷一板恰是一张纸叶，无须再粘连成长卷，书籍形制则由卷轴逐步发展成为册页。     (三)册页制度时期(宋至清)     五代至宋，印刷术广泛使用，印书的种类广及经、史、子、集，其主要形制是蝴蝶装。这种形制是与书籍印刷一版一页的特点相适应的。蝴蝶装是将印刷后的纸页版心朝里折叠，然后将折叠处每页相粘联，看书翻动时宛如蝴蝶羽翼而得名。这种装帧可以保护版面文字不致磨损，而框栏以外部分，磨损可以切掉，无损版面内容。直到元代，蝴蝶装仍存。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包背装。包背装是将版心向外折叠，书的首尾以一张书封包裹起来，翻阅时可以直接读到文字内容，纠正了蝴蝶装翻阅费时，易于散落的弊端。以后，人们在这种形制基础上，又在书脊上打眼，以纸捻固定，或是用线来穿订，成为更为坚固的形式，即线装。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近代。从册页粘连到线订，形成今天古籍最常见而稳定的线装书形制，完成了古书形制的沿革历史。     二、古籍装订形式与书版款式     (一)古籍装订形式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古代书籍的装订形式经过了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明代中期以后，基本上都采用线装。现在一般能见到的中医古籍，主要是线装书。     (二)书版的款式     木板雕刻印刷的书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形制的本子。为说明和标识它们，又形成了一套专用术语。兹将有关书版款式的常用术语简要介绍如下。     1.栏框     版框：是勾勒刻印文字的外围轮廓线，也就是书版的四周。衡量其高度与广度，可知其书版的大小。如《四部丛刊》影印的每部书，均在扉页说明其原书版框的高度与广度。现代影印出版的书，也大多对原书版框加以说明。     栏线: 书版四周的界线称为“栏线”。上边的横线称“上栏”，下边的称“下栏”，左右两边的直线称“边”，也称“左右栏”；一条直线的称“单边”、“单栏”，两条直线的称“双边”、“双栏”。单栏的线条较粗，双栏的线条往往是外粗内细，俗称“文武边”。仅左右两边有双线的称为“左右双边”，上下左右均有双线的，称为“四周双边”。     2.栏外     它包括栏框以外的部分。上栏外称“天头”，有时读者在此写一些评语之类文字，又称眉批。有些古籍中，常将本朝或帝王有关的名词中途另起一行，突出栏线以外，高出正文一字距离，仍与上栏框连属，呈“几”状，称“上框抬头”。下栏外部称“地脚”，其空间小于天头。有时，在书版版框左右栏外上角有一个小长方格，像耳朵，称为“书耳”、“耳格”，其中多刻有书名篇题或是重要补注，以提醒读者。     3.栏内     界格：书页中行与行之间的界限，亦称为“行格”。历代行格有疏密之分，早期书品宽大则行格疏朗，字大如钱。尔后行格趋向密集。界格因颜色不同而有不同称呼：红色的界格称“朱丝栏”，黑色的界格称“乌丝栏”。特别是在各种抄本中，还有用蓝、绿等色画界格的，故有“蓝格抄本”、“绿格抄本”等名称。     行款: 指书页中正文的行数和字数。计数时，以半页(半版)为标准，称为每半页若干行，每行若干字。如每行字数多少不一时，则取其最多与最少者记之，如“行二十五字至二十七字”。     版心: 一张书页的正中间部分，称“版心”、“中缝”，也称“书口”、“版口”，正处于折叠的部位。与版心相关的有下列术语:      白口黑口: 在版心上下两端至边栏，未印有黑线的称“白口”，印有黑线的称“黑口”，黑线粗的称“大黑口”，“粗黑口”、“宽黑口”，特别粗阔，形成长黑块、黑牌的，称为“阔黑口”。黑线细的，称“小黑口”、“细黑口”、“线黑口”等。上下端都刻的，称为“上下黑口”，刻在上端的，称“上黑口”，刻在下端的，称“下黑口”。在书口一般刻有书名、卷次、页数，以便检索。有的还刻有字数和刻工姓名。     鱼尾: 在版心约 1/3处的上端或下端，或上下两端，常刻有状似鱼尾形的记号。鱼尾开叉处的中心点，即为整个版框的中心点，以此作为折叠书页的标准。版心中只有一个鱼尾的，称“单鱼尾”，上下两端都刻的，称为“双鱼尾”，在上端的称“上鱼尾”，在下端的称“下鱼尾”。少数书版有三个鱼尾，两个在下，一个在上。     此外，由于鱼尾形态的不同，还有不同称谓，如正鱼尾、倒鱼尾；鱼尾全呈黑色，称黑鱼尾；鱼尾呈线条状不着墨的称白鱼尾；鱼尾全部由双线钩成的称线鱼尾；鱼尾刻有花纹的称花鱼尾。     象鼻: 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从鱼尾的上下两端到版框这一空间部位，通称“象鼻”。象鼻部位如果刻有文字(书名、刻工姓名之类)称“花口”。另一说法是，黑口版的版心上下黑线，如象鼻垂于胸前，故称象鼻。     口题: 上鱼尾下端的版心，刻有书名、卷数、页数，这类文字称为口题。     框内提行: 遇到本朝或帝王有关的避讳字或名词时，在框内另起一行，称为“框内提行”。如南宋何大任本《脉经》林亿等《校定脉经序》中: “非夫圣人曷为厘正恭惟主上体大舜好生之德玩神禹叙极之文推锡福之良心鉴慎疾之深意”，其中“圣人”、“主上”、“玩”、“推”、“鉴”诸字均提行另书，以示敬意。

    一、非印刷类     主要是手写(绘)的书籍，又有简策、缣帛、卷轴、金石拓本及写本等。     (一)简策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应当是以竹木为载体而写下的文字─简牍。其取材容易，便于写作，我国文化奠基时期的典籍，大多是写在简牍上的。     简策按出土地区及朝代命名，有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等。与中医药有关的简策主要有: ①《流沙坠简》: 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新疆及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两汉至西晋木简1000余枚，经罗振玉、王国维等考释整理成《流沙坠简》一书。其中方技类医方有11简。②居延汉简: 1 930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尔济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两汉木简1万余枚，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收录最全，其中有“伤寒”病名及治疗记载，并记录有上百名患者的医案。③武威汉代医简：是1972年甘肃武威县旱滩坡汉墓中出土的一批医药简牍，共92枚，被命名为《武威汉代医简》，除保存了30多个医方外，还有针灸穴位、刺疗禁忌等内容，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医疗记录资料。④马王堆医学简牍: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大批简帛医书，其中以简牍为载体的有《 十问 》《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杂禁方》。⑤安徽阜阳汉简：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西汉木简《行气》《杂方》等。此外，还有1985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脉书》《引书》，1988年安徽阜阳汉简《万物》等，都是与中医学有关的简策实物。     (二)缣帛     缣是细密的绢。缣帛用作书写记录的载体，质薄轻柔，舒卷自如，携带方便，还能随文字长短截断。帛书，就是指写在丝织品上的书。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约有12万字，包括《老子》《战国策》、兵书、医书等，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完整、最丰富的古代帛书。其中的医学书籍，经研究专家整理、复原、定名，共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种抄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 附卷末佚文 )、《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却谷食气》以及帛画《导引图》。这10种书，分别写或绘制在大小不同的 5张帛上。据考证，这批帛书是公元前2世纪或稍早些时间的书籍。     (三)卷轴     《后汉书·蔡伦传》: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 其用缣帛者谓之纸。 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候纸。”继简帛之后，纸成为更为方便的书籍载体。帛书渐渐减少，并最终被纸代替。用纸写成的卷轴又称“卷子本”。纸的价格较帛低廉，更方便于使用和保存。现在发现的有六朝卷子、唐卷子、敦煌卷子、新疆卷子、日本卷子等。     六朝卷子如陶弘景《本草集注》六朝写本。敦煌卷子，是1900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大批卷子。这批卷子大约是公元1l世纪初年因兵乱而封存的，多为唐宋时代的写本，内容较广，除佛经外，还有诗词、信札、帐薄、契据等，所用的文字有汉文、西夏文、藏文、梵文等。其中有部分一医学书籍，涉及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医术、本草、针灸、辟谷服食、佛家道家医方等。日本卷子是指流传在日本的汉医著作卷子本。六朝隋唐时期，中国的医书大量传入日本，这些医书多为卷子本。但由于年代久远，多已亡佚，仅有个别医籍残卷遗存后世。     (四)稿本     稿本是指作者的原稿。稿本是图书版本的最初形态。作者亲笔书写的原稿称为“手稿”，如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一书手稿尚存。经过清理誊抄后的书稿，称为“清稿”。按写稿时间，又有初稿本、修改稿、定稿本、原稿本等名；按著述形式，而有著述稿、笺注稿、编纂稿等名；按刊行情况，则有已刻稿、未刻稿等名。     (五)抄本     抄本又称“写本”，凡手工抄写的书，除稿本外，统称抄本。印刷术发明前的书籍都是抄写的。即使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抄本仍是保存和传播书籍的重要形式。习惯上，人们把唐以前抄写的书籍称为“写本”、“卷子本”，唐以后抄写的书籍称为“抄本”，按时代而有宋抄、元抄、明抄、清抄之不同。有许多藏书家所藏抄本，大都是依据当时的善本或珍本抄成，用专门的抄书纸，在版口刻有斋、堂、阁、室等名称，并印有界格，很为后人推重。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都是以抄本的形式保存的规模宏大的典籍。     (六)金石拓本     古代有些重要文献记录，为了传之久远，铸于铜器、刻于石碑之上，后世用摹拓的方法，将其文字保留下来，称为拓本。凡用墨色拓印的，称为墨拓本；朱色拓印的，称为朱拓本。最初的拓印称为初拓本。如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镌刻了 100余首药方，此即著名的“龙门药方”。据张瑞贤《龙门药方释疑》考证，这些药方刻于唐初高宗永徽元年至四年 (公元650-653年)，迄今已1300余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由于年代久远，风化水蚀，现在可见的龙门药方已经漫漶难识。原题为“北齐龙门治疾方明拓本”的龙门药方拓本，有褚德彝、范行准、丁福保、宋大仁等题跋，曾经在医史文献界引起轰动，现藏广州中医药大学。另外，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医史文献博物馆等地还藏有龙门药方的多种拓本。又如宋·王唯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撰成后，官府刊刻印行之外，且刻石立于相国寺仁济殿内。宋·郭思据孙思邈《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择要选编而成的《千金宝要》，于徽宗宣和六年刻石碑立于陕西华州。这两种医书的拓本在当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献载体，推动了针灸学与医方的传布。     二、印刷类     版本的种类是十分复杂的。由于刻写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与刻印方式的不同，古典文献自然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版本。     (一)木刻     木刻是雕版印刷的主要形式。现存古籍大多为木刻本。     1.按刊印时代     按照时代的不同，而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和清刻本之别。     最早的刻版印书，始于唐代中晚期。1999年10月，我国敦煌学者从新近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10册中发现一件公元 834年的雕版印刷品，这件内容为历书的雕版印刷品，出自敦煌藏经洞，比此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还要早 34年。医籍也是如此。据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的敦煌残卷《新集备急灸经》卷首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及卷末有“咸通二年 (公元861年)岁次辛巳十二月二十五日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阴阳汜景询二人写讫”等字，可知系据当时京都长安东市李氏的印本所抄写的。医书之有刻印本，也应始于这一时期。     宋刻包括两部分，1127年以前的为北宋刊本，以后的称南宋刻本。北宋刻本多白口，四周单边，其行格疏密决定于刻书家的财力而定，字体特点有早欧(阳询)、中颜(真卿)、晚柳(公权)之说。四川宗颜，福建宗柳，江浙宗欧，江南二者皆有。纸张多为皮纸和竹纸。南宋刻本，以白口为主，有些为小黑口。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其字体多用柳体，刚劲挺拔。       宋代编校刊印了大量医学书籍。开宝六年(973年)刊行了国子监镂版的卢多逊撰修《 (开宝)新详定本草 》20卷，开宝七年(974)刊行了王怀隐等编修的《太平圣惠方》100卷。 天圣年间，宋政府又陆续刊刻了晁宗悫等人校刊的《黄帝内经素问》《难经集注》《诸病源候论》及王惟一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仁宗嘉祐；占二年(1057)校正医书局成立后，由掌禹锡、林亿、苏颂、高保衡、孙奇等儒臣和太医院医官校勘编印了《嘉祐本草》《图经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金匮玉函经》《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脉经》《备急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 》《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等大量医书。这些医书因为校勘刻印俱精，影响很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上述著作，大多是经过宋臣校勘整理而流传下来的版本。宋代私人也刊刻了大量医书，其中较早的例如元丰中所刊名医初虞世的《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史堪《史载之方》 2 卷，为徽宗时刊本。名医庞安时的门人魏炳为他刊刻了《伤寒总病论》。名医朱肱刊刻了自著《伤寒百问》《南阳活人书》20卷，等等。     宋版书之可贵，在于其去古未远，较好地保存了古书的原貌，且刻印精美，明以后已不可多得，于今更为珍稀。宋版医书传世者，为数极少。如南宋建安余恭礼刻本《活人事证药方》一册，为海内外孤本，早年曾流传日本，至清末杨守敬在日本发现此书，后经国人购回。书中有“建安余恭礼宅刻本”牌记，史料价值很高，2000年的拍卖价就高达数十万元。宋版医籍原刻现在虽不易见，但往往有影印本流传。目前能直接利用的木刻古籍，主要是明清刻本。     宋以后各朝刻书，也各有特点，不一一列举。     2.按刊印地区     按刊印地区不同，也有不同称谓。宋代浙江、福建、成都刻书最盛，金元时期，北方以山西平阳府为刻书中心，明代则以福建、江苏为刻书中心，清代以江苏、安徽为刻书中心。宋版书多以地名来称谓，根据刻印地区的不同，有浙本、闽本、蜀本等。     浙本是指浙江地区刻印的书。浙江盛产竹木纸张，文化发达，特别是宋代南迁建都临安以后，书肆林立，十分兴盛。浙本又可以细分为杭州本、衢州本、婺州本、台州本等等。闽本指福建刻本。闽本又有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诸多说法。据史料记载，建阳自北宋时就有书坊，南宋时更是书坊林立，尤以麻沙镇、崇化镇为著。但由于许多书坊牟利求速，校印粗劣，质量不佳，此即所谓“麻沙本”。蜀本指四川刻本。四川自唐末、五代初即雕印书籍，历史悠久。其又有蜀大字本、眉山本等名目。     3.按出版机构性质     根据出版者的性质不同，大致可分为官刻本( 包括中央官刊和地方官刊)、家刻本、坊刻本。     (1)官刻本:指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及书院等官设教育机构主持刊印的书籍。因单位不同，又有多种名称。     中央官刻本：             监本：各朝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称监本。国子监始置于隋炀帝大业三年 (607)，是掌邦国儒学、训导、政令的官署。监本的名称，始于五代冯道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校正九经，刻版贩卖。宋代中央政府刻书由国子监负责，凡一书初刊毕，送复勘官，复勘毕，再送主判馆阁官复审。到明代，则在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内刻印经史。因此，又有南监本与北监本之别。     经厂本：明代执掌宫廷事务有十几个“监”，“经厂”为明代“司礼监”所属的刻书机构。刻印佛经的为“番经厂”，刻印道经的为“道经厂”，刻印四部书的为“汉经厂”。     殿本、内府本：清初宫廷刻书属内务府，其书世称“内府本”。康熙十九年(1680)设“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1729)改称“修书处”，所刊刻的书，被称为“殿本”。清代武英殿刻本，可超越元明，比美两宋，是不可多得的善本。如乾隆七年刊印的《医宗金鉴》、清代武英殿刊《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即是殿本中的代表。     太医院本: 如南宋太医局本《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元代太医院刊《圣济总录》《御药院方》、明代太医院刊《卫生宝鉴》等。     地方官刻本:      如宋时的茶盐司(经营茶盐的机构)、漕司( 负责赋税和粮食调运 )、郡庠(府立学校)；元时的各路儒学、府学、兴文署；明代的各藩府( 明代地方藩王)、县衙；清代的地方官书局(清同治、光绪年间在各省设置的官书局刻书，如江苏书局、金陵书局、湖北崇文书局)等所刊刻的书，均为地方官刻。     (2)家刻本:亦称“家塾本”，是指私人出资刻印而非出售牟利的。自宋神宗熙宁以来，解除民间印书禁令，私刻渐兴，且不乏善本。这类书籍，有以室名称呼者，如明代毛晋家刻书称汲古阁本，清代纳兰成德家刻本称通志堂本，清代鲍廷博家刻本称知不足斋刻本；有以姓名称呼者，例如宋黄善夫本，周必大本，明吴勉学本；有单以姓氏称呼者，如闵刻本(明吴兴闵齐仍刻)，凌刻本( 明吴兴凌濛初刻)等。     (3)坊刻本:凡以刻书经商者，不论其字号称为书棚、书铺二书堂、书肆、书店、书局等，所刊印出售的书通称为坊刻本。有些书坊，历经数世。如建安余氏勤有堂、建阳叶氏广勤堂等。据《书林清话》《大清高宗实录》等载，清代乾隆皇帝曾因内府藏书中多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行的书，曾命当时的闽浙总督钟音对该书坊进行调查，得奏日：“(余氏)先世自北宋迁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板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其年代已不可考。”据考余氏书坊历史长达 600多年，是在中外出版史上都很罕见的刻书世家。明代的熊宗立通晓医学，其自撰、注释和增补、校勘后刊行的医书多达24种，所用的字号有“种德堂”、“存德堂”、“德新堂”等。清代，随着石印、铅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印书企业，如扫叶书坊、点石斋石印局、千顷堂书局、广益书局等。坊刻本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一般说来，坊刻本书籍质量较差，有的错讹较多，甚至有以假充真，以缺冒全者。     4.按刻工质量     根据印书质量状况不同，有精刊本、影刊本、写刻本、邋遢本等。     精刊本: 指经过了专家的精审校勘，雕版字体工整清晰，刻工工艺水平较高的刊本。例如清代学者顾广圻为汪士锺据南宋闽中版校刻的《鸡峰普济方》、藏书家黄丕烈据宋本校勘复刻的《伤寒总病论》、鲍廷博据武英殿本等校勘而刊入《知不足斋丛书》的《苏沈良方》等，均属精刊本。          影刊本: 完全按照原刻本摹刻仿刊，甚至连文字的笔划缺损，纸张墨色等，也摹仿原刻。好的影刊本几乎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        写刻本: 是根据书法家抄录的字体而刊刻的版本。如元代赵孟頫《华佗中藏经》二卷本。     邋遢本: 指坊间纸张低劣，版面漫涣，字迹模糊的刊本。     5.按刊印的先后次序        根据雕版印刷的先后次序，可分为祖本、原刻本、重刻本等。     祖本: 指某一部书后来有众多不同的刊本，但是它们来源或依据于同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就是祖本。如明代王肯堂、吴勉学《医统正脉全书》中所收入的《素问》，清代京口文成堂仿宋刊本、镇江仿宋新刊本之《素问》，均源于明嘉靖二年的顾从德影宋本，顾本即是后世这几种版本的祖本。     原刻本: 也称“初刻本”。指该书初次刊刻的版本。原刻本大多直接依据原稿或早期传本刊印，最接近原貌。例如《本草纲目》金陵本、《温病条辨》问心堂本，即是这两部书的原刻本。     重刻本: 即按照原刻本或其他早期传本重新刊刻的版本。其内容一般与原刻一致，但是版框、行款、字体等可有变动。如果对文字或内容有所改动的，则应称为重订或修订本，在序跋或凡例中要加以说明。     此外，按照印刷的时间先后，还有初印本、后印本等区别。     6.按字体大小     根据字体大小，可分为大字本、小字本等。     大字本: 通常刻本半页10行，每行20字左右。有些书(尤其是宋本)半页不足10行，每行14个字左右，所谓“字大如钱”，是为大字本。     小字本: 因为大字本卷帙多，纸墨费用甚高，售价必然昂贵。小字本比一般刻本行紧字密，每半页15行以上，每行25字以上，可以降低成本，有利于书籍在民间的普及。     7.按版本大小     根据版本大小与装订不同，有巾箱本、袖珍本等称谓。     巾箱本: 巾箱是古人随身携带的存放头巾的小箱子。有些书雕造得很小，可以放置在巾箱内。但也有些是专为考生夹带人考场作弊用的，所以，宋宁宗时曾下令焚毁小版。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征集到的一部作弊用的微型书《五经全注》，长 5厘米，宽4厘米，厚0.7厘米，内容却包括了儒家经书及宋代儒学大师的详尽注释共10万余字，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成书尺寸最小、版面文字密度最大的作弊奇书。医书中也有巾箱本，如明代十竹斋刊《简易备验方》，高9.8厘米，宽6.9厘米，每半页 7行，行15字。     8.按墨色区分     按印刷墨色，可分为墨印、色印、套印等。     墨印: 多数书籍均为墨印，即黑色字体。     色印: 有朱印本、蓝印本之不同。一般的图书在雕版初成之后，依例应先用朱色或蓝色印刷若干部，作为校订者改正之用。定稿后正式开印则仍用墨印。后世据此引申出“蓝本”这一术语。明万历十八年刊元代滑寿的《难经本义》，有蓝印本，今藏上海图书馆。1904年武昌医学馆柯逢时刊《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有朱印本存世。     套印: 指同一版面要印刷两次以上，以着不同的色彩。最常见的是朱墨两色套印，正文为墨字，批注评点为红字。清代内府本《唐宋文醇》用四色套印，正文为墨字，康熙评语为黄色，乾隆评语用朱色，诸家品评用蓝色。光绪五年浙江书局刊 5卷本《洗冤录》(有梅启照序)为四色( 朱、墨、蓝、黄)套印。     9.按内容的完整性与增删情况     根据完整性以及增删和批注评点情况，分为增订本、删本、节本、足本、残本、批点本、评本、注本、配本等。     足本: 指原著内容完整，没有残缺或删减的版本。     残本: 与足本相对，是指内容有残缺的版本。火后劫余之本，称为“焦尾本”。     删节本: 有些书的不同版本，虽然书名未变，但其中的某一版本已将内容进行了删节，这就是删节本。如王好古《医垒元戎》，在《济生拔萃》和《医统正脉全书》两部丛书中所收录的，即是删节本。     增订本: 即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内容的刊本。例如清代周扬俊在明初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基础上增补注释，成为《金匮玉函经二注》。     批点本: 指后人将阅读心得或有关校勘文字附记于原著中的刊本。如徐大椿评点叶桂     (二)其他     1.活字印刷     活字本是指用胶泥、金属(如铅、锡、铜等)或木料刻成一个个单字的排印本。常见的活字排印书籍有泥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磁活字本、铁活字本等。文献记载，宋元时期已有活字印本。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说的“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以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是对宋代活字印刷术的明确记载。明末曾用木活字印过薛己《外科发挥》。清雍正年间用铜活字排印巨著《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认为“活字”不雅，改为“聚珍”，当时武英殿共刻制大小活字253500个，印行了许多典籍文献，每书首页有“武英殿聚珍版”6 字。因而，这套书被称为“武英殿聚珍本”或“聚珍本”。医书有《小儿药证直诀》《苏沈良方》等。     2.石印         石印技术为奥地利人施纳费尔特于公元1796年发明，后传人中国。石印本是先将所印的书，逐页以药墨书写在特种纸上，再反贴于石版上而留下字迹，经过修饰，上墨印成。由于该法成本低，很快成为印刷古籍的重要手段。如较早石印本有1892至1934年千顷堂书局刊《中西汇通医书五种》。     3.油印        油印是用金属笔尖刻书在蜡纸上，然后上版印刷的一种技术。多为非正式出版物，今已废用。     4.影印     影印是按原貌采取照相影印的方法复印，大都用于文献价值较高的古籍。有的按原书原状制版，有的则加以缩小，将数页合为一页，使文字集中，便于阅读，是为缩印本。

    一、版本的鉴别     古籍版本的鉴别，是学习版本学的重要技能锻炼，也是版本学知识具体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古籍版本的鉴别是一门专学，需要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进行古籍版本的鉴别，要在大量阅读浏览古籍的基础上，熟谙历代版刻特征，掌握某一学科领域内历代有关书目、藏书家识语题跋、雕版印刷史、文字学、避讳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不但注重书籍的外形考察，更要结合内容考证，才能得出客观的鉴定结论。对一般的中医药工作者来说，主要是了解一些版本鉴定的常识，以便充分利用版本鉴定的成果，为学习和科研服务。     (一)外观取证     关于古籍外观上的鉴定，主要是依据历代版刻形制、装帧特点、字体刀法等，从一些规律性的变化中，寻找依据，推求其刊刻年代，评审其优劣，辨别其真伪。     1.牌记、封面     刻书者往往于书的卷目之后或书尾卷末，刻上刊印者的姓名、堂号、书坊名称与年月等，这些字样用框格围起来，即为“牌记”，也称“书牌”、“木记”。有些牌记的形式，进行了艺术加工，设计成钟、鼎、琴瑟、荷叶莲花龛等形状，类似现代的商标图案。自金朝刻书盛行牌记以来，因牌记、封面大都刻有雕版年月、刻家姓名、堂名或者书坊名，为判定版刻年代、鉴定古籍的版本提供了简明的依据。如《证类本草》金刻本(或蒙古本)扉页有张存惠晦明轩木记，木记是一幅龟驮碑的图案，碑文为关于版刻时间、内容的说明。明代刊《新刊校正王叔和脉诀提要》一书，卷末有荷花莲叶龛式牌记，内刻“隆庆丁卯岁四仁堂刊”。     2.书口、行款、字体、刻工姓名     一书多刻，行款字数常常不同。而各个不同的时代，刻书的行款字数也各有特点。因此，书口、行款、字数可以作为辨别依据之一。历代刻书家在刻印行款、书口上颇费心思。为了版面折叠整齐对称，产生了各式鱼尾、空白象鼻作为标志。如北宋刻本多为白口单边，行格疏朗，字较大，字体盛行颜体或柳体，每行字数往往多少不一。后来大都左右双边，间有四周双边及黑口者。元刻本多为大黑口，行格密，篇题多用花型图案(墨盖)，字体多采用赵(孟頫)体。明刻自正德、嘉靖以后，一般为白口，字体渐变为方形或长方形之硬体字，显得有些僵硬呆滞。在明以前刻本书中，在版心下端，常见刻工姓名、藏板归属、刻书家名称。这种特有款式可提示该书刻印时间不晚于明代。     外观取证往往文献版本研究专家才能掌握。作为一般古医籍的阅读与利用，内容取证可能更为常用。       (二)内容取证     内容取证，是通过对书的序、跋、正文与注文中有关作者生平、学术思想、著书动机、流传状况等进行研究，以考证书籍的刊行年代及版本的真伪优劣。     1.序、跋     书的正文前后，一般都有序、跋，序、跋之中常常记述作者著书的目的、书名释义、卷帙多少、流布状况，序、跋之末署作序跋者的姓名、职衔、朝代、年月等。这些都是判断刻书年代的重要的内证。书的翻刻越多，序跋往往也越多。这种情况，一般应根据时间、内容，排出主从关系，并加以考证。如清代起秀堂刊本《小儿药证直诀》，即有阎孝忠原序、钱仲阳传、钱乙序、董汲序、陈世杰序等。可以通过对这些序文的研究，理清彼此之间的关系，为确定该书的成书时间与刊刻时间提供可靠的依据。     但有些翻刻、影刻本仅照录原有序跋而又不作说明，应加细审。     2.避讳字、特殊字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遇到与尊长、本朝帝王名字相同之文字时，不得直用其字，而是要设法规避，以表示尊敬，这就是避讳。反映在古籍当中，往往改用一些同义、近义或读音相近的字来代替。避讳改用的字，叫避讳字。简称讳文或讳字。最初，避讳只是为了表示尊敬，后来讳法加严，如触犯了规定，轻则革职除名，重则家破人亡。     由于避讳而改动古书，不仅给阅读带来某些困难，同时还容易把讳字当作正字，造成理解错误，或因避讳造成脱文、衍文。但通过避讳字进行版本时代的鉴别，却是一种有效而可靠的方法。陈垣《史讳举例》序中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因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     历代避讳主要有改字、空字和缺笔三种方法。改字是用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字代替要避讳的字。如秦始皇名赢政，故避嫌名“正”而改字为“端”。汉高祖名刘邦，故改邦为国。汉文帝名刘恒，故《史记》中将“恒山”改为“常山”。汉光武帝名刘秀，故时人将“秀才”改为“茂才”。     在中医古籍中，避讳改字也相当普遍。例如《太素·真脏脉形》：“大骨枯槁，大肉陷下，……真脏见，乃予之期日。”杨上善注云：  “古本有作正脏，当是秦皇名正，故改为真耳。真、正义同也。”     又该书《经脉同异》中：“手太阴之脉，出于大指之端，内屈循白肉，至七节后大泉。”萧延平按：“《灵枢》《甲乙经》……大泉，均作太渊，唐人讳渊作泉。”     又该书《阴阳合》：“甲主左手之少阳，……景主左手之阳明。”杨上善注：“甲乙景丁戊己，为手之阳也。” 萧延平按曰：“景， 《灵枢》作丙，唐人避太祖讳丙为景，犹讳渊为泉也。”李渊的父亲名李呙，故改“丙”作“景”。     再如唐人王冰注《素问》，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其《异法方宜论》中“民”字悉改为“人”。《伤寒论》真武汤，宋以前本名“玄武汤”，因避宋始祖赵玄朗讳，而改为“真武汤”。     空字的避讳方法是凡遇帝王或者尊长的名字，皆空其字而不书，或作空围，或写日某，或径书“讳”字。缺笔是遇到帝王或尊长的名字以缺笔字代替。如宋本《千金方》“恒山丸”作“恒山丸”，是为避宋真宗赵恒讳；清刻本《胎产心法》中“玄参”作“玄参”是为避清圣祖玄烨讳。     在中医古籍中，因避讳改地名、改人名、改官职名、改干支名，几乎无所不涉。例如唐代苏敬撰《新修本草》，至宋代唐慎微著《证类本草》时，因避赵匡胤祖父赵敬讳，将苏敬改为苏恭，是因避讳改人名。唐高祖李渊之父名李昺，嫌讳丙，故凡遇“丙”字多改作“景”。杨上善撰注《太素》，凡注文中干支名，“丙”字皆作“景”，“甲乙丙丁”作“甲乙景丁”，是因避讳改为干支名。“常山”，《神农本草经》原名“恒山”，乃因避汉文帝刘恒讳而改；“山药”《神农本草经》原名“薯豫”，先因避唐代宗李豫讳改为“薯药”，后又因避宋英宗赵曙讳改为“山药”等，都是因避讳改药物名。清圣祖名玄烨，为了避讳，将“玄府”( 即汗孔)改为“元府”，是因避讳改生理名词。     总之，如果能掌握避讳的常识和规律，对古籍文献的考证工作将带来方便。充分利用古籍中的讳字，有助于判定书籍版本的时代，鉴别作品真伪，考证作者的年代。     此外，不同来源的版本，正文、注文等具体内容上有多寡、详略之分。有些书通过引文所处的时代，也可以考察其可能的刊刻年代。     (三)其他     1.题跋识语与图书钤记     历代学者、藏书家获得珍贵的古籍，往往考察其版刻源流，记录该书的版刻特征、流传经过，写下个人的研究心得，题识于卷首、卷尾或扉页上，这就是题跋识语。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题跋识语，鉴别版本时代，区分版本优劣。     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四，录有其关于宋版《史载之方》的跋语，即叙述了得书经过、该书的版刻特征：“向闻白堤钱听默云，北宋时有名医因治蔡京肠秘之症，只用紫菀一味，其病遂愈。医者由是知名。其人盖史载之也。后余友顾千里游杭州，遇石冢严久能于湖上，出各种古书相质，归为余言，中有《史载之方》二卷，真北宋精椠，余心向往之久矣。客岁钱塘何梦华从严氏买得，今夏转归于余。余检其方，果有大府秘一门用紫菀者，始信钱丈之言为不谬。特未知用而见效之说出何书耳。至于版刻之为北宋，确然可信。字画斩方，神气肃穆，在宋椠中不多觏。其避讳者若炅字，尤他刊所罕。 千里艳称于前， 梦华作合于后，余于此书，可云奇遇。余喜读未见书，若此书各家书目所未收。惟《宋史新编》有‘史战之方二卷’‘战’者，以‘载’字形近而讹，无可疑者。余重其书之秘，出白金三十两易得，重加装潢。”     藏书印章始于唐，盛于宋，一直流传至今。根据藏书章，可以判断书版问世的时代下限。有元人藏章，书不可能出于明代，有明人藏章，则非清人刊本。《幼幼新书》有一种版本，钤有“明善堂”的藏书印记。而“明善堂”之印系清世宗之子弘晓 (怡亲王)之印章。怡亲王是有名的藏书家。因此，可以判断此本是内府传出的珍本。     2.各家著录     历代学者、藏书家等，往往将所见所藏之书的行款、版式、字体、卷数、作者、刊行者乃至流行与收藏情况等有关资料记录下来。这些资料，主要见之于各类目录书中。因此，学者、藏书家的读书志，是版本鉴定的又一重要依据。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关古籍的版本流传状况，各种稀见版本的实物记录。如：《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二对《仁斋直指方》十三卷抄本和二十六卷明刻版本的著录：“《杨仁斋直指方论》十三卷(旧抄本)：郡中有外科医生高某， 家多秘本医学书， 相传有《仁斋直指》，外间皆未之见。 及去岁某故， 所遗少妾幼子，家中书半皆散佚。而此书亦出，余得寓目，因遍检藏书家目，皆云仁斋直指方论附遗二十六卷，与此十三卷不合。虽曰明人附附遗，其二十六卷与十三卷所以异同之故，未经剖析，故目录家但知有二十六卷，曾不知有十三卷也。及十三卷之书出，而人反疑其卷帙之少，未敢信为善本，不之重也。今兹岁初，偶于坊间获明刻本二十六卷者，乃又追踪十三卷之抄本，始悉改十三卷为二十六卷者，出于明人。其目录之大小字，或照原或更改，尽出臆断，而本书面目尽失。因叹目录之学为甚难，苟非博闻广见，难以置喙。书必原本方为可贵也。余既收得刻本矣，不得不复置抄本之原书为如此。”     《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对现存中医古籍的版本及收藏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著录，为我们查找版本和鉴定版本提供了重要线索，是目前考察和利用中医古籍版本的重要工具书。     二、善本与中医古籍版本的选择、利用          (一)善本的概念     在中医古籍版本的利用中，尽可能选“善本”是最重要的原则。由于时代不同，关于善本的概念也不相同。有关善本问题，汉代人已经有所注意。因当时尚无印本，《汉书·河间献王传》称之为“善书”。叶梦得《石林燕语》谓：“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在这里“善本”概念是以校雠的好坏为标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后人心目中，凡宋元刊本等凡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书本，也称为善本。清人张之洞曾代提出过三条标准：一是“足本”，即无残无缺无删削的本子；二是“精校”，即精校精注本；三是“旧本”，即旧刻、旧抄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编辑条例中，列举“旧刻、精本、旧抄、旧校”四者作为“善本”的选择标准：“一日旧刻，宋元遗刊，日远日鲜，幸传至今，固宜球图视之。二日精本，朱氏一朝，自万历后，剞劂固属草草，然追溯嘉靖以前，刻书多翻宋椠，正统、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遗帙，择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万历以后，间附数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鲜传本者，始行入录。三曰旧抄， 前明姑苏丛书堂吴氏、 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半系抄本。至国朝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抄宋元精本，笔墨精妙，远过明抄， 寒家储藏， 将及万卷，择其优异，始著于编。四日旧校，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渊如之手者，尤校雠精审，他如冯己苍、段茂堂、阮文达诸家手校之书，朱墨烂然，为艺林至宝。补脱文，正误字，有功后学不浅。荟萃珍藏如与诸君子面相质问也。”综其所述，旧刻是指宋、元刻本；精本是明代洪武至嘉靖时刻本，也包括少数“雕刻既工，世鲜传本”者；旧抄是指各代著名藏书家收藏的精抄本；旧校是指经过卢文弨、黄荛圃、孙星衍等名家校勘过的版本。     善本的现代含义，据《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部规定：善本应具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凡校勘精审、错误较少、刻印精工、时代较早、具有一定学术资料价值的足本，均可视为善本。     综上所述，善本实际上有三方面的评价标准：一是从历史文物性或艺术代表性的角度看，时代久远、工艺先进、曾经名人收藏加工等，都是判断善本的重要条件。例如宋元刻本，旧抄本，名家手稿本，名人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即使时代较晚，如时在辛亥革命前，但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也属于善本。出土文物如敦煌卷子、秦汉简策等等，更是如此。二是从流传刊布情况看，时间越早，流传越少，价值越高，孤本就更受重视。三是从学术研究和利用的角度看，善本是指校勘精审，内容完整而没有删削或残缺，刻印较工或抄写较精，文字错讹较少的版本，或是具有其他版本所没有的重要内容的版本。     (二)中医古籍善本的选择     就医书而言，善本的标准又有自己的特点。如敦煌卷子医书，本身就是文物，从医学角度看，又是重要的学术资料，为善本无疑。黄元御《伤寒说意》稿本(山东昌邑文化馆藏)，时间为乾隆年间所写，书本身为名医黄元御遗物，书中有删改笔迹多处，也具有历史文物性，当属善本。又如《陆九芝先生遗稿七种》系稿本，虽为晚清作品，然有资料价值，仍视为善本。兹以马继兴先生的《中医文献学》所论为据，将中医药学善本书籍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出土的(个别传世的)简书、帛书和卷子本医书。由于其年代均系千余年的古书，因而在国内的均已列入珍贵文物。如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简帛医书、敦煌卷子、武威《治百病方》等；     (2) 根据古卷子本刻印的最早影刊本。例如日本文政六年(1823年)敬业乐群楼影刊的《黄帝虾蟆经》、日本安政元年(1854年)江户医学馆影刊古卷子本《医心方》等。此类刊本年代虽较晚，但存世者也甚为稀见，所以也是善本书。         (3) 宋金元明刊本、明清内府本均为善本。如赵府居敬堂本《伤寒论》为明内府善本，山西平阳府刊《西方子明堂灸经》为明刻善本。宋元医书刊本的最早影刊本、翻刻本，例如明代顾从德影刊宋本《黄帝内经素问》、明代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等。     (4) 凡宋金元及明初刊刻的医书，即使是刻工稍差的麻沙本或宋元本残卷、残页，均为善本。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外台秘要方》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本，虽仅存卷三第2-23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黄帝内经素问》金刻本二十四卷，仅存有十三卷，仍为善本。《针灸甲乙经》明正统三卷本残本，亦为善本。     (5)原刻本，无论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均为善本。如《本草纲目》金陵初刻本。即使雍正八年《胎产心法》、康熙间起秀堂仿宋代《小儿药证直诀》，亦系晚期善本。     (6) 只存孤本或仅有少数几部，其刊年虽晚，仍属善本。如1873年黄世格辑译成蒙文的《普济杂方》。     (7) 精刻、精校的医书，其刊年虽晚至清末，仍属善本。如钱熙祚守山阁本《黄帝内经素问》、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海鹏精刻本《墨海金壶》中的 4种宋人医书《全生指迷方》《旅舍备要方》《博济方》《伤寒微旨论》等。     (8) 经名家收藏加工、圈点批校或序跋题记，更增加其学术研究价值者。例如黄丕烈配补收藏的《千金翼方》(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北京图书馆藏傅山批注明赵府刊本《黄帝素问灵枢经》。又如《仁斋直指方》旧钞本，有杨守敬批校圈点，也为善本。     (9) 医书稿本、手写本或精校本。如夏英《灵枢脉翼》稿本、赵孟頫手抄《华佗中藏经》、清内府写本《医宗金鉴》等。     (10)凡系版本学上少见的类型，或有著名医家钤记的版本，可称善本。如朝鲜版《仁斋直指方》有朱筠印记；《幼幼新书》明内府抄本有怡亲王弘晓“明善堂”之钤记；中国中医研究院藏明万历十三年《保赤全书》，卷首目录有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的“王肯堂印”、“宇泰”等印鉴，清洄溪草堂刊本《难经经释》有徐大椿印，均属此类。     作为现代读者，虽然不必对善本书有精深的研究，但在阅读和利用古代医籍时，应当尽可能选择现代古籍整理专家校勘整理过的版本，以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如郭霭春的《黄帝内经素问校注》、张灿王甲的《针灸甲乙经校注》、刘渡舟的《伤寒论校注》、刘衡如点校的《本草纲目》等，都是当代较好的版本。     (三)善本书目     我国历代都有修纂国家藏书目录的传统。这种目录的编纂，大都是朝廷组织一批学者，调查国内藏书之后编纂的。自宋代发明印刷术以来，书籍大量增加，私人藏书家日多。他们往往不惜重金，搜求善本、孤本、秘本，建藏书之阁，精心校勘、评注、圈点古书，编制藏书目录。私人藏书目录各有特点，可补官修目录的不足。如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清·钱曾撰《读书敏求记》、清·陆心源撰《皕宋楼藏书志》、清·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在这些藏书目录中，多有关于善本的记载。其特点是注重版本，考证版本，辨别真伪，校雠异同。其著录多是精良的善本、孤本。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致力于善本书目的研究，并出版了一些专门著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也十分重视善本书的保护、利用及书目编纂工作，组织编纂了全国性的善本书目。另外，近年出版的一批善本图录精美逼真，纤毫不爽，如睹实物，可为我们提供直观的了解善本书的机会。        1.《中国善本书提要》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是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的集大成之作。1939年王氏在美国期间，鉴定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古籍善本时，撰写了1600余篇，回国后，又继续撰写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提要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提要。全书收录王氏经眼的古籍善本书目4400余种，按传统四部分类法编排。除记述各书的版刻特征外，他在所撰著的内容丰富的提要中，考校版本源流，考辨书之真伪，条列书中诸序跋，介绍作者情况，注明藏书家印记，评述各书的研究价值。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凡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又流传较少的古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均予收录。本书分为经、史、子、集、丛5部，收录了全国各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献馆、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及所属各研究所，其他科研单位等所藏古籍善本。各书的著录书名、卷数、编著注释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等。特别是新发现的善本，填补了某些学科领域的空白。该书各卷条目下均有编号，卷后附藏书单位代号表和藏书单位检索表，读者欲知某书在某单位，一索可得。     3.《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  任继愈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1909年，大学士张之洞奏请朝廷设立京师图书馆，请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及承德避暑山庄各殿陈设之书籍，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和内阁大库所藏宋元旧刻等，一并“交付图书馆妥慎储藏”，得到奏准，是该图书馆藏书建设之始。此后的90余年间，皇家秘笈、民间珍藏、鸣沙余韵、考古新出，各类文献尽归于斯。本书从丰富的馆藏中，选择400余种古籍珍品，分4部分编录：(1)古籍善本；(2)甲骨金石；(3)中外舆图；(4) 少数民族文献。每部类下按年代顺序编排，各幅图版从形态、特点、价值等方面予以提要介绍。     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  张玉范、沈乃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自京师大学堂创办至今，经过百年搜求，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成为国内古籍收藏大家。本书分5类：(1)宋元刻本； (2)明刻本；(3)抄本、稿本、校本；(4) 古代日本朝鲜本；(5) 活字本、套印本、绘本。全书收录馆藏珍品 174种，各幅图版从形态、特点、价值等方面予以提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