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献的校勘

    一、校勘与校勘学     (一)校勘     校勘，是指利用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通过比较核对和分析推理，发现并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错误。     校勘，古又称校雠或雠校。雠，本义为以言对答，以后逐渐引申，遂与校字义近，而用于校核文字。校雠一词最初的含义只是校正文字。《文选·左太冲(思)魏都赋》注引应劭《风俗通义》云：“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日雠也。”(“故曰雠也”四字原脱，据《 太平御览 》卷六一八补。)可见此时校、雠二字并无实质的区别，都是指校正文字，与现代的“校勘”一词相近。     但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所做的工作，并不只是校正文字，还包括“合众本以校一书，撮旨要而为序录，寻源流而别部居”，即审定篇第、鉴别版本、编修目录、撰写提要等内容10后世将刘氏父子所做的这些工作统称“校雠”，于是“校雠”一词的含义由狭而广。南宋郑樵《通志·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校雠通义》等，均指广义校雠。     校勘和校雠在历史上本来是一对同义词，都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狭义专指校正文字。二词至清代以后，校雠多用其广义，例如章学诚《校雠通义》；而校勘多用其狭义，例如阮元《十三经校勘记》等。现在，由于学科的分化，目录、版本已成为专门学科，故校雠一词已逐渐被校勘所取代，即只用其校正文字的含义了。         还应指出，校勘与校对不同。校勘是对古籍整理而言，具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方法，是复杂的学术性研究工作。校对则是誊抄书稿和出版书籍的一个环节，主要是用原稿核对文字，以订正其错误，保证书稿或出版物的质量，工作比较简单容易。一般地说，校勘资料称为“校勘记”，而校对资料称为“勘误表”。      (二)校勘学     校勘学是研究校勘及有关问题的专门学科，其目的和任务是研究校勘古籍的一般规律和法则，如校勘的历史、对象、依据、方法、条件和程序等，以指导古籍校勘实践。在中医文献学中，还要讨论如何利用校勘学研究的成果，为更好地利用文献服务。     二、校勘的目的和意义     所谓古籍，系指从先秦到清末的著作。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有20万种，仅中医古籍就有近万种。     (一)校勘是利用古籍的首要条件     古籍流传至今，绝大多数已不是原稿本、原抄本和原刻本，而是经过多次传抄翻刻的抄刻本。这其间，因文字变迁，书体六变，抄刻者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各种文字错误。同时汉唐以前的古籍，主要是写在竹简、木牍或丝帛上，很不容易保存，年湮代革，难免发生错落遗失、漫漶剥蚀等现象。即使是唐宋以后的古籍，由于多采用纸质抄本或刻本，在历代传抄翻刻过程中，因纸的损坏，或抄刻人的疏漏，书中文字也常常会有错、脱、衍、倒之处。正如《抱朴子·遐览》所说: “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在现存古籍中，常有这样的情况: 同一种书籍的不同版本之间，文字常有出入，而不同书籍转引的同一段文字中，其出入就更大。     古籍中发生文字错误的例证是很多的。就古医籍而言，《素问》一书传至唐代，就已经错乱不堪了。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说: “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诸如此流，不可胜数。”《素问》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进行校勘整理，就会有失传的危险，所以王冰用12年的时间，对《素问》进行了校勘次注。但此书流传至宋代，又出现了许多错误，宋臣林亿等奉仁宗之旨校正医书时，曾校勘《素问》，“正谬误者六千余字”。明清医家也对该书作了一定的校勘工作，纠正了《素问》中的不少错误。1980年，山东中医学院对《素问》进行校释时，参考古代医著近百种，收集国内外版本20余种，共出校记1700余条，删衍文10余条，补脱文40余条，指出异文1200余条，疑原文有误200余条。其他中医古籍，例如《灵枢》《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脉经》《甲乙经》《太素》《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在历代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字错误，大抵也是如此。因此，必须加以校勘，恢复古籍的原貌，才能正确地进行阅读、研究和利用。     (二)校勘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影印、汇编、辑佚、编制目录索引等各项工作。校勘除了本身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外，还是其他古籍整理工作的基础。这是因为，上述各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底本有误，其他工作也会相应地出现错误，致文失其真，令人难以理解原文，或致理解错误。故，必须对古籍进行校勘，改其错讹，补其脱漏，删其衍文，正其倒置，才能恢复原本之真，做到在古籍整理中准确句读、注释、翻译。     例如《灵枢·热病》云：“男子如蛊，女子如怚(jù巨)，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也。”文中“女子如怚”之“怚”字，在此义甚难明。怚，《说文》:  “ 骄也。”《集韵》: “剧也，妒也。”均与文义无涉。考《甲乙经》卷八第一上作‘阻”，《太素·如蛊如妲病》作“妲(dà达)”，于是后世医家莫衷一是，纷纷猜测。如马莳云：“男子以气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故曰男子如蛊，女子如怛。怛，当作阻，形容其血气留滞于内也。”张介宾：“蛊，如犯蛊毒胀闷也。怛，当作胎。如蛊如胎，无是病而形相似也。”这里因为出现了一个“怚”字，难以理解，因而导致了歧义纷呈，或作“疽”，或者作 “阻”，或作“胎”，或者作“妲”，究竟何者为是?若不做一番校勘，就难以判定是非。周学海云: “怚者，阻之讹也。《 甲乙经 》引此作阻。《脉经》有‘肝中风者，令人嗜甘，如阻妇状’。是明明以阻为妊娠之称矣，谓妊娠则经阻不下也，故妊娠之病日恶阻。……《太素》作妲，尤非。”周氏首先从文字上识破“怚”为“阻”之讹，又得《甲乙经》旁证，特别是以《脉经》“如阻妇状”来证明“女子如阻”之含义，证据尤为确切。说明要想正确注释理解原文，必须以校勘为基础。     (三)校勘是学术研究的前提     学术研究，特别是从事古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正确的文献是研究的前提。如果应用的古籍是有错误的版本，那么基于这种文献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就失去了可靠性。     如明·陆深《金台纪闻》云：“金华戴元礼，国初名医，尝被召至南京，见一医家迎求溢户，酬应不闲，原礼意必深于术者， 因注目焉。 按方发剂，皆无他异。退而怪之，日往观焉。偶一人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  临煎时下锡一块。 麾之去。元礼始大异之，念无以锡入煎剂法，叩之，答曰: 是古方耳。原礼求得其书，乃饧字耳。原礼急为正之。”此处由于古医书中“饧”字误为“锡”字，医家读书又不懂校勘知识，致引起药物误用。若是毒药，必然造成严重后果。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讹，在形式上多表现为误、脱、衍、倒等文字差异，在内容上则表现为理解分歧。一般而言，校勘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文字的差异，也就是指出和改正古籍在流传中发生的各种文字错误，以恢复原本真貌，而对于原书内容上的错误，一般不作为校勘的主要对象。     要想了解古籍中发生的各种文字错误，还必须熟悉古书致误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     一、误字     误字亦称“误文”或“讹文”，是指古籍在其传写和翻刻过程中出现的错字。古籍中的文字错误分有意致误和无意致误两种情况。凡因编校者臆断妄改者，属有意致误；凡因抄刻疏忽者。属无意致误。     (一)抄刻致误         1.形近而误: 形近而误，是指字形结构相似而导致的抄刻错误。有以下几种情况。     (1) 一般的形近而误。汉字的形体结构常有许多字形极为近似的文字，如戊、戍、戌；己、已、巳；日、曰；囚、因、困；夭、天、夫； 千、 干等。这些文字在抄刻中极易发生错误，从而造成误字。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新校正云：“按别本曰作日。”     (2) 篆隶书形似而误。先秦古籍中，多有因古文形近而误者，故校勘先秦古籍应该特别注意。而因篆文形近而误、因隶书形近而误者，如方、犬、士、大之类，更比比皆是。     (3) 草书形似致误。例如《素问·刺腰痛》: “厥阴之脉。”王冰注: “厥阴，一经作居阴，是传写草书厥字作居字。”又如《甲乙经》卷六第二“鬓发颁白”的“颁”，明抄本作“须”，是因为颁字的“分”旁草书，与“乡”相误所致。     (4)俗文形似致误。如《素问·阴阳离合论》: “ 三阳之离合也， 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此节两处“ 开 ”字，《太素·阴阳离合》均作“关”。杨上善注: “三阳离合，为关阖枢以营于身也。夫为门者具有三义: 一者门关，主禁者也。膀胱足太阳脉主禁津液及与毛孔，故为关也。二者门阖，谓是门扉，主关闭也。胃足阳明脉令真气止息，复无留滞，故名为阖也。三者门枢，主转动者也。胆足少阳脉主筋，纲维诸骨，令其转动，故为枢也。三阳为外门，三阴为内门。内门亦有三者，一者门关，主禁者也。……”萧延平按：“太阳为关，关字，《甲乙经》《素问》《灵枢》均作‘开’，日本抄本均作‘閞’，乃‘关’字省文。玩杨注门有三义，一者门关，主禁者也。主禁之义， 关字为长， 若开字则说不去矣。再考《灵枢·根结篇》以及《甲乙经·经脉根结篇》‘太阳为开’之上均有‘不知根结，五脏六腑折关败枢，开合而走’之文，……足证明后之‘为关’,‘关’字即前之‘折关’之‘关’字无疑矣。下‘太阴为关’与此同义。”又林亿新校正指出: “《九墟》 (即《灵枢》)、《甲乙经》‘开’均作‘关’。”由此可知，今本《灵枢》《甲乙》“开”字本亦作“关”，系后人因为“关”俗字与“开”相近而致误。     此外，还有偏旁或半字相似致误、坏字形近致误等等，不一而足。     2.音近致误: 汉字在形、音、义方面并不完全统一，音虽同而字形不同，其含义亦有区别。但古时由于造字较少，同音字之间常可借用，称为“同音通假”，一般不能算作错字。然而亦有同音不能假借而抄刻致误者，则是校勘的对象之一。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 》: “ 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林亿新校正云: “按《甲乙经》耗作好。”“好”与上文“欲”字为对文，为是。意思是说: 因恣情纵欲而使阴精竭绝，因贪图美色而使真气散失。《素问》作“耗”者，盖因“耗”、“好”古音相近致误。     3.文字相近致误: 此种情况多是由于文字在文句中距离相近，以致相互影响而致抄误。     (1) 偏旁移位或误增偏旁致误。如《淮南子·俶真训》: “吟德怀和。”按此句“吟德”当作“含德”。“含德”与“怀和”相对为文，均指内在品德，若作“吟德”，则与“怀和”不类。“吟”乃“含”字偏旁搬家致误。《素问·大奇论》: “脚下至少腹满。”林亿新校正云: “脚，当作胠。不得言脚下至少腹也。”《 甲乙经 》卷十第八、《太素·五脏脉诊》均作“肤”，司知“脚”乃“胠”误增“卩”旁所致。     (2) 分字或合字致误。如《敦煌古医籍考释·医方类·黑帝要略方》：“煮去骨”之“煮”字，原作“者大”二字，是把“煑”字误分为“者火”二字，又将“火”误为“大”是分字致误之例。又如《太平圣惠方》卷十九有“毒四童散”一方，方中并无毒药，“毒”难以理解。考《医方类聚》引本方作“王母四童散”，则知“毒”字乃“王母”二字误合所致。     (3) 涉上下文致误。例如《素问·脉解篇》：“少阳所谓心胁痛者，言少阳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阳气尽而阴气盛，故心胁痛也。”按此文前二“盛”字，乃“戌”字之误。考本篇六经均以地支配月份，如“太阳寅”、“阳明午”、“太阴子”、“厥阴辰”之类，此处言“少阳盛”则不类。《太素·经脉病解》正作“少阳戌”，可证。作“盛”者，乃涉下文“阴气盛”抄误。         (二)臆改致误     1.因不识古音、古义改误: 例如《淮南子·修务训》: “今以为学者之有过而非学者，则是以一饱之故，绝谷不食； 以一蹪之难， 辍足不行。惑也。”王念孙指出: “ 以一饱之故绝谷， 义不可通。饱当为字之误也。与噎同，《说文》:‘ 噎，饭窒也。……一噎而不食，与一躜而不行，事正相类。《说苑·说丛篇》: ‘一噎之故，绝谷不食: 一蹶之故，却足不行。语即本于《淮南》。今俗语犹云因噎废食。后人不识“”字，遂误改为“饱”。此属不知古义改误之例。     2.不知专业用语改误: 例如《金匮》卷下第二十四 :“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考《政和本草》引唐《本草拾遗》云: “肉中有星如米者杀人，不可食。”宋《养生类纂》引《食禁方》云: “凡肉中有米点，或自动，或堕地而尘不污者，皆不可食。”明《本草纲目》则更为详尽地指出: “病猪、黄膘猪、米猪，并不可食。黄膘猪之汁黄，米猪中有米。《说文》:‘豕食于星下则生息米。’《周礼》: ‘豕盲视而交睫者星。’皆指此也。”《周礼》即有此载，足证《金匮》之“朱”字，原来本作“米”字，乃指“米猪肉”而言。后人不懂专业用语，以为猪肉色赤如朱，故误改之。     此外，尚有不识古字、不明语法改误等等，此不一一列举。     (三)符号误为字         常见者为重文符号(=或々) 与空围符号(□)致误。      1.重文号致误: 例如《针灸甲乙经》卷四第一中:“夫脉者，血之府也。……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危)；弊之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考此节《 素问·脉要精微论 》新校正云：“按《甲乙经》及《脉经》作‘ 浑浑革革至如涌泉， 病进而危；弊弊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这说明《甲乙经》“弊之”原作“弊弊”，并且“弊弊绰绰”与上文“浑浑革革”为对文。其义甚明。作“弊之”者，“之”乃涉重文符号“々”致误。还有将重文符号误为“二”字，或将重文符号与“一”合为“三”者。       2.空围(□)误为“口”字: 例如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口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按照此节“口”字，在此义难安，乃为空围“□”误书。或初刻该书时多刻一字，由刻工挖削而成空围，非“犹有”下更有缺文。后人不知，遂以“口”字补之，故致误。     古书致误的原因还有很多，其致误的原因又是错综复杂的，形、音、义往往交错而成。因此，上述类例只是指出了致误的一些可能成因。在校勘古籍时，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切忌牛搬硬套。     二、脱文     脱文又称“夺文”，是指古籍在传写翻刻过程中脱落遗漏了的文字。如《素问·刺志论》：“气虚身热，此为反也。”《甲乙经》卷四第一下“气虚身热”上有“气盛身寒”四字。二书互异，何者为是? 考下文两书均有“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之句，故以《甲乙经》为是。《素问》有脱文。因为若无“气盛身寒”四字，则下文“气盛身寒，得之伤寒”一句就没有了着落。故林亿新校正云: “当补此四字。”     脱文有脱一字者，有脱数字或一句者，有脱行或脱数句者，甚者有脱页者。秦汉以前简帛形式的书籍，在流传过程中脱失部分简帛形成的脱文，一般称为脱简。由于一枚竹简大约可写 12-36字，故可据脱文的字数，大体了解脱简的枚数。帛书亦此相类。如《逸周书》有脱12字者，则可知脱一简；《明堂》有脱叙述明堂制度的81字，则可知脱一帛或数帛。造成脱简的原因，一般是无意的遗失或损坏，亦有因错简所致者，由于简帛次序错乱，常于缺简处造成脱文，而错置处出现衍文。     印本、抄本中，脱文主要是由于抄刻者不慎，漏抄漏刻所致。但也有辑校者主观理解错误，有意识删去部分文字造成的脱漏。此外，因避禁删削，也是古籍常见的现象。如清朝统治者搞文化专制，凡汉族抵抗外族侵略及有违其统治的著作，均予以销毁、查禁或删削，雍正、乾隆年间最甚。     三、衍文     衍文，又称为“剩文”，是指古籍在流传过程中较原文多出的文字。如《素问。金匮真言论》：“冬不按跞，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 长夏不病洞泄寒中， 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新校正云：“详‘飧泄而汗出也’六字，据上文疑剩。”即是以“剩”字称衍文。     从衍文的形式看，有衍字、衍句、衍行、衍页等情况。导致衍文的原因，除错简因素外，还有无意抄刻致衍及有意妄加致衍等情况。     (一)错简致衍     例如《灵枢·四时气》: “着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骨为干。肠中不便，取三里，盛泻之，虚补之。”按本节“骨为干”三字，与上下文不相属，乃属衍文。考《经脉篇》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等语，则知“骨为干”三字，乃《经脉篇》文字错简于此。     又如《 素问·上古天真论 》: “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按林亿新校正云: “详‘被服章’三字疑衍，此三字上下文不属。”考此三字王冰亦无注，当系错简所致衍文。     (二)抄刻致衍     1.涉上下文而衍: 有涉上文而衍者， 如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扁鹊曰：‘太子……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脉)，破阴绝阳之色，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按“破阴绝阳之色，已废脉乱”， 义不可训。 《太平御览·人事部·脉类》引本文作“破阴绝阳， 色废脉乱”， 其义甚明，当是。由此可见，本句“之”字，乃涉上文二“之”字误衍；“已”字，则又涉上文“色”字误衍。有涉下文而衍者，如《素问·离合真邪论》: “不可挂以发者，待邪之至时而发针泻矣。……故日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扣之不发，此之谓也。”俞樾《内经辨言》: “按‘不可挂以发者’ (指前句),六字衍文。……今衍此六字，盖涉下文而误。下文云: ‘故曰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扣之不发。’今误人此，文义不可通。”     2.涉注文而衍: 例如《素问·奇病论》: “人有重身，九月而喑，……无治也，当十月复。《刺法》曰： 无损不足，益有余，以成其疹。 然后调之。”按照“然后调之”四字，在此与前文义不相贯，《甲乙经》的卷十二第一、《太素·重身》均无，知此四字当系衍文。其致衍的原因，林亿新校正云: “按全元起注云: ‘所谓不治者，其身九月而喑，身重不得为治，须十月满，生后复如常也，然后调之。’则此四字本全元起注文，误书于此，当删去之。”林亿明确指出此乃因注文误人正文致衍。     又如《注解伤寒论·小青龙汤》条下云：“今此语反之，疑非仲景意。”按《伤寒论》本张仲景所著，不应在原文中出现“疑非仲景意”等文，显系后人注文混入正文致衍。     3.因误重致衍: 指古籍在抄刻过程中，误重其中一字、数字或数句，以致文字重叠出现，而又不符合原意者。如《素问·天元纪大论》: “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按后文“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16字已见于上文，今又重出，且上下不属，当为衍文。故《素问吴注》《类经》等书均从删削。根据古籍抄刻的一般规律，往往在两句相接处最易发生误重现象，应引起注意。         (三)妄加致衍     常见的有不明训诂妄加、不懂语法妄加、不知通假妄加等。如《淮南子·本经训》: “毕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王念孙认为，“差贤不”下不当有“肖”字。“不”与“否”同。贵贱、贤不，诽誉、赏罚，皆相对为文。后人不知“不”为“否”之借字，故妄加“肖”字而衍，即属于不知通假妄加致衍的例子。     此外，校刻、抄写者误读原文，误断文句或者不懂修辞而妄加字词，均是古书出现衍文的常见原因。     四、倒错     倒错，是指古籍原文位置的颠倒错乱。从倒错的形式看，主要有错简和倒置两种情况。二者在文字倒错的多少、距离远近及致误的原因方面均有一定的差别，但都属于原文位置的颠倒错乱。     (一)错倒的形式     1.倒置: 是指古籍原文中字词、文句位置的颠倒。一般多见上下(或前后)字词的颠倒，或错乱的位置不太远。倒置的原因，多由抄刻致误，亦有不明古义、古音等臆改者。     (1)前后字词互倒。指相邻的字或词相互颠倒，是古籍中最常见的倒置现象。例如《素问·汤液醪醴论》: “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对于“去宛陈莝”四字，沈祖緜《读素问臆断》云:  “此句亦倒，当作‘去宛陈莝’。《说文》曰:‘ 莝，斩刍也。’去、莝相对为文，宛、陈亦相对为文。《针解》云: ‘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菀即宛字，古通，亦菀、陈相对，是其明证。”由此可知，“陈莝”乃是倒置致误。     (2) 句间文字互倒。指字词的倒置并不相邻，而是在相邻的句子之间。 例如《 太素·人迎脉口诊》: “近者编绝，远者简垢。”杨上善注: “其简之书，远年者编有断绝，其近年者简生尘垢。”按此二句原文与杨注互异，若据文义，则以杨注为是，即本句当作“远者编绝，近者简垢”。可知句间“近”、“远”二字互倒。故萧延平云: “近、远二字，据注宜互易。”     (3) 节间文句互倒。指在某一段文字中，各文句之间出现互倒的现象。例如《甲乙经》卷十一第二: “骨癫疾者， 颔齿诸俞分肉皆满， 而骨倨强直，汗出烦闷，呕多涎沫，气下泄，不治。脉癫疾者，暴仆， 四肢之脉皆胀而纵， 脉满，尽刺之出血……呕多涎沫，气下泄，不治。筋癫疾者，身卷挛急，脉大， 刺项大经之大杼， 呕多涎沫，气下泄，不治。”按本节经文，其“筋癫疾”条26字，《灵枢·癫狂》《太素·癫疾》《千金》卷十四第五均在“脉癫疾”条前，其排列亦合骨、筋、脉医学之常理，是知《甲乙经》此二条互倒。     2.错简: 原指秦汉以前简策、帛书次第错乱造成的文字错误。后世已将其作为一个专用名词，而把古籍中一切位置错乱而相距较远者，统称错简。一般而言，错简的文字有多有少，少可数字，多至数句或整篇整章，而错简的距离则较倒置为远，近则数节之间，远可他篇他章。至于错简的原因，秦汉之前，多由编简绳断、简策散乱，或帛书断折、书页错插所致；后世书籍错简的原因，则多由装订错页、误抄误刻、或人为臆改所致。书籍一旦形成错简，后虽经重新编定，却很难恢复原来次第，加之辗转抄刻，形成定本，则更难寻觅。另外，由于简策的错乱，必然在脱简处造成脱文或佚文，而错人处则可形成衍文。     有在同一节段内，文句位置颠倒错乱。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壮满。五八肾气衰，发坠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丹波元坚《素问绍识》云: “推上下文，‘天癸竭’云云四句，似宜移于‘八八’下，恐是错出。”详文义，若“七八”已“形体皆极”，则“八八”之年仅“齿发去”，甚为无理。又“四八”原文下王冰注：“丈夫天癸，八八而终。”所论甚当。据此，则知该12字乃“八八”之文错简于“七八”之文下。故《素问校释》将其乙正为: “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     也有在同一篇(章)内节段之间位置相互颠倒错乱者。如《素问·平人气象论》: “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皆死。”按此节上接“尺脉缓涩，谓之解安卧 ”等尺脉诊法，下接“ 颈脉动喘疾咳，曰水”，等症状诊断，以及心、肺、肝、脾、肾之平、病、死脉，文义不属。故高士宗将上文“肝见庚辛死，云云32字，移于本篇末节“辟辟如弹石，曰肾死”之后，文义顺承，当是。此因错简导致了篇内段落错乱。     有某篇(章)一节或数节文字因错简而错出于其他篇(章)中。例如《素问．腹中论》: “帝曰：人有身体髀股骨行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 岐伯曰： 病名伏梁，此风根也。 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按此节从“帝曰”至“病名伏梁”，王冰注云: “此二十六字错简在《奇病论》中，若不有此二十六字，则下文无据也。”林亿新校正亦云: “详此并无注解，尽在下卷《奇病论》中。”说明此26字原错简在《奇病论》中，乃王冰移于此。     更有甚者，有的两篇错合一篇，有的一篇错分二篇等，乃是整篇章的错简。如《素问》一书，唐王冰序称: “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等，就是这种情形。为此，王冰调整了部分篇卷次序，改正了某些原文错误。宋林亿曾用全元起注本与王冰注本对校，仅篇次调整就有20处。如全元起本《宣明五气篇》，原与《血气形志篇》误合一篇；《皮部论》与《经络论》误合一篇，而王冰则将其各分为二篇。全本两出《四时刺逆从论》，内容稍异，王本则合为一篇。全本有《经合论》《真邪论》，内容相同，王本则合为一篇，更名为《离合真邪论》等。说明《内经》曾有过一段错简严重的时     (二)倒错的原因     1.抄刻错位: 抄刻错位是引起字词、文句倒错的重要原因。古时书籍的流传主要靠抄刻，由于抄刻者粗心，将相临的字词或相近的文句抄倒，又未经认真核对勘正，致使文字发生错位。秦汉以前古籍文句、段落、篇章错位，则主要是因编断帛折，简页错插，抄刻者难以复其旧位，遂因错而抄录。书籍流传既久，后人泥于尊古，或不善校勘，乃致以讹传讹，造成书籍文字倒错。         如王冰注《素问·序》云：“重《合经》而冠《针服》。”按《素问．离合真邪论》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名《 经合 》；第二卷重出，名《真邪论》。”据此，则《合经》当作《经合》，系抄刻而致错位。     2.臆改错位: 是指后人不解古文字词音义，或不明专业用语，根据自己的理解臆测原文，以为有误而妄改之，遂致字词、文句等倒错。     如《脉经》卷一第一: “动脉，见于关上，无头尾，大如豆，厥厥然动摇。”按“大如豆”，敦煌残卷《玄感脉经》作“如大豆”。考上文动脉有“无头尾”之描述，此乃指脉体短如大豆，而非言脉搏之大小，故《玄感脉经》为是。《脉经》作“大如豆”，则是因校者不通脉学知识妄改所致。

    五、异文     异文是指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版本之间、或同书前后文句之间、或相关书籍之间的文字差异。其存在形式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由于抄刻不慎或臆改原文导致的误脱衍倒，是校勘的主要对象，前已论及。第二类是因时代变迁、字体演变、书写形式不同造成的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通假字和避讳字，属非错误性异文。第三类是由于臆改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难以判定是非的文字差异。     (一)非错误性异文     1.古今字: 在古代，汉字最初的数量较少，要表达丰富的思想和语言，一个字除表示本义外，还得兼表别的意义，称为古字，也称为“初文”。后来，为了解决一字多义的矛盾，人们又在原字的基础上，附加某些相应的偏旁或文字，形成新的合体字，从而代替原字所表示的一部分含义，于是便产生了今字，也称“后起字”。古今字在中医古籍中是常见的，如藏府与脏腑、支与肢、写与泻、差与瘥、齐与剂、内与纳、丁与疔、王与旺、文与纹、莫与暮、俞与腧输、鬲与膈等。校勘古籍时，对古今字一般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为保存古籍原貌，原文中不予改动，只是在首见处出校说明。这种情况多见于以繁体字排版时。二是在原文中以今字律齐，并在“点校说明”中指出。这种情况多见于以简化字排版时。     2.异体字: 是指读音、意义相同，只是形体不同的字。即一字多形。例如暖与煖、蛔与蛕蚘、灾与災、柏与栢、痹与痺、喑与瘖、疏与踈、惟与唯等。异体字与古今字不同，古今字两字之间只有一部分意义相同，且只有表示相同意义时，古字才能为今字所代替；而异体字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相互代替。     古籍中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对阅读、印刷常带来许多麻烦。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对异体字进行整理，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停止使用了1055个异体字，可以作为校勘整理古籍的参考。一般而言，对异体字的校勘也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保留原字，多见于以繁体字排版时。一是以《异体字整理表》规范律齐，多见于以简体字排版时，并且在“点校说明”中注明。     3.繁简字: 指繁体字和简体字。凡音义相同的汉字，在未经简化以前，称为繁体字；经过简化，笔画简单的字，称为简体字。     繁简字是以前就有的，过去多称简体字为俗字或俗写字，古籍中常可见到，在校勘整理古籍时一般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法有两种: 以繁体字排版时，多改为规范繁体字，或保留原貌；以简体字排版时，多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四批简化字加以律齐。     4.通假字: 通假字也叫通借字。是指两个字的形体和意义本不相同，由于读音相同或相近，甲字可以被乙字所借用。     例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王冰注曰:“ 圣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按“佩”，古通“倍”。《荀子·大略》:“ 兰苣槁木，渐于蜜醴，一佩易之。”王先谦注:“ 佩，或为倍。”倍有违背、背道之义，《说文》:‘倍，反也。”《 礼记·中庸》:“ 居上不骄，居下不倍。”即此义。由此可以看出，“佩”当为“倍”的借字。     通假字是在校勘古籍时经常遇到的异文，由于借字之间在意义上毫不相干，只是音同或音近，所以在校勘古籍时必须特别小心，切不可将通假字当作误字处理。     例如《素问·痹论》:“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因“虫”字其本义在此难以理解，而《甲乙经》卷十一第一下、《太素·痹论》又均作“急”，因此，后世医家多从《甲乙》《太素》改作“急”。此即失之详考所致。考“虫”乃“痋”之借字，《说文》:“痋，动病(一作痛)也。” 段玉裁注:“痋即疼字。”《神农本草经·中品》:“白薇，味苦辛，主暴中风，……寒热酸疽。”亦可证。因此本文“逢寒则虫”者，乃“逢寒则疼”之义，非必“逢寒则急”。     一般而言，通假字的读音是一致的，如有不同者，则应读借字之音。如“能冬不能夏”，“能”为“耐”之借字，则读“耐”音，而不能读“能”音。     (二)难以判定是非的异文     此类异文大多是在古籍流传过程中，因简帛剥蚀，或辗转抄刻，或经分删增合，而致文字互异。由于异文出现的年代已久，又无新的可靠的资料佐证，所以常常是难以判定是非。     1.同书版本之间的异文: 指同一种古籍的各种不同版本之间出现的异文，而又难以判定是非者。古注中多以“一曰”、“一云”、“一本作”、“别本作”、“某某本作”等加以表述。     例如《甲乙经》卷十第一下: “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微行则为痒。”“气”下原校云: “一本作淫气。”     《素问·汤液醪醴论》: “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 “精神进，志意定，故病可愈。”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素问校释》云: “温病，元刻本、朝鲜刻本、道藏本均作病温。”     以上可以看出，此类版本间的异文，或两义均通，或难以考察，已无法判定孰是孰非。     2.同书前后之间的异文: 同一种古籍中，前后各篇章之间常有相同的文句，其间出现了异文，而又难以判定是非者，属此类。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新校正: “按《天元纪大论》‘悲’作‘思’。又本篇下文‘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玉机真脏论》作‘悲’。诸论不同。……盖言悲者，心悲能胜怒，取五志迭相胜而为言也。举思者，以思为脾之志也。各举一，则义不足；两见之，则互相成义也。”因林亿难以判定“悲”、“思”正误，只得采用了折衷的方法。      此类异文多见于古代汇编而成的著作，如《内经》《甲乙经》《脉经》《外台》等。     3.相类古籍中相同篇章之间的异文: 在古代，同属某一类学科的古籍(如中医古籍)，由于相互转引，常有相同的篇章或文句，其间出现了异文，而又难以判定是非者，属此类。     例如《甲乙经》(理论部分)、《太素》均是根据《素问》《灵枢》的内容整理而成，故各书之间原文基本相同。但四书流传至今，却出现了许多文字差异，有些甚至难以判定是非。如关于“六经气血多少”，《素问·血气形志篇》《灵枢·五音五味》《灵枢·九针论》《甲乙经》卷一第七、《甲乙经》卷一第十六、《太素·任脉》《太素·知形志所宜》均有论述，各书都互有差异，至今难以定论。     异文是校勘中经常遇到的繁重工作。校勘时，可以结合理校提出倾向性意见；确难判定是非者，则采取两说并存的方法。     六、避讳字     由于避讳而改动古书，不仅给阅读带来某些困难，同时还容易把讳字当作正字，造成理解错误，或因避讳造成脱文、衍文。因此，处理避讳字，也是校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避讳在我国历史上实行的时间很长，涉及的范围很广，不仅避真名，还要避嫌名，因此在古籍中存有大量的避讳字。这些避讳字既给阅读古籍带来了一定困难，同时历经辗转抄刻，又由此产生了许多脱误衍倒等文字错误。     在中医古籍中，由于避讳改人名，有误以一人为二人者，如《医部全录》在记述吴太医令吕博时云:“按《玉匮经·序》，吕博……撰《玉匮针经》及《八十一难经》。”又云: “按《撄宁集》，吕广，吴太医令，著《难经注解》。”于是提出“不知孰是，故并录俟考。”其实，吕博即吕广。隋炀帝名杨广，因避讳，将“广”改为“博”。有因避讳改物名，误以一物为二物者，如中药“山药”，唐代以前本名“薯豫”，因避讳而改，后世不知，以致某些方剂中，薯豫与山药并存。还有误以讳字为讹文者，如清圣祖名玄烨，为避讳，将“玄府”(即汗孔)改为“元府”，后人不知“元府”即“玄府”，而认为“元”为错字。     避讳造成古籍的某些错误，是校勘重要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掌握避讳的常识和规律。有关避讳方面的知识，可参阅陈垣所著《史讳举例》。     以上所论，多是需要校勘的独立性错误，但在实际上，古籍的讹误往往复杂得多，一是在一句或一节文字中，可能存在多处讹误；二是可能由于一处的讹误而又引起了其他错误。因此，这就要求从事校勘工作的人员，必须细致地考察原文，认真地寻找校勘的对象。

    校勘的方式，是指根据校勘的不同目的，采取的不同校勘形式。校勘的方法，则是指为了纠正古籍中的错误，采取的具体校勘办法。二者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一、校勘的方式     出于不同的校勘目的，古人主要有四种校勘方式。     (一)存真式     存真式也叫存古式，主要是收藏家和鉴赏家所采用的校勘方式。收藏、鉴赏家每得到某一古本或善本，便与自己所藏的版本进行一番对校，不仅记其文字的差异，而且记录该书的行款、版式、字画的不同和纸质，甚至古本上的圈点、收藏图章也要记录。叶德辉《藏书十约》所说的“死校法”，实际上应属于此种形式：“死校者，根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目的在于保存古本善本的原貌，提高自己藏书和鉴赏的价值，并使读者知道曾有过这样一个古本或善本。     (二)求真式     求真式主要是研究家所采用的校勘方式，其目的是对作者原书错误加以勘正。即段玉裁所说“断其立说之是非”。     古人写书，受因历史条件、知识范围的限制，或因作者记忆不清、疏忽大意，错引他书，从而导致原书中出现各种错误。一般而言，校勘是为了恢复原书的面貌，对于作者原书错误不应过于追究。但研究家为了澄清事实，发扬学术，昭示来者，便对原书中的错误加以校勘，以求事实之真，故称之为“求真式”。     (三)校异式     校异式是古代校勘家采用的校勘方式之一。它不直接改动原书中的文字错误，而是把一书各种版本及引用他书的各种异文，在校勘记中罗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抉择正误。亦可在校勘记中发表某些倾向性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四)订讹式     订讹式是古今的校勘家采用最多的一种校勘方式。它先用不同的版本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校出一书底本中的异文，然后以理推测异文正误，并把底本中的错误改正过来，同时在校勘记中注明校改的依据。即使是难以判定是非者，也要尽可能发表倾向性意见。叶德辉《藏书十约》所谓“活校法”，实属此种校勘方式：“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     以上四种校勘方式，是学者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在实践中运用的校勘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古本可直接影印出版，存古式的校勘已无必要。而对于其他三种校勘方式，则多结合运用，以提高校勘效果。     二、校勘的方法     校勘的方法，是指依据各种校勘资料，对古籍中的误脱衍倒等文字错误所采取的勘正方法。在清代以前，学者对古籍曾做了大量的实际校勘工作，也曾运用了各种校勘方法，但缺乏理论总结。近人陈垣先生通过详校《元典章》，著成了《校勘学释例》，在“校法四例”中提出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四种校勘方法，被公认为是对校勘方法科学概括的总结，至今仍被广泛采用。     (一)对校法     对校法即用同一部书的各种不同版本相互校勘的方法。《校法四例》云: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对校法的特点，正如陈垣所说，“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故其优点在于“最简便，最稳当”，“不参己见”，免去妄改之弊。缺点则是“不负责任”，“不校是非”。所以，现在一般把对校法作为校勘的第一步，即收集校勘资料的过程，然后再结合其他校法辨明是非和决定取舍。     (二)本校法     本校法就是将本书的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判断其书中的错误。《校法四例》云: “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文字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缪》，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在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 近而数页， 远而数卷，属词比事，抵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1.本校的前提: 本校法也是获取内证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无版本对校的情况下，更显得十分必要。但本校也有两个前提条件:      (1)书籍须是出自一人之手，才可选用本校法。若是多人合著，由于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遣词造句特点和行文的习惯，对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如果用本校法前后互证，强求一律，就会导致以不误为误的现象，失去“复原存真”的校勘宗旨。特别是先秦古籍，流传至今，有些经多人改撰，已非一人之作。例如《周易》有卦辞、爻辞、易传，《礼记》《论语》为孔子门人汇集，《内经》亦非出自一人之手，故用本校法时尤宜慎重。     (2) 资料来源必须相同，才可选用本校法。因为资料来源不同，往往对历史真相、风俗人情、名物制度的记述各有差异，若用本校法前后比勘，互相校改，无异于削足适履。例如先秦古籍中，《尚书》有虞书、夏书、周书，《左传》采自晋、楚、鲁、周、郑、宋、卫等国简策旧文，《内经》则引用了《上经》《下经》《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阴阳》《从容》等古籍，虽经过汉代刘向、李柱国等人整理，因多引用旧文，不事改作，前后文字多有明显的差异，故不宜过用本校法。汉以后著作，亦有不少类似情况，也不宜用本校法。     2.本校法的特点: 本法的优点是：在无对校本和他校本可据的情况下，仍能校正书中文字错误。其缺点是: 该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校出的误脱衍倒等异文，除可确认为抄刻致误者外，一般不宜径改原文，只能写入校勘记中。     (三)他校法     他校法是指用不同著作的相同内容进行相互校勘的方法。如《校法四例》云: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1.他校的前提: 利用他书校勘本书，必须注意以下前提条件。     (1) 必须弄清本书与“他书”的关系。据陈垣所论，“他书”也就是本书所引前人之书、引用本书的后人之书、与本书有相同或相近内容的同时代之书。此外，与本书作者相同或由同一著作分化出的“他书”，也应列入。例如中医古籍的内容多有渊源关系。基本理论中，《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脉经》《甲乙经》《太素》《病源》，以及金元医家的著作和明清温病学的论著，多是一脉相承；药物著作中，《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开宝本草》《证类本草》《嘉祐本草》《政和本草》，以至《本草纲目》等，其对药物的论述则是递相补充；方书中，《伤寒杂病论》《肘后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以至《普济方》等，亦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临床各科、养生保健等著作，大抵也如此；而类书更是直接引用他书之作。关于同时代的著作，由于同引一书、同记一事的现象极为广泛，故内容相同或相近的著作也很多，如晋代《脉经》与《甲乙经》，唐代《千金》与《外台》，宋代的《圣惠方》与《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清代的《温热论》与《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关于作者相同的著作，例如孙思邈《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与《伤寒明理论》，张元素《医学启源》与《洁古家珍》，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与《脾胃论》，朱丹溪《格致余论》与《丹溪心法》，张景岳的《类经》与《景岳全书》等；一书分化的著作，如《内经》分化为《素问》和《灵枢》，《伤寒杂病论》分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     (2) 对“他书”必须有所选择。在弄清本书与他书源流关系的基础上，便可根据目录和文献检索知识收集他书资料，并对收集的他书资料进行初步分析，看其引文内容多少和可靠程度。一般地说，如可供校勘的他书资料较少，则全部用作他校本；如果他书资料很多，就应选择相同内容较多、引文比较严谨者作为主要他校本。另，他书也必须选择善本，因为善本错误较少，出校的资料比较可靠，校勘的价值也较大。     2.他校法的特点     (1) 范围最广，用力最劳。他校法是以他书校勘本书，由于一书在撰写中常常引用大量的他书，又常常被多种后世著作所引用，所以他校法具有“范围最广，用力最劳”的特点。     (2) 非此法不能证明文字的讹误。因为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以讹传讹，各版本之间难以发现问题，反不如所引之书更符合古籍原貌，所以有时用他校法获益更多，非此法不能证明其文字的讹误。如以医统正脉全书本《针灸甲乙经》为底本进行校勘时，因此本又是《四库》本、黄海本、道藏本、《医药汇海》本等众多版本的祖本，文字几乎无出入。他校本中，如《素问》《灵枢》《太素》《千金》《外台》《圣济总录》《医学纲目》等，则相对保存了《甲乙经》文字的原貌，故校勘者多以他校本判断文字的正误。又如《胎产心法·子肿子气子满论》有“全生白术散”一方，现存所有版本在方药组成中均无“白术”，与方名不合，而本书所引《全生指迷方》一书“白术散”中，则首味即是白术，从而为校补此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这也正是他校法的优点。     (3)不宜轻改原文。古人引书，不似今人严格，为了自身的编写目的或行文的方便，常改动原文，或凭记忆引书，或摘取有关内容，中间不示省略。故以他书校勘本书，必小心谨慎，只有通过对校、本校找出内证的情况下，才可改动原文，否则，只宜对专门名词术语，及时间、地点、人物等易于辨析的字句择善而从，而对其余的异文只宜写入校勘记中，不宜作为校改的主要依据。对于个别行文之出入，虚字之有无，以及省略之引文等，不但不可据改，亦不必写人校记中。     (四)理校法     理校法就是据理推测正误的校勘方法。《校法四例》云: “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必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1.理校的前提: 《荀子订补序》说：“大抵书有疑义，所以决之，不出四端：一曰训诂之相通，二曰他书之所引，三曰文势之相接，四曰义理之所安。”这四者除“他书之所引”属他校法外，其余三者均属理校法的范围。其中训诂属于对文字的考证，文势属于对文句的分析，义理属于对思想内容的判断。训释文字，需从形、音、义三方面考证，分析文势需从修辞、语法人手，二者均属于古汉语知识，可称为文理；而判断思想内容，则需要专业知识，或文或史、或哲或医、或天文或地理等，可视所校书内容而定。例如校勘中医古籍，就必须懂得中医专业知识，又称医理。由此可见，运用理校法，必须做到:      一是精通古汉语知识，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二要精通专业知识。比如历史、文学、哲学、医学、天文、地理等。校勘中医古籍，就必须懂得中医专业知识。因为中医有自己专门的学术理论、学术内容、名词术语和临床治疗特点。如果没有专业知识，强以不知为知，就不可能发现问题并正确地解决问题。     2.理校法的特点     (1) 最为高妙。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对校、本校和他校只能校出异文，而对异文的是非正误，必须通过理校加以判定。特别是在没有资料可供比勘的情况下，要想正确地推断古书文字的正误，就更加困难，故段玉裁说: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要想正确地运用理校，就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从不同角度分析判断古书的文字。如果运用得恰当，则可以解决千古悬案，平息后世纷争，为读者提供可靠的资料。     (2) 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对校、本校和他校，不论内证或外证，总有可供比勘的文字，所以比较稳妥，而理校法主要据理推测正误，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往往会得出错误的推断和结论，不仅不能纠正古书中的讹误，反会以不误为误，妄自勘改，使纠纷愈甚。     为了避免在理校法中出现“以不误为误”的弊端，校勘者必须做到态度严肃认真，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卤莽灭裂”，不能凭空臆测。同时，校勘中医古籍，不仅要精通古汉语知识，还要精通中医专业知识，以便从文理、医理两方面对中医古籍加以考察，从而避免片面性。     校勘的方法虽然有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方法，但是在实际校勘工作中，并不是孤立的使用，而是几种方法综合运用，特别是遇到较为复杂的问题时更是如此。同时，校勘的历史也已证明，凡比较成功的校勘，也都是采用综合校勘取得的，即所谓“曲径旁通，多方求正，终得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