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耳鼻喉口齿科简史

祖国医学起源于远古时代，在距今约50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生活和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就有原始的医疗活动。     夏商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前1066年)，我国从原始社会逐步进入奴隶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文化和医药方面都所发展。人们对耳、鼻、口、齿、舌、喉等病已有初步的认识。例如甲骨文中的“”字，表示牙齿上的窟窿，即后世所称之龋齿病。又如“”病，即是鼻病的意思。在卜辞中还载有“贞旨自病”(自者鼻也)、“贞病耳”、“贞病舌”、“贞病口”等。     西周(约公元前1066年-前771年)，我国从奴隶社会进人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在医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人们通过对疾病长期观察，进一步认识到疾病与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异常变化有关。例如《礼记·月令》记载：“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左传》说：“耳不听五声为聋”，这是关于耳聋的最早定义。《山海经》里载有元龟、白鵺等多种预防和治疗耳病、喉病的药物。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记载：“扁鹊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可说是我国最早的五官科医生。     随着医疗活动的不断增多，防病治病的经验逐渐积累，对于疾病的认识日益加深。因此，到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出现了医学的专著《黄帝内经》，它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医学专著，它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其中关于耳鼻咽喉口齿学科论述也是极为丰富的。例如《灵枢·忧恚无言篇》中说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雍垂者，音声之关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八八则齿发去。”《内经》不但对耳鼻咽喉口齿的生理功能做了概括，更重要的是《内经》从整体观出发，认识耳鼻咽喉口齿并不是孤立的器官，而是与五脏有密切的关系，即认为耳、鼻、口、舌为苗窍，受五脏 所主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心主舌……在窍为舌”，“脾主口……在窍为口”，“肺主鼻……在窍为鼻”，“肾主耳……在窍为耳”。《灵枢·脉度篇》又说：“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等。     《内经》对于耳鼻咽喉口齿疾病的病因病理，也有不少的论述。如《素问·气厥论》说：“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蠛。”《灵枢·决气篇》中说：“精脱者，耳聋。”《灵枢·口问篇》说：“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     《素问·阴阳别论》说：“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     《内经》论及耳鼻咽喉口齿科疾病及症状的有耳聋、耳鸣、耳中有脓、耵聍、鼽嚏、鼻衄、鼻渊、喉痹、喉塞、猛疽、瘖、口糜、口疮、齿痛、龋齿等三十多种。     《内经》的有关论述，为耳鼻咽喉口齿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难经》在《内经》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尤其对口齿、咽喉等的解剖作进一步的补充。如《难经·第四十二难》中说：“口广二寸半，唇至齿长九分，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喉咙重十二两，广二寸长一尺二寸，九节”。     秦汉时代(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我国医学进一步向前发展。医学分为九科，其中有口齿科，咽喉科也包括在内。《淮南子·记论训》中曾经提到对喉病手术的意见：“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这是经过实践总结的经验。《神农本草经》是这个时代的名著之一，也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药学专书,它汇集远古至汉代以前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其中论及治疗耳鼻咽喉口齿疾病的药物53种，这些药物大多数沿用至今。     据文献记载，汉代名医华佗曾用大蒜汁治愈咽部重患的病人。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创立了比较系统的理、法、方、药辨证施治方法，对耳鼻咽喉口齿科疾病的治疗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伤寒论》对于伤寒少阴咽喉痛进行辨证施治，运用猪肤汤、甘草汤、桔梗汤、苦酒汤、半夏散及汤等不同方药治疗不同症状咽喉病，确有成效，故成为后人治疗咽喉诸病的常用方法。《金匮要略》，最先描述“妇人咽中如有炙脔”一症，即后世所称梅核气，用半夏厚朴汤治疗也是运用至今。又如《金匮要略》中有用皂荚末吹人鼻内及用韭汁滴人鼻内以抢救危重病人的方法，可说是吹鼻法及滴鼻法的最早记载。除此，还载有以雄黄、葶苈治龋齿的方法。据文献所传，张仲景著有《口齿论》一卷，可惜已亡佚。     东晋(公元317年—420年)葛洪所撰《肘后备急方》，收集记载不少简便验的救急方药，首次记载耳道异物、气道异物和食道异物等病的处理方法，例如用韭菜取食道鱼骨刺。     晋代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对于耳鼻咽喉口齿疾病的针灸疗法也有不少记述。     隋代(公元581年—618年)巢元方等人所撰《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病因病理专著，它除了发展了病因病理学外，更丰富了不少病种。其中对于耳鼻咽喉口齿疾病，设有专卷论述，列症69候，还有不少疾病散见其他各卷中，全书论及耳鼻咽喉口齿疾病有130多候。并注意到小儿的生理特点，把小儿耳鼻咽喉口齿疾病作了专卷论述。此书对于疾病的观察比较详细。例如对于脓耳治疗的不当，可以引起危重的并发症(即后人所称之“黄耳伤寒”)，“耳中疼痛候”中说：“凡耳中策策痛者，皆是风人于肾之经，不治流人肾，则卒变脊强背直，成痉也，若因痛而肿生痈疖，脓溃邪气歇，则不成痉，所以然者，足少阴为肾之经，宗脉之所聚，其气通于耳，上焦有风邪，入于头脑，流至耳内，与气相击，故耳中痛，耳为肾候，其气相通，肾候腰脊，主骨髓，故邪流人肾，脊强背直。”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的社会经济较发达，医药也跟随着发展。公元624年，唐政府设立“太医署”，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医科学校，它是培养医学人材的机构，又是医疗单位。太医署设立五种医学专科，其中就有耳目口齿科，学生学习四年。可见这时耳鼻咽喉口齿科已初具规模，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专科，这在祖国医学耳鼻咽喉口齿科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     唐代的医学名家辈出。著名医家孙思邈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将鼻、口、舌、唇、齿、喉、耳病归为七窍病,收集治法甚多，列方291首，灸法14首。此外，还列有通九窍药品、衄血药品、耳聋药品、口舌干燥药品、坚齿药品、口疮药品等。治疗方面，除了内治之外，更广泛地采用药物外治、手术、针灸、砭法、导引及食疗等。烧灼治疗咽喉病的方法，就是首载于《干金翼方》。     王焘所编《外台秘要》，其内容则更为丰富多采，所载治疗耳鼻咽喉口齿疾病药方不下400首。如“升麻揩齿方：每朝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揩齿，香而光洁”。现代的牙膏、牙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隋代已采用拔牙手术，至唐代政府所编的《新修本草》上载有用汞合金镶牙补牙的方法(引自《本草纲目》)，兔唇修补术也在这个时期被采用。另据文献记载，唐代邵英俊著有《口齿论》和《排玉集》(即《口齿方》)，但已佚失。可见唐代耳目口齿科，尤其口齿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的医学分科有口齿兼咽喉科。由政府所编《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对耳鼻咽喉口齿疾病均有论述，内容也十分丰富。其中《太平圣惠方》有耳鼻咽喉口齿科内容四卷，《圣济总录》有耳鼻咽喉口齿科内容达十二卷，基本上已成为一部专科专著。     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对于耳鼻咽喉口齿疾病发生的内外因素也有详尽的论述，较之前人也有较大的进步。《苏沈良方》是继《难经》之后，又一篇对咽喉解剖学的精确文献。据《梦溪笔谈》说：“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颡叫子。尝有病瘩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颡之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可见十一世纪，我国就有了人工喉问世。     金元时代(公元1115年—1368年)，医学学术自由争鸣，医学理论及临床实践均有所前进。口齿科与咽喉科分开，说明其分科更精细。这个时期，有刘完素为代表的火热论派，有张从正为代表的攻下派，有李东垣为代表的脾胃论派，有朱丹溪为代表的养阴派，这些学派在耳鼻咽喉口齿学科上是有所影响的，对某些疾病的描述及治疗更为详尽。例如张从正《儒门事亲》首先报道用纸卷成筒，放人口内，再用筷子缚小钩，把误吞的铜钱取出，这是内腔镜钳取异物的原始方法。《丹溪心法》描述眩晕一症，“眩者，言其黑运转旋，其状目闭眼暗，身转耳鸣，如立舟车之上，起则欲倒”，与现今的美尼尔氏病相似。李东垣的益气升阳一法，给耳鼻咽喉口齿的内治法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途径，朱丹溪的养阴手法至今在耳鼻咽喉口齿科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窦材所辑《扁鹊心书》以及窦汉卿《疮疡全书》，有用切开排脓的方法治疗咽喉脓肿及牙痈的记载。《洪氏集验方》有应用压迫颈外动脉以止鼻衄的报道。《世医得效方》在耳鼻咽喉口齿科方面也添了新的光彩，在第十七卷口齿咽喉病篇中，把过去的理论、效方作了一次删芜存精的大整理，并把《儒门事亲》首创的“喉风八症”补充为“喉风十八症”,这对后世关于喉风的分类有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大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耳鼻咽喉口齿学科领域里的内容。     明代(公元1368—1644年)由于手工业、商业有较大的进展，对外贸易发达，促进了中外医学的交流，耳鼻咽喉口齿科在此期间也有不少新的成果。明初《普济方》中“身形”一集共四十三卷，其中耳鼻咽喉口齿科便占十八卷之多。不少耳鼻咽喉口齿科疾病，在此时期首次论及，如《解围元薮》是喉麻风的第一篇论著，《红炉点雪》首论喉结核，《景岳全书》首载咽喉的梅毒及瘟疫病。此时治病的经验不断丰富，治疗方法越来越多。如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鼻息肉摘除手术，其法“用细铜箸二根，箸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箸相离五分许，以二箸头直人鼻痔根上，将箸线绞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拔落。”现代采用鼻息肉摘除术，实中医耳鼻喉科学际上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进完善的。又比如对咽部及食道的异物(如铁针刺入)使用乱麻团以线系之，吞入咽中，针刺人麻，徐徐牵出。     曹士衍《保生秘要》，详细论述导引、运功治病之法，对于耳鼻咽喉口齿疾病的导引法也搜集甚多，其中如治耳重(即耳内胀塞)，“定息以坐，塞兑，咬紧牙关，以脾肠二指捏紧鼻孔，睁二目。使气串耳通窍内，觉哄哄然有声，行之二三日通窍为度”。此即今之耳咽管自行吹张法。又比如《景岳全书》载有：“凡耳窍或损或塞，或震伤，以致暴聋，或者鸣不止者，即宜以手中指于耳窍中轻轻按捺，随捺随放，随放随捺。或者轻轻摇动，以引其气，捺之数次，其气必至，气至则窍自通矣，凡值此者， 若不速为导引， 恐因而渐闭，而竟致不开耳。” 此即鼓膜按摩术， 至今仍有实用意义。杨继洲《针灸大成》一书，对于耳鼻咽喉口齿诸病治疗，从取穴较多而减少至每证只用三四穴。     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搜罗1892种药物的伟大本草学著作，对耳鼻咽喉口齿科的贡献也不少，其中有 856种单味药用来直接治疗本科各病内服药的方剂用药还不计在内。     薛己《口齿类要》一书，论述喉舌口齿诸病，是传至今日的咽喉口齿科专书中较早的一本，其中附有验案多则。     王肯堂《证治准绳》中列有耳病、鼻病、咽喉病、口病、齿病、唇病等七类，说明其分科辨证施治更为细致。     清代(公元1644年—1911年)的医事制度，又分九科，咽喉与口齿再度合并，故《杂病源流犀烛》中说：“言咽喉则牙舌即多包于内。”至于民间的实际情况，则咽喉大多独立成科，称喉科，口齿科在正规分科中已迹近消失，凡一般口腔粘膜病大多属于内科或儿科，化脓性和牙周疾病的属外科，至于牙体疾病，则另有草泽铃医来担任，无形中把牙医已排除在正统医学之外，吴谦等人编著《医宗金鉴》，整理古人及前人的医疗经验，内容丰富，其书用歌诀的形式表达，便于传记。其中载有耳鼻咽喉口齿唇舌的疾病约50余种，并附有绘图，便于明了患病的部位，还初次出现了耳痔、耳挺、耳蕈等病的记载。除此，在清代的不少医书中，对于脓耳的分类及辨证也更为详尽，说明当时对于耳部疾患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据不完全统计，从乾隆12年(公元1744年)到光绪28年(公元1902年)中，白喉、烂喉痧等疫喉先后四次大流行，1744—1773年开始零星发现，1785年第一次大流行，1830年—1840年间第二次大流行，1856年第三次大流行，1901-1902年第四次大流行，对人民生命危害极大，促进医家们对喉病进行研究和防治，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此时喉科有较快的发展，专书陆续问世，如《喉科指掌》、《尤氏喉科秘书》、《咽喉经验秘传》、《重楼玉钥》、《经验喉科紫珍集》等不下40多种,其中《重楼玉钥》首先提出用养阴清肺汤治疗白喉，对于抢救白喉病人起到较好的效果。除此有专论疫喉的，如《喉白阐微》、《疫痧草》、《白喉全生集》、《白喉治法忌表抉微》、《痧喉正义》、《白喉条辨》等30多种。因为经过反复的临床验证，至此对疫喉有了比较完善的治法。     鸦片战争之后，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医学传了进来，中医事业却备受摧残，以至奄奄一息，中医耳鼻咽喉口齿科也不例外。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卫生和中医事业的发展，制订了一系列中医政策。继中医研究院成立之后，1956年以后，全国大部分省市相继开办了中医学院，培养高等中医中药人材。中医学院内设立五官科教研组，讲授中医耳鼻咽喉口齿科专业知识。中医学院先后编写和修订出版了《中医喉科讲义》、《五官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等五版教材，对继承和整理祖国医药遗产关于耳鼻咽喉口齿唇舌的内容起了积极的作用。卫生部先后在广州、上海、南京中医学院举办全国中医耳鼻喉科师资班，提高中医学院中医耳鼻喉科的师资水平。与此同时，各省、市也不定期开办中医耳鼻咽喉口齿科培训班，培养和壮大本省、本地区的师资、医疗力量。     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中医耳鼻咽喉口齿科新生力量不断成长，西医耳鼻咽喉口腔科工作者也在学习中医。广大耳鼻咽喉口齿科人员，运用中西医两套理论知识和诊疗技术，防治本科疾病，取得不少新的成果，中西医结合使耳鼻咽喉口齿科的发展出现了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