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的起源

    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不同门类的学科，来自对性质不同的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医药知识是人们对疾病和冶病过程的认识，它的发生和发展自然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曾在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及云南元谋等地，相继发现有猿人遗址。其中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出土的猿人牙齿化石，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距今已有170万年。这说明从远古时候起，我们的祖先就已生息、繁衍、劳动在伟大祖国的这片广阔土地上。     人们知道，劳动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谋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在各处猿人遗址中，皆有数量不等的石器出土。它们都是一些稍经敲打的简陋石器。如此原始的工具，和因人兽杂处所呈现的险恶环境，决定了原始人唯有“聚生群处”以谋生，就是依靠原始群团的活动，共同采集，集体出猎，共同享用猎取的食物，过着一种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述的“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的采集和渔猎生活。     在人类成长的历史长河中，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掌握，是推动社会前进和人类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经考证元谋猿人曾使用过火。北京猿人时期，他们已知道控制和保存火种。但须指出，原始群阶段的人类，尚未发明人工取火，他们是从“九州裂……火爁炎”的原始森林着火、火山爆发、闪电雷击、易燃物的自燃，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引起的天然火中，发现了火，并把它引进山洞，将火种保存下来。     大约在同一时期，原始人通过长期生活实践，出于劳动和生活的迫切需要，还逐渐形成和发展了语言。北京猿人时期已经有了语言，对传播和交流劳动经验提供了方便，并大大促进了原始人思维的发展。     距今20万年至5万年前的“古人”(古人类学将远古人类化石，分为猿人、古人、新人三个阶段。猿人、古人处于更新世中期，新人则在更新世晚期)阶段，是从原始群团到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人们除能根据不同用途，制作不同类型的石制工具外，还从挖制、磨制工具的摩擦生热，和打制石器时每有火星进发等现象受到启发，逐渐发明了人工取火。     人类由“古人”进化到“新人”，由原始群跨人氏族社会，发生在距今现代四、五万年前的“资阳”、“柳江”人时期。所谓“新人”，是指人类的体态已逐渐摆脱了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所谓“氏族社会”，是说由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同一始祖母的若干后代，便组成了一个氏族公社。这时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石器的种类大大增多，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砍伐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等等。“资阳”人还使用骨锥，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更有了一端带孔的骨针，表明他们已能用兽皮之类缝制衣服。     在氏族公社里，人们有了按性别、年龄区分的简单分工。当时由于妇女执掌的采集经济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加之交互群婚所带来的所谓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特定血缘关系，致使妇女成了维系氏族集团的纽带，受到普遍尊敬，因此人们称这时的氏族公社为母系氏族社会。当时，石器制作大多经过先打后磨的二步加工，并创造了复合工具和弓箭；还出现了土窑、地窑、木屋、石屋等最早的房屋。正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原始农业和畜牧业最终取代了采集和狩猎经济。在婚姻制度上，也开始从族外群婚逐步发展成相对固定的对偶婚。由于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所发挥出的显著作用，和对偶婚出现后人“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况不复存在，因而在家庭和氏族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母系氏族社会最终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大约就生活在这个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黄河、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普遍学会经营农业和畜牧业。尤其是农业，不仅有了比较发达的锄耕，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犁耕。这在原始社会经济发展中，无疑是一次重大飞跃，它使人类有可能冲破自然界的某些限制，而朝着摆脱“完全依赖”的方向前进。这时，人们劳动所获，除供自身食用外，开始有了剩余。这就使人类社会在得以改善和提高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剩余果实提供了可能。于是私有制便应运而生。后来正是基于私有制的急剧膨胀和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原始公社的解体，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为保护自己便构木为巢，栖身树上，以避风雨和野兽。这就是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庄子·盗跖》谓：“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名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也有关于“……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记述。目前，考古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上述记载作了诠注。彼时，群山起伏，林木繁盛，凶猛的剑齿虎、豹、熊、狼等食肉动物经常出没，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当此之时，人们栖身树上几乎成了群起搏击之外，唯一可以确保安全的措施。后来可能是由于自然界的变迁，气温急剧下降，巢居难以御寒，于是人类才逐渐走向穴居。《礼记·礼运》关于“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的记述，表明人们为适应气候的变化，可能交替采用了“巢居”和“穴居”。北京猿人时期，显然已经进入了穴居阶段，有如《春秋命历序》所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     到了距今4万-5万年前的“新人”时期， 人类开始建造房屋，从土窑、地窑渐次发展成有墙壁、屋顶的土屋、木屋和石屋。《周易·系辞》说过：“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墨子·辞过》更进一步地说明“……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及至新石器时代，除少数石灰岩洞较多的地区，人们除住天然石洞的以外，多数地区已普遍建筑了住房。在黄土地带和地势高亢的地区，主要建造半地穴式房屋和原始地面建筑，而在湿热的沼泽地带，则主要营造源于巢居而把居住面架设在木桩上的干栏式房屋。在杭州湾宁(波)、绍(兴)平原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址。另在西安半坡村也保存有几乎属于同一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基遗迹，住宅旁还发现有二十多个储藏东西的窖穴及两个可能用来豢养家畜的圈栏。这些较完整的住房和雏型畜圈、储藏仓的出现，对人类的卫生保健都是很有益的。

    原始人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赤身裸体生活以后，逐渐从生活实践中学会了缝制衣服。起初他们以兽皮或树皮覆盖身体用以御寒，渐渐地又将经过编制的羽毛、树叶、茅草等披在身上。在这一过程中，开始于旧石器中、晚期的狩猎活动，除补充人们的食物来源之外，同时也为人类的衣着、垫褥提供了原料。正如《韩非子·五蠹》所载：“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礼记·礼运》也说：“昔者……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有关工具，对原始人的衣着问题作了很好说明。如在山顶洞人遗址中曾发现有纺轮和一端带孔的骨针、骨锥等骨制尖状器。其中骨针长8.2cm，直径O.31-O.33cm，针尖圆锐，针眼很狭小。骨针、骨椎的使用，反映人们已劲能用兽皮之类缝制衣服。 《白虎通·号》 曾经明确地指出：“……古之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衣皮韦。”     人类在穿着兽皮的同时，也注意利用其它天然物制作衣服，其中最主要的是树皮。根据《中国原始社会史》记载：台湾高山族就是以“树皮细捣，揆为线，以织成布。”考古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锤、敲砸器，可能就与加工树皮布有关。     纺织是人类继穿兽皮之后的又一重要发明。原始社会的纺织工具主要是大小不一、种类多样的纺轮，在全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绝大部分都有纺轮出土。但有关织机的遗物却十分罕见，目前所见仅限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机件，包括机刀、卷布轴、梭子和分经木等。虽然如此，亦足以说明远在7000多年前，先民们已能使用织布机织布了。另在仰韶和西安半坡村还分别有石纺车和陶轮的出土，且在两处发现的部分陶器上均留有布纹痕迹，乃制作时以麻布垫底而印上。     原始人从赤身裸体发展到以兽皮、树皮充当衣服，以至后来有了原始的纺织缝纫活动，这是人类卫生保健的又一进步。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更大大增强了人们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变化的能力。

    对人类卫生保健至关紧要的是对火的使用和稍后发明的人工取火，它使原始人开始掌握了一种强大的自然力。这不仅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刻意义，而且对于人类自身进化，健康维护，和最终脱离动物界，也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首先，火的使用和发明，使人类进一步征服黑夜、严寒和野兽的侵袭，人们从此得以摆脱气候、地域限制，扩大了生活领域。“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     火的使用和发明改变了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提高了人们对自然界占有的程度。从此，他们可以用火驱赶、围歼野兽，使“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管子·揆度》)成为可能。他们可以象《淮南子·本经训》所说“焚林而畋”，以补“人械不足”。另根据《尸子》记载：“燧人之氏，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当时鱼类作为食物，可能亦与人工取火的发明有着直接的联系。     火的使用和发明，在原始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焚草为肥可以促进野草的生长，以便放牧。最初的农业耕作方式也是依靠火来进行的。而木矛的加工，弓箭的制作，都必须经过火烤才能矫正器身。至于火对从事制陶、冶炼、酿酒等手工业的重要价值，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尤其是火的使用和发明，推动了人们由生食走向熟食，不仅使一些早先难以下咽的“鱼鳖螺蛤”之类，现在都可“燔 (fan)而食之”，从而扩大了食物的来源和种类，而且还可对食物进行消毒灭菌并大大缩短了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这对人类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和延长寿命，无疑是很有裨益的。《韩非子·五蠹》尝谓：“上古之世……民食果蓏(1uo)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而今有了火，就可以“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熟食更使肉类成了可口的食品，“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地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可见，火的使用和发明，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磨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类同动物界分开”。

    导引是一种医疗、保健的方法。据唐·王冰注《素问·异法方宜论》称：“导引谓摇筋骨，动肢节”，最初系由舞蹈动作中化裁出来。它与后世之按摩、 推拿及体育疗法等， 都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最早的舞蹈动作，是模仿一些飞禽走兽的不同姿态、人们劳动的不同动作，经过加工美化组合而成。后来体操式舞蹈又是在摹拟舞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如青海大通舞蹈纹陶盆上的舞蹈形象，已经不是对狩猎对象的模仿或翻版，而是经过精细加工和组合的一种步伐规范的体操式舞蹈。         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在狩猎归来、农业丰收、婴儿降生、少年入社、血亲复仇和社交活动时，往往充分利用舞蹈的形式，表达他们劳动的欢乐和对丰收的喜悦，借以消除疲劳，巩固氏族内部团结，和加强同自然界斗争的信心。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逐渐从上述舞蹈中发现有消肿、解痛和舒筋壮骨的良好作用时，取材于一些舞蹈动作的导引疗法便逐渐形成。     当时，处于潮湿阴暗生活环境中的人们，容易得痿症之类病患，而舞蹈对这一类病患，每能收到治疗和护理的效果。如《吕氏春秋·适音》记载：“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路史·阴康氏》也说：“阴康氏之时，……阴凝而易闷，人既郁于内，腠理滞着而多重膇，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通之。”这表明由于气候的“阴多滞伏”或“阴凝”所产生的人体“滞着”或“郁阏”，皆可藉“舞”而“导”、“引”之。因此，后来遇到某些疾患，就可“教人引舞”以“利通之”、“宣导之”。导引的出现，为医疗、护理和卫生保健增添了新的更为积极的内容。

    原始群早期阶段，两性的关系杂乱，这时“婚姻”有如“家庭”一样，实际上并不存在。据《列子·汤问》所称“男女杂游，不媒不娉”，是对当时人类两性关系的真实追忆和描述。     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中按年龄分工的出现，促使原始人群不断分化，加之不同年龄的男女之间，生理条件的悬殊所引起的反应，及人们思维的进步，于是便逐渐排斥了不同辈份的两性之间的乱婚，而朝着同辈兄弟姐妹的血缘群婚过渡，这是婚姻史上的一大进步。我国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就大致处于这种血缘群婚(即内婚制)的阶段。     在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向中期过渡之际，也是人类社会由血缘群婚向氏族外婚转变之时。这时，一方面由于长期固守血缘内婚制，致使生育的后代因血缘太近，有的发育不良，有的痴呆聋哑，有的过早夭折；而另一方面，在一些偶然原因和机会里，两个不同血缘集团的个别男女所生育的后代，却远比实行内婚制生育的后代发育好，身体强壮。这种对比在当时虽说是个别的，但却是十分明显的。正是随着这种鲜明对比的不断反复出现，便逐渐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关注，并促使他们试图追根溯源，以了解真正原因。外婚制(族外群婚)的优越性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慢慢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近年来，有人通过调查了解到，云南的永宁纳西族认为，近亲通婚“会使后代成为白痴”；镇康独龙族指出：“克勒(血缘集团)成员互相通婚，会使新生子女成为哑巴”。     后来，氏族外婚制复经“野合而婚”、“公共房屋”和“个别偶合的房屋”等不同阶段，才最终过渡到相对固定的对偶婚。     以上表现在婚姻形态上的演变和进步，同样是原始社会人类卫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繁衍。

    在我国古代，有关于药物起源的传说有很多，如《帝王世纪》有：“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天枉焉。”“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淮南子·修务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毒及寒温气味所主。”《帝王世纪》又有：“黄帝命雷公、岐伯论经脉……雷公、桐君处方饵。”     从以上史料来看，关于药物起源的传说各不相同，其中流传较广和实际影响较大的是关于“伏羲氏”和“神农氏”的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药物起源的真谛。表明药物起源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在我国古代，传说中伏羲氏一直是作为早期畜牧业的创始者，神农氏则是作为原始农业的发明人，而备受历代人们尊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传说中都有诸如“尝百草”、“尝味百药”、“尝味草木”等的记述。这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人们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     据医史学家研究，人类最先发现的药物应是植物药。这是因为人们最早用来充饥的食物，大多属于植物性的缘故。不久前，考古工作者从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些植物标本，并发现了人工采集的樟科植物的叶片堆积。说明河姆渡人可能已经知道上述植物无毒，可供食用。而樟科植物中，就有不少种类属于药用植物。另据民族学资料的记载，鄂伦春族、佤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虽无专业的医生，但都会采用一些植物治病。在国外，哥伦比亚的拉佩里哈山区有一种人，身高不足1 m，仅300余人，这些矮人不知道什么是药品，他们采用树叶和野草治病。从这些资料可以想见，河姆渡的远古居民利用樟科植物驱虫防病也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将有毒之植物药应用于狩猎，则是原始社会的重大发明之一。这已为民族学资料所证实。     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当时采集经济主要是由妇女所承担，因此首先熟悉草药的人也主要是妇女。继植物药之后，为人们所认识和应用的药物是动物药，随着渔猎经济的兴起，人们有可能获得较多肉类食物， 如同植物药被认识一样， 经过反复尝试 (实践)，人们又渐渐认识和掌握了某些动物药的应用，如以动物的脂肪、血液和骨髓来治病，稍后又发现各种动物的内脏也有治疗作用。《山海经》一书中关于“河罗之鱼……食之已痈”和“有鸟焉……名曰青耕，可以御疫”的记载，是对我国古代先民从食用动物中，发现动物药的有力证明。     至于矿物药的发现，那已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事了。它是随着人类采矿和冶炼时代的到来，而相继摸索总结出来的，如通过煮盐，逐渐发现了盐水明目和芒硝泻下，通过冶炼知道了硫黄壮阳和水银杀虫。人们正是在经历了长期的无数次实践以后，方始得以不断地认识了一些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治疗作用。这就是药物知识的起源。

    在我国传统医学中，针灸是较早出现的一种医疗手段。根据先秦时期某些文献资料对远古往事的追叙，和对考古中出土实物的研究，人们一般把针灸起始的时限，暂定在新石器时代。然其端绪却可上溯到若干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     1.针法     自从公元前6世纪以来， 不少古书都有关于古代运用石器治病的详细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前550年)载：“美疚(chen)不如恶石”，东汉服虔注：“石，砭石也”。《山海经·东山经》载：“高氏之山， 其上多玉， 其下多箴石。”“箴”就是铖(针)字。晋·郭璞注：“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清·郝懿引的《山海经笺疏》中说：“砥当为砭字之误，南史王僧儒传引注，作可以为砭针是也。”《素问·异法方宜论》载：“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 其治宜砭石。” 唐·王冰注：“砭石， 谓以石为针也。” 《灵枢·玉版》载：“故其已成脓血者,其惟砭石铍锋之所取也。”《难经》亦谓:“其受邪气,畜则肿热,砭射之也。”全元起注 《素问》时还明确指出： “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针石，二砭石，三镌石，其实一也。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 砭石是一种锐利的楔形石块，透过上述文献记载，人们不难看出它作为后世金属刀针的前身，可谓我国最古老的医疗工具。最初，它主要被用来破开脓肿和排脓放血，后来又在实践中逐渐演变发展而成进行针刺治疗的工具，即用以刺激身体的一定部位，以减轻或消除病痛。由于砭石的形状必须适用于穿刺或切割，或有锋，或有刃，所以古来又称砭石为针石(有锋)或鑱石(有刃)。     近些年来，考古出土的砭石实物，给“以石治病”的文献记载以有力的印证。1963年在内蒙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根经过磨制的石针，一端有锋，呈四棱锥形，另一端扁平有弧刃，有人认为这是原始的针刺工具——砭石。1972年在河南新郑县的一座春秋战国时期郑韩故城遗址，出土过l枚砭石，已具有九针的某些特征，这是1件经磨制而成的针形器，一端卵圆，可用以按摩，另一端呈三棱锥形，可以用于放血，与《灵枢》所载的圆针、锋针相似，显示了由砭石转变为九针的过渡形状。此外，在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采集到的两种锥形砭石，一为灰色镌石，器身为圆柱体， 两头磨尖， 分别为三棱锥体(粗端)和圆锥体 (细端)；另一件为绿色鑱石，器身亦圆柱体，尖端为三棱锥体，长而锐利，乃锋针之前身。还有在郑州旮旯王村遗址龙山文化层灰坑出土的 1件三棱形镌石，在徐州高皇庙出土的殷商时期的砭石，和在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发现的l枚小剑形玉质砭石等。     以上考古发现的砭石呈各种形状，有刀形的、剑形的、针形的等，多数出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后世金属医针的出现，显然是在使用砭石治病的基础上， 经过不断改进、 发展而来的。如1978年在内蒙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从一批古旧铜器中所发现的l枚青铜针，与头道洼出土的砭石相比，两者的形状和大小非常相似，表现出明显的仿制和继承关系。又如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 4根金针亦与头道洼出土的砭石具有共同的方柄特征。 而《内经》所说的铍针和圆利针， 则分别与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小剑形玉质砭石，和在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遗址发现的1枚砭石极为相似。其它如在山东日照、徐州高皇庙等处出土的砭石实物，也无不在形制和功用上与后世金属医针保持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在我国古代，有人将针灸的产生归之于黄帝，所谓“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也有人把针法说成是伏羲氏的创制，宋·罗泌《路史》称太昊伏羲氏“尝草制砭，以治民疾”。     太昊即太嗥，乃原始公社时期居于我国山东省境内的太嗥族(夷族的一支)的著名酋长。这和《素问·异法方宜论》 所称“砭石者亦从东方来”(“东方”即指山东地区)， 《山海经·东山经》所述盛产箴石的“高氏之山”(也在我国东部)，在地理位置上有着绝非巧合的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山东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东汉画象石中，有四块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鸟的神物浮雕，面对着鱼贯而来的人群，神物一手握着为首一人的手腕，另一手作扬举状。其中有两幅可明显看出神物手中所握乃一针形器物，对着来人的肢体。据考，这四幅图象是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针灸行医图。半人半鸟的神物形象，来源于原始时代的图腾崇拜。古代东夷诸族都有鸟图腾崇拜的特点，山东更是最盛行的地区。“扁鹊”这一称号可能也是和上述图腾崇拜有关。         1978 年在山东嘉祥县宋山再次发现8块绘有人物的画象石，也看到有类似针灸行医图的形象。这些汉画象石在山东陆续被发现，从另一个侧面为研究砭石可能发源于我国山东一带，提供了新的宝贵线索。     新石器时代到来以后，人们还学会了用动物骨骼、野生竹子和陶土做成的象石针一样，且比石针格外光滑细致的针具。如“箴”字就是用竹子制成的竹针，只是由于难于久藏，故在出土文物中，迄今未见竹针实物。然而在考古发掘中有骨针、陶针出土， 却是屡见不鲜的， 如在山东平阴县朱家桥商周遗址出土的骨针，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两式灰黑色陶针等，这些一端有锋而另一端无孔骨针、陶针，在当时很可能被用作刺病的工具。     2.灸法     通过对身体的某一部位进行固定的温热刺激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就是灸法。按“灸”字的含义，即长时间的用“火”治病，所以在古代也有直接称灸法为“火”的。《说文解字》尝谓：“灸者，灼也”。唐·王冰注解《内经》时也说：“火艾烧灼，谓之灸焫。”可见它的产生当在人类学会用火之后。     《素问·异法方宜论》载有：“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炳者，亦从北方来。”这说明灸焫之产生与北方人处在寒冷环境中的生活状况有着密切关系。     1956年在江西省上高县战国墓出土一种磨光穿孔石器， 可用绳系放鼎内水中煮热， 用作热熨。1964年，长沙下麻战国墓出土的一种扁圆形石器，长6cm， 边端有琢磨痕迹和火烧的裂纹，一面光滑如镜， 亦可煨热以后用作于熨法。 《黄帝内经太素》注：“气血未盛，未为脓者，可以石熨，泻其盛气也”。《砭经》云：“水者，温石于水，以保其热也”，“火者，煨于灰，以传其热也。”后者还可在醋中淬沾，用其余热以温熨患处。     至于将艾叶用作灸治的原料，那已是后来的事了。由于艾叶有易燃、气味芳香、遍地生长和易加工贮存等优点，故被后世起用为灸治的主要燃料。《孟子·离娄》有“七年之疾而寻三年之艾”的记载。《庄子·盗跖》并以之健身，有“无病自灸”之说。另据考，在新石器时代曾经盛行过一种“骨卜”，系将艾蒿一类的菊科植物燃着，置于动物骨骼上，形成一些斑点，观察它的裂纹，以求得某种征兆。宋·沈括《梦溪笔谈》亦有：“以艾烧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的记载。这类“骨卜”所采用的原料和施行方法，皆与灸术极相类似。又据唐．王冰对《素问·异法方宜论》所作的注解，直到8世纪时，依然是“北人正行其法”(指以热熨和烧灼腹部治疗腹痛、 腹胀等)。近代鄂伦春族、藏族等兄弟民族，为了预防因野外露宿或席地坐卧所引起的风湿病和关节炎，也常在临睡前花费不少时间烘烤腹背。这种对身体的特定部位进行固定的温热刺激以健身防病的做法，实际上与原始的熨灸法颇为近似。

    原始社会，生活艰苦，环境险恶，卫生条件极差，因此各种伤痛疾病不时发生。其中最为普遍的疾病可能是外伤。据古人类学者对“北京猿人”遗址中发掘出的接近40个个体骨骼化石的研究，其平均寿命就很短。死于 14岁以下者，竞占1/3强；能活到50-60岁的只占2.6％。即使到了山顶洞人的时期，死于童年的仍高达43％，能活到五、六十岁的仅有14％。 在他们的遗骸化石上， 大多可见到伤痕。人类学家曾对北京猿人头骨上遗留的一些圆凹的、深切的伤痕，进行了观察分析，认为这些伤痕并非自然性压伤，而是遭到尖状器物、圆石器、长条器物及棍棒的人为打击而造成的。山顶洞人中一女性头骨的左额骨和顶骨之间，有一洞孔，系重击穿破所致。另一男性老人头骨，其左上额骨和顶骨之间，也有一长形凹陷处，乃受尖锐器物损伤后留下的痕迹。     原始人遇有外伤如何处理，现在已难查证。但从近代一些交通极其闭塞、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地区，人们往往以泥土、香灰、树叶等敷裹创口的做法，和某些少数民族的民间经验来推断，原始人对于外伤，也可能用苔藓、树叶、草茎、泥土、唾液等来敷裹涂抹伤口。久而久之，人们便逐渐从中发现了一些适用于敷治外伤的外用药，其中多数是植物性药物。而人们为了减轻由于外伤所引起的剧烈疼痛和阻止出血，自然也会用手抚摸或压迫伤处，从而构成了最早的按摩术和止血法。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与疾病斗争的经验积累，原始人还逐渐懂得了用兽角进行“杯吸术”，用棘刺、甲壳、兽骨、鱼刺等除去异物、剖开脓肿和施行放血。后来甚至学会运用燧石刀切除脓肿。考古发掘中，已见到石器时代原始人化石上骨折愈合的痕迹。

    根据人们所称的圣人，多是指伏羲、神农、黄帝等。《易·乾》称：“圣人作而万物”。《白虎通·圣人》云：“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淮南子·修务训》和《通鉴外记》甚至明确地指出，由于“圣人出”才有“医方兴”和“医道立”。     无庸讳言，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杰出人物，当他们把个人的行动汇人时代的潮流以后，确有超乎常人的作为和贡献。可是承认这一事实，绝不等于说个人可以创造和决定历史。“医源于圣人”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其症结就在于对杰出人物的某些作为和贡献作了无限的夸大，以至达到了神化的程度。     事实上，医疗活动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萌芽和成长，得自于人类数十万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痛苦探索和经验的积累。而这绝不是任何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短暂的一生所能实现的。至于说到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等人物，并非实指某个个人，揭去“神"和“圣人”的外衣，剩下的只不过是原始社会某一特定阶段整个原始人的代称。古代流传的有关他们创造医药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早期医药活动的概貌。     “医源于圣人”一说，是在我国古代某种复古思潮，即向往原始社会那种大同世界的所谓圣人盛世说法支配下形成的。它给历史留下了颇为深远的影响。后世有些医药学著作，分明是总结了人民群众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却每每要托名于“神农”、“黄帝”或其他传说中的人物，如《神农本草经》、《神农五藏论》、《黄帝内经》、《黄帝甲乙经》、《岐伯针经》、《岐伯精藏论》等医药书籍，都要冠以“神农”、“黄帝”、“岐伯”的字样，正是受了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

    有人认为，各民族之医学多出于巫，医学从其开始产生便与宗教和巫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声称：“巫一般被认为是医之父母”，“无庸置疑，医学起源于巫术，……最早的医生就是巫师；最早的治疗手段，就是巫术仪式”，“整个埃及医学起源于巫术看来是显然的。”如此等等，这就是医源于巫论，或医源于宗教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科学都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物质生产的需要，医学也是如此的。原始人在物质生活的创造过程中，在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很早就产生了完全依赖于经验的早期医疗。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有句名言“有了人类，就有医疗的活动。”而巫的出现和活动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原始社会末期的事。     早期的原始人，还不可能认识周围的许多自然现象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关于自然现象和物体的背后有什么“特殊的超自然物”存在的认识。人们只是自发地适应自然，甚至从未想到通过祈求以减轻自然界对人类的压迫。因此那时宗教也不可能产生。     在距今4万-5万年前氏族社会形成时期，因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水平和思维能力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他们一方面经过无数次生产实践，逐渐认识了一些自然现象和人们经济生活的联系，从而对这些自然现象开始抱有某种希望和控制的要求；而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毕竟还是十分低下，因而对更多的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现象都感到难以理解，并由此萌发了某种敬畏的心理。只有在这时，人们才有可能对自然现象作出歪曲的反映(即使之神化)，从而产生对自然界和祖先的崇拜，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图腾崇拜。这便是人类最早的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     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宗教的性质逐渐起了质的变化。由于有了初步社会分工，和出现了私有制及剥削关系，从而产生了专事祈祷、祭祀的“巫”。巫根据氏族显贵的利益，有意识赋予原先人们幻想中的“神”以人格化。他们在参与政事的同时，窃取民间某些医药知识，以能和鬼神相沟通的姿态，通过迷信的方式为人治病。这就给医疗活动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从而造成了医巫相混的假象。     近代有人通过对本世纪尚存的原始部落所作的调查，了解到这些原始部落并无任何宗教观念，但却有一定的世代相传的卫生习俗。非洲一些部落把疾病看作是“自然的”，患病就采用祖辈流传下来的药方和疗法进行治疗，而无须作出任何超自然的解释。     历史上曾有一个阶段 (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时期)，医学完全为巫术所控制。那时，巫术处于统治地位，医学成了巫术的奴仆。即便如此，医巫之间的斗争不断发生，并随着奴隶社会末期社会矛盾的发展而日益尖锐化。随着巫术观念的日趋衰落和医学知识的不断积累，医与巫的矛盾和斗争，终于朝着实现医学解放的方向迅速转化。     巫源说的荒谬，不仅在于把医学发展中的某个片断当作历史过程的全部，而且还表现在闭眼不见医巫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因而最终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混为一谈，既颠倒了历史，也抹煞了医药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所谓医源于动物本能，是说药物和治疗技术都是起源于人类生来就具有的某种“本能”，认为人类患病寻求医治，和犬病吃草催吐，老鼠受毒饮泥水一样，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并且这种本能的原始医疗是以动物医学为基础的。     在自然界，动物利用自然物进行本能救护的情况是存在的，如水牛以入水来解热、避蚊；猫舔疮面以减轻疼痛；猴子受伤后用其前肢拔出异物；非洲熊以食菖蒲治病；黑猩猩不仅用树枝剔牙、抠鼻子，还知道在伤口出血时寻找某种树叶敷贴，而达到止血的目的。这些确与人类的原始医疗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本能论”者，正是抓住了这些表面现象，提出了既然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那么人类的医学也是从动物的本能救护演变而成的主张。有人甚至把人类的原始医疗行为，归结为某些动物的示范。     人们知道，“本能”是由于有机体在内外各种刺激之下，为了适应环境，求得生存所作出的某种反应。就动物而言，这只是某种“行动思维”，并永远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因此这种只是反射、只能利用外部自然界的本能活动，根本谈不上称作医学，也永远不可能发展成医学。     有人提出：古猿通过劳动，在完成了向人类转化的过程中，本能的救护行为过渡到了人类医学。他们认为，古猿作为“正在形成中的人”，它们身上无疑存在着更为多样和复杂的本能救护行为。就是这种尚属动物本能的救护行为，为向人类医学转变奠定了生物学基础。因此随着古猿向人类的逐步进化，这种本能救护行为也不断地深化，逐步从“本能的”转变为“意识的”，从量变走向质变，最终产生了原始医学。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动力与促使古猿向人类进化的动力一样，是劳动。这样，古猿的本能救护特性成了人类医学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是内在的自然条件，而劳动则是人类医学得以产生的动力，是外在的社会条件。     这种“本能”加“劳动”的观点，似是而非，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它混淆了人类起源与医学起源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乃是“本能论”的翻版。     “本能论”无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混淆了动物的本能救护与人类医学之间的严格界限。这样便从根本上巧妙地勾销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同样是错误的。

    [附]古人长寿、高大说     很久以前就有一种看法，认为远古人类体魄健壮，身材高大，寿命很长。除了因偶然外伤所引起的体表疾病外，他们很少患病，且可自然痊愈。因此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都享有高寿。尤其是盘古氏，甚至活了一万八千岁。这些神话显然反映了人们对长寿的虚妄幻想。     在国外，同样有人认为疾病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滋长起来的，人们若能够保持自然的朴素状态，机体就可以避免患病。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卢梭就曾断言：“文明社会的历史，同时就是人类疾病史。”     然而，在大量历史事实面前，上述观点已被证实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原始人为求生存，在与大自然进行的残酷斗争过程中，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根据对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遗骸的研究，他们的平均寿命很短，死于童年的比率极高。这自然是与原始人维持生活和抵御侵袭的能力极端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原始人群在与猛兽的殊死搏斗和同类的自相残杀中，外伤该是较为普遍的。而分娩时所发生的感染病；严寒酷暑、风袭雨打所带来的寒暑病、皮肤病；茹毛饮血、饥不择食所招致的胃肠病、寄生虫病；蚊、蝇、虱、蚤及天灾人祸所引起的各种传染病，也势在必然之中。此外，还有出于“男女杂游，不媒不娉”、杂乱野合所致的蛊疾 (即性病，亦有称蛊疾为寄生虫病)，及因骨折断肢所造成的身体残废等，亦该是常见病种。现代科学就曾经在原始人的遗骸化石上发现了关节僵直、骨髓炎、骨折、 佝偻病、骨瘤及其它一些疾病的痕迹。虽然今日已不可能见到有关内脏器官及软组织的病变遗迹，但料想也在所难免。所以那种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完全健康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至于说到身材，地下发掘的结果告诉人们：原始人并不比现代人高大。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身高约为156—157cm， 6000-7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人，男子平均身高169.45cm，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的男子平均身高172.26cm。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来判断，人类身材的发展趋势，总是后人超乎前人。

    伏羲氏: 一名庖羲氏，又名太昊，姓风，以木德王。根据《帝王世纪》记载：“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矣。”传说他曾教民佃渔畜牧，都陈，在位一百十五年，传十五世，凡一千二百六十年。     神农氏: 又称炎帝，因生长于姜水，故姓姜。传说神农氏“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之弊；尝味草木，宣药疗疾以救天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宋·刘恕《通鉴外记》也记载：“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     黄帝: 乃有熊氏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因长于姬水，故又姓姬。《史记·五帝本纪》谓：“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是聪明、智慧的象征。《帝王世纪》说他“龙颜有圣德，可谓天授自然之体。犹不能坐而得道，故以地黄元年正月甲子，游名山以求神仙，著体诊则问对雷公、岐伯、伯高、少俞之论，备论经脉，傍通问难，以为经教，制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卷。”《通鉴外记》也说到：“帝以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色，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复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     以上三人，都是传说中中国医药的最早的创始者。     僦贷季: 传说是我国众多医家之中最古者。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 (《素问·移精变气论》)。根据《路史》 称：“神农命僦贷季理色脉，对察和齐，摩踵饨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缮其生。”     俞跗: 黄帝臣，善医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他：“治病不以汤液醴灑、馋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 (shé)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     岐伯：黄帝臣。《帝王世纪》云：“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路史》亦云：“黄帝极咨于岐、雷，而《内经》作。”     伯高：黄帝臣，《灵枢·寿夭刚柔篇》说他佐帝讨论脉经，穷究义理。     少俞: 黄帝臣，俞跗之弟，医术与其兄同(《古今医统》)。     对于以上二人，《素问》有记载：“伯高、少俞并黄帝时臣，未详其姓，辅佐黄帝，详论脉经，对扬问难经，究尽义理，以为经论，故人到于今赖之”。     对于以上三人，晋·皇甫谧《甲乙经·序》记载：“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之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     鬼臾区: 《古今图书集成》卷五二四引《古今医统》称，黄帝臣，其十世祖当神农世，说太始天玄玉册。至鬼臾区则佐黄帝发明五行，详论脉经，问对难经，究尽义理，以为经论。     桐君: 陶弘景《本草经·序论》记载：“黄帝臣， 撰《药对》四卷及《采药录》， 说其花叶形色，论其君臣佐使相须。至今传焉。”又《古今图书集成》卷五二四引《古今医统》称：桐君“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以为君臣佐使。”     雷公: 黄帝臣子，从黄帝那儿接受医术。具体见于《素问·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征四失论》、《阴阳类论》、《方盛衰论》、《解精微论》及《灵枢·禁服篇》。据传说《素问·著至教论》以下七篇皆雷公所作。一说仅作《著至教论》。     马师皇: 据《列仙传》载，马师皇乃黄帝时兽医，善知马形生死之诊，治之辄愈。     少师：黄帝臣。详见《灵枢·忧恚无言篇》及《寿夭刚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