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保健与养生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形成的养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人人都渴望幸福，人人都追求幸福，人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够幸福快乐。然而，幸福是什么? 却鲜有人能说个明白。对于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获得方式，似乎幸福是种抽象而又神秘之物，即令人趋之若鹜地追寻，又让人殚精竭虑地费解。但是，对我们而言，如果不能破解“幸福”的奥义，就好比站在人生的大门外，而手中却没有钥匙心中总感觉空荡荡的不安幸福究竟是什么? 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呢?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揭开了“幸福”的神秘面纱，他发现：幸福是个人对生命体验的一种感觉，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奇妙感觉被九大因素决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健全和健康的身体”。因此，戴维·迈尔得出结论：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基石。经过科学家们的深入分析和众多人的实践，这个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已经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 既然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基石，抓住了健康就等于把握了幸福人生，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健康的钥匙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每个人的健康都主要依赖于自己树立强烈的保健意识，依赖于自己掌握的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的方法，依赖于自己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的自我保健。 此外，我国医学圣典《黄帝内经》中也说：“圣人不治己病治末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如渴而凿井，斗而祷兵，不亦晚乎?” 这句话不仅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上述观点正确性，而且更进一步指出了对于健康方面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可见，人们若想过得开心快乐，就必须拥有健康的身心，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自我保健和自我疾病预防，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养生”。

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黄帝内经》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系统结构，反映出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为中医 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帝内经》一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光辉的养生学、康复学著作。因为它全面地反映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养生学、康复学成就，对于中医养生学、康复学的有关理论、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从而奠定了我国养生学、康复学的理论基础，是学习中医养生学、康复学的必读之书。 《黄帝内经》是战国秦汉以来各医家的论文汇编，其汇编成书的时间约在西汉。然自成编以后，直至唐代，仍有增损。因此，《内经》这部著作，并不是出自一人的手笔，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医学成就，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各医家的经验总结汇编。所谓黄帝著《内经》，亦仅是托名而已。 《黄帝内经》正确地回答了“生命的起源是什么”。认为生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如《素问·宝命全形论》里指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本神篇》亦曰：“德流气薄而生者也”，即认为自然界的阴阳精气是生命之源，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认为“天人相应”，养生学、康复学的根本点在于“顺应自然”。《黄帝内经》把人与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自然界的种种变化，都会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即天有所变，人有所应，因而，强调要适应自然变化，避免外界侵袭 如 《灵枢·本神篇》指出：“要顺四时而适寒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四时顺养原则。《素问·上古天真论》又明确指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从而开辟了中医防病养生的先河。 《黄帝内经》清楚地阐明了生命的发展规律。对人体生、长、壮、老的生命规律有独到的观察和科学的概括，不仅注意到年龄阶段的变化，也注意了性别上的生理差异，如 《素问·上古天真论》 中，男子8岁为一生理阶段，女子7岁为一生理阶段的递变规律，《灵枢·天年篇》以1O岁为一阶段的递变规律，分别详细阐述了人的生理变化特点。 《黄帝内经》对衰老的认识是正确的。详细论述了衰老的变化过程及衰老表现，并指出情志、起居、饮食、纵欲、过劳等诸方面若调节失当，是导致早衰的重要原因，并提出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素问·上古天真论》)， 初步建立了抗老防衰及老年病防治的理论基础。 明清两代，中国的养生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因此得以显著提高。仅以《中国医学人名志》中所列医学家的寿命进行统计，其中80岁以上高龄的医学家共107人，而明代就占有86人。概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养生文化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明清两代在养生学术理论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张景岳。张氏在《类经》的“摄生”类中汇集了《黄帝内经》的论述，并加以阐发。他自己的创见则集中体现在 《治形论》中。 张景岳在《治形论》中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无身，吾有何患”的消极人生观，辩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体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提出形是神和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并明确指出：“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张景岳之前的养生家大多重视养神，从未如此响亮地提出过“养形”，可见他的养生理论确实很有创见。 明代重要的养生理论家除了张景岳之外，尚有李诞和李时珍。李诞在他的《保养说》中提出《黄帝内经》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和 “精神内守” 是养生正宗，并据此而创立了避风寒、节劳逸、戒色欲、薄滋味、寡言语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则丰富和发展了饮食调养的理论，在养生学领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明清两代，随着中国养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其中唯心成份日益减少，很多养生学家都开始注重养生理论与实践的大众化。此时的内丹气功一改以往“奥雅难通”的旧貌，开始变得简洁明了。针对修炼内丹所涉及的人体部位及五脏功能作了明晰的阐述，尤其提出了修炼内丹的重要部位在于三丹田和三关，并指明其要点，使人一看即懂，十分通俗明了。表达通俗化，还突出地表现在明清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养生读物方面。象《医先》、《遵生八笺》、《食色绅言》、《呻吟语》、《类修要诀》、《老老恒言》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包含了自古以来丰富多彩养生文化内容，而又雅俗共赏的优秀养生读物。其中明代王文禄所撰的《医先》，就用人们十分熟悉的事物作比喻，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许多深奥养生理论，如论形神关系：“形譬灯缸盛油，神譬灯油燃火，摇翻灯缸则灯油泻，炙干灯油则灯缸裂，必形与神俱，即魂魄足，营卫调。”胡文焕的《类修要诀》则以警句和格言形式，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方法，如其中的《养心要语》谈及情志调摄的养生作用时写到：“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斗一斗，瘦一瘦；让一让，胖一胖。”不仅语言平易，朗朗上口，而且形式也很活泼，极易为大众所接受。养生读物的通俗化，不但促进了养生文化的普及。养生对象偏重老人，中国的养生学，自唐代孙思邈提出“养老大例”之后，研究的重点便开始逐渐转向老年人。但这种观点真正达到普及的程度，则是在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长生之举，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也曾多次举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动，最高统治者的上述举动客观上促进了重视老人颐养保健风气的形成。这一时期出现的养生著作，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联系到老人的健康和长寿问题。明清两代养生对象重老人，还显著地表现出当时出现的大批老年医学专著中，如《寿世保元》、《老老余编》、《老老恒言》等书，都把颐养老人列为重要的养生内容，其中明代御医龚廷贤还在《世寿保元·衰老论》中，对衰老原因作为专题研究。此外，当时的许多非养生专著中的养生篇章也十分重视老人的保健与长寿问题。养生方法多元并存，较之前代，明清时期的养生方法并无重大改进只是对各种已有的养生之道加以兼收并蓄，从而显示出了一种动静并重、综合调理的多元趋势。这一时期的静态养生方法尤重治理心神。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着重提醒人们，保生须知护养心神，才能却病延年。与静态养生重心神的特点相对应，明清时的动态养生则重视导引法。所谓“导引”，实际上是一种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为特点的主动呼吸运动与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保健法。它起源于战国时代，与气功、按摩共同构成了我国动态养生方法的三大支柱。明代以后，由于《道藏》的刊行和武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导引术的普及与提高，如明代正德年间状元罗洪先所撰的《仙传四十九方》中，就十分详尽地收藏了华佗的“五禽图”，并指出：“凡人身体不安，作此禽兽之戏，汗出，疾即愈矣。”点明了导引方法的保健养生作用。此外，综合调理也是明清两代最主要的养生方法之一。

《黄帝内经》中“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观点，被誉为“世界上最早论述合理营养与平衡膳食”的理论，堪称中华民族饮食和营养的纲要。 饮食有节，五味调和: 古人认为：“饮食有节，度百岁乃去”，反映出古人对控制饮食重要性的认识。“节”即节制、控制、不肆食恣饮之意。如晋朝葛洪曾指出：“善养生者，食不过饱，饮不过多”，应“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 古人还认为：“五味调和，不可偏胜”。食物中具有“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昧之分。五味各有所入，各走其所喜之脏；各有所禁，亦伤五脏。正如王冰所言，脏腑“虽因五味生，亦因五味损”，利用五味偏性调和饮食，平衡阴阳，以适应人体气血脏腑阴阳盛衰的变化。若五味失调，易伤五脏而患病。认为：“酸伤筋，苦伤骨，甘不益肉，辛多坏气，成促人寿。”说明了调和五味的利害关系。 古人认为要做到饮食有节，调和五昧，日常饮食宜定时定量，宜清淡。《饮膳正要》提倡：“暮食不若晨食。”“清晨一碗粥，晚饮莫教足”《寿世保元》 指出： “大渴不大喝，大饥不大食。”《蠢子医》曰：“纵然适口莫浪食，只食八分便已足。”宋代张杲《医说》指出：口味宜“去肥浓，节酸咸”，即日常应以清淡素食为主，少吃肥甘厚腻、酸咸过重的菜肴。《内经》也有“心病禁咸”的记载。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每天吃 10g食盐的人群中，其高血压发病率为10％，而每天吃盐多 2倍的人群，高血压发病率增加 2倍。可见古时饮食强调清淡与现代医学控制食盐、动物脂肪等以防心血管病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 饮食有常，物我相适: 古人认为饮食有常，“常”即指常规、一定的规律性、规范性而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的观点，体现了古人生存特点——以素食为主，果蔬肉食为辅，调和五味，兼收并蓄饮食规律。若违反这一规律，则导致机体阴阳气血失去平衡而发生疾病。如《内经》载：“膏梁之变，足生大丁。”中医认为“肥甘助湿，生痰化热”，近代认为心血管病的发生，与偏食动物性食物过多、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增高有关，而适当素食可降低发病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五谷为养”饮食规律在养生中的重要性。“饮食有常”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物我相适”，即食物的性味要与人体的阴阳气血状况相适应，以人体需要来决定食用何种适当的食物。如人体质有偏于寒热虚实之分，饮食上则主张分别按“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燥者濡之”的原则进食。 饮食以时，四季五补: 古人在“天人相应”思想指导下，极为重视饮食与时令关系，并提出饮食养生“四季五补法”。即随着季节的变化，根据人体健康状况调整饮食，以补阴阳气血不足：春天“升补”，夏天“清补”,秋天“平补”，冬天“滋补”，四季“通补”。 古人在养生中主张顺应四时养生，有“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的观点。这一观点被后世养生家奉为宗旨，在饮食方面讲究在不同季节、气候、时间，服食不同性味的食物，以适应环境和人体阴阳气血的四时变化。 饮食洁净，进食宜忌 古人的饮食卫生也是养生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食物宜新鲜洁净，富有活力；必要时尚要辨别有无毒性，慎从口入。如《饮膳正要》主张“猪、羊疫死不可食”、“生料色臭不可用”、“浆老而饭馊不可食”，《食疗本草》 亦载 “鳖赤足不可食”、“犬自死、舌不出者食之害人”。《随息居饮食谱》亦云“河豚鱼其肝、子与血尤毒”等。物性不同，有相合相反之诫；病体有别，有宜食宜忌之谓。元代贾铭《饮食需知》中，论述了共 325种饮食性能及宜忌。所谓“宜”，即以相宜食性的食物治病养体；而 “忌” 指不相宜食物应禁食，又称“忌口”。《本草纲目》中就列举出63种饮食禁忌。《随息居饮食谱》载：“糯米，性太粘滞，难化也。小儿、病人尤当忌之。”诸如此类，古医书中记载颇丰，形成了中华饮食养生学说一大特色。

古人认为“起居有常”，“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把起居有常看作是人的长寿原因之一。 例如，古人把早起梳头当作一件养生要事，发需常梳，因为常梳头发既可以梳去灰尘头屑，保持头发干净和发根空气通畅，还可改善和增进血液循环，防止脱发和延缓白发的过程。明朝人沈仕《摄生要录》认为，每天梳发一次，可以疏通血脉，散风湿。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还就养生家的话提出，梳发的次数是每天一千下，古代养生家称木梳为“木齿丹”，说每日清晨梳千下，则固发去风，容颜悦泽。这里值得回味的是，养生家把木梳称作“木齿丹”，可见虽是木梳一把，却着实有着灵丹妙药的效用。由于梳发的神奇作用，还有人把它唤作“神仙洗头法”。清朝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引宋朝人之说：“周天岉言冬至夜子时，梳头一千二百，以赞阳出滞，使五脏之气终岁流通，谓之神仙洗头法。” 头和脚是人体顶天立地的上下两个极端，临睡前既梳头又洗脚，可以增进健康，夜睡安稳。宋朝时，甚至有人把这两件事称为养生的大要。宋朝人张端义 《贵耳集》 记载：“郭尚贤耽书落魄，自阳翟尉致事，尝云服饵导引之余，有二事乃养生之要，梳头浴脚是也。尚贤云：‘梳头浴脚长生事，临睡之时小太平。’”从诗中可以看出，梳头浴脚不仅有益长生，还着实是人生临睡之时的一项享受呢! 古人常把“洗”、“漱”放在一起。“漱”是漱口，目的是清洁口腔，防止口齿之疾。《千金要方》 说：“食毕当漱口数过， 令人牙齿不败，口香。”《老老恒言》也说：“食后微渣留齿隙，最为齿累。” “如食甘甜物，更当漱。 每见年未及迈，齿即落者，乃甘甜留齿，渐至生虫作慝。”食后漱口，尤其更要注意食甜食后漱口。再则，古代养生术还认为，早起和入睡之前都要漱口，其中入睡前漱口的作用，更远胜于早起漱口。“夜漱却胜朝漱”，就是 《琐碎录》 所说的。至于漱口用的水，以不温不冷较为理想，但如果能习惯用冷水漱口，则效果更好，“可以永除齿患，即当欲落时，亦免作痛。” 小便、大便之事提到纸面上来虽有伤大雅，但在生活中却是难以避免的事。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的小便大约每隔1至4小时一次，入晚则因新陈代谢减慢而减少。大便最好每天一次，形成习惯。为了不违背正常的生理功能，除了特殊情况，平时千万不要强忍小便和憋大便。明朝人沈仕《摄生要录》告诫：“忍尿不便成五淋，膝冷成痹；忍大便成五痔，努(用力)小便足膝冷；呼气，努大便，腰疼目涩。”可见“忍”和“努”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古人认为如能在大小便时用力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可以免除牙齿疼痛动摇的忧虑。

东汉著名的医学家华佗是古人的运动养生观最具代表性。华佗他在医术上卓有成就，而“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有壮容”他所以能长寿、健康，精神饱满，是与他本人重视运动健身分不开的。他在继承导引理论和自己实践的基础上，根据人的生理和医学原理，阐明了运动在养生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要防病祛病，必须增加体内营养物质，常使身体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以达到健身防病的目的。《三国志·华佗．传》记载：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 但不当使极尔。 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 华佗的这种符合科学原理的导引养生理论，是我国医学史上的创见，也是古代正确的体育运动的思想基础。 华佗“动以养生，动以祛病”的观点和主张，是他导引理论中的精髓和核心。他在长期的运动实践中，潜心研究和总结前人导引经验，在广泛吸取各家导引式经验的基础上，创编了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形态的五禽戏导引保健操。从内容上看，五禽戏中的五种动物形态动作各有特点，各有其效。 例如， 五禽戏中的虎戏模仿虎的勇猛刚威，以增长气力；鹿戏模仿鹿的奔驰反顾，以灵活腰腿；熊戏模仿熊的倒卧翻滚，以畅通血脉；猿戏模仿猿的攀援跳跃，以灵敏身躯；鸟戏模仿鸟的展翅高飞，以悦心情。从五禽戏锻炼动作来看，大部分动作是俯伏在地上进行的，运动量较大，虽然形式上是一套以健身防病为主兼有医疗作用的保健体操，但华佗说“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这说明他并不一定要求人们做完全套动作，而要求锻炼者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有选择地去做适宜自己的锻炼内容。据说华佗的弟子吴普由于坚持不懈地练习五禽戏，年到90仍耳聪目明，牙齿完整。

古人的养生观早已作了明确回答：“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唐朝医学家孙思邈认为“养性之道，常欲小劳”。儒家则称“性静者多寿考”。一言以蔽之：“心静体动”，即心要安静，身体则宜多动。 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马不行而脚直，车不驾而自朽”。养生在动，各种运动如健美操、迪斯科、太极拳等，均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增强体质，延年益寿。若坐着学习、工作，埋头伏案的时间多了，身体不常运动，肌肉组织、关节就会发生废用性萎缩的现象。长期以往，人未到中年就会背痛腰酸，其他生理机能也会提早老化。所以古人云：“体宜常动，腰宜常摇，胸宜常挺，腹宜常收，肢宜常摇”。古人云：“多动则损”，动要做到“形劳而不损。” 我国古人的观点得到了当今现代科学的验证。 国外系统研究5000名已故运动员后发现，其中多数人的寿命短于普通人。著名的《跑步全书》作者菲克斯就是在超负荷的跑步中死去的。运动也要适可而止，做到“形劳而不倦”。国外近来提倡“低度运动”，认为每周从运动中消耗2000卡热量对健康有益。 古人还认为，养生在心，养心在静：“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静而后能安”，“静者寿，噪者夭”。 故心神宜常安静， 凝聚而不精散。现代生理学家发现，人在“静养”的状态下神经紧张度放松，呼吸、心率、血压、体温均相应降低。这种低代谢积累效应；自然使生命相对延长。自古以来，那些终生以“静养”为主，很少做剧烈运动的人，如作家、书画家、科学家、花农，长寿者不乏其人。有些疾病，如神经官能症、失眠症等需用体育来辅助治疗，而更多的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肺炎、溃疡病、肿瘤等， 则需要以 “静养”来辅助治疗。古人说：“龟鹤延年”是指龟多静伏，为活动最少的动物；鹤爱独处，飞行动作也很轻柔，然而它们的寿命却很长。 古人认为“仁者寿”，而要达到 “仁者” 则必须调心修养道德。故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大学》曰：“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正方能除邪，而令视、听、言、动不离正念，故大乘 《起言论》 曰：“苦心驰散，即当摄来往于正念”。练功者的一思一念皆应合乎道德规范，不为金钱美色所动，不为物质外诱所惑。若有一丝邪念即当警觉，应有 “独处暗室而不欺心” 的慎独精神，如此。方能时时激发良知，使自己处于心正身安、神清气爽的境界。《维摩经净影疏》曰：“调令离恶……故名调状。”调心的作用就在于调伏妄念，正念存内，邪不可干。故欲修身，必先正心，心正方能身安， 身安方能体健， 体健方能延年益寿。

养生学除了与医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之外，还深受宗教、哲学、伦理道德及民风习尚的影响。道教文化、儒教文化、佛教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不仅养生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养生实践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养生方式。 古代名人养生一至九 名人养生“一德” 明代养生家吕坤说：“仁可长寿，德可延年，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 名人养生“二字”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认为，生在于“安”“和”二字。“安”即静心，“和”即顺心，“安则物之感我者轻， 和则我之应物者顺。” 名人养生“三戒”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名人养生“四法” 明代医学家万密斋指出：“养生之法有四：一曰寡欲，二曰慎动，三曰法时，四曰却疾。” 名人养生“五知” 宋代周守忠说：“知喜怒之损性，故豁情以宽心；知思虑之销神，故损情而内守；知语烦之侵气,故闭口而忘言；知哀乐之损寿，故抑之而不有；知情欲之窃命，故忍之而不为。 名人养生“六节” 明代医学家江绮石说：“节嗜欲以养精，节烦恼以养神，节愤怒以养肝，节辛勤以养力，节思虑以养心，节悲哀以养肺。” 名人养生“七食” 清代养生家石成金指出： 食宜早些， 不可迟晚；食宜缓些，不可粗速； 食宜八九分， 不可过饱；食宜淡些，不可厚味；食宜温暖，不可寒凉；食宜软烂，不可坚硬； 食毕再饮茶两三口， 漱口齿，令极净。 名人养生“八乐” 石成金的“八乐”是：静坐之乐，读书之乐，赏花之乐，玩月之乐，观画之乐，听写之乐，狂歌之乐，高卧之乐。 名人养生“九思”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维,见德思义。”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是中华民族原始宗教的延续。道教的最高理想：“长生不死，常欲乐生”，其内涵把长寿、最佳养生之道作为自己的道义，道教的最高境界：“形与神俱，飞升成仙”。其含义把精神修养，形体锻炼，形神合一视为与养生观密不可分。 道教把人体视为“小宇宙”，把自然界视为“大宇宙”，大与小运转要协谐，要顺乎自然造化之道，不可违拗。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尽享天年的人伦之乐。 道家养生方式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最上乘者是先秦时代老子倡导的清静无为，中乘者为秦汉方士的神仙服食，最下乘者是东汉末期的张道陵等。明、清以来，道家的养生学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在精神、呼吸、形体、食物等修炼方面形成了整套方法，其中许多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作为道教的精华传习至今。 道家特别强调精神方面的修炼， 把 “清静无为”、“离境坐忘”作为养神的核心。道家认为，自然界博大无边，欲望又无有止境，要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的物质名利，势必会劳神伤身，损害健康。要做到“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志”，就必须“去物欲，简尘事”。 道家所提倡的这种心理上、精神上的“清静无为”，虽是不现实的，但对生活在快节奏、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中的人们，如若在紧张喧闹的现代生活中，有那么片刻的时间，使整个身心回归到自然状态，进入上乘修道境界之中，对消减疾病、净化心灵、启迪智慧，恐怕会有裨益的。道家养生的另一核心方式是注意呼吸修炼。其最基本最重要是服气法。它与现代气功中的调息、吐纳、内视功法、内守丹田法很相似。道教认为吸入天地问的四时正气，日、月、星辰的精气，就可以长生。结合呼吸修炼，道家也很讲究形体修炼。其主要的内容有按摩、导引、拳术。按摩，即循行一定的经穴，用按压、揉摩、捏推等手法作用于人体；导引、拳术则是引导四肢百骸，做各种屈伸俯仰运动，达到疏通经络、理气止痛的治疗效果。 道教的养生，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为最终目标。这种对于长生不老向往的思想，早在老庄著作中就有阐述。在《庄子》的 《逍遥游》和 《齐物论》等篇中，有关于神仙的描述：“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意思是神仙的肌肤光滑洁白得如同冰雪，姿容美丽婉转得如同少女。不吃五谷，只是吸风饮露。乘着天上的飘浮的云气，驾驭着飞龙，行游在四海之外。 《庄子》 还说到这些神，大火烧着不觉得热，江河冰着不感到冷，雷电飓风打着它也不会惊慌。《战国策·楚策》中有奉献不死之药的故事，尽管它是讽刺楚王、揭露进药人“欺王”的，但它反映我们祖先早就在寻求长生的方法，探索生死的奥秘了。 《史记．始皇本纪》和《汉书·郊祀志》里都有秦始皇和汉武帝热衷于寻求仙药的记载。秦始皇在位12年，就千次派遣方士携带童男、童女，入海求取长生药。汉武帝时，方士又以炼制黄白药作为获取长生之药的手段。 道教的养生方式，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种： 守一之道指的是在身心安静的状态中，将意念集中对于“一”(即“道”)的信仰，以求得长生的养生方法。约在东汉时就广泛流行过。魏晋以后，逐渐同存思、吐纳、导引等融合在一起，成为后来内丹修炼的一个重要环节。 存思之道指的是在高度入静的情况下，将意念存放在体内或体外的某处，以求得到长生。魏晋时广泛流行。有的称体内各部分各有神灵居位，将意念存于体内，称为存神。存神而与神合一，即可登临仙界。 有的主张存思中， 应以意念内观自身脏腑，就可获得自身脏腑之形象，这就是内观。但值得注意的是，存思类文献，一般有较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导引之道指的是伸屈、俯仰、行卧、倚立等多种人的肢体运动。它与气息调节配合，求得血脉畅通、 延年益寿和祛除百病。 大约在秦汉时已有流行。其后，导引之法越来越多，并与气息调节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后来的内丹修炼的一个内容。 吐纳之道指的是呼吸调节中，吐出胸中浊气，吸进新鲜空气，以长生延年。大约在秦汉时已有流行。后来的内丹功法也重视气息，强调在呼吸中获 得先天之气以补后天之气。 胎息之道指的是呼吸调节达到一定程度时神气相结，鼻息若有似无，呼吸似在脐部进行，如同胎儿在母腹中一样。大约在秦汉时已有流行。魏晋以后，逐渐同吐纳、导引等方法融合一起。调节呼吸达到似胎之状，成为后来内丹功法一个重要环节。 服食之道指的是通过服用特定的食物或药物来求长生成仙。战国时期就已流传，魏晋和唐代两度成为养生的主要方法。服食的对象大致又有两类，即草木药和金石药。 草木药的功效在于补救 “亏缺”，就是中医家们常说的补养元气，调理五脏，滋养精血，治疗疾病意思。金石药因为来自天地之间，古人以类附比，认为服金石药即可长存不朽。 外丹之道指的是用炉鼎烧炼铅、汞等矿石，炼制不死丹药，以求长生。大约成于西汉时，到唐代达到鼎盛。由于服食丹药致死者甚多，因此一直受到朝野的批评，唐以后即衰微。从历史实际和现代科学的角度审视，矿物烧炼的丹药，对于人的长寿延年是没有意义或者意义极微，有些丹药则是有害的，过量即导致死亡。但是它在道教养生方式的发展史上却是一项有影响的客观存在，并在客观上对于中国古化学史和古医药史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内丹之道指的是人体作为炉鼎，以人的精气神作为对象，运转意念，经过一定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聚成丹，以求长生。内丹与外丹相对。内丹之说约起于南北朝的后期。在外丹术衰微以后，内丹术逐渐成为道教养生主要方法。从元直至明清，道教内丹术内容逐渐丰富，融合贯通了古代的守一存思、导引、吐纳和胎息等种种方法，并形成了南宗、北宗、中派、东派和西派等派系，各派功法也各有侧重。 房中之道指的是男女生活节制和谐，还精补脑等房中方法，以求长生。 战国时期， 房中术已形成。西汉时就有较系统理论。早期道教并不禁欲，遂将房中术纳入道术之中。后流于淫靡，在南北朝时期被排斥出道术。从现存少量文献看，其中包含的性卫生的内容，至今仍不失其科学意义。 起居之道指的是人生活方式和环境要求，包括饮食、言语、作息、穿着、房舍等等，要求取法自然，适应变化，顺乎天时地理，以求健康长生。上述几个方面的养生术是整个道家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养生方法的主干。

儒家之教是崇奉孔子学说的一大学派，其思想主要是以孔孟学说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成为历代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儒教本不以养生为专务，然而其思想观念及道德行为规范里也含有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同样对中华养生学有深远的影响。 “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一部《论语》，“仁”字的出现有百余处，其含义之广远非仅仅是《说文》所谓“仁，亲也”的意思了，更深层的则是其所谓“仁者爱人”，也即“泛爱众”。 儒家的仁爱思想也包括了孝悌、宽、信、敏、俭、恭、谦、温、刚、毅、勇等道德行为规范，是将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如《论语》所谓“仁爱”，要求做到“忠恕”，待人以宽，赐人以惠；对己则应“罕言利”，节俭而谦恭有礼。儒家的鼻祖孔子不仅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的弟子颜回大加褒扬，自己也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这种思想品行的修为，从养生学角度来看，也属于致寿之道。 所谓“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以及“仁者寿”等，反映了“修身”与“长寿”之间的内在联系。《春秋繁露》对此是这样认识的：“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其身。是且多且治” 至于 《孔子家语》 中说“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家乎” 以及《孟子》 中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之类，则尤具有养生学的意义。 “孝悌”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诸如《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等说法，固然反映了忠孝的封建伦理观，然而其中毕竟也有些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尊奉的美德。 儒家所强调的“孝道”，主张对待父母尊长不仅要“养”，而且还要做到“敬”。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世间皆以不孝为耻，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道德风尚。儒家影响所及，就是像张仲景、孙思邈等这样的名医方家也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为己任。寿亲养老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养老之学蔚然大观。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有“养老大”“养老食疗”等专论；宋元有《养老奉亲书》、《寿亲养老新书》等；明清有《寿世青编》、《寿养丛书》、《老老恒方》等等，对养生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当今老年医学的研究很有帮助。 儒家十分重视“礼仪”，包括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各种礼节仪式等。儒家的“礼治”，是其施行德政的保证，十分繁琐，而涉及日常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的一些制度，同养生有较直接的关系。 如生活起居，尤其是包含卫生方面，《论语》谈到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食不语”等等。 在睡眠方面，提出了 “寝不言” 以及“寝不尸，居不客”等等，这些认识是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 此外，《论语》还记载了康子馈药而孔子以“丘未达，不敢尝”为由拒服的故事，显然当时对药性不明的药物未可轻用已有所认识。古谚有所谓“不服药为中医”者，也许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婚姻嫁娶上，也有礼制。且抛开那些封建等级名分及繁文缛节的仪礼不谈，孔子所说的“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 (《礼记·哀公问》)以及“娶妻避其同姓”(《国语·晋语》)等，却具有优生学的意义。 《论语·述而》载鲁昭公娶呈国女为妻，鲁、吴二国皆姬姓，昭公为饰其同姓通婚的非礼行为，将吴姬氏改姓名为吴孟子。于此可见“礼”的约束力之大，即使位居公卿者亦受其制约。 类似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近亲婚配的陋习。在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母系为了维持其家庭中的地位，时有采用中表联姻方式，以获得娘家的某些依靠。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局限了“同姓不婚配”的优生意义。 “中庸”是儒家思想行为的准绳。 所谓 “中庸”，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和处事不偏不倚，“允执其中”；而礼则是衡量太过或不及的标准，此即“以礼节之”的意思。 《孔子家语·五仪解》所谓“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便是中庸观念在养生方面的具体表现。其影响所及，养生学中几乎无不循为法式。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之 “法干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淮南子·诠言训》说“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抱朴子·释带》 之“人复不可绝阴阳 (指房事)……唯有得其弟子宣之和，可以不损”，乃至于明成全《养生四要》之“人食必兼味者，相因欲其和也。无放饭、无流啜者，节之礼，谨防其过也……苟不知节，心餍足而后止，则气味之偏，其中和之气传之迟，斯成菀病之职”等等，莫不以其“允中”之道。

佛家主张“无生”，以有生为空幻，纵使延年长寿，最终难免一死，形体总要坏的，因此重视精神的超脱，而不在乎形体的存亡。认为精神可轮回再生，所求唯涅粲清寂。 晋代释道安在《道地经序》中说：“其(佛法)为象也，含弘静泊，绵绵若存，寂寥无言。”释慧安则在《明报应论》中指出：“无明 (愚昧) 为或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而僧肇则传扬“空洞其怀，无知无识，然居动作之域而止无为之境，处有名之内而它绝言之乡”的佛性，提倡超脱现实世界，而归宿于本体世界。僧肇早年受老庄影响，故对体用的动静问题，反对偏执，主张体用如一，非无非用，即静即动，求静于动，虽静而离动。另外如释道安还注重禅定止观，认为禅修达高深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燋不能伤其虑”，同时还能发生种种神变。 佛家极重戒律，认为戒律是断三恶道的利剑，其中有五戒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食肉)及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鬟、不歌舞观听、不眠坐高广严丽床坐、不食非时食、不蓄金银宝) 等。从养生学角度来看，这些要求和做法，显然有许多是益于身心的修养的。 南北朝时，由于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南北佛教在发展侧重上有明显不同南方重在理论辨析，北方则重在静坐冥思的禅定修持。隋唐一统后，佛教学风又随之变为理论与禅修并重，其后出现各宗中，对养生影响较大的是天台宗、禅宗、密宗。 天台宗的最高修养原则是止观学说。开宗祖师为隋代僧智凯。近代气功养生家蒋维乔在《因是子静珠法》中认为，气功静坐者在学会调和功夫后，应进一步修匀“止观”法。他认为“止”就是把心静止下来，不使思想散乱，让心思渐渐收束。但止而又止，不知不觉要打瞌睡，就须用“观”的方法来防止，即闭目返视自心。显然遥承天台宗之“止观” 禅法。蒋氏还指出 “大妙法门”：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这也是佛家法门的静坐调息功夫。晋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说：“数息守意(调心调意)有四事：“一谓数息，二谓相随，三谓止、观，四谓还、净。”后来则称之为“六妙门”，意为通向涅蚱的六种途径。 起于唐，盛行于唐末五代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 其在中国势力最大， 影响最广。修禅强调具五缘，呵五欲，弃五盖，调五事，行五法。禅宗最初三代皆一衣一钵，随缘而住，并不聚徒定居于一处。第四代道信开始定住一处，过集体生活。第五代弦忍认为， 学道应该山居， 远离嚣尘，实行生活自给，诸如运水搬柴等一切劳作，都是修禅功课。以后南宗的马祖道一更在深山建立寺院，实行农禅生活，其弟子怀海制禅院清规，规定“一日不行，一日不食”。他本人也“作务执劳，必先于众。”更有“普请”(集体作务)法，上下协力劳作。禅宗的山居、劳作和禅观，客观上对养生长寿是有益的，颇有影响。 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释道儒三教常互相渗透，从而影响着养生学。佛教初人中国，信奉者认为与当时盛行之黄老术相似，也讲清虚无为，神仙变化。 道家本不言灵魂，但北魏寇谦之则吸取佛家轮回转世说：“此等之人，尽在地狱，若有罪重者转生虫畜。” 南北朝时北魏僧人县鸾，因突发气疾，而感生命之短促，慕江南陶弘景精研神仙方术之名，南游茅山，寻访陶氏，得授《仙经》十卷。虽在加洛阳时义受菩提流支的教化，授《观无量寿经》，遂弃《仙经》而专修净业，但其所著《服气要诀》、《调气方》、《论气治疗方》等，无疑是受道家影响的有关气功养生一类医书。《续高僧传》说他能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都。 天台宗祖师智凯的老师思慧，以禅闻名，躬行实践，常持大戒，衣服只用棉布，寒冬添铺艾叶以御风霜，同时还吸收神仙方士之术，在《誓愿文》中宣称，希望“成为五通神仙”，要求长生，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宣传佛法。其谓：“我今人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 又说： “愿诸贤圣，佐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愿借外丹力修内丹。”宋天台宗山外派知圆认为，儒佛其言虽异，其理相通，主张“修身以思想”。明末宗风净土法门的云栖亦主张儒佛调和，说：“儒生治世，佛主出世，……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 明末四大师之一德清，更主张三教调和，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儒佛道三教思想调和的提出虽在宋明，而在养生学这方面则早在陶弘景、孙思邈的时代已开三教合一之先河，且繁衍不息。 佛教的另一宗派密宗，又称瑜伽密教，源出印佛教中之密教，专事行施咒术，在三国时即有咒经之译。天竺沙门耆域来中原也以咒术广为医病。唐代是这密教传人的第二期，北宋初是第三期。第二期时正式成立密宗，又称真言宗，传三密之法，即口诵真言(密语)，手结契印(身密)，心作观想 (真密)，认为三密同时相应，便可使凡身成佛。 密宗实际是一种以口诀、姿势、禅观三结合的修练方式。蒋维乔在练天台宗止观法后又转而练《密宗的开顶法、大手印、十八道次第》等功夫。密教要籍中所谓无上瑜伽密法等与中国伦理思想颇抵触，因而在翻译时被修改失真，甚至被限制翻译，因此对中华养生文化的影响尚不广泛。

老子，名老聃，又名李耳。楚国楚县 (今河南省鹿邑) 人。老子是先秦哲学家，道家养生思想的奠基人。《史记》载：“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汉代杜方言：“老子用恬淡养性，致寿数百岁。”老子为历代养生家推崇的得道长寿养生家。影响后世最大《老子》一书提出的养生思想。 老子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作为养生的重要思想，提出“早服重积”、“抱元守一”等养生原则。“早服”同于中医“治未病”观点，即现代医学预防为主的观点，指早行养生之道，行养生于日常生活，持之以恒，积蓄养生之“德”，此即“重积”。这便是老子的“早服谓之重积德……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论养生，有抱元守一的观点。所谓 “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一”即养生之道。 后世养生家又指“一”为 “气”、“元气”，用以指导服气养气、内守返观、纳气归根、以结内丹，以养胎息的内气功。抱元守一又指为“守神”之中的精神调摄养生法，成为古代养生家创造应用各种养生术的指导思想。 自然无为是老子道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养生的最高境界。它强调的是自然而然，去除人为嗜欲困惑、返朴归真的养生养神方法。所谓“见素 抱朴、少思寡欲”，返归自然素朴、纯真本性，进而达到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天人和谐统一。“真”是自然而然、不加人为的“素”、“淡”、“清”、“静”、 。“纯”、“朴”等的同义语。《内经》里“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养生思想即来于此。中医养生注重节食、节劳逸、节制房事，以及重视精神调摄养生法则，均产生于“自然无为”的思想。

孔子 (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深最广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和学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主宰的地位，“儒学”也几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孔子生活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在医学极不发达、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时期，他活了73岁，“人逾七十古来稀”，可谓长寿了。孔子养生长寿之道内容颇为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孔子一生严以律己，从不纵欲。他的“养生三戒”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养生铭。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即年轻时，要在性生活上不能贪欲；血气方刚时，要防止打架斗殴；老年，身心不可过度劳累，要戒“贪得”。这“三戒”不论对青年、壮年、老年都要求不能放纵。 孔子对“礼、乐、射、御、书、数”有广泛乐趣，精通诗、书、礼、春秋。孔子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立身之道，一生周游列国，奔走不息，即使已至“甚矣吾衰矣”的晚年，仍然乐观处世。 孔子的二十字“养生经”：“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是孔子一生养生健身的科学总结。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和有仁德的人，既喜欢幽静，又喜欢山水，喜欢活动又乐观处世，一定能长寿的。孔子在《中庸》中更加明确阐述：“大德必得其寿。”所谓大德者，必德高望重，安心处世，光明磊落，性格豁达。我们平时说的“心底无私天地宽”也就是这个意思。 食居慎节，知足不贪，食勿过饱，不乱饮食，是孔子一生自我管束的饮食养生的“金科玉律”，他曾提出过“八个不食”，尽管有些值得商榷或有不妥之处，但基本上是讲饮食卫生的。 “①霉粮馊饭、烂鱼败肉不食； ②颜色坏的不食； ③发臭的不食； ④夹生饭和烹调不当的不食； ⑤调料不当的不食； ⑥不合时令的不食； ⑦肉切得不方正的不食； ⑧市上买的酒和熟肉不食。” 《孔子家语》还提出“长幼异食”，即年龄不同，在饮食上应当有所区别，各自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饮食方法和习惯。 孔子的这些言论，即使今天看来也仍然是符合卫生标准的，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有关饮食养生的具体论述之一。 在生活起居方面，孔子也有具体要求：“寝不尸，居不客”、“寝不语”等。 “寝不尸” 指不得仰卧如挺尸状。后世孙思邈等据此提出宜屈膝侧卧。所谓“睡不厌，眠作师(狮)子卧”者，即“胜脱靴着地坐脚也”。《老老恒言》道：“相传希夷安睡诀‘左侧卧屈左足，屈左臂，以手上承头，伸右足，以右手置右股间，右侧卧反是。’”所谓“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的睡方，大约就是指这种方法。“寝不言”也被后世所遵守，“寝不得语言者，言五脏如钟磬，不悬则不可发声”. 孔子还重视起居有常，他在回答鲁哀公如何才能长寿的求教时说：“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共杀之。”这就是说：凡生活没有规律，饮食不加节制，不注意劳逸结合的人，久之就会积病而死。 孔子少年时放过羊，经历过穷困生活磨练后，又为宣传他的学说，到处奔波，周游列国多经磨难,但正由于他总结人们生活的实践经验，探索健身之道，积极倡导和参加体育活动，注意饮食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劳逸有度，才能经得起到处奔波生活困窘考验。在医疗保健和生活条件很差的春秋时代，尚能活到73岁的高龄，足见孔子是一位很重视体育卫生保健和懂得长寿养生之道的教育家。 孔子的学生患了麻风病，孔子惋惜地说：“是人也，有是疾也”。意思是说，什么样的人，容易患什么样的病。孔夫子此言虽有点主观，但作为教育家、心理学家的孔子，可能已觉察出了疾病与人的性格、体质的关系。 半个世纪来，由于环境卫生、个人卫生的改善,生物性疾病确实减少了，精神卫生和疾病的关系，相对地暴露得更明显。目前，几种主要疾病，心脑血管病、癌症、高血压病、肺心病都与精神状态息息相关。其他如溃疡病、神经性皮炎、牛皮癣、糖尿病等，也都与精神卫生密切相连。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得”字含有贪得的意思，人到老年，在名利上还竭力追求，得到的往往是苦恼烦闷，甚至是疾病。 孔子欣赏那种清心寡欲的精神状态，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心态表示称赞，“贤哉，回也”。 孔子反对懒惰 ，他说：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意思是说，宁可下盘棋，也比闲呆着好。 孔子喜欢音乐，在齐国听到韶(一种乐曲名)，三月不知肉味。借助音乐陶冶情操，平和心理，在将近绝粮时，还在“弦歌不衰”，饥寒之中也不愁楚。 孔子反对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精神状态，提倡心怀坦荡、刚毅坚强。他认为三种有害健康的事是：骄傲自大，游荡忘返，饥食妄淫。三种有益于健康的事是：调节行动，道人之善，交好朋友。 孔子的弟子们说：“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意思是说孔子在家闲居时，生活也很有规律，精神安乐，心情舒畅。 孔子对自己评价是：“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由此看来，孔夫子是个不知发愁的好老头儿。

陶弘景 (456-365年)，字通明，南朝齐、梁时人，古代著名医家、道家学者。早年朝中为官，中年后人句容句曲山(今江苏茅山)隐居，自号华阳陶隐居。《南史》载：“弘景善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博学多艺、平生著作甚多，为医、道两家所推崇。其中《养性延命录》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书中汇集了梁代以前各种养生著作的精华，为后世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养生文献。 陶弘景强调“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养生观。认为奉行养生即可长寿。《养性延命录》说：“人生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泱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丧，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 陶弘景主张道家守静养生之道。有“静者寿，躁者夭”之说。又录《老子指归》曰：“游心于虚静，结志于微妙，委虑于无欲，归计于无为。故能达生延命”与道为久。”奉行“行十二少”除“十二多”： “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 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生之都契也。”除“十二多”。即以上十二事多为丧生之本。又称：“老而寡欲，闲心劳形，养生之方也。” 陶弘景主张讲究饮食劳逸、起居调节之法，他说： “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无过极，少无过虚，去肥浓，节成酸，减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又说：“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便卧及终日久坐，皆损寿也。”尤其重视饮食调养，说：“百病横天，多由饮食，饮食之患，过于声色，声色可绝之窬年，饮食不可废之一日， 为益亦多， 为患亦切，多则切伤，少则增益。” 陶弘景一生收集并修练各种气功、导引、按摩之术，以为养生之道。其所录六字气诀尤为后世养生家推崇。 说：“纳气有一，吐气有六。 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有六者，吹、呼、唏、呵、嘘、咽，皆出气也。”导引法中载华佗“五禽戏”等。按摩法有：摩耳，引揪头发、梳发、干浴身体等。称： “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 名曰干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百病皆除。” 陶弘景所倡导的东晋张湛的“养生十要”，颇有价值：“养生十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事，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

孙思邈 (581-682年)，唐代著名医家和道家，寿 1O1岁，行医80多年，躬行实践养生之道，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后人尊为“药王”。生平好学而博采众家之长，善言老庄，又好释典，著述甚多，主要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养论》、《存神练气铭》、《摄养枕中方》、《卫生歌》、《保生铭》等。 孙思邈一生为医，德、术兼备，养生重在养德,提倡养性以自慎为首。《千金要方》说：“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因此，他把养性修德称为“养生之大旨”，并提出养性当以“自慎为首”，“善养性者，则治未治之病。”只有“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不慕求浮桑，不患得患失”，才能达到养性的目的。 孙思邈之谓茹淡即素食淡味以养生。提倡“每学淡食”以养生。 又主张饮食节俭。 有“丰饶之地，人多早夭；俭啬之地，人多高寿”之说。多食肉“喜生百病”、“常须少食肉”。指出：“人学养老之道……饮食当令节俭，若食味伤多，老人肠胃皮薄，多则不消，彭亨短气，必致霍乱。”他的食养、食疗经验丰富，素为后人所推崇，多有实用价值。 他对日常生活起居、衣着、饮食卫生很重视。如冬睡不盖头、卧取侧身曲体、衣着俭朴、衣服常洗、平日常洗澡，务求“雅素净洁”。又讲究饭后漱口、散步、少饮酒、不食陈腐变质食物等卫生。在《卫生歌》、《保生铭》中多有概括。 孙思邈的著述中气功、导引、按摩方法甚为丰富。他认为老人尤当重视锻炼，《千金翼方》说：“非但老人须知服食将息节度，极须知调身按摩，摇动肢节，导引行气。”除收集各种气功、导引、按摩方法，还自创孙真人按摩法等保健锻炼方法。 孙思邈著的 《保生铭》 流传甚广，今录之如下，以供读者欣赏： 人若劳于形，百病不能成。 饮酒忌大醉，诸疾自不生。 食了行百步，数将手摩肚。 睡不苦高枕，唾涕不远顾。 寅丑日剪甲，理发须百度。 饱则立小便，饥乃坐旋溺。 行坐莫当风，居处无小隙。 向北大小便，一生昏幂幂。 日月固然忌，水火仍畏避。 每夜洗脚卧，饱食终无益。 忍辱为上乘，谗言断亲戚。 思虑最伤神，喜怒伤和息。 每去鼻中毛，常习不唾地。 平明欲起时，下床先左脚。 一日免灾咎，去邪兼辟恶。 但能七星步，令人长寿乐。 酸味伤于筋，辛味损正气。 苦则损于心，甘则伤其志。 成多促人寿，不得偏耽嗜。 春夏任宣通，秋冬固阳事。 独卧是守真，慎静最为贵。 财帛生有分，知足将为利， 强知是大患，少欲终无累。 神气自然存，子道须终始。 书于壁户间，将用传君子。

丘处机，又名丘长春，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山东栖霞人，是著名的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他生于1148年，卒于1227年，死后葬于北京的白云观处顺堂。 道教中人相信经过一定的修炼，人可以返本还原，达到长生久世的境界。丘处机19岁弃家求道，独自进昆仑山的烟霞洞修炼，一年后拜全真教主王重阳为师，先后在今宝鸡西南的溪边、陇州的龙门山隐居修炼13年，道成后名声大噪。在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七大弟子中，丘处机的影响最大。 丘处机既是道家，也是养生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等。1219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命近臣刘仲禄奉诏聘请丘处机。第二年，他携弟子18人启程北行，历时 4年，与成吉思汗相会。成吉思汗问长生久世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并大讲“敬天爱民以治国，慈俭清静以修身”养生之术，颇为成吉思汗赏识，被封为国师，赐号“神仙”。 丘处机对养生学颇有研究。他的养生学以“清心寡欲，四时调摄”为要旨，认为人体各方面的生理、病理变化及疾病的发生，无不受自然环境、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要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就必须在生活方式、思想行动、操练身体等方面与外界协调，才能达到内外环境平衡，起到维护健康、延年益寿的作用。他强调必须掌握“四时调摄，养生治病大旨”，对四季调养、精神调养、饮食调整等都作了说明。 在四季调养方面，如春季“春阳初升……天气寒暖不一，不可顿去棉衣”，夏季炎热，平居檐下,过廊、弄堂、破窗，皆不可纳凉；秋季“秋气燥……禁寒饮并穿寒湿内衣”；冬季“宜居处密室，……不可冒触寒风”。 另外，他对老年人养生有一定研究，认为“高年之人，多有宿疾”；“人年六十，心气衰弱，言多错忘，目也昏昏然”，老年人更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以“避风如避箭，避色如避乱，加减逐时衣，少餐申(下午3至5时)后饭”等。

庄子首先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顺乎自然的养生观。《内经》据此提出了“天人相应”，反复论述了适应四季自然气候变化的四季养生法，强调“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因而要求人们“处天地之知，从八风之理”. 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根据四时自然的变化养生健身，防止暑、热、风、寒、燥、湿对身体的伤害是很重要的。 除了顺应大自然的变化之外，人还应该懂得顺乎社会发展的规律，安心养神，不为琐事所争，不为冗杂烦恼。“未事不可先迎，遇事不可过忧，既事不可留住，听其自来，应以自然，任其自去。”做到“有事即应，如照镜物，过后便无，应事必使割藤，则心无所系。”不计较生活中非原则性的无端琐事，怡然自乐，保持健康的心理，对于防病延年也很重要。

古人称道德修养为养性，亦称养德。从尧、舜起世人即把修性养神——大德与长寿联系在一起。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的观点。荀子提出“凡用血气志虚，由礼则通；不由礼则勃乱。食欲衣服动静居处，由礼则知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 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孔、苟认为尧、舜、禹之所以都比较高寿，就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尧是古代人们理想君王，以天下为公。孟子提出了养德的具体内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老子提出：去私心，去贪欲，知足之足，常足矣。《内经》分析古代百岁老人长寿的诀窍时指出：“……所以能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孙思邈提出：“……道德日全，不祈寿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之大旨也。”明·吕叔简说：“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嵇康说：“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 喜怒不除为二难； 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 《太上老君养生诀·养生真诀》说：“且夫善摄生者，要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全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 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六害不除，万事缠心， 神岂能静。 可见道德修养的重要性。道德修养好，即善于修性养神，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融汇养生之法，知其理，履其行，保持心身健康。 “德高寿长”， 道德修养好了。才能使机体阴阳平衡，内环境安和统一，达到延年益寿。

传统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为生育之源，主骨生髓，开窍于耳。肾精充足，则精力充沛，骨骼坚实，牙齿坚固，耳目聪明，从而维持了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年龄至“五八”40岁时肾气衰，肾精不足，而致衰老之象迭生。 故 《内经》说：“天癸竭，精少，肾气衰”，强调了肾之精气在衰老过程中的作用。 并认为早衰是由于 “竭其精，耗其真，伤其神”。清代叶天士提出“若子向老，下元先亏”，这与现代人们观察到的腰膝酸软无力，性功能减退、牙齿脱落、听力减退等衰老表现是一致的。 导致肾虚原因很多：除先天的禀赋外，还与房事不节、操劳过度有关。故《素问》说：“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则“半百而衰也”。张景岳在《类经》中强调：“故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神气坚强，老当益壮，皆本乎肾精也……无摇汝精，乃可长生。” 自古以来认为“房劳无寿星”。嗜淫无度的帝王富豪虽然生活条件丰厚，吃尽了山珍海味，享尽了荣华富贵，但能享其天年，达到高寿者少。所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惜精、保精、固精学派。历代沿用有效的防老抗衰药物也大都是以补肾填精为主。元代养生学家王中阳还提出：“古法以男子三十而婚，女子二十而嫁。三十岁者八日一施泄，四十岁者十六曰一施泄，五十岁者二十一日一施泄。”淳淳告诫人们要晚婚、节欲，才能达到健体长寿。

所谓正宗学派就是主张遵循《内经》的养生之道，全面进行养生防老的正统派。《素问》说：“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作劳，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故能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明李说：“此保养之正宗也”。认为只要按照《内经》所说的饮食、起居、劳作、精神各个方面去养生，就可延年益寿。 人们遵照《内经》等所提出的养生之道养生，活到百岁的历朝历代并不乏人。 相传，汉代窦公180岁，冷寿光160岁；晋代许逊136岁；唐代孙思邈101岁，甄权102岁，慧昭290岁；宋代尤时泰120岁，薛道光114岁，乐长180岁；元朝贾铭106岁；明代林春泽104岁，郭贞顺125岁，龚来富138岁，冷谦150岁；清代谢启祚102岁， 牟太医120岁，孙见龙159岁…… 总之，各学派都有不少著述，都积累了不少养生经验，但人体生长于大自然中，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养生也应是综合而全面的。明、清以后更主张动静结合，食药相辅，四时起居综合调理。明·袁昌龄说：“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损一所以至亿也。若能受之于微，成之于著者，则知道矣。”强调养生也要防微杜渐，处处、时时注意。以后诸家反复论述了“寡欲、慎动、法时、却疾” 四大原则。 《养生四要》中将“节饮食、慎风寒、惜精神、戒愤怒”称为保生四要；《医学心悟》认为，老年人安养、延龄，应从居处、调摄、保形、节欲、按摩、气功、药饵等方面人手。到明代由于综台养生学发展与广泛传播、老年保健有术，特别是医学家优先掌握了综合养生学后身体力行，许多名医都获得了高寿。据《中国医学人名志》统计，获80岁以上高龄的医学家有107人，其中明代就占86人。 所以，我们应当总结，继承前人的综合养生之法，并广为传扬，使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养生经验，获得长寿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