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口腔科发展史

中医口腔科学源远流长，具有三千多年光辉的历史。     一、殷商、春秋战国时期     早在公元前13世纪殷商时代就有了对口腔疾病的文献记载。从夏商后半期的王都遗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认为是我国早期的文字，其中就记载有“疾口”、“疾齿”、“疾舌”、“疾言”等数种口腔疾患，可见当时人们对几种常见的口腔疾病已有了初步的认识。甲骨文中还有“”字的记载，表示牙齿上的窟窿是虫蛀所致，“”即龋字。这不仅是我国口腔医学的重大发现，也是对世界口腔医学的重大贡献，它比世界上最早发现龋齿的埃及、希腊、印度等国的记载，要早一千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礼记》中载有“鸡初鸣，咸盥漱”的口腔卫生习惯和“热不灼齿，寒不冰齿”的预防齿病的观点，可见人们已开始注意口腔的卫生，并重视口腔疾病的预防。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掘出帛书《五十二病方》，据考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籍，书中记述了治疗口腔疾病的“齿脉”及其循行路线，并叙述了用榆皮、美桂及其他几种药物充填牙齿的方法，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牙齿充填术。     《黄帝内经》对口腔疾病的论述极为丰富。在生理方面，它概括了口、齿、唇、舌的解剖及生理功能，如《灵枢·忧恚无言篇》谓：“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灵枢·口问篇》也谓：“口鼻者,气之门户也。”论述口、齿、唇、舌诸器官与脏腑的生理关系，如《灵枢·五阅五使篇》谓:“口唇者，睥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谓：“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窍为舌，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窍为口。”《灵枢·脉度篇》又谓：“心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还特别强调了牙齿的生长脱落与肾脏的关系。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五八肾气衰，发坠齿槁；八八则齿发去。”即指出肾脏的盛衰，直接关系着牙齿的生长、坚固与脱落。在疾病方面，它阐述了口疮、口糜、齿痈、龋齿等病的病因病机。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谓:“少阳之复，大热将主，……大气内发，上为糜。”《素问·气厥论》谓：“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全书记载口糜、口疮、齿痈、龋齿、唇胗、舌干、舌体不能动摇、颌肿、颊肿等多种口腔疾病。在预防方面指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几千年来始终指导着口腔医学的临床实践。尤其重要的是《内经》提出了整体观念，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口、齿、唇、舌既是局部器官，又是整体的一部分，其生理病理受体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论述，为口腔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继《内经》之后，又有《黄帝八十一难经》问世，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特别是对口腔的解剖有较详细的记载。如《难经·四十二难》说：“口广二寸半，唇至齿长九分，齿以后至会厌深二寸大容至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          二、秦汉、两晋、隋、唐时期秦汉时代，我国医学已初具规模，医学分为九科，其中就有了口齿科。此时期，著名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载有治疗口腔疾病的药物数十种。     在东汉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中有：“梅多食，坏人齿”的记载，并载有：“雄黄、葶苈二味末之，取腊日猪脂溶，以槐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灼之”治龋齿的方法，与欧洲用砷剂治疗的龋齿相比，早了1700年。这是我国对世界口腔医学的又一重大贡献。据文献所载张仲景还著有《口齿论》一卷，可惜已经散佚。     汉·刘安撰《淮南子》谓：“孕见兔而子缺唇”，首次记载了“兔缺”，即今之唇裂。可见当时人们已开始观察到唇裂一病。     两晋至隋代，我国口齿医学已达到较高水平。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中，载有“早晨叩齿三百下”的口齿保健法，并首次记载了下颌关节脱位复位法。     西晋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卷十二》中有口腔疾病的辨证及针灸取穴，充实和发展了口腔科学的内容。     晋·《槎庵小乘》中载有：“晋魏永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谓家人曰：残丑如此，用话何为?遂赍数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嘉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永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耶。仲堪于是处之别室，令医善疗之，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百日而瘥”这是我国有关唇裂修补术的最早文字记录。     据晋·陆云写给陆机的信中说；“一日行剔公器物有剔牙签，今以一枚寄兄。”可知，我国牙签之名始见于晋代。     隋·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对口、齿、唇、舌疾病有专卷论述，全书论及牙痈、风齿、齿间出血、齿漏、口舌疮、紧唇、兔唇、舌肿强等30余种口腔疾病，着重阐明其发病原因及证候，内容十分详尽。如其中所载“失欠颌四蹉候”，即今之颞颌关节脱位，是由“筋脉挟有风邪”所引起，并指明复位时应“推当疾首”，恐误啮伤人指也。从其中“拔牙损候”中可见隋朝已有拔牙术及处理拔牙术后出血过多的方法。该书还注意到小儿的生理特点，将小儿口腔病作了专卷论述。据文献所载，隋代不仅采用了拔牙术，对齿龈坏疽和龋齿也采用了外治法。     唐代，医学教育蓬勃发展，设立了“太医署”其中专设耳目口齿科，并出现了不少口齿科专著。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干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将口腔疾病列为七窍病，并收集了治疗口腔疾病的方药一百多首。除药物治疗外，还广泛采用外治、手术等方法，孙思邈对下颌关节脱位用手术复位，已有相当的经验。他在《干金要方·卷六》中说：“一人以手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关，推当疾出其指，恐误啮伤人指也。”在《干金翼方·卷十一》中又进一步提出用竹管保护术者手指，防止被咬伤的方法。     《千金方》和唐·王焘所著《外台秘要》中均载有清洁牙齿、预防牙病的方法。《千金方》谓：“每旦以一捻盐内口中，温水含揩齿。”《外台秘要》有升麻揩齿方：“升麻半两，白芷、藁本、细辛、沉香各三分，寒水石六分，右六味捣末为散，每朝杨柳枝咬头软，以取药揩齿，香而光洁。”在唐代《养生方》中有：‘朝夕啄齿齿不龋”之说，还有“叩齿九通咽唾三过，常数行之，使齿不痛，头不痛”之健齿方法，由此证明，人们对口腔疾病的认识，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口腔的卫生保健在此期倍受重视。     不仅如此，在《新修本草》中，还有用银膏     (银汞合金)补牙的记载，谓：“其法用白锡和银箔及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填补牙齿脱落。”可见唐代继隋代已有的拔牙术之后，又出现了补牙术。而且用汞合金补牙是世界上最早的发明。此时期，唇裂修补术也已被普遍采用。          三、宋、元、明、清、民国时期     宋代，口腔医学在唐代医学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此时期，政府组织编著了《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书。     《太平圣惠方》广泛收集了前代的方书和当代民间验方，其中“治牙齿非时脱落，令牢定铜末散”，可称我国早期的牙齿再植术。     据考查，关于义齿修复的记载也以宋代最早。宋·楼钥著《玫瑰集·卷七十九》谓：“陈生妙术天下，凡齿之有疾者，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之保终身编贝之美。晋于此有感焉。”唐慎微在《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记载：“银膏味辛……其法以白锡和银箔及水银合成之，亦堪补牙齿缺落，又当凝硬如银，合炼有法。”可见当时补牙及义齿修复已比较常见。据文献记载，在宋代牙刷的应用也较普遍。     1953年，在前热河赤峰县大营子村辽驸马墓的殉葬品中发现了两把骨制牙刷柄，据专家考证，这是两把创造合理的植毛牙刷，由此证明，植毛牙刷是在我国辽代最先发明的；它比国外植毛牙刷的出现早700多年。     金元时期，医学分为十三科，口齿科已独立，医学学术争鸣十分活跃。张子和著的《儒门事亲》谓：“病口疮数年……一涌一泄一汗，十去八九”所提出的泻下法，在急性口腔病治疗中被普遍的运用。李东垣以“脾胃论”为主导思想；对口腔病的治疗有很大影响。在《东垣十书》中还记载有“刷牙牢齿散”，以清洁和保护牙齿，主张睡前刷牙，这与现代口腔保健理论极为吻合。     明代，由于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医学学术交流，口腔医学也有一定发展。明代著名医家薛己，撰写了《口齿类要》一书，专门记载了“茧唇”、“口疮”、“齿痛”、“舌症”等口腔疾病，并对口疮的发病机制作了简明的概括：“口疮上焦实热，中焦虚寒，下焦阴火。”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口腔专著。     明，窦汉卿在《疮疡全书》中有莲花舌、重舌及茧唇的记载。     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中载有对200余种口腔病证的治疗方法，包括外治法20余种，其中不少治法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本书对口腔疾病的预防与保健也作了科学的论述。比如“旱莲草同青盐炒焦，揩牙，乌须固此”和“糯糠，主治齿黄，烧取白灰，旦旦擦之”，提出了使牙齿洁白的措施。此外，对多食糖会发生龋病也有所认识。     明·王肯堂在《证治准绳》中也列有口病、齿病、唇病等项。将领骨骨髓炎称作骨槽风或者穿腮毒，认为“走马牙疳言患迅速，不可迟故也。”     明·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中记载曾治疗过茧唇、牙缝出血、齿病、痰包、鹅口疮、唇风等口腔病。     清代，口齿科在正规分科中近乎消失，口腔病的治疗包括在临床各科中。此期出现的有影响的医学文献中均设有专卷或专篇论述口腔病。其中汪昂著《医学集解》中，载有颊车开不能合，舌胀满口等病的救急良方，说明中医在此时期对口腔急症已有山，定的认识。     清·吴谦等人编著的《医宗金鉴》在《外科心法要诀中就设有口腔病专篇，载有二十余种口腔病，至今仍是口腔科学的主要参考书。     清·顾世澄《疡医大全》中有关口腔病的内容更为丰富。书中载有口腔疾病近70种，书中还提出修补唇裂要在涂麻药之后，再切开皮肤，并以锈花针穿线缝合，在肌生肉满之后拆线，可见，清代的唇裂修复术已达相当的水平。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中医采取歧视消灭政策，排挤压制中医，使中医事业倍受摧残，中医口腔科学也不例外。据调查，此时期全国没有专门从事中医口腔工作的医务人员。          四、解放后中医口腔科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并给予中医事业以极大的关怀，中医口腔科学重获新生。60年代，相继在有条件的口腔医院设中医科，在中医医院设口腔科，开展中西医结合，开设中医专科门诊，运用中医学理论诊治口腔病。70年代以来，相继在有条件的中医院校开设中医口腔科学课程，系统地讲授中医口腔专业知识。80年代，中医口腔医学在临床治疗疾病、基础理论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在中医药治疗口腔常见病、疑难病如口疮、唇炎、口炎、牙周病、扁平苔藓、根尖周炎、牙痛、干燥综合征、白塞病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通过有关学术会议和各类中医药杂志进行交流。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重点论述了口腔与心、肝、脾、肾的生理病理关系，分析并阐述了口腔疾病常见的病因，强调了局部与整体相结合、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治疗口腔疾病的重要性。文献整理方面，对中医古籍中有关口腔方面的论述和现代治疗口腔疾病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搜集和整理。1987年6月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口腔中西医结合学术会，大会总结交流了近几年口腔中西医结合工作在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方面的成就，病种涉及到了口腔粘膜病，各种牙周组织病、牙体牙髓病、颌面部炎症、肿瘤、颞颌关节病、涎腺病、颌骨外伤、骨折、三叉神经痛、面神经痛、面神经麻痹、麻醉拔牙等多种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口腔分会中西医结合学组，研究了口腔中西医结合工作重点和方向，对中医口腔工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90年代，中医口腔专著相继问世，弥补了医学领域内中医口腔科学专著甚少之不足，为中医口腔科学临床、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1990年和1996年中华医学会分别召开了全国第二届和第三届口腔中西医结合会议。会议期间，讨论并交流了中西医结合口腔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表明，中医在防治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的科研和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目前，中医治疗口腔病，如复发性口疮、扁平苔藓、舍古林综合征、白塞病、盘状红斑狼疮、多形性红斑等疾病除进行中医辨证分型论治外，还进行临床检验免疫学、病理学及全身系统检查，在应用有关的经验方及古方取得治验的同时，根据疾病的病因病理改变、血液流变学及免疫学变化特征，筛选新的方药，制成新的剂型。目前已有一批疗效显著的方药相继研制成功并用于临床。而对以激素为主治疗的白塞病、天疱疮患者，配合中药治疗，临床缓解率明显提高，病死率降低，激素用量也相应减少。牙周病是我国常见疾病之一，近年来不少学者从补肾着手进行丁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通过动物实验模型对补肾、健骨、固齿的机制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抗炎免疫学研究验证清胃散等方的科学及实用价值。在牙体病的研究上，除继续探讨简便易行效果可靠的中药失活剂外，中药作为牙髓盖髓剂、干髓剂研究也取得初步成果。除此之外，中药在参与治疗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炎症方面也愈来愈显示其优势，其中有些研究已达较高水平。     总之，多年来口腔中医专业人员从中医角度对口腔多种疾病进行临床及基础研究，取得可喜的成绩，部分成果已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受到国内外口腔医务界的极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