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内科学发展史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称“大方脉”，它是人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积累，逐渐形成的。     由于中医的内科学在中医学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它的起源亦像中医学一样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如在《山海经》一书中，就可以看到“风”、“疟”、“疫疾”、“腹痛”等内科病证的名称和症状。但是，医学理论的产生还需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即只有进入封建社会才逐步变为现实。奴隶社会，奴隶们创造了越来越丰富的财富，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阶级的出现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化，又使各行各业日趋专业化，内科学就逐渐从医疗实践中突出并独立出来。据《周礼·天官》记载，当时的宫廷医生已分有疾医、食医、疡医、兽医四种，其中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而扁鹊被人们视为分科的先师。由于内科疾病的普遍存在和医疗实践的深入发展，使内科学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得到迅猛的发展，这些在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得到证实。而《黄帝内经》的问世，被视为战国以前医学知识的总结。     殷周之际出现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学说，至春秋战国时代，则被广泛用于阐述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并被中医学所采纳，以此探讨和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从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自战国迄秦汉这一时期，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时期。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共18卷，各81篇。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     ①强调整体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健康与病态与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②将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等各方面，探索出人体疾病变化与治疗的粗略规律。     ③重视脏腑、经络，论述人身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     ④在以上理论指导下叙述六淫、七情、饮食、劳伤等病因以及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     ⑤论述望、闻、问、切四诊的诊断方法和具体内容。     ⑥确定治未病，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标本，正治反治，制方，饮食宜忌，精神治疗及针刺大法等治疗法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已见理法方药的雏形，成为内科学理论的渊源。     另外，《黄帝内经》还记叙了200多种内科病证，从病因、病理、病性转化及预后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论述，有些病证还设专篇加以讨论，如“热论”、“咳论”、“痿论”、“疟论”、“痹论”等，从而为内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言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比较系统的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伤寒论》以六经论伤寒，分别讨论各经病证的特点和相应的治法，此外，还阐述了各经病证的传变关系以及合病、并病或失治、误治引起的变证、坏证的辨证与治疗方法。通过六经辨证，又可以认识证候变化方面的表里之分、寒热之异、虚实之别，再以阴阳加以总概括，从而为后世的八纲辨证打下了基础。     《金匮要略》以脏腑论杂病，以病证设专题，专篇加以论述，如肺痈、肺痿、痰饮、黄疸、痢疾、水肿等病证的辨证与治疗。     张仲景开创辨证论治的先河，临证时因证立法以法系方、按方遣药，而且注意剂型对治疗效果的影响。书中共制375首方剂，有不少功效卓著的名方，一直沿用至今，仍有很高的疗效。因此，《伤寒杂病论》在中医学术及内科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经隋至唐，由于祖国医学理论与临床的发展，医学教育也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宫廷医学校的课程规定，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等基础课，然后再学习包括内科在内的临床各科，以沟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亦可以看出内科在当时所处的位置和所具规模。在隋唐时代，对内科中的多种疾病已有详细的论述，如对伤寒、中风、天行、温病、脚气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都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对绦虫病、麻风、恙虫病、狂犬病的预防和治疗亦具有较高的水平。《外台秘要》已记载消渴病人的尿是甜的，对黄疸病及治疗效果的观察，提出“每夜小便中浸白帛片，取色退可验。”孙思邈进一步总结了消渴病的发病过程及其药物、食治等疗法，并规定了饮食、起居的某些禁忌。《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理学及证候学专著，其中记载内科病27卷，内科症状784条，对每一个病证的病因、病理、证候分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如对泄泻与痢疾、痰证与饮证，一反过去之统称而分别立论；对寸白虫的病因、疟疾的分类、麻风病的临床表现都有极其深刻的认识。     宋代对于医学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比较重视，规定了各科人员之间的比例关系。《元丰备对》记载，宋神宗时“太医局九科学生额三百人”，分科中属内科的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可见当时对内科之器重。从宋代起，金、元、明三代均设有大方脉科，是治疗成人各种内科疾病的专科，从而促进了内科的进步。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金元时代四大医家的出现，他们各自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人体状况及发病特点，总结了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刘完素对《内经》中五运六气学说有深刻的研究，他根据临床实践经验，参照《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理论，认为“火热”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故力倡火热致病的机理，创立“火热论”。在治疗上，他极善于使用寒凉药物，被后人称之为“寒凉派”。张子和受刘完素的学术影响并加以发挥，认为，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全在于病邪之侵害，不论外因、内因致病，一经损害人体，即应设法驱邪外出，不能让其滞留体内为患。他把汗、吐、下三法广泛运用于临床，并有独到的见解。由于他治病以攻邪为主，后人称他为“攻下派”。李杲生活于金元混战、社会动荡之年，人们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体质虚弱，从而使脾胃在人体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所以，他指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病时则多用补气升阳的药物。由于他擅长温补脾胃，后世称他为“补土派”。朱丹溪研究了先世医家的学术思想和著作，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独树“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两论。在治疗上，竭力主张滋阴降火之法，故后世称他为“滋阴派”。此四者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四大学派。     金元四大家及其弟子创建的四大学派，除了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外，则是他们结合实践中的疾病，敢于和善于从临床到理论进行探索、总结，乃至提出自己的见解，证明了中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即继承性，同时在继承过程中可以得到发展这一点对后世具有极大的启迪。     自金元四大家掀起学术争鸣之风，遂至后世历代诸家纷纷而起，各抒己见，使中医的理论与实践日趋系统和完整。如历代对中风之争，或言真中，或言类中，或言“非风”，越辨越明。又如对补脾、补肾及脾肾双补的推敲，使脾肾的生理、病理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更加明确。再如对鼓胀的病机认识，从东垣与丹溪的“湿热论”，到赵养葵、孙一奎的“火衰论”，再至喻昌的“水裹气结血凝论”，也是越分析越透彻，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了治疗效果。     金元时代的成就不仅限于金元四大家。与此同时，《圣济总录》有18卷专论诸风，反映当时对“风证”的专题研究已有一定的水平。张锐著《鸡峰普济方》，把水肿分为多种类型，根据起始部位的特征，区别不同性质的水肿，施以不同治法。另外，还有一些内科病的专著问世，如宋代董汲著《脚气治法总要》，对脚气病的病因、发病情况、治疗方法均有详细论述，并订出64方，是一部现存较全面的脚气病专书。元代葛可久著《十药神书》，是一部治疗肺痨病的专著，书中所拟10首药方，分别具有止血、止嗽、祛痰、补养等作用，对肺痨全过程的分型和治疗总结了一套可以遵循的经验，至今仍用于临床，成为名方。     病因学在此时也有重要发展。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在《伤寒论》病因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内经》理论，创立外因、内因、不内外因的三因学说，此说概括性强，适于临证应用，沿用至今。     金元以后，在中医学术界掀起了发展、创新的风气，如对人体某一脏腑生理、病理的新的探讨，或对某脏腑的代谢产物引起重视等，以及某个内科病证证治的见解不断有新的突破，从而使中医学及其内科学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明代继承了金元的学术成就并有所发展。如薛己的《内科摘要》，在学术上受李杲善于温补的影响，又有所发展，是我国最早用内科命名的医书。虞抟的《医学正传》则又发展了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的学说。同时王纶亦指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这是对当时内科学术思想的总结。另外，龚廷贤所著的《寿世保元》中，先论基础，后涉临床，有论有方，并附医案，是一部取材丰富，立论精详，选方切用，适于内科临床参考的好书。《景岳全书》为纠正金元刘、张嗜用寒凉攻伐之偏，倡导人之生气以阳为主，指出人体“阳非有余，阴常不足”，力主温补之法，书中载内科杂病部分28卷，记述了70余种病证的证治，每病证均引录古说，参以己见。张氏对内科许多病证病理的分析与归纳极为精辟，治则方药也多有心得，在这部分内容中，张氏结合病证对温补学说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明清时代，在医学史上具有特别突出地位的要算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它使内科学之外感病的实践与理论进入更高、更完善的境地。如吴又可的《温疫论》，是我国传染病学中较早的专门论著，他认为：瘟疫有别于其他热性病，它不因感受“六气”所致，而以感染“戾气”和机体机能状况不良为发病主因。并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与其人体接触，自口鼻而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皆病。这一认识，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也是一个突破性的见解。叶天士的《温热论》为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辨证的基础，其贡献在于：首先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概括了温病的发病途径和传变规律， 成为外感温病的纲领； 其次，根据温病的发病过程， 分为卫、气、营、血4个阶段， 表示病变由浅人深的4个层次，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再者， 在温病诊断上， 总结前人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与白痦的方法，从而为温病学说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吴鞠通在叶氏学说基础上著成《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 病名为目， 论述风温、温热、 瘟疫等9种温病的证治，并提出清络、清营、育阴等各种治法，使温病学说更趋系统和完整，建立了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其后，薛生白著《湿热病篇》，对湿温病进行了深入论述；王孟英著《温热经纬》将温病分为新感与伏气两大类进行辨证施治。这些都对温病学说作了发挥和补充，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     在内科杂证方面，明清也有一定发展。喻昌《寓意草》中提出疾病发生与时代背景密切相连的观点，加深了对疾病发病特点的认识，故而提高了对疾病的诊疗和理论水平。另外，林佩琴的《类证治裁》，是一部很好的实用内科学。同时，熊笱著《中风论》及尤在泾著《金匮翼》对中风病的叙述；胡慎柔著《慎柔五书》，绮石著《理虚元鉴》对虚痨病的分析； 卢之颐著《痃疟论疏》 对疟疾的认识，都可称之为内科专著，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时，对血证的认识也有新的突破，如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对瘀血证的论述和所创立的活血化瘀诸方，特别是为气虚血瘀所创立益气活血之补阳还五汤更为瞩目，直到今日，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唐容川的《血证论》是论述血证的专著，对血证的认识更加深入，并提出了治血证四大要法，对后世影响较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医学传人我国， 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所谓中西汇通派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由于旧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昏庸与无能，不可能正确引导中西两种医学取长补短，相互为用，反而企图扼杀中医，是非常错误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指引下，继承发扬中医学的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的建立，使内科学同其他各学科一样，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药队伍不断壮大，造就出一大批内科专业人才。《中医内科学》教材的多次编写，一些中医名家整理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著书立说，如秦伯未的《谦斋医学讲稿》、蒲辅周的《医案》、《医话》，任应秋的《论医集》都有一定的见解和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 中医现代化的步伐更大。既继承了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又汲取了现代中医内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成就、新技术、新进展，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促进了中医内科学的迅速发展。1983年的“衡阳会议”和1985年的“合肥会议”对振兴中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当今，党中央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一决定必将得到全国的响应，为中医走向世界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