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医学在动荡中发展，适合了解中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演变与挑战。
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进人衰落时期，政治更加腐败，经济停滞落后，国力日益衰弱。与此同时，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落后衰弱的中国，便成为殖民者的侵略对象。 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鸦片，挑起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清政府于1842年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各侵略者接踵而至。美国和法国于1844年先后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俄、德、奥、日、意等国也趁火打劫， 来争夺权益。 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侵略的种种特权后，进一步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相互勾结，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了对中国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化了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从1840年到1919年的80年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戊戍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未间断过。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主义的清王朝， 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 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猛烈进攻，不久，政权落人北洋军阀手中，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出现了军阀混战。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24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国民政府。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局面。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激起全国人民抗日的怒火，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 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经过3年的国内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异常复杂，有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城乡小生产和个体经济。 18世纪后期，清朝封建经济陷人衰落的危机之中，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增长，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必将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屈服，改变了中国社会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历史发生了转折。 19世纪初，外国在华经济势力有很大扩展。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使中国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难以正常发展。国民政府时期，官僚买办资产阶段窃据了财政经济大权，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发展到最高峰，造成国民经济停滞、破产和衰落的状态。 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思想体系，形成了新旧并存、中西混杂的势态，出现了“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贯串在哲学、史学、文学、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之中，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领域深刻而复杂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清朝封建统治日益衰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一些封建士大夫从为封建王朝炼石补天出发，深感烦琐的汉学与空疏的宋学都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改良朝政，向西方学习，并著书立说抨击时弊，力图摆脱汉学与宋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学风；主张治学要有助于经世，治经只要通晓大义，无须把精力耗费在烦琐考据上，强调要研究社会现实问题，于是便兴起了“经世致用”的思潮。在当时的知识界有一定积极作用，开创一代新学风，但其主观愿望仍是维护封建统治。 在“西学东渐”形势下，洋务派对“师夷”、“通变”存在种种忧虑，担心西学输人会对人心风俗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危及密封的中国封建思想体系，为了摆正“中学”与“西学”的位置，保证“西学”的输入不超出洋务派允许的范围，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和发挥。此后“中体西用”思想，日益广泛地渗透到各个学术领域。也成为中西汇通医家的一种思想方法。 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能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 更无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产生了改良主义思想。他们提倡西学，要求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打破了洋务派和传教士只限于学习西方技艺的束缚。甲午战争后，改良主义思想迅速发展，从一种社会思潮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戊戍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了一套以进化论为核心的思想理论，提倡新学、提倡民权、批判旧学，改革封建制度，受到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坚决反对，双方围绕着变法、民权、西学等，展开激烈的论争。由此成为一场传播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 辛亥革命后，一批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破除旧的传统观念，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在思想文化领域沉重打击了封建思想，出现了新的思想解放高潮，促进了人民大众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 “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运动。与反动统治阶级洋奴买办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展开激烈斗争。反映在对待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上，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针，前者主张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后者否定民族文化遗产。这在近代医学史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进入封建社会末期，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在缓慢地萌发着，西方自然科学传人后，被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天文、历法、数学等学科有一定进展，出现了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早期启蒙科学家，但广大知识分子仍然热衷于科举仕途。19世纪末，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展科学技术的思想和方法，对当时知识界有深刻的影响。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我国生根发芽，尽管它还幼小，但它毕竟冲破了封建制度和旧传统的束缚，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科学体系。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自然科学有了明显的进步，涌现出了一批新型的自然科学家和新的科技成果，他们对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和教学。一些科学家在各自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如地质学家章鸿钊(1877—1951)、李四光(1889—1971)、竺可桢(1890—1974)等，在我国地质勘探、地质考察和地质力学的研究方面，都作出卓越的贡献，并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地质学专门人才，使地质学成为近代成果显著的学科；化学家侯德榜(1891—1974)在1942年发明联合制碱新法；数学家林士谔提出求代数方程数字解的方法。华罗庚(1911—1985)在1946年发展三角和法、研究解析数论；物理学家钱学森在1946年发展了稀薄气体动力学理论等，都被称为近代科学史上的突出成果，反映了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水平。与此同时，新型的社会科学也逐步形成，人们的科学精神不断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时的成就，与16世纪以前相比较，显然是已经失去了中国在世界科技史上领先的地位。 近百年期间，中医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发展，临证各科医家不断总结新的医疗经验，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医学家和各具特色的专著。药物学与方剂学也有新的进展，产生了一些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药物学著作， 对药物鉴别、 药物效用以及方剂学理论的研究等取得了新的成就。不少医家在整理、收集、考证、辑佚古医籍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出版了一些医学丛书、全书、工具书及医案、医话等，对保存、传播、普及中医药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代西医学传人以后，一些著名的医学家试图把中医学与西医学加以汇通，从理论到临证，从药物到处方都提出了一些汇通中西医学的见解，形成了中西汇通的思潮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旧政府实行歧视、限制、消灭中医政策，激起中医药界和广大群众的坚决反抗，虽然迫使当局未能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但是，中医药学在此时却受到严重的摧残。 近代中医界有识之士，在困难的环境中兴办了中医学校，还建立了一些学术团体，出版了一些中医药期刊杂志，对维护和发展中医药学有可贵的贡献。 这一时期，民国政府与革命根据地在医药卫生事业上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也取得了不同的结果。 总之，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医学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是，西方医学在我国逐渐形成一支独立的医疗力量，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是，从总体上看，近代医学的发展呈现了缓慢的势态。
外国医学传人我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迫溯到南北朝时代，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不大。直到19世纪，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需要和传教士的来华，西方医学在我国开始日益广泛深入地传播，由沿海到内地，由设诊所到建医院，由办学校到吸收留学生，由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近百年间，形成了中医与西医并存的局面。近代西方医学的传人，与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进一步扩张侵略势力，利用医药作为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他们声称：“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因此，近百年以来，西方医学的广泛传播，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医学界，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建立诊所和医院: 最早建议英、美教会界雇佣传教士医生作为来华的先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中国站的外科医生郭雷枢(ThomasR．Colledge，1797-1879)，他在《关于雇佣医生作为对中国的传教士建议》中明确提出：应该派遣传教士医生作为来华传教先遣队。1827年他还在澳门开设诊所，次年扩大为医院，这是外国人在华开办的第一个教会医院。此后，各教会团体均纷纷派遣传教士医生来我国。 第一个把医疗作为对华传教手段的教会团体，是基督教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会总部，该会1830年开始在中国活动。美国的基督教派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医生是彼得。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这个被称为“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一根横木时，他以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大门”的传教士医生，于1834年受美国布道会派遣到达广州，次年在广州开办“眼科医局”，因医院是在新豆栏街租的房，故又称“新豆栏医局”。鸦片战争后，1842年在旧址重建“眼科医院”。1855年因伯驾任美国外交官而由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 Kerr1824-1901)接替主持医院。1859年嘉约翰在广州南郊重建，并改名为“博济医院”。这所医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成为在华历史最久的医院。 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从1842-1848年短短的6-7年间，5个通商口岸全部建立了教会的诊所和医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进一步在我国内地各省、市建立，较著名的除1859年广州建立博济医院外，1862年伦敦会在北京建立医院，因门前有两个旗杆，俗称“双旗杆医院”，1906年该院与其它几个医院合并，成为北京最大的教会医院。 20世纪以后，教会医院迅速发展，除原有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外，各地又新建立一些诊所和医院。据1938年出版的《基督教差会世界统计》所载：到1937年止，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共300所，病床约21000张，小型诊所600处。此时，美国天主教也在江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开设了医院。还有一些英美合办的医院，据1935-1936年的《中华年鉴》统计：全国已有20个省建立教会医院426所。 此外，台湾省1866年在高雄，1891年在大稻埕也建立了教会医院。英国伦敦会于1881年在香港建立爱丽思(Alice)纪念医院。至此教会医院已经遍及全国各地，除美、英、法、德外，加拿大、丹麦、瑞典以及日本、朝鲜等国也在我国开办了医院。但是，这些教会医院的经费，主要依靠在中国就地募捐兴建，在医院管理和医疗工作方面，随着形势的发展，也有不少教会医院是由中国人负责管理和医疗，或与外国人共同管理。 2.开办医学校和吸引留学生: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中国，更加重视占领教育阵地。为此，在办医院的同时，即开始创建医学校。1870年医药传道会在广州建立第一所教会医学校，即博济医学校。1883年在美以美会支持下建立苏州医院医学校(1894年改为苏州医学院)。1896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建立医学系。这些近代早期建立的教会医学校，数量少，规模小，毕业生寥寥无几。 20世纪以后，教会医学教育有很大发展。1900—1915年间，已建立教会医学院校23所，护士学校36个，还有药学校、助产学校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02年在广州成立的夏葛女子医学校。1906年由英国伦敦公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国外布道会、英国圣公会、伦敦教会医事协会等联合组成北京协和医学校，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收后，改为协和医科大学，成为当时第一个得到清政府承认的最大的教会医学院。1910年成都建立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21年沈阳建立南满医学堂，1914年长沙建立湘雅医学院，以及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等也都是这时期较著名的教会医学院校。 关于吸引中国青年出国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早在1841年美国传教士医生彼得．伯驾就提出，对有才能、有希望的中国青年进行医学教育的建议。这提议很快引起英国“皇家外科医生学院”的注意与合作，同时，也受到美国“纽约中国医学教会协会”的支持，该会决议指出：“关于训练一队能干的科学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目标--可以作为对整个帝国进行弥撒的酵母——是已经决定的宗旨。“……这样教育与培养的人，将回到他们本国成为领导人物，不论是在建立的机构中进行了教学或医疗。”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曾呈美国总统罗斯福“备忘录”中提出“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我们可以不接受中国的劳工，但我们可以宽待中国学生，把我们的教育设施供给他们……这种道义上的影响的扩展，即使单纯从物质概念而言，意味着所付出的代价在回收时，将比任何其他方式获利更大。商业追随在道义和精神的支配之后，要远比追随在军旗之后更为合乎情理。”这就清楚地说明当时各国吸引我国留学生的真正目的与宗旨。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派送留学生赴美之用，并在北京开设一所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由美国派员监督庚款用途和培养学生标准。此后留学生显著增加。 《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批学生到日本和欧洲各国留学。1907年，日本和清政府订立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办法，由各省公费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短期内赴日的留学生达万人以上。 近代最早去西方学医者为黄宽(1829—1878)字绰卿，号傑臣，广东香山县人，年幼时父母双亡，家境贫困，1841年到澳门，初在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跟随他的老师布朗夫妇前往美国，进麻省曼松学校，得文学士学位。1850年赴英国，人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获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后，初在香港开诊所，在广州惠爱医馆任职，1863年，被聘为中国海关医务处医官，1866年在博济医局附设医校任教员，1867年被委任代理主管博济医院。 在此期间，他除努力整顿医院外，还作了多例高难手术，受到很高的称赞。黄宽精于外科，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深受中外患者信任。他一生忙于临床，没有留下著述。他的同学容闳在所著《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评述其事迹称：“以黄宽之才之学，遂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外科。继复寓粤，事业益盛，声誉益隆。……于1878年逝世，中西人士临吊者无不痛惜，盖其品学纯笃，富有热忱，故遗爱在人，不仅医术超人。”成为我国第一代著名的西医学家。 第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女医学生是金韵梅（1864-1934)，浙江宁波人，两岁时父母双亡，被麦克特(Mecdrtee)医师收为养女，1881年随之赴美入纽约女子医学校学习，1885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1888年回国，曾在厦门、成都、天津行医，并创建护士学校。 金韵梅知识渊博，医术精良，尤其精于微体摄影术，并具有优良的品格，热心社会工作，为中华医学会永久会员，曾为该会捐助基金，拟筹建一所孤儿院，惜未能实现。生前深受中外医界尊重，是近代一位出色的女医学家。 在金韵梅后，还有一些女青年出国学医，并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如胡金英、康成、石美玉等，均取得了出色的成就，深受中外患者的称颂。第一个出国接受护士训练的是钟茂丰，1909年毕业于伦敦葛氏医院。 甲午战争以后，我国有不少知识分子到日本留学，秋瑾、鲁迅、郭沫若等著名人士都曾赴日学习。秋瑾(1875-1907)于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留学日本，1906年因反对日本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而回国。1907年她在《中国女报》第一、二期译有《看护学教程》，介绍一般扩理知识，她强调：“看护为社会之要素，妇人之天职……虽谓益国便民之事业，亦非过语，何贱业之有!”是我国重视并倡导护理学最早的学者之一。鲁迅(1881-1936)在《呐喊·自序》中曾谈到他赴日学医的原因，于是进入了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来为了改变国民精神，他才到东京从事文学活动。郭沫若(1892-1978)也曾于1914年东渡日本求学，先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后改攻文学。 此外，这一时期，尚有伍连德、颜福庆、俞风宾、牛惠生、刘瑞恒、汤尔和、闫德润、杜聪明等人先后留学英、美、日等国，取得优异成绩，成为近代医学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对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青年出国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促进了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
西医学作为一门科学，近百年来在我国各地广泛传播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西医学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它的传人，客观上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科学知识，西医医院的建立，西医药院校的开办，西医著作的出版，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对我国人民的保健事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西医学在我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清代统治者为了本身的需要，开始举办医学校。1881年李鸿章首先在天津开办医学馆，1893年改为“北洋医学堂”，后又改称“北洋军医学堂”；1902年袁世凯也在天津办“北洋军医学堂”；1903年，京师大学堂添设“医学馆”，1906年改为“京师专门医学堂”。这些便是中国人自己开办较早的医学校。辛亥革命以后，在北京、浙江、江苏、江西、湖北、河北、山西等地出现了一些国立、省立和私立的医学院校。这些医药院校，其教学制度方法及教材，几乎全部照搬欧美的，而且不少是用外语教学，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这些学校培养训练了一批我国自己的医药技术人员，其中绝大部分学生毕 业以后成为各医院、学校医疗、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为进一步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现代医学打下了基础。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我国基础医学队伍也逐渐成长起来。1938年全国生理学会已有会员120余人，1947年全国解剖学会会员80余人，虽然人数不多，研究工作没有统一的规划，技术设备也很落后，但是有些学科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人体解剖学方面：关于人体解剖形态结构的研究，比较解剖学、神经解剖学、体质人类学、实验胚胎学、组织细胞学等研究工作已经开展。在生理学方面：1912年起已有外籍医生与我国学者先后发表研究我国人尿、消化液、肺泡气成分与血型等项报告，为我国生理学研究之开端。1928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基础代谢研究论文专辑。1929年蔡翘教授所著《人类生理学》问世。此后，生理学实验研究逐渐开展，主要研究课题如皮肤电反射，视觉中枢对光反应，神经肌肉接头之生理，中枢神经化学性传递与迷走神经和脑垂体后叶反射等。在生物化学方面：主要研究课题有关于蛋白质变性，抗原与抗体的化学成分，血液分析和营养方面的研究。以及关于我国人民营养生化与膳食成分的分析研究等。在药理学方面：20年代已零星地开展了一些中药的生药化学和药理研究。1932年陈克恢实验发现麻黄素的药理作用，促进了中药药理研究的开展，当时已有对防己、贝母、抗疟中药常山等40多种中药的药理研究，这种用先进科学技术研究我国丰富的中药资源，充实现代药理学内容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 其他基础学科如微生物学、病理学、医学寄生虫学、卫生学均处于初创阶段，虽有少数学者如伍连德、林宗杨、汤飞凡、侯宝璋、林振纲、钟惠澜、冯兰洲等作了不少出色的工作，但是，由于缺乏组织计划，设备简陋，经费不足，工作进展十分缓慢，甚至有许多学科长期空白，与世界医学的发展相比，显然处于落后状态。 这一时期还编译出版了一些医学著作，如《实用解剖学》、《实验生理学》、《病理学》、《生 物化学》、《病理组织学》、《寄生虫学》、《药物学》以及《临床医学》等。 此时，各地还先后办起了一些医学杂志，如《医学报》(1905)、《医学世界》(1908)、《医学卫生报》(1908)、《中西医学报》(1910)、《医学杂志》、《医学新报》(1913)、《医药杂志》(1920)等均是较早由我国人自己办的医学期刊，有的着重介绍西医知识、有的着重探讨中西医异同问题。 这时，还建立了一些西医药学术团体、学会，影响较大的有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 中华医学会，于1915年在上海成立，学会下设生理、病理、解剖、微生物、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精神病、皮肤性病、医史等若干委员会，到1947年全国各地已有30多个分会，会员3000余名，1915年开始出版《中华医学杂志》。 中国药学会，是1907年冬在日本东京留日学生发起组成的，1911年辛亥革命后，迁回北平。1912年改名《中华民国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的前身是1909年由八位外籍护士发起，在牯岭成立的“中国护士组织联合会”；1922年成为国际护士会的会员。1949年已有分会10余个。1920年发行《护士季刊》。此外，尚有“中国预防痨病协会”、“中国预防花柳病协会”、“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华营养促进会”、“万国鼠疫研究会”等。这些学会和团体的成立，促进了医药学术的发展和交流。
20世纪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与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相比较，传统的中国医药学必须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中医学如何发展?怎样对待两种医学的关系?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当时在医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一些直接或间接受过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对我国传统文化一概加以鄙视，对中国医药学同样也抱以蔑视的态度，认为医学没有中西医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与科学的医学的分别，主张全盘西化，把中国医药学当作封建文化的一部分来加以反对。这些论点后来便成为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还有一些人受到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认为西医学不适合中国， 中西人脏腑不同， 用中医的理论来批驳西医学是谬论妄说，成为保守主义在中医界的代表。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同样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阻力。与前两种人不同的是，在中医界还有一些受到近代科学思想影响的人，他们承认西方医学的先进之处，也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迫切探索发展中国医学的道路，试图把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加以汇通。从理论到临床都提出了一些汇通中西医的见解，并且不断为后人所继承，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潮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早在19世纪初期， 王学权(1828-1910)，在他所著(重庆堂随笔)(1808) 中， 肯定了西医的解剖学，“层剥寸封，批却导款，毫发无不推勘，故其著论， 至为详尽。” “至于精思研究，不作一影响揣度语， 则西士所独也…… 故其所著《人身概说》、 《人身图说》等著， 虽有发明，足补华人所未逮， 然不免穿凿之弊， 信其可信，厥其可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西医学持这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实属难得。 陈定泰，广东新会人，在其所著《医谈真传》(1844)一书中采用西洋人所绘脏腑图，考证王清任之说及古传脏腑经络图，以判真伪。四川罗定昌在《脏腑图说证治合璧》(又名《中西医粹》1882)书中，以英人合信《全体新论》、《妇婴新说》两书所附脏腑图，与王清任《医林改错》中的脏腑图互相比较，进行研究。这些都是较早接受西方医学的医家，可谓开中西汇通派之先河。
1.唐宗海(1846-1897) 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因其父多病，1873年父曾患吐血、下血症，经查找各书，延请名医施治均无效，故唐氏自幼即刻苦钻研医学，遍览方书，多方求师，于1884年著成《血证论》一书，后又陆续著有《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本草问答》，合称《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曾经官方示谕刊印，广为流传。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之说始于他的著作。 唐氏提倡中西医汇通，是从保存和发扬我国的传统医药学的愿望出发，主要是使用西医来印证中医，力图证明中医并非不科学，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以求尽美尽善之医学。他说：“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摘灵素诸经，录其要义，兼中西之说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 他汇通中西医的主要学术观点是，认为中西医原理相通。如说：“西医谓心有出血管导血出，又有回血管导血人，西医名管，中医名脉，二而一也。”又说：“西医言苦胆汁乃肝血所生，中国旧说，皆谓胆司相火，乃肝木所生之气，究之有是气，乃有是汁，二说原不相悖。” 同时他在汇通中西医的过程中，为维护中医，驳斥当时人对中医的种种妄说，还表现了重中轻西的思想和对西医学说的某种蔑视。他还认为：“西医剖割视验，止知其形，不知其气，以所剖割只能验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惟西洋医学，则止就人身形质立论，不知人之气化，实与天地同体也。”还说西医不懂诊法，西医不信脉法，西医似精实粗等等。在他看来凡是可以用来印证说明中医古典医理的西医学说才是可取的，实际上他认为西医的解剖生理诸新说，都没有超出《内经》的范围。 唐氏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还反映在他厚古薄今的历史观上，认为中医学乱于晋，失于唐，而沿讹于宋……古圣人大经大法久恐湮没不彰……”又说：“晋唐以后渐失真传，宋元以来尤多纰谬……若秦汉三代所传内难仲景之书，极为精确，迥非西医所及。”他这种尊经崇古的思想和盲目的轻视西医，不能吸收西医之长，也不能促进中医学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唐容川在临床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所著《血证论》一书，皆“实事实理，有凭有验”，有关血证的论述，对后世有一定的启示。 2.朱沛文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叶)字少廉，又字绍溪，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世医之家，其父兄均以医名。朱氏出生清末，又生长在岭南一带，正是西方医学在我国广为传播兴盛之地，故他自幼随父学医，除苦读《内经》、《难经》以下多种医书外，还学习了当时传人的一些西医知识，并曾到西医院，亲眼观看人体解剖，这些对他形成中西医汇通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朱沛文自叙称：“沛文少承庭训医学，迄今临证垂20年，尝兼读华洋医书，并往洋医院亲验真形脏腑，因见脏腑体用，华洋诸说不尽相同，窃意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他认为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但又“信理太过，而故涉于虚。”西医“专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但又“逐物太过，而或涉于固。”这种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的见解，在当时还是比较客观的，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便试图各取其是，加以汇通。 他于1892年编撰了《华洋脏象约纂》一书(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汇集《内经》、《难经》、《医林改错》等书中有关人体结构、脏腑图象与西方生理解剖知识及解剖图谱相互参照，加以论述。书共3卷，上卷为五脏六腑形态、部位、功能；中卷为眼、耳鼻及骨骼结构、功能；下卷为十二经脉、气血营卫等生理作用及西医脏腑解剖图谱，内容较系统、丰富，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中西医汇通学术思想。如“心脏体用说”：“心所生者谓血，心所藏者谓神，华义甚确惟洋但以心主行血，而一切知觉运动，其功皆属之脑，故一切血病，华洋皆知治心，其一切神病，洋医但知治脑，岂知心为藏神之舍，脑为运动之机，缘脑由肾所生，心与肾有表里交通之义，病则相连，故凡神病者，心肾兼疗为允。”他认为中医与西医之间，虽有可通之点，但也存在不同之处，采取“通其可通，存其互异”的科学态度，也是很值得重视的。 同时，他在反对封建礼教和评价前人的成就与错误方面，也抱以比较正确的态度，他对宋以后取得重大成就的医学家如刘完素、李时珍、吴有性等，都予以肯定，对陈念祖等人“率意嗜古”以及王清任《医林改错》，在记载脏腑方面的一些错误，也都予以指出，因此，就其学术思想来看，比唐容川等人要进步，被后世称为中西医汇通派中的开明医家。 3.恽铁樵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江苏武进县人。自幼孤苦，父母早亡，由叔父收养，因之苦读经书，才思敏捷，16岁即为人师，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4年，成绩优异。毕业后曾在长沙、上海任教，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主编《小说月报》历20年之久。其翻译西方小说有《豆蔻葩》等，当时颇受欢迎。中年以后因3子均亡于伤寒，乃奋力钻研医学，受业于名医汪莲石，日为人治病，夜握笔著书，十几年间著作达25种之多；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伤寒论辑义按》、《金匮翼方选按》、保赤新书》、《妇科大略》、《脉学发微》、《温病明理》、《生理新语》、《病理概论》等，统名《药庵医学丛书》共8辑。曾开办中医函授学校，编写函授讲义数种，有学生400余人。他一生发奋著书，废寝忘食，饱经忧患，体弱多病，晚年瘫痪在床，仍口授其女慧庄录之成文，直到临终前一天还在改定《霍乱新论》一书，可谓为中医事业奋斗一生。 恽氏由于博采诸家，学识渊博，对中西医都进行过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因此，在学术思想上较前人大大提高了一步。 他对中医、西医的认识是较为客观公正的。他说：“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又说：“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盖《内经》之五脏，非解剖的五脏，乃气化的五脏。……故《内经》之所谓心病，非即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而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如云治医学不讲解剖，即属荒谬，……谓治医学不讲四时、寒暑、阴阳、胜复之理，即属荒谬。”在当时条件下，他认识到西医重视生理解剖、细菌、病理和局部病灶的研究，不知四时五行，自然界变化对疾病的影响，而中医重“形能”，主“气化”，顺乎自然重视四时五行等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些看法，从总的方面，指出了中西医学的某些特征，对后人有所启示。 同时他还明确提出：研究医学不应以《内经》为止境，并强调西医学有先进之处。他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又说：“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这种要求不断发展中国医药学的思想是很可贵的。 恽氏在从事中西汇通时，还针对余云岫在《灵素商兑》中以西医解剖学，攻击《内经》的种种谬论，加以批驳，写了《灵素商兑之可商》一文，与之进行2年之久的论战。他说：“吾撰著此书，目的在使今之中医，先对于自己的学说了了，然后吸收他国新文明，固非反对西医而为此书，亦非欲使中医以《内经》为止境而著此书。”他在文中除了肯定《内经》的学术价值外，还论述了治医不应以《内经》这止境的4点理由，充分反映了他今人应该超过古人，古今治医皆需兼通其他学科。为吸收西医之长，要首先搞清中医学理论等学术思想。 他在提出中西医汇通应以中医为主的同时，还强调要注重实际效果。他反对中央国医馆关于统一病名“以西洋译名为准，而罢旧名的作法。” 他指出：西洋医法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不可强合而为一也。” 他还在自己的医疗实践和著作中，努力试图作到兼采中西各家之长。如《伤寒论辑义按》：“全书六经关系以《内经》形能为准，全书生理关系以西国书为准，各方变化配合以临床经验为准。”其著作大多切合临床实用，如《保赤新书》运用中西医理分析儿科诸疾，处方用药不拘不泥，为时人所称道。 对恽氏的医学活动，医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是“狂汉”、“怪物”、“国医叛徒”；有人称恽氏医学为“轩歧医学”“西洋医学”和“实地医学”，三合而成，自成一家之言。 当然恽氏的中西汇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是他毕竟是中西医汇通派的著名代表，近代医学史上一位卓有建树的医学家。恽氏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4.张锡纯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县人，他自幼年起即学习四书五经及医书，青年时已为人诊病，曾任军医，并在沈阳创建“立达中医院”，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30岁时开始接受西医学说，一生从事临床和中西医汇通的工作。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共30卷，约80万字，总结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在辨证论治选药立方上，注重实践，讲求疗效，并结合中西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阐发医理，有不少独到见解，书成之后多次校勘重印，在医界流传较广，对临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氏中西汇通的主要学术观点是，认为中医包括西医之理，在他的著作中说：“年过三十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外，后又十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浑含，有赖后人阐发耳。”又说：“吾儒生古之后，当竞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于是他便以“与古为新”为己任，从事中西医汇通的探索。他从医理、临床各科病症以及治疗用药等方面，大胆地引用中西医理互相印证，加以阐发。他说：“中医谓人之神明在心，西医谓人之神明在脑，及观《内经》，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还说：“《内经》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细辨《内经》之文，原与西人脑充血之议论句句符合，此不可谓不同也。”他的汇通其实主要是试图印证中西医理相通，说明中医并不落后于西医。 在临床上，中西药物并用也是他进行中西医汇通的一个特点，他认为中药，西药不应互相抵牾，而应相济为用，不要疆域之见存于其间。他写有《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为理》一篇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因此，他在临床上便经常应用西药加中医复方治疗疾病，以取效验。他极力推崇阿斯匹林治肺结核的降热作用。如说：“西药阿斯匹林为治肺结核之良药，而发散太过，恒伤肺阴，若兼用玄参、沙参诸药以滋肺阴，则结核易愈。他对中药药理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也受到后人的重视，他所进行的中西汇通，虽然存在片面和牵强附会之处，但他注重在临床上大胆并用中西药，不断观察其疗效，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求实效、重实验”是他进行中西汇通的主要方法。自述：“愚生平研究医学，必有确实微验，然后笔之于书。即对《内经》也未敢轻信。”他除了以“书难尽信”的态度，在实践中验证前人的理论之外，更重要的是不断通过自己的临证经验，认真总结确有实效的经验。如他“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不惜下问于厨师；为了体验药物性能，不惮亲自尝试。毒如巴豆、硫黄、峻如甘遂、细辛、麻黄等亦恒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故张氏有医学实验派大师之称。 张锡纯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都适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并且抱有力图“把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的思想，为此，深受后人的尊敬。 5.中西医汇通的经验教训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医学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时刻，当反动统治阶级崇洋卖国，妄图消灭祖国医学之际，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医家，试图通过“汇通”的途径，批判和抵制对中医学的种种攻击，保护和发展中国医药学，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是符合我国医学发展需要的，较之民族虚无主义和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当然，由于历史背景和他们本身条件的限制，其汇通中西医的活动，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认真总结中西医汇通派的经验教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近代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为后人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1)他们从不同角度探索沟通中西医学的途径，比较两种医学体系的异同和长短，在比较与汇通中维护宣传中医学术理论，成为近代医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2)他们把吸取西方医学的科学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途径之一。尽管是初步的尝试，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启示。 (3)他们重视临床疗效，从临床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用。张锡纯、恽铁樵在这方面提出的见解与经验，可供后人借鉴。 (4)他们在进行中西医汇通时，明确提出：首先要维护、发展中医学，强调中医学的兴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为此，恽铁樵等与废除中医的思潮做了坚决的斗争，成为近代维护中医学的重要力量。 (5)他们为从事中西医汇通的探索，兴办中医教育，培养中西兼通人才，努力钻研中医学理论，促进了中医学步人近代化历程，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同时，中西医汇通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1)鉴于时代与个人的局限，他们在思想上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方法上也存在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与简单幼稚的现象，是后人应该记取的教训。 (2)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的存在明显的崇古尊经思想，有的存在重中轻西的偏见，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他们进行中西医汇通的创新。 (3)中西医汇通的探索，与近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不可能把学术问题与社会政治斗争正确加以区别。这里也有值得总结的教训。 总之，近代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在提倡向西医学习的同时，维护中医学的存在，坚持中医学之长，如整体观、脏腑学说、四诊八纲和辨证论治的诊治方法等。他们明确提出采西医之长，如化学、机械、实验等等也都符合医学发展的实际。从这一角度，评价他们的工作是有益于医学发展的，其经验教训也是值得后人进一步地加以总结和借鉴的。
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中国科学化”运动兴起。在医学界有了一些医家主张要维护和发展中医学，必须适应时代潮流，“中医科学化”思潮随之产生。1931年朱松在《医界春秋》第66期上发表的《“中医科学化”是什么?》一文中称：“中医科学化,系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固有医学之谓”。1931年1月成立的中央国医馆，在其组织章程草案中这样规定：“本馆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此后，各省、市、县国医分馆、支馆也都遵循此旨。不少医家提出“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改造中医”、“改良中医”、“改进中医”等口号，并组织学术团体如“中医科学研究社”，创办《中医科学》杂志，建立“中医科学书局”等，发表宣传这一主张的文章，进行中医科学化的探讨。从30年代初到新中国成立前，成为中医界盛行的一种思潮，在近代医学史上颇有影响，坚持中医科学化的著名中医学家有施今墨、陆渊雷、张赞臣、谭次仲、叶古红、张忍庵等，其中以陆渊雷、谭次仲的论述与著作较有代表性。 1.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陆渊雷 陆渊雷(1894-1955)名彭年，江苏川沙县人,少时从朴学大师姚孟醺治经学，通诸子百家，天文历算，曾执教于暨南大学，南京国学专修馆，持志大学等校，授课之余，钻研医学，后从师沪上名医恽铁樵，恽氏提倡中医革新，渊雷受其熏陶，又鉴于余云岫等人倡言中医不科学，竭力废止中医，其时陆氏便以“中医科学化”为目的，致力于整理发扬中国医学，著述甚多，有《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陆氏论医集》、《中医生理术语解》、《中医病理术语解》及《生理补证》、《病理补编》等。陆氏改造中医的主张，集中地反映在他于1928～1929年发展在《中国医学月刊》上的《改造中医之商榷》一文中，主要学术观点如下： (1)承认中医疗效，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效。他说：“国医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国医之情形，乃近于“说假方，买真药”。坐使世人因其方之假，遂疑其药之非真。又说：“同是一种病，西医与中医的治疗法不同，病一样会好，这却用不到疑异。……至于中西医理论上的不同，那就不是这样，因为病的真际只有一个，决没有两种理论可以同时存在，有了两种不同的理论，一定有一种是对的，那一种是不对的，或是两种皆不对的。如今西医的理论，根据科学步步从实验得来，虽不能完全对，大部分总不会不对，中医的理论既与西医截然不同，西医既对了，中医自然是不对，理论既不对，治疗怎么会对呢。”还说：“……病理可以凭空结撰，药方治疗却不能凭空结撰。《伤寒》、《金匮》上的药方，都是数千百年经验下来的有效方，决不是张仲景创造出来的，至于这些药方为什么能医好病，不但张仲景无法说明，就是我们有了许多科学的帮助、要去解说他，也是十分不容易。以不佞的一孔之见看来，《内经》可以说得是病理学、《伤寒》、《金匮》可以说得是治疗学，病理与治疗，实际上不能够打成一片，这是医学上很大一椿阙憾，吾们所当努力去发明，务必找出一种具体解释的。”他认为：“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可以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国医科学化之目的如此，岂能徒标榜空言哉!”“中医的学问到了这个境界，治病的本领既胜过西医，学理的根据又不让西医，那才是中医界扬眉吐气的日子，也就是中医学推行到全世界的日子。必须这样，才好算沟通中西，必须这样，才是中医学吸收西医学，并不是中医学投降同化于西医学，可见陆氏主张中医科学化的目的与任务是很明确的。 (2)主张中医科学化必须吸收其他科学知识。他认为：作为中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理方面是完全不懂的，只好算个医匠，不能算是医学家……若是不甘心做个医匠，定要懂得学理，做医学家那就必须破工夫学下列的科学。……生物学、物理、化学、数学等普通常识。解剖、组织、生理、胎生等接近医学的科学。病理解剖、病理学、病原细菌、诊断等西医学。学通了这些科学，还要知道两椿事情，中医书中，有许多名目及理论确有精义，西医所不懂，然而可以用科学来证实说明。……细菌原虫，并不是传染病的绝对病原。”因此，他主张中医科学化，中医学必须吸收西医学与其他科学知识。在其所著《伤寒论今释》一书中写道：“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真际，大体已无多违失，是以鄙人治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论，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说明陆氏已进行了实际的探索。 (3)强调改造中医，沟通中西医，只有中医能胜任。他认为：“要沟通中西医学，先要兼习中西医学，中医的书籍带着文学色彩，西医的人才带着科学头脑，西医既不能学中医学，哪里能沟通，近来西医的报章杂志，常说中西决不能沟通，就为这个缘故。到是中医界的人物，除却不学无术的江湖医生不算，都带着文学头脑。若能破工夫研究些科学与西医学，就不难沟通中西。”又说：“……既懂了中医的旧说，再懂了西医的科学，只要稍微加些思考力、把科学法来解释旧说，并不十分困难，这就是沟通中西的下手方法。而且这项工作，只有中医做得，西医却做不起来，因为先懂了许多科学，再要教他学中医学时，就觉得到处模模糊糊，没有心情去彻底研究了。”他还认为：“能沟通中西的中医，恽铁樵先生自然是开山始祖。”此外他指出还有三、五人，在这三五人中间，陆氏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4)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方法，应从研究证候的人手。他认为：“中医方药对于证有特效，对于病无特效。……仲景《伤寒》、《金匮》里的种种名目。例如发热、恶寒……皆是证候，……中医用药的标准，只问证候，不问病名，一种病，可以先后用几个药方，一个药方，也可以适用于好多种病，最奇妙不过的，只把证候祛除、害的病也同时好了。”他说：“若问是什么缘故，仲景书中也没有说出所以然来，好象是留待后人解释的意思，吾们生当科学昌明的时世，对于这一点，就应当用科学方法去解释他。第一步要研究这个证候，是身上起了何种特异机转。第二步要研究这个药方，为什么能祛除这个证候。第三步要研究这个证候祛除了，为什么害的病会全体好。这三步研究皆有了准确的答案，就成了一种有根据的学理，学理积得多了，从已知道的部分，推究到未知道的部分，于是乎仲景不会医的病也会医，古人没有的药方也会造出药方来，这才是医学上真正进步。”又说：“中医的药方，只是取效于证候，不是取效于病名。”因此，他进一步指出：“西医……看着中医的诊断并不费事，用药却极有效验，就以为中医不如西医，中药胜于西药。于是收买中药，拿回去化学分析，动物实验，岂知化验出来的成分效用，多半与中医的用法不合。”所以，陆氏强调要“从证候与药性两方面参合起来研究，就很容易明白”中医的学理。今天看来这一见解仍是值得后人重视的。 2.探索科学化途径的谭次仲 谭次仲(1897-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早年毕业于两广方言学堂，曾以报馆为职业兼任中学教员，自修中、西医学后以医为业，历任梧州中医学会会长，广东仁爱医院中医部主任，香港保元中医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后考取西医师，于佛山市开业，“先生虽为中医，而其学术思想则无分中西，凡所著述，即或语语说中医，而基础仍句句本科学，盖人类胥同，医理归一，为先生之根本思想也。……先生应各地学者之求教，办函授学校，其遥从弟子，除澳洲外，遍于四大洲，造就科学化之国医人材甚众，先生于医学之改革事业，厥功可谓伟极矣。”可见谭氏确为提倡中医科学化一位有影响的医学家。著有《中医与科学》、《中药性类概说》、《伤寒评注》、《金匮削繁》、《医理浅释》、《医学论集》等，惜未能全部付梓。 谭氏主张中医科学化，对中医科学化必要性、可能性与中医科学化的途径、方法作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论述。主要反映在《中医与科学》一书中，他对于中医科学化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自称是“主张中医科学改造最力之人。”拟著了《中医与科学全书》，共11种，百余万言，但未能全部完成。现仅见第一种《中医科学化之我见》、第二种《中药性类概说》、第七种《伤寒论评注》及《金匮削繁》等共十余万言。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医学的态度与中医科学化的见解和陆渊雷的主张颇相近。主要学术思想有以下几点： (1)论中医科学化之必要性。他认为中医界的弊端有三：“第一因对于科学全未问津。第二在不知中医于科学是多半有根据，有折衷，有水乳交融同途合辙的可能。第三在错认医者但求治病，医得好就算了，中医不要科学，治病也常常会好。因此，自满自足，总三者的弊端，实皆由于不认识科学。故深望此少数之中医界诸君，分业务之余，实行研究科学，尤其是急急研究科学中之解剖学和生理学。”说明他提倡中医科学化完全是从维护和发展中医学的愿望出发的。关于中医科学化的必要性，他提出了五点：①“中医不科学化，必渐失国人信仰。”②“中医不科学化，就永远不能与卫生行政融和的。”③“中医不能顺应潮流，认真从科学来革新，就永不能加人教育系统。④“中医若不改转方针，皈依科学，是永不能消除西医的敌视。”⑤“中医不改从科学就没有提高的可能。”这就是他所讲的中医必须科学化的理由。 (2)论中医科学化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医实质与科学必有同化的可能。……中医虽千头万绪，大别之不外玄理经验药物三部。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又说：“中药与科学不两歧。经验积之数千年，苟历试而不爽者，多与实验相近。整理而亭毒之。唯玄说之谬是务去，使医学与科学有调协融贯之可能。”他还从中外医学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医科学化的可能性：“人类本是相同，智能相去匪远，彼亦医也，我亦医也，彼能进于科学，我何尝不能进于科学，诸君试一读欧洲医学史，古代医事操诸僧侣，正合着我国的巫医同源，后来附会风火地水与正副磁气来解释医理，正合着我国的阴阳五行，最近数百年来，虽然经过许多曲折艰难，卒之能完全建筑于以解剖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光明大道上，这岂非我们今日最好的借镜。……况且他们先行，我们跟后，规模矩矱，已极现成，中医若要科学化起来，当然比较西医容易万万倍。总要诸君能下大决心，持大勇气，则前途成就，必卓有可观。”他还以盲肠炎、肺结核、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肾炎性水肿病的记述及治法皆合于科学为例，来证明“中医亦有不悖于科学者在，未可徒以玄理一手而抹煞之也。”谭氏所讲的中医科学化的可能 性，尽管尚不大明确，甚至含有中医科学化即西医化的意思。但是，他明确指出：“中医亦有不悖于科学者在”“而足以自立之处亦不少”的见解，并努力促进中医学的发展，这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 (3)论中医科学化的途径。他认为：“中医欲臻科学，必当取妥善之途径。”首先指出：“如何改造中医进于科学之途?为今日困难之一问题，所当殚精竭虑以求之。”他说：“对此问题有三派，在急激派，则主张用斩钉截铁，快刀乱麻之手段以解决之，……此极端之废止论。反之，固步自封，盲人瞎马，反逆潮流，自甘落伍，为久延残喘遑恤我后之计，此极端之保守论，……。故为今之计，惟有将中医大加刷新，力求改进。”他主张以“理真效确”四字作为“国医整理之标准”。他说：“理之真否，决于实验，效之确否，决于统计。”他所说的“理真”是指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物理学、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效确”是指国医疗法，认为“国医疗法，代有发明……国医之药物，虽未经成绩之统计，而功效亦已着矣。”并进一步指出：“夫实验者学理，统计者事实，两者一致，方达完成，世界医学尚有未能臻此者，今国医为整理之开端，则学理与事实宜并重，苟为经验之确当者，虽少数于学理有未明，已多数彰实用之成医药编辑所，搜集全国有科学知识之中医主其事。编辑适于现代不背科学之国医新籍，力求能与现代生数理化等学融汇贯通，沆瀣一气为目标，不仅区区以显扬古人保存国粹为主脑。……其次，则设实验研究所，作大规模之中药试验，以阐扬光大国药在科学上之真价值。”为此，他曾努力创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中医科学化之人才。谭氏还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中医科学化的结果说：“至全部计划……大略就绪……则冀其得到下列之结果。①中西失其沟界壁垒之见。②中西可以互通。③中西均需要，且为各国研究中药者所必备。④气者神经，阴阳者心风者脑湿者胃肠数语，必成为谈中国医学者之格言。⑤无中无外，澈古澈今，合中日两国恒河沙数之跛脚会通论，一扫而空。” 他并详述了改造中医对国计民生之利说：“……诚如此，则中医存，而国与民交受其利矣；不如此。则中医亡，而国与民交受其病矣。然中医之亡人，但知废止派之足以亡之，而不知保守派之尤足以亡之。” 综上所述，谭氏改造中医的主张，尽管存在一些含混不清的认识和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是他的指导思想与具体计划不仅与余云岫的主张有本质区别，他对余氏废止中医的言论进行了公开的批判，而且对陆渊雷中医科学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如陆氏强调改造中医，沟通中西医的工作，只有中医能作。谭氏却主张中医科学化是中西双方的责任，要分工合作才能实现，无疑在当时谭氏的这一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对于中医学的看法也有不少精到之处。因此，谭次仲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医学界颇受推崇，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近代在中医学兴废的论争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医学家致力于维护与发展中医学工作。在当时，他们除了坚持以中医的医疗技术从事临床实践，创造中医学校，培育中医人才，组织中医药学术团体，抵制、反抗消灭中医的活动外，并著书立说，为整理保存中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较著名的有曹颖甫、张山雷、包识生、杨则民、谢利恒、曹炳章、秦伯未等。他们的著作和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医学发展的水平，对保存中医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中国科学化”运动兴起。在医学界有了一些医家主张要维护和发展中医学，必须适应时代潮流，“中医科学化”思潮随之产生。1931年朱松在《医界春秋》第66期上发表的《“中医科学化”是什么?》一文中称：“中医科学化,系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固有医学之谓”。1931年1月成立的中央国医馆，在其组织章程草案中这样规定：“本馆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此后，各省、市、县国医分馆、支馆也都遵循此旨。不少医家提出“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改造中医”、“改良中医”、“改进中医”等口号，并组织学术团体如“中医科学研究社”，创办《中医科学》杂志，建立“中医科学书局”等，发表宣传这一主张的文章，进行中医科学化的探讨。从30年代初到新中国成立前，成为中医界盛行的一种思潮，在近代医学史上颇有影响，坚持中医科学化的著名中医学家有施今墨、陆渊雷、张赞臣、谭次仲、叶古红、张忍庵等，其中以陆渊雷、谭次仲的论述与著作较有代表性。 1.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陆渊雷 陆渊雷(1894-1955)名彭年，江苏川沙县人,少时从朴学大师姚孟醺治经学，通诸子百家，天文历算，曾执教于暨南大学，南京国学专修馆，持志大学等校，授课之余，钻研医学，后从师沪上名医恽铁樵，恽氏提倡中医革新，渊雷受其熏陶，又鉴于余云岫等人倡言中医不科学，竭力废止中医，其时陆氏便以“中医科学化”为目的，致力于整理发扬中国医学，著述甚多，有《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陆氏论医集》、《中医生理术语解》、《中医病理术语解》及《生理补证》、《病理补编》等。陆氏改造中医的主张，集中地反映在他于1928～1929年发展在《中国医学月刊》上的《改造中医之商榷》一文中，主要学术观点如下： (1)承认中医疗效，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效。他说：“国医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国医之情形，乃近于“说假方，买真药”。坐使世人因其方之假，遂疑其药之非真。又说：“同是一种病，西医与中医的治疗法不同，病一样会好，这却用不到疑异。……至于中西医理论上的不同，那就不是这样，因为病的真际只有一个，决没有两种理论可以同时存在，有了两种不同的理论，一定有一种是对的，那一种是不对的，或是两种皆不对的。如今西医的理论，根据科学步步从实验得来，虽不能完全对，大部分总不会不对，中医的理论既与西医截然不同，西医既对了，中医自然是不对，理论既不对，治疗怎么会对呢。”还说：“……病理可以凭空结撰，药方治疗却不能凭空结撰。《伤寒》、《金匮》上的药方，都是数千百年经验下来的有效方，决不是张仲景创造出来的，至于这些药方为什么能医好病，不但张仲景无法说明，就是我们有了许多科学的帮助、要去解说他，也是十分不容易。以不佞的一孔之见看来，《内经》可以说得是病理学、《伤寒》、《金匮》可以说得是治疗学，病理与治疗，实际上不能够打成一片，这是医学上很大一椿阙憾，吾们所当努力去发明，务必找出一种具体解释的。”他认为：“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可以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国医科学化之目的如此，岂能徒标榜空言哉!”“中医的学问到了这个境界，治病的本领既胜过西医，学理的根据又不让西医，那才是中医界扬眉吐气的日子，也就是中医学推行到全世界的日子。必须这样，才好算沟通中西，必须这样，才是中医学吸收西医学，并不是中医学投降同化于西医学，可见陆氏主张中医科学化的目的与任务是很明确的。 (2)主张中医科学化必须吸收其他科学知识。他认为：作为中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理方面是完全不懂的，只好算个医匠，不能算是医学家……若是不甘心做个医匠，定要懂得学理，做医学家那就必须破工夫学下列的科学。……生物学、物理、化学、数学等普通常识。解剖、组织、生理、胎生等接近医学的科学。病理解剖、病理学、病原细菌、诊断等西医学。学通了这些科学，还要知道两椿事情，中医书中，有许多名目及理论确有精义，西医所不懂，然而可以用科学来证实说明。……细菌原虫，并不是传染病的绝对病原。”因此，他主张中医科学化，中医学必须吸收西医学与其他科学知识。在其所著《伤寒论今释》一书中写道：“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真际，大体已无多违失，是以鄙人治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论，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说明陆氏已进行了实际的探索。 (3)强调改造中医，沟通中西医，只有中医能胜任。他认为：“要沟通中西医学，先要兼习中西医学，中医的书籍带着文学色彩，西医的人才带着科学头脑，西医既不能学中医学，哪里能沟通，近来西医的报章杂志，常说中西决不能沟通，就为这个缘故。到是中医界的人物，除却不学无术的江湖医生不算，都带着文学头脑。若能破工夫研究些科学与西医学，就不难沟通中西。”又说：“……既懂了中医的旧说，再懂了西医的科学，只要稍微加些思考力、把科学法来解释旧说，并不十分困难，这就是沟通中西的下手方法。而且这项工作，只有中医做得，西医却做不起来，因为先懂了许多科学，再要教他学中医学时，就觉得到处模模糊糊，没有心情去彻底研究了。”他还认为：“能沟通中西的中医，恽铁樵先生自然是开山始祖。”此外他指出还有三、五人，在这三五人中间，陆氏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4)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方法，应从研究证候的人手。他认为：“中医方药对于证有特效，对于病无特效。……仲景《伤寒》、《金匮》里的种种名目。例如发热、恶寒……皆是证候，……中医用药的标准，只问证候，不问病名，一种病，可以先后用几个药方，一个药方，也可以适用于好多种病，最奇妙不过的，只把证候祛除、害的病也同时好了。”他说：“若问是什么缘故，仲景书中也没有说出所以然来，好象是留待后人解释的意思，吾们生当科学昌明的时世，对于这一点，就应当用科学方法去解释他。第一步要研究这个证候，是身上起了何种特异机转。第二步要研究这个药方，为什么能祛除这个证候。第三步要研究这个证候祛除了，为什么害的病会全体好。这三步研究皆有了准确的答案，就成了一种有根据的学理，学理积得多了，从已知道的部分，推究到未知道的部分，于是乎仲景不会医的病也会医，古人没有的药方也会造出药方来，这才是医学上真正进步。”又说：“中医的药方，只是取效于证候，不是取效于病名。”因此，他进一步指出：“西医……看着中医的诊断并不费事，用药却极有效验，就以为中医不如西医，中药胜于西药。于是收买中药，拿回去化学分析，动物实验，岂知化验出来的成分效用，多半与中医的用法不合。”所以，陆氏强调要“从证候与药性两方面参合起来研究，就很容易明白”中医的学理。今天看来这一见解仍是值得后人重视的。 2.探索科学化途径的谭次仲 谭次仲(1897-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早年毕业于两广方言学堂，曾以报馆为职业兼任中学教员，自修中、西医学后以医为业，历任梧州中医学会会长，广东仁爱医院中医部主任，香港保元中医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后考取西医师，于佛山市开业，“先生虽为中医，而其学术思想则无分中西，凡所著述，即或语语说中医，而基础仍句句本科学，盖人类胥同，医理归一，为先生之根本思想也。……先生应各地学者之求教，办函授学校，其遥从弟子，除澳洲外，遍于四大洲，造就科学化之国医人材甚众，先生于医学之改革事业，厥功可谓伟极矣。”可见谭氏确为提倡中医科学化一位有影响的医学家。著有《中医与科学》、《中药性类概说》、《伤寒评注》、《金匮削繁》、《医理浅释》、《医学论集》等，惜未能全部付梓。 谭氏主张中医科学化，对中医科学化必要性、可能性与中医科学化的途径、方法作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论述。主要反映在《中医与科学》一书中，他对于中医科学化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自称是“主张中医科学改造最力之人。”拟著了《中医与科学全书》，共11种，百余万言，但未能全部完成。现仅见第一种《中医科学化之我见》、第二种《中药性类概说》、第七种《伤寒论评注》及《金匮削繁》等共十余万言。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医学的态度与中医科学化的见解和陆渊雷的主张颇相近。主要学术思想有以下几点： (1)论中医科学化之必要性。他认为中医界的弊端有三：“第一因对于科学全未问津。第二在不知中医于科学是多半有根据，有折衷，有水乳交融同途合辙的可能。第三在错认医者但求治病，医得好就算了，中医不要科学，治病也常常会好。因此，自满自足，总三者的弊端，实皆由于不认识科学。故深望此少数之中医界诸君，分业务之余，实行研究科学，尤其是急急研究科学中之解剖学和生理学。”说明他提倡中医科学化完全是从维护和发展中医学的愿望出发的。关于中医科学化的必要性，他提出了五点：①“中医不科学化，必渐失国人信仰。”②“中医不科学化，就永远不能与卫生行政融和的。”③“中医不能顺应潮流，认真从科学来革新，就永不能加人教育系统。④“中医若不改转方针，皈依科学，是永不能消除西医的敌视。”⑤“中医不改从科学就没有提高的可能。”这就是他所讲的中医必须科学化的理由。 (2)论中医科学化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医实质与科学必有同化的可能。……中医虽千头万绪，大别之不外玄理经验药物三部。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又说：“中药与科学不两歧。经验积之数千年，苟历试而不爽者，多与实验相近。整理而亭毒之。唯玄说之谬是务去，使医学与科学有调协融贯之可能。”他还从中外医学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医科学化的可能性：“人类本是相同，智能相去匪远，彼亦医也，我亦医也，彼能进于科学，我何尝不能进于科学，诸君试一读欧洲医学史，古代医事操诸僧侣，正合着我国的巫医同源，后来附会风火地水与正副磁气来解释医理，正合着我国的阴阳五行，最近数百年来，虽然经过许多曲折艰难，卒之能完全建筑于以解剖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光明大道上，这岂非我们今日最好的借镜。……况且他们先行，我们跟后，规模矩矱，已极现成，中医若要科学化起来，当然比较西医容易万万倍。总要诸君能下大决心，持大勇气，则前途成就，必卓有可观。”他还以盲肠炎、肺结核、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肾炎性水肿病的记述及治法皆合于科学为例，来证明“中医亦有不悖于科学者在，未可徒以玄理一手而抹煞之也。”谭氏所讲的中医科学化的可能 性，尽管尚不大明确，甚至含有中医科学化即西医化的意思。但是，他明确指出：“中医亦有不悖于科学者在”“而足以自立之处亦不少”的见解，并努力促进中医学的发展，这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 (3)论中医科学化的途径。他认为：“中医欲臻科学，必当取妥善之途径。”首先指出：“如何改造中医进于科学之途?为今日困难之一问题，所当殚精竭虑以求之。”他说：“对此问题有三派，在急激派，则主张用斩钉截铁，快刀乱麻之手段以解决之，……此极端之废止论。反之，固步自封，盲人瞎马，反逆潮流，自甘落伍，为久延残喘遑恤我后之计，此极端之保守论，……。故为今之计，惟有将中医大加刷新，力求改进。”他主张以“理真效确”四字作为“国医整理之标准”。他说：“理之真否，决于实验，效之确否，决于统计。”他所说的“理真”是指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物理学、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效确”是指国医疗法，认为“国医疗法，代有发明……国医之药物，虽未经成绩之统计，而功效亦已着矣。”并进一步指出：“夫实验者学理，统计者事实，两者一致，方达完成，世界医学尚有未能臻此者，今国医为整理之开端，则学理与事实宜并重，苟为经验之确当者，虽少数于学理有未明，已多数彰实用之成医药编辑所，搜集全国有科学知识之中医主其事。编辑适于现代不背科学之国医新籍，力求能与现代生数理化等学融汇贯通，沆瀣一气为目标，不仅区区以显扬古人保存国粹为主脑。……其次，则设实验研究所，作大规模之中药试验，以阐扬光大国药在科学上之真价值。”为此，他曾努力创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中医科学化之人才。谭氏还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中医科学化的结果说：“至全部计划……大略就绪……则冀其得到下列之结果。①中西失其沟界壁垒之见。②中西可以互通。③中西均需要，且为各国研究中药者所必备。④气者神经，阴阳者心风者脑湿者胃肠数语，必成为谈中国医学者之格言。⑤无中无外，澈古澈今，合中日两国恒河沙数之跛脚会通论，一扫而空。” 他并详述了改造中医对国计民生之利说：“……诚如此，则中医存，而国与民交受其利矣；不如此。则中医亡，而国与民交受其病矣。然中医之亡人，但知废止派之足以亡之，而不知保守派之尤足以亡之。” 综上所述，谭氏改造中医的主张，尽管存在一些含混不清的认识和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是他的指导思想与具体计划不仅与余云岫的主张有本质区别，他对余氏废止中医的言论进行了公开的批判，而且对陆渊雷中医科学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如陆氏强调改造中医，沟通中西医的工作，只有中医能作。谭氏却主张中医科学化是中西双方的责任，要分工合作才能实现，无疑在当时谭氏的这一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对于中医学的看法也有不少精到之处。因此，谭次仲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医学界颇受推崇，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近代在中医学兴废的论争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医学家致力于维护与发展中医学工作。在当时，他们除了坚持以中医的医疗技术从事临床实践，创造中医学校，培育中医人才，组织中医药学术团体，抵制、反抗消灭中医的活动外，并著书立说，为整理保存中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较著名的有曹颖甫、张山雷、包识生、杨则民、谢利恒、曹炳章、秦伯未等。他们的著作和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医学发展的水平，对保存中医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在考据学的影响下，有不少医家从事古典医籍的考证、校订注释、辑复等文献研究整理工作，对于保存和研究古代重要的医学文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时期分类摘要校注《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的著作共有50余种，其中20世纪以后有30种以上。较著名的有：清代著名考据学家俞正燮，除致力于经书的考据外，还对医学、天文加以考证。所撰《癸己类稿》卷416有《持素脉篇》、《持素持篇》、《持素正篇》、《持素目录序》4篇文稿(1833)，是对《素问》的摘注考证，从中可以看出考据学对医学的影响。胡澍撰《黄帝内经素问校义》(1880)一书，是将《素问》中难解的字、句、文义摘出30条，通过考据、训诂、加以释义，可供校勘《素问》时参考。清代医家高玉章与其弟子罗济川所撰《素问直讲》(又名《黄帝内经素问详注直讲全集》)(1867)共9卷，每篇首记大意，然后分段引录原文，再分为注释和浅讲两项，对个别字义加以解释；并用较通俗的文字对该段原文作一说明，是一部《素问》的全注本。《内经评文》，包括《素问评文》24卷，《灵枢评文》12卷(1896),是周学海按照《内经》通行本的编排次序，用评论文章的方式，通过注文对《内经》予以评述。对理解经文有一定帮助。张骥撰《内经药瀹》(1923)10卷，辑录了《内经》中有关用药理论的原文。分为阴阳、色气味、气运、五岁、六化、五方、水谷、五宜、五过和药制共9类，分别予以集注，并加按语说明，也是这一时期一部有特色的《内经》注本。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医家重视对运气学说的研究，如陆九芝的《内经运气表》(1866)、《内经运气病释》(1866)、陈在山的《运气举要》(1882)、戴绪安的《五运六气》(1886)，高恩敬的《运气指掌》(1902)、朱恩华的《素问运气浅说》(1906)等，都是专门研究运气学说的著作。 这时注释《难经》的著作也有十几种，叶霖撰《难经正义》(1895)6卷，是他根据《难经》一书“理趣深远，非浅学得窥堂奥”的特点，参考诸家学说，与《内经》原文予以对照，加以注释发挥，全书辩论精要，考证甚详。其他如邹汉璜的《难经解》(1840)，蔡陆仙的《难经》(1936)以及张骥的《黄帝八十一难经正本》(1937)和《难经丛考》(1938)等都对研究《难经》有一定参考价值。 近百年来，对《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的研究更为广泛深入，校勘、注释、重编，发挥张仲景学说的著作约有190余种，其中有一半以上为20世纪以后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的是分章节、句读、加以注释。如陈恭溥编撰的《伤寒论章句方解》(1851)，便是以《伤寒论直解》(张锡驹撰)和《伤寒论集注》(张隐庵编)二书为基础，对经文进行注释，对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有的是从六经辨证的角度阐发原文。如《伤寒寻源》(1850),是吕震名研究张仲景著作20多年的心得，该书首先辨风、寒、湿、温、热之源流及六经辨证诸法，然后辨别各症疑似之处，并论述制方精义，对研究《伤寒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伤寒补例》(1905)对伤寒温病、疟、痢等病症加以分析，结合个人临床经验予以阐发，也是一部有特色作品。有的着重一经一病的研究，如陆九芝的《伤寒论阳明病释》(1866)，就是选集前人有关阳明病的释文287条，对阳明证的证治作了较深入的归纳和总结，可供研究阳明病参考。张节所撰《伤燥论》(1909)是一部叙述燥气为病的专著；有的则是对前人的著作提出疑义，如高学山的《伤寒尚论辨似》(1872)，就是对喻嘉言《尚论篇》反复详辨，并以“辨似”为书名，全书辨注甚详，有一定参考价值；有的用中西汇通的观点，注释、补正、阐发仲景原文，如唐宗海的《伤寒论浅注补正》、恽铁樵的《伤寒论研究》(1932)、陆九芝的《伤寒论今释》(1930)、承淡安的《伤寒论新注》、余无言的《伤寒论新义》(1939)均属此类；还有用表格形式分析六经病症的，如包诚纂辑的《伤寒审症表》(1870)就是用表格形式分析六经各类病症，便于辨证参考对照。 这时研究注释发挥《金匮要略》的著作也有50多种，戈颂平的《伤寒杂病论金匮指归》(1885)、沈灵犀的《读金匮要略大意》(1875)、王旭高的《退思集类方歌注》(1924)、黄竹斋的《金匮要略方论集注》(1925)、吴考槃的《金匮要略五十家注》(1929)、曹颖甫的《金匮发微》(1931)、秦伯未的《金匮杂记》(1934)等，都反映了这些医家研究《金匮要略》的心得体会，具有参考价值。 这时研究温病学说的著作也有60多种，有的着重伏气温病的辨证，如柳宝诒的《温热逢源》(1900)3卷，对《内经》、《难经》、《伤寒论》有关伏气温病的条文加以详注，结合个人经验，重点论述了伏气温病。有的专门讨论温疫，如杨尧章的《温疫论辨义》(1856)，对吴有性的《温疫论》逐条予以辨析，阐发吴氏立论的精义，并论述个人的学术经验；有的致力于辨析温病、伤寒之异，如杨璿撰、黄惺溪纂的《温病条辨医方撮要》(1841)，是黄氏将杨璿《寒温条辨》予以提要编纂而成，主要是辨析伤寒、温病、温疫之异，并扼要地介绍了温热病的多种症状。恽铁樵的《温病明理》(1928)，也是辨析温病与伤寒之异，并讨论了温病的概念以及温病所述三焦等专题，反映了作者在温病学说中的中西汇通观点。 这时，还有一些丛书、医案、医话、工具书问世。丁松生的《当归草堂医学丛书》(1878)共12种，其中《颅囟经》、《卫济宝书》、《产宝》均为经过详细校勘的罕有传本。陆九芝撰《世补斋医 书》分正集、续集共33卷，正集6种刊于1866年，续集4种由其子陆润庠刊于1910年，对《伤寒论》及运气学说有一定的发挥。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1891-1911)共32种，书中有校勘、评注前人的著作，也有自己的见解，内容比较丰富，大多切于实用。裘庆元所辑《三三医书》(1924)共3集99种，作者取“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及“三折肱知为良医”之典，题名“三三医书”。所辑内容有基础理论、临床各科、本草、方书、医案、医话、医论等，各类医书大多篇幅短小，切合实用。《中国医学入门丛书》(1934)，是陈景岐摘录《内经》和历代各家学说分门别类汇辑而成，从《内经入门》到《汤头入门》，以及临床各科入门，共16种，内容浅显易懂，适宜初学者阅读。曹炳章辑《中国医学大成》(1936)，也是一部丛书，辑录魏、晋至明、清历代重要医著及少数日本人的医学著作，分医经、诊断、药物、方剂、以及临床各科、医案、杂著等共13类，每科均列内容提要，并有一些历代医家评注，便于后人学习。周禹锡编《中国医学约编十种》(1938)，包括生理、病理、诊断、药物、处方、内、妇、儿科等，论述系统，文字通俗。 医案医话一类的著作，有何廉臣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1929)，汇集当时全国名医80余人的治案300余例，分上、下两集。上集为风、寒、暑、湿、燥、火，四时六淫病案；下集为温疫、喉痧、白喉、霍乱、痢疫、痦疫6种传染病病案，医案记录完整，且在病案后面何氏另加按语评述，有综合分析，也有临症经验。柳宝诒选评的《柳选四家医案》(1904)，选编了清代4位医家尤在泾、曹仁伯、王旭高、张仲华的治案，以内科杂病为主，理、法、方、药俱全，且按语简明中肯，有一定见解。陆以湉撰《冷庐医话》(1858)，论述医苑、医鉴、慎疾、诊法、用药等，评述古今医家及医书，搜集历代名医治案，附以个人见解，有一定参考价值。 此外，还有谢观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1921)，参考书籍2000余种，共收名词、术语、医家、医著7万余条，他还编撰了《中医医学源流论》(1935)，是一部由博返约阐述中医学发展源流的医史著作。总之，这时在医学理论的研究和文献的整理方面有一定成就，对保存祖国医学遗产和维护中医药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百年来，我国传统医学受到冲击和歧视，由于中药疗效显著，它的存亡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人民健康，因而受到较广泛的重视，在对古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药性、药效的深入探讨，药物鉴别和炮制法研究等方面，均取得较大的进展。 (1)古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近代对古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以《神农本草经》最为突出，不少医家致力于重辑、考证、注释和阐发。在清代后期医家顾观光认为明、清辑本有不少差误，他依据《本草纲目》所载本草经目录，从《证类本草》中辑出365种药物，并参照卢复《神农本经》、《大观本草》、《本草纲目》及《太平御览》等作认真地考订，于1844年完成《神农本草经》重辑本4卷。书中考订药物近百种，其中以药物性味、功效为多，并涉及药名、形态、品类、分条等方面，注重结合临证实用，被医药界认为是较好的辑本之一。其后，刘复又以王闿运《神农本草》为蓝本，参考孙星衍、顾观光辑本作深入的考订，于1942年辑成《神农古本草经》3卷，卷末附有逸文，辑录各家有关论述，考订药物达247种，对于研究《本草经》颇有参考价值。此外，日本医学家森立之于1854年重辑《神农本草经》四卷，也是这一时期流传较广者。 汇纂、注释和阐发《本草经》以仲昂庭、阮其煜、蔡陆仙等较为突出。仲昂庭以张隐庵删定《本草经》(按即《本草崇原》)为纲，附载各注家之说，并对书中不少药物作了论注，着重于探五运六气之原，阐发阴阳消长之理，对整理、汇纂《本草经》辑注本作出一定贡献。阮其煜是一位热心沟通中西医药的西医师，极力提倡推广中药，他与著名中医王一仁、董志仁合作，根据中医临证用药经验，选取以《本草经》为主要内容的280种药物(其中46种附药《本草经》尚未收载)，由他采用西医病理、药理对药物性味、主治功效逐一加以解释和阐发，并详细说明用药剂量、禁忌和注意事项，便于临证应用，于1933年编成《本草经新注》。例如麻黄，“因有杀菌作用、故曰苦；因有发散性，故曰温。”“此药有化痰平气之作用，为平气促之药，有特效之于急性气管炎而寒热无汗者。若为肺结核病之气促，不能用之。”对于某些药物的特殊功效也作了充分说明。书中还强调中药功效已由长期临证经验证实，不能单纯依靠化学分析方法确定药物疗效。蔡陆仙编纂的《中国医药汇海》(1937)分为经、史、论说、药物、方剂、医案、针灸7部，其中经部收载了《本草经》，并汇集吴普、陶弘景以来40余家对《本草经》有关药物的注释和阐发，成为一部资料最丰富的集注本。蔡氏还在书后作“历代药物作家考”、“本草经之注冢考”等篇章，为研究我国药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外，近代研究、辑注《本草经》的著述尚有多种，其中孙子云的《神农本草经注论》则是选注《本草经》较好的教本。 (2)药性、药效研究的进展近代不少医药家注重对药物功效的研究，先后出现的这类本草有数十种。湖北孝感屠道和强调医家、病家必须熟知药性药效，处方用药方能奏效。他广泛收采《本草经》、《新修本草》、《本草图经》等本草著作20余种，择其精要，参互考订，于1863年编成《本草汇纂》10卷。书中收载药物560种，根据药性药效分为温补、平补、补火、滋水、散寒、驱风、散热、凉血……等31类，对于药物性味、归经、主治功效、药性宜忌等均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卷九“脏腑主治药品”，分别论述五脏六腑所呈现的风、寒、暑、湿、燥、火、气、血、痰……各种病症用药200余条以及各类病症通用药物，如破心血用丹参、没药、郁金、桃仁；散肝风痰用南星、皂角、乌附、白芥子、天麻；泻肺火用黄芩、栝蒌、竹茹、地骨皮、沙参、生地……等等，可供临证参酌选用。 其后，周志林编写《本草用法研究》(1941)，亦按药物功效分为发表、攻里、祛风、逐寒、清暑、利水……等22类(编)，收载药物438种(附药319种)，书中不仅综合了前人有关药效的记述，并收载一些实验成果。此外，注重研究药性药效的著作。尚有周岩《本草思辨录》、张若霞《草药新纂》、丁甘仁《药性辑要》(1917)、郑修成《药性类纂》(1923)、《草药性》(1909刻本)等多种。 这一时期在“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医家试图采用西医药理解释药物功效，或采用化学分析、提取药物有效成分等方法确认药效，留日学者丁福保是其中较突出的代表。丁氏选取常用药物136种，“依据科学立说”于1933年编成《中药浅说》，书中按药物功效分为强壮健胃消化药、解热药、利尿药、镇痛镇静镇痉药……等10类，对药物产地、形态、成分、用法和用量等均作了详细介绍。书中还根据化验分析和提取说明的51种中药成分，例如产于我国广西、广东的桂皮，含有桂皮油、灰分、鞣酸、树脂等，为健胃矫臭药，日本药局方用作制桂皮酊、芳香阿片酒、芳香散等。这种化学分析、提取的方法，是近代研究药效的手段之一有助于对药物某些成分和功效的认识，但是丁氏对中国药物传统理论完全否定，存在很大的片面性。继丁氏之后，温敬修也吸取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知识研究中药功效，编写成《实验药物学》(1935年出版)，收载药物587种，分为强壮药、强(健)胃消化药、泻下药、利尿药、收敛药等23类。书中对药物科属、异名、形态、成分、效用、处方、禁忌、用药均有较详细的记述，尤其着重于药物效用的阐述，并汇集了，古今本草的有关论述和常用处方。此外，蒋玉伯编《中国药物学集成》，意在荟萃中西各家之说，有关药物功效多引录各家本草，并收采一些实验成果。 总之，近代研究药性、药效的方法有较大进展，用化学分析、提取药物有效成分是其中一种手段，对于推进药效研究的深入开展有一定作用。 (3)药物鉴别和炮制法的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并重，强调医家必须辨药识药，以保证和提高临证疗效。宋代以后重医轻药的思想日益增长，尤其是近代，外国侵略者利用特权输人大量西药充斥市场，国内药商大多追求药品形色和营利，忽视药物质量，一些不法之徒为牟取暴利，常以伪充真，以劣充优，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加深了中药业的危机。为了纠正这些不良风气，在中医药界抗争中为谋求中医药的生存发展，近代不少医药家长期致力于药物鉴别和中药炮制的研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近代医药家曹炳章于1913年春在浙江绍兴发起组织“和济药局”，邀集同道订正丸散膏丹方书，考定传讹药品，编辑《规定药品之商榷》等广为印发。其后，又将郑肖岩《伪药条辨》分门别类，将自己的论述作为按语附于各药之后，于1927年夏编成《增订伪药条辨》四卷。书中收载药物110种，分为山草、芳草、草、毒草、木、石、虫介、兽8部，从药物产地、形态、气味、功效等加以分析和对比，鉴别药物的真伪、优劣和不同品种。例如黄芪“山西太原府里陵地方出者名上芪，……其货直长糯软而无细枝，细皮皱纹，切断有菊花纹，……色白黄，味甜鲜洁，带有绿豆气，为最地道。……四川出者为川芪，小把，皮红黑色，性硬筋韧如麻，味青草气，为最下品，服之致腹满，最能害人。”又如麻黄“山西大同府代州边城出者肥大，外青黄而内赤色为道地。……惟关东出者，细硬芦多不入药。”此书刊印后在国内广泛流传，对于提高医药人员鉴别药物能力、丰富药物知识有很大帮助。 此外，陈仁山《药物出产辨》(1931)、沈家征(中国药物形态学)(1931)、汪雪轩《鉴选国药常识》(1936)等，都是这时鉴别药物的专著。 近代中药制药学发展较快，出现了一批以从事制药的专门人才和颇有见地的制药专著，其中较突出的有杨叔澄的《制药学大纲》和周复生的《药业指南》。《制药学大纲》(一名《中国制药学》，1938年刊)分上、下两编共18章，上编专论制剂,详述丸、散、膏、丹、药酒、药露、膏药、胶类、药锭等各种剂型的制作法；下编介绍各种生药炮制法，有火制、酒制、水制、药制(姜制、矾制、胆制、甘草制)及自然治法，书后并附有古今制药器具。全书收载330余首制剂及120余种生药，基本上总结汇集了古今药物炮制法的经验，是近代重要的制药专书。周复生《(增订)药业指南》(1942)亦分上下两编，上编详述国药炮制、饮片改良、药性制作存真、药物辨识及制剂技术要求，下编收录了医药界名流对国药改良之评述、制剂服用法等内容，融汇古今中西，是近代制药学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此外，尚有尉稼谦《国药科学制作法》(1949)、陆之谔《丸散膏丹自制法》等，有一定参考价值。 除上述外，近代不少医药家还十分注重对药用植物、常用药物作实地考察汇集，并对药物科属、形态、成分等进行较深人的钻研，拓宽了药物学的研究领域，先后编写了一些药志、图鉴等专著，如赵爝黄《中国新本草图志》(1930)、《祁州药志》(1936)、《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1941)，杨华亭《药物图考》(1935)、刘翰臣《药物学备考图说》(1935)等等，反映出近代对药物形态、功效等研究的深入。 2.方剂学 近百年来，随着医学理论研究和临证各科的进展，方剂学也取得一些成就，集中表现在对方剂学理论的探讨、方书的整理编纂，以及单、秘、验方的收集汇编等方面。 (1)方剂学理论的研究江苏武进费伯雄是一位富有临证经验的医家，他强调了“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医生忽视辨证处方用药、任意套用《医方集解》的弊病,他选取《医方集解》中350余方，对各方逐一进行分析和评论，于1865年编写成《医方论》4卷。费氏深知辨证论治是临证医家应遵守的法则，他强调应根据病情处方用药，反对滥用某些实用的通用方剂，例如把麻黄白术汤视为“足三阳、三阴通用之剂”，费氏评曰：“药须对症，……未闻可以六经通治也。方中药有二十二味，补散温凉一齐用到，即如升、柴、麻、桂等，岂不与喘促无力相妨乎?黄连、黄柏等，岂不与脐有动气、小腹急痛相庚乎?……”(《医方论》卷一)。又如越鞠丸“统治六郁胸膈痞闷、吞酸呕吐、饮食不消”，费氏《医方论》强调“古人立方，不过昭示大法，气郁者香附为君，湿郁者苍术为君，血郁者川芎为君，食郁者神曲为君，火郁者栀子为君，相其病在何处，酌量加减，方能得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方。”此方，费氏还对《医方集解》中不可采用的方剂进行抨击，并详细论述各方，从中反映出费氏对方剂学理论研究的创见和成就，是近代一部较著名的方论。 继费氏之后，近代医家蒋文芳在研究古方的基础上，对各类时方详加论述，他于抗日战争前夕在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期间作《时方论》。蒋氏认为古方多为真病重病而设，药物剂量过重，对久居城市的患者并不适用，提倡学习古方要善于融会贯通，灵活化裁运用。蒋氏依据古方古法，在《时方论》中选列87方，分为汗、吐、下、补、温、清、消、和八类(八法)，从综合古方古法人手，进而论及各类时方，其间亦引用一些西医学理论加以说明，并举例证(医案)，结合脉证和方药详加分析，对方理、方义、用法及注意事项均作了详尽的评述。此书不仅是一部简明实用的教本，也是当时较好的方论。 此外，尚有祝春渠《歌方集论》(1874)、唐宗海《六经方证中西通解》(1983年印)等方剂学理论著述多种。 (2)方书的整理编纂近百年来，不少医家长期从事整理编纂古今方书，较早的有文晟辑《医方十种汇编》(书稿版片被毁，由其子校订于1865年重刊)。其后出现了多种大型的总结性方书，较著名的有《古今名医万方类编》、《古今医方集成》、《中国医药汇海．方剂部》等。 江西新建医家曹绳彦认为《本草纲目》附方均散见于各药之下，仓卒之间难于翻阅，于是在《万方针线》的基础上，删去重复并补其遗漏，按照病证、病种进行分类，于1920年编纂成《古今名医万方类编》32卷，全书分为通治部(以内科为主)、外科、妇科、小儿科及上、中、下部，按疾病种类又分108门，共记载4041症(另有346法)，11800余方，包括《内经》、《伤寒论》以来历代著名医药方书360余部，是一部将《本草纲目》重加整理编辑的方书，并注明原方出处，简明实用，对整理编纂方书作出了一定贡献。 浙江海昌(今海宁)吴克潜是近代较著名的中医和医学教育家，精通中医药。他收集上古至清代方书170余部进行系统的整理汇编，于1936年编成《古今医方集成》。此书按集方第一字笔划多寡顺序排列，约收方1万余，每方之下分主治、功效、药物组成及用量、炮制、服法(用法)等项，其中收有不少方名相同、功效互异的方剂，便于查阅和区别使用，对于峻猛方药更详细说明注意事项。书中还保存了已佚方书160余部的有关内容，可谓集古今方书之大成。 蔡陆仙主编的《中国医药汇海·方剂部》，是近代整理总结方剂学成就最突出的著述。方剂部又分四部分，在方剂总论中，对古今方剂、方剂制度、方剂派别、方剂与药物、方剂种类等理论和发展概况作了较详尽的理论概括。方剂之性味气化配合，将方剂分为辛温发汗、辛凉解表……等43类，每类列举方剂若干，对药物配合和方义均作了较详尽的阐发。方剂治法分类，分为发汗剂、攻下剂、和解剂……等18类，各类方剂均引录各家论说为总论，各方之后又汇集各家论注阐明方理、方义。方剂病证分类，包括内因病、外因病、胸膈病、妇、儿病等10篇，计54病证，收载700方，方论结合，内容充实。书末尚有“方剂补选”66类，附方480余首，是一部资料丰富的方剂学著作。 (3)验方的汇编这一时期，单方、秘方、验方的收集汇编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编纂刊印的类方书约300种，其中有一些是流传较广和具有特色的著述。湖南善化(今长沙)鲍相礅曾在广西任职，兼通医学。他目睹社会上有人将良方秘而不传，穷乡僻壤贫苦人求医困难，立志广求单方验方，经过20年的搜寻、辑录和考订，于1846年汇编成《验方新编》16卷。此书系鲍氏随手辑录，编排不甚严谨，大体上包括内、外、妇、儿、杂病、时症、急救等内容，约分92门，各病症下附有单方、验方，全书收方3240余个。以价廉、易得、有效为原则，其中有不少外治法。《验方新编》刊行后，由于疗效显著，简便易行，各地纷纷翻刻或增修，先后出现数10种版本。 继鲍氏之后，黄统、龚自璋又合辑《医方易简新编》6卷(1851年刊印)。书中选方以简易单方、验方为主，辅以成方，内容包括全身各部及各科方药2600余条，1800余方，其中收录了小儿、妇女痘症及治法，并附古今治痘要方十神解毒汤、九味神功散、四圣散、无价散、辰砂益元散等等，对救治痘症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会李克蕙、叶橘泉、蒋仲翔等编校的《验方辑要》(1936年初版)，以脏腑官能病分科，通行病名为目，收载680方，书中对特效方药尤有较详尽的介绍。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汇集中西验方的著作，如丁福保《中西医方会通》(1910)、陈继武《中西验方新编》(1916)等。丁、陈二氏皆留学日本归国，认为中西医学各有长短，外国医方亦可参用，以补中医之不足，应加以融会贯通。《中西医方汇通》分为10章，如呼吸器病、消化器病、神经系病、传染病、目病及耳病、外科、妇科各病等收载128症，每症之下列有病解、摄生法，后附中西方药，共收1500余方(其中外国方721个)，体现了丁氏善于汇通中西医学的特点。《中西验方新编》在前书的基础上增为13章，所列各方皆日本医家所信用，在摄生法中对卫生、饮食、调养等事项均有较详细的说明。
在反动政府妄图消灭中医的压力下，一些热爱中医事的有识之士，为了保存和发展中国医药学，奋力创办中医院校。1915-1917年丁甘仁、谢利恒等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8年包识生等创立神州医药专门学校。从1920年起张山雷即在浙江兰溪中医学校任教达15年之久。1924年卢乃潼在广州创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925年恽铁樵在上海创建中医函授学校，1927年在成都建立的四川国医学校。1930年陆渊雷、章次公在上海开办中国医学院。此后，张锡纯在天津创立国医函授学校，肖龙友、孔伯华在北京建立国医学院，吴汉仙在湖南创办国医专科学校等。在此期间，湖北、江西、广西以及厦门、杭州、汉口、济南、苏州、无锡等地也先后建立了中医学校、国医研究院、中医学社。在这些院、校里中医学者们勤奋地工作，边教学、边著书，出版了《内经讲义》、《本草学讲义》、《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以及《内科学》、《外科学》等教材，培养了一批中医药人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承发扬中国医药学的骨干力量。但是，这些学校由于是私人或学术团体兴办的，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设备简陋，没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致使中医到解放前夕，已是后继乏人，这是反动政府迫害中医药事业所造成的恶果。 与此同时，中医界一些知名人士，为了保存和发扬中国医药学术，联合中医药界专业人员，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抵制、抗议反动政府消灭中医的种种措施，还创建了一些中医药学术团体。最早建立的中医药学术团体，是1906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医务总会”。1912年成立的“神州医药总会”也是成立较早，而且规模较大的一个学会。全国设分会40多处，会员达六千多人。1913年成立了“全国中医学会”，在上海、北京等地设有分会。1929年还成立了“全国医师联合会”。此后，还成立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国医事改进社”、“医界春秋社”(后改为“上海市中医师学术研究会”)以及“南京新药业公会”等。 这时，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学术团体，比如1910年丁福保发起的“中西医学研究会”以及“华夏医学会”、“中西医药研究社”等，都是以宣传研究中西医学知识为宗旨，反映了近代中西医汇通的学术思想。1931年承澹安创办的无锡中国针灸学研究所，是研究和阐发针灸学较早的学术团体。 这时期在各地还创办了一些中医期刊杂志，如《医学世界》(1908)《中西医学报》(1910)、《山西医学杂志》(1921)等均为中西医合刊；《中医杂志》(1921)、《三三医药》(1923)、《医学杂志》(1924)、《医界春秋》(1926)、《国医公报》(1933)、《光华医药杂志》(1933)、《华西医药杂志》(1946)等主要是介绍中医中药知识。全国各地到解放前夕办起的中医药杂志已有400多种，这些中医杂志和中医学校一样，主要是由私人或中医学术团体所创办，经费困难，人员不足，难以长期支持。在这种条件下，这些杂志和学术团体，对传播中医药知识，探讨中医药学术问题，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联合广大中医药界人士，仍起了相当的作用，受到中医药界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与欢迎，成为近百年来中医药学继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它虽然仅历时14年，而其进步的医药卫生设施却在我国近代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医药卫生组织 太平天国十分重视医药卫生工作，早在太平军创建初期，已有类似军医的设置。随着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太平军的卫生组织逐步得到充实，据记载各军设督医将军一人总理医务，下设内医、掌医、拯危急、理能人和马医等。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政府机构中在国医之下，也设有相应的组织。 金田起义前后，有不少民间医生自动参加太平军，较著名的有李俊良、黄益云、何潮元、赖汉英等。中军长李俊良精通医药曾兼军医工作，黄益云擅长用中草药治疗疾病和外伤，曾任前一军拯危急。1854年，太平天国积极招聘民间内、外、妇、儿、眼科良医，著名医家宋耕棠、哈文台、王震田等先后应聘。为了便于群众就医，政府还安排60名医生于各街道，专为天京人民治病。与此同时，还组织人力采．力、和收集药材，设总药库，委派专人管理，统一调配供应药物。 2.医药卫生措施 太平天国作为农民的革命政权，对兵士和群众的健康非常关怀。在洪秀全发布的进军命令中，明确地指出“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为此，太平天国采取一系列进步的医药卫生措施。 (1)设立医院、疗养院太平军对受伤兵士关怀备至。《行军总要·体惜号令》中，要求各级官员妥善运送伤员，派医生为他们精心治疗，并定期供给肉类调养。1852年底太平军攻克武昌，创设“能人馆”收养伤员，定都天京后又增设能人馆(衙)多处。为了使广大军民得到更好的治疗，干王洪仁玕建议废除庙宇寺观，将钱财用于建立医院及跛盲聋哑院，并通过考试录用医生，以提高医疗水平。他还在干王府设立医院一所，亲自领导医院工作。 (2)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为了保障广大军民的健康，太平天国非常重视环境卫生工作。《太平条规》、《刑律诸条禁》对太平军行军或驻扎时的环境卫生均有严格要求。定都天京后，城内设有“老民残废馆”数十处，收养老幼及有残疾者，每天打扫街道，捡拾字纸。当时流传的新乐府曾有“独有街道爱完整，奉扫携锄命无梗，……溲勃无所遗，……粪除无尽时”等句，描写街道常保持清洁卫生的情况。在乡村，则设乡兵，日间管理各户洒扫街渠，以防秽毒伤人，传染疾病。这些措施有效地保证了环境卫生。 (3)禁烟、禁鸦片为了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保障人民的健康，太平天国严禁星相巫觋等迷信活动，禁止用符水治病。对于吸食黄烟、洋烟(鸦片)和酗酒等危害健康的行为也严格禁止，明令“贩卖者斩，吸食者斩”。并严禁外商贩运鸦片，表现了太平天国坚决反对侵略和鸦片毒害的决心。 此外，太平天国还有禁止妇女缠足，禁娼妓，禁溺婴等进步的措施，对保障妇女、儿童的健康有重要作用。
早在1914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教育总长汪大燮即主张废除中医中药，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各地中医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进行斗争。消灭中医的反动政策虽未得逞，但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主张并未改变。1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申请把中医课程列人医学校规程，建议在医学校内设中医一科或设中医学校，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 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余岩(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使摧残消灭中医的活动达到高潮。余云岫，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在日本学习医学，1914年回国，他对祖国医药学抱有极深的偏见，作有《素灵商兑》、《医学革命论》等，极力贬低和攻击祖国医药学。他在《医学革命论》中写道：“我国旧医之理论，荒唐诞怪，无可掩饰，唯有听其沦丧而已耳……欲保存国萃，于方药尚有一线之望”。同时，他还把针灸、按摩等我国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法，与巫觋星卜等迷信活动混为一谈，从而提出“国药实效，应该研究，旧医谬说，应该打倒”，极力主张消灭中医。 余云岫在“废止旧医案”中提出消灭中医的四点理由是：①中医理论(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等)皆为赁空结撰；②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③中医无能预防疫疠；④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并进一步提出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项： (1)处置现有旧医。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行业，登记期限至民国19年(1930)底止。 (2)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限5年为期(至1933年底)，对已登记的旧医进行补充教育，训练终结后给予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民国18年(1929)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取缔宣传旧医，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个消灭中医的提案通过后，立即引起全国中医药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的中医团体代表聚集上海，于同年3月17日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巨幅对联，并由15省132个团体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公推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五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取消这个决议。上海市中医中药从业人员罢工半日表示抗议，社会上各界人士如全国商会联合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均致函电支持中医药界的反抗斗争。这个“废止旧医案”虽未核准执行，但不到半年，国民党政府有关机构连续发布关于中医药的政令，例如教育部下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卫生部下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参用西药西械，再次遭到“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的反对。 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抗争，仿照国术馆之例，931年7月在南京设立中央国医馆，一些省市、县先后设立分馆、支馆、中央国医馆先后在制订整理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部分教材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对保存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却很少发挥积极的作用。1933年国民党政府拟订的“国医条例(草案)”，在讨论中，汪精卫极力反对，他诬蔑“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阻遏，经过中医药界多方敦促，“中医条例”直到1936年才公布，其中仍充满歧视中医的内容，如条例中规定组织“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对中医进行资格的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及格领有证书者，或在中医学校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证书者，或领有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得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审查，其余未经核准给证者不得执行业务。 国民党政府歧视、限制中医的种种措施，在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下，虽然未能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却使祖国医学受到严重的摧残。以中医教育而言，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行政手段，禁止成立中医学校，继教育部下令中医学校改称中医传习所之后，1932年10月行政院又下令改为中医学社，规定中医教育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使中医教育事业难以发展。各地虽陆续开办一些私立中医学校，终因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不少学校被勒令停办。例如1946年教育部以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两校设备简单，未经虽准设立为理由，令上海市教育局迅速取缔又如广东省在民国期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一所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再以中医从业人员而论，解放前散在各地的中医约有50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对中医进行非法的考试、审查办法，使绝大部分中医无法继续开业。以上海市为例，据市卫生局统计，1927-1935年上海市经考试、审查合格者仅有6000余人。尽管如此，由于广大中医遍布全国城乡，为人民防治疾病，故仍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欢迎。
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开始了法西斯独裁专制,他们加紧与美、英、德、日等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我国人民，广大劳苦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在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几十年间，卫生状况十分恶劣，医疗机构残缺不全，广大城乡缺医少药，疾病广泛流行，国民党政府很少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甚至还要消灭中医中药，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 1.卫生机构 辛亥革命后，到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定都南京初期，卫生行政机构基本上沿袭清制，多属民政、警务部门兼办。1928年11月，奉行政院令，成立卫生部，成为全国卫生行政的专管机构。后来卫生部又经裁并为卫生署，先后隶属于内政部、行政院管辖。直到1947年才恢复卫生部的建制，下设医政、防疫、保健、总务四司，另设中医委员会等组织。1932年9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又设中央卫生设施处(次年改称卫生实验处)，负责筹设卫生实验及研究机关，训练卫生专门人才，成为全国最高卫生技术机构。 省、市、县地方卫生机构以广州建立最早于1921年广州首先设市卫生局，1927年以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市也相继设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7年底，有8直辖市、6省辖市设立卫生局，另有29市(包括台湾省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分别设立卫生院、卫生事务所、卫生科等组织。省、县两级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大体上始于1934年6月，江西省首先设卫生实验处，其后湖南、甘肃、宁夏、青海、浙江各省也相继设立类似的机构。到1947年底，有26省(包括台湾)设立卫生处，管理各省卫生事务，所属卫生机关约200余。县卫生机构以江苏、浙江两省设立较早，1932年已设县立医院多处，办理医疗救济及卫生事宜。1934年，江西、湖南、陕西等省也逐步设立。到1947年底，全国约有县卫生院。1397所，县卫生所18所，区卫生分院352所，乡镇卫生所783所，病床约达1万余张。 此外，卫生署还在边远的地区设立一些卫生机构，如绥远(今内蒙)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阿拉善旗卫生所，西康(今属四川)雅安、富林、西昌、会理卫生院等，负责防治疾病、妇幼卫生、环境卫生和巡回医疗等工作。但是，国民党政府不关心广大人民的健康，卫生工作不受重视，卫生事业经费极少(加之官吏层层贪污)，设备简陋，医药技术人员缺乏，这些机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医学教育 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医学大量传人我国，医学教育渐有发展。除前所述外人和清廷开办的医学校外，20世纪初，北京、广州、南通、杭州、保定、太原、南昌、开封等地也陆续开办医学校，其中较著名的有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1909，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2，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前身)、江苏省立医学专科学校(1927，国立上海医学院前身)等等。 1929年2月，为了提高医学教育程度，教育部、卫生部联合组织医学教育委员会(另设有助产教育委员会、护士教育委员会，1935年4月亦并入医学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又设卫生教育设计委员会，规划和改进医学教育事宜，使医学教育事业有较快的发展。据中华医学会、卫生署等初步调查，到1935年全国有医学院37所，毕业生6562人，护士学校172所，助产学校66所。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变迁，一些医药学校先后合并或停办，到1947年(解放前最高年度)，全国医学校有32所，在校学生11，400余人(包括研究生)。出国留学医学生884人；总计医学院校毕业生达13000余人，经过高级职业学校培养的护士、助产士各1万余人。此外，尚有经过医院、训练班等培训的卫生检验员、技术员、医护助理人员、卫生工程人员，以及各医学研究所培养的各种专业人才，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保健事业中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在几亿人口的旧中国，这支为数不多的医药技术队伍，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需求。 3.卫生防疫 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大约在12--16世纪先后由海舶传人我国，经广东蔓延到南北各省，一直没有间断。同治年间，暹罗(今泰国)、马来群岛霍乱流行，传至上海、厦门两地，为防止疫情蔓延，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对进出口船只施行检疫，这是我国海港检疫的开端。：1929年在上海成立海港检疫处，直接管辖各港口检疫事宜。尽管如此，国民党统治区传染病仍不断发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霍乱常常大规模流行，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日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死亡人数达10万人以上。上海市在解放前50年间曾有12次 霍乱大流行，其中1938年死亡2400余人。鼠疫在南北各省时有发生，仅1910年、1920年、1947年三次在东北流行，死亡人数即达10万人。据东三省督抚锡良奏陈疫情电文所述，1910年冬、东三省鼠疫流行，蔓延所及达66处，死亡人口4万余人；哈尔滨市人口不足2万，死亡在6000人以上，经外务部派医官伍连德等前往防治，才使疫势缓解。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期间，在东北设立细菌制造所，用飞机散布疫源。1945年东北解放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为销毁罪证将该所炸毁，使带菌生物流窜，再次发生鼠疫流行。天花在不少地区也猖獗流行，1939-1949年间，全国各地天花患者有38万人。在天花危害严重的地区，流传着“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谚语。黑热病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寄生虫病，解放前，最初在山东、河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6省蔓延。1935年初，江苏省政府曾组织“苏北黑热病调查团”，对淮阴、涟水、泗阳、宿迁等县作初步调查，患者约在10万人以上，死亡率占5％。到解放初期，全国仍约有患者53万人。对人民生命危害极大的血吸虫病，在我国长江沿岸和江南13个省、市、自治区广泛流行，严重威胁1亿多人的健康和生命。据解放初期调查，仅江苏、江西、浙江等省324县，患者约有1000万人。其他如伤寒、白喉、猩红热、疟疾等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很高。据1947年卫生部对全国12种传染病的不完全统计，死亡有1万多人。 这时，还有不少传染病在我国各地流行，其中如结核病十分普遍，据北京第一卫生所统计，1915-1925年城市居民结核病死亡率高达2％-4％全国每年死于结核病者约100万人。性病是旧社会一种常见传染病，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传染病流行，造成人口急剧减少，威胁到少数民族的生存，此外，如产褥热、新生儿破伤风、钩虫、丝虫、麻风……等病也不断发生，据国民党政府公开的材料记载，当时大城市的产妇平均死亡率为1.5％，小儿死亡率城市平均为13％，农村为17％，婴儿死亡率占50％以上。至于工矿企业职业病和职业中毒更是经常发生，据湖南锡矿山矿务局1898-1947年近50年间统计，因患矽肺死亡的工人达9万余人。 在传染病广泛流行的旧中国，人民死亡如此惨重，国民党政府却很少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公共卫生设施极差。据不完全统计，到解放前最高年度的1947年全国仅有大小医院2000多所，卫生技术人员23，000多人，病床9万张左右，而且多集中在大城市，收费昂贵，广大人民无力就医。据国内外一些资料估计，当时中国人民平均寿命只有38岁，每年约有1400万人死亡。 4.医药工业 国民党统治时期，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生产十分落后。帝国主义各国利用不平等条约在我国不断获得种种特权，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中德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二款中规定：“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从此大量原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我国，使我国大部分药厂成为配制和加工进口原料药的基地。据1933年《药报》初步调查，自1919年以来我国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设药厂仅41处，其中包括血清、金属制品、玻璃器皿、药棉、纱布厂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药品需求激增，国民党政府曾公布救护药品进口免税办法，鼓励输入，并设立“战时医疗药品经理委员会”向国内外采购。1941．年又向美、英、加拿大红十字会、美国医药援华会等团体捐募药品器材，1941-1945年共进口药品器材873吨。抗日战争胜利后，帝国主义各国继续向我国进口原料药，仅1946-1947年就进口原料药7650余吨；同时，还把大批西药成药运人我国倾销，造成我国许多药厂纷纷倒闭，阻碍了我国医药工业的正常发展，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的特点。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根据地的医药卫生工作，从无到有迅速地发展。它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历史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树立了光荣的传统，为新中国成立后卫生工作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1.卫生工作方针与卫生机构的设立 早在根据地创建时期，党对卫生工作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怀与重视，把卫生工作列人革命事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确立了根据地的卫生工作要为军民健康服务、以增加战斗力、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导思想。在1922年7月党的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第7项中明确规定了保护劳动者健康及福利的要求。192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更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与“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列为巩固根据地必须做好的3件大事。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决议中还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象以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当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并强调：“加强卫生教育和优待伤病员是对士兵政治训练的良好方法。”决议还要求各级领导应健全卫生组织，改进医院设备和医疗作风。1932年红一方面军召开第三次卫生工作会议，更确立了“预防第一"的卫生工作方针。1933年3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卫生运动纲要》，更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它要注意解决工农群众切身的痛苦， 污秽和疾病就是他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1933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长岗乡的调查》一文中写道：“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岗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他写道：“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他又在《论联合政府》“我们的具体纲领”中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总部卫生部在《1946年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新时期的新任务是加强各地军民卫生工作的领导，建设国民卫生事业。卫生工作的方针是以进行预防工作为主。并且把为群众防治疾病，作好卫生工作列为“拥政爱民”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些指示，为根据地的卫生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奠定了人民卫生工作的基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1931年11月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维埃政府内务部人民委员会以下，建立了卫生部，并正式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军医处，负责领导红军中的卫生工作。1933年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布了工农红军暂行编制，建立了整个红军中的卫生组织系统，还先后建立了后方医院、兵站医院、野战医院。地方政府也在中央内务部之下成立卫生管理局，省、市、县、区的苏维埃政府也都设有卫生科(股)，保证了部队和地方卫生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部队与地方都建立了卫生行政系统，在继承红军时期卫生机构的基础上，各军区的卫生组织日益完善，医院的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统一领导各解放区的卫生工作，成立了延安总部总卫生部，直接领导各军区卫生部和边区政府卫生处。在此期间，不仅解放军各军区、各野战军卫生勤务组织机构，向着系统化、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很快；而且，部队还大力协助地方，使地方的各级卫生机构也日益健全。 2预防疾病与群众性的卫生运动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保障工农红军及根据地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卫生防疫决议案，公布了《暂行防疫条例》，要求加紧防疫宣传，注意保护水源和预防传染病。1932年中央军委朱德主席还签发了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要求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应从卫生角度考虑保持全军人员的健康，命令各级指挥员、政工、卫生人员要切实鼓动起在前线摧毁敌人的精神和勇气，消灭现行的疟疾、痢疾、下腿溃疡等疾病。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卫生防疫条例》，对霍乱、赤痢、肠伤寒、天花、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鼠疫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几种传染病，提出了防治方案。同年3月内务部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卫生运动纲要》，号召：红军和苏区各地方政府、群众团体领导群众一齐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以及守旧迷信的思想习惯作斗争。根据“纲要”的规定，短短的几个月在城市、区、乡、街道、部队，分别成立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卫生小组，建立了从上而下的卫生运动指导体制。中央军委还颁布了《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除规定对几种传染病隔离预防的措施外，并指出“凡不依该卫生机关所指定之期限内施行应办事项者，得给予相当处罚。当时任前线总指挥的徐向前同志还曾亲自写了《简略卫生常识》提出了8项卫生注意事项。中央内务部与军委总卫生部还联合编印《卫生常识》，献给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 要求代表们加强卫生宣传使一般工农群众了解卫生知识。 抗日战争时期，总卫生部明确提出了“预防第一”的口号，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特别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反巫神、反迷信的斗争，建立了模范卫生村，经常举行卫生竞赛，注意改善部队伙食，有的部队还进行了健康检查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培养了部队良好的卫生习惯，除处在最困难情况下的部队外，一般都进行预防天花、伤寒、霍乱等免疫接种，使部队传染病大大减少。 同时，部队还积极帮助地方开展卫生工作，部队医疗机构除为驻地居民看病外，还协助地方进行环境卫生和卫生宣传教育，举行军民卫生大扫除，讲卫生课，办卫生刊物，在疾病流行时期组织防疫组，及时防止了流行病的蔓延。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总部卫生部在1946年“工作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预防医学设施自1946年起应成为解放区医学界的主要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首先是在配合战伤的预防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如普遍注射破伤风毒素后，破伤风的发病率大为减低。其次是重视部队的营养改善。 为响应党的“拥政爱民”号召，部队在医务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的情况下，尽一切努力为群众防病治病，开展卫生宣传。如1946年冀晋军区驻地天花、麻疹流行，部队组织防疫组，迅速开展卫生宣传教育，不但使该区天花、麻疹的患儿及时得到治疗，而且阻止了疫病的流行。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是由军队中发展起来的，而军队的卫生工作也完全是依靠人民的支持，这是根据地卫生事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3.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 重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中西医团结合作，早在红军时期已经开始。1928年初建立的井岗山红军医院，便采用中西医两法治疗。中央红色医院，有西医，也有中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还设有中医部。1933年改为中医医院，医院的中医由3名发展到50多名，党为了团结中医，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给予优厚的待遇。有的中医还参加了长征，在红军的一些医院里，还设有中药科、采药队。 为了培养医药人才，在苏区的卫生学校里，中西医兼学，不论中医、西医都要学习人体解剖学和中草药知识。此外，还开办了红色中医进修班、中医研究班，以及老中医带徒弟，逐步扩大红军中的中医队伍。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卫生干部队伍不断发展，有更多的中医参加了抗日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开办了全边区与各分区的中医训练班，晋察冀军区1944-1945年还帮助各级地方的政府举办国医训练班。晋西北、晋冀鲁豫、晋察冀和苏皖各军区也都建立了药厂。进行中药炮制和西药的制剂加工。此外，还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中医救国会、医务研究会等医学团体。 解放战争时期，总卫生部明确指示，在当时医院数量和设备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要更加努力动员民间中西药一切力量，因此，中医中药的力量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解放区的中医不仅参加各级医疗机构。而且有的还担任了卫生部门的领导工作，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4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务人员 红军时期医务人员极为缺乏，建军开始，党就十分重视培养卫生干部。1931年2月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在江西中央苏区诞生，1932年又在福建汀州开办中央红色医务学校，1933年7月两校合并迁往江西瑞金，并将中央红色医院改为该校附属医院。此外，还开办了红色看护学校、医药干部学校、卫生员训练班等，学校在注意业务训练的同时，重视政治学习，明确规定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长征途中也未停止教学活动。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卫校训练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务技术人员。他们不仅成为红军中卫生工作的骨干，而且打下了根据地自力更生培养卫生干部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医护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有不少医务人员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克服重重困难，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增强了我军卫生干部的新生力量如陕甘宁边区约增加30％，其中医生53.4％，护士4％，药技师6.6％。同时，各根据地还先后成立了延安医大、新四军医学校等八所医药院校，共培养学生3OOO多人，延安中央医院1941年2月还开办了护士班。除办学外当时培养干部主要的办法是进行短期训练，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并提倡医药工作者多带徒弟，以解决边区医药干部的需要。 著名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就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该校1939年6月成立于唐县牛儿沟，原名“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开始只有教员4人，学生131人，分为军医、调剂、护士3个班。1940年2月为了纪念白求恩，该校易名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断发展壮大。印度外科专家柯棣华，奥国国际友人傅莱等都曾先后在该校担任教学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医学院校继续充实发展，办学方针教学方法更加明确，提出了分科重点教育制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学、用一致，听、看、做合一。基础服从临床，临床服从需要。军医大学已开始采取新学制和新的教学方法，学校管理、课程设置、师资培养、教学质量均日益正规化。全军所办学校毕业的医生和司药已达数千人，连同短期训练班和在工作中培养的医务人员，全军护士以上的卫生人员大部分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些干部今天已经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骨干力量。 5.战地救护与医疗卫生工作 红军时期，卫生工作非常的重视组织和发动群众，伤病员的救治工作几乎一切物品都要依靠群众支援，在苏区有担架队、慰问队，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为伤病员服务，甚至有的群众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有的不惜冒着全家的生命危险，担负掩护的治疗伤员的任务，苏区的人民，把一切都支援了红军，支援了革命，这是红军卫生工作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条件。 红军的卫生工作与战地救护取得了很大成绩。红军中的卫生人员，从来就把争取到前线去，看作是最大的光荣，救死扶伤成为卫生人员的坚强信念。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政领导同志对伤病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教育鼓舞了广大卫生人员，这也是红军卫生工作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军时期，为了解决物质困难，卫生人员采取了就地取材的办法，来完成医疗任务。如用笔篓树叶消毒作纱布，用杉树皮作付木，用烟土制急救水等等，同时还提倡“非药物疗法”，充分利用理疗、阳光及食饵疗法，以增强伤病员的抵抗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卫生事业，成为卫生工作的优良作风。 抗日战争中的医疗救护工作是史无前例的，广大医务人员发扬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创造了“地下医院”、“山地医院”、“流动医院”、“地道修养所”、“韦塘医院”以及梯田病室、悬崖病室、山洞病室、地下制药组等。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50多个医院，收容治疗了数十万伤员。延安中央医院，不但管理制度比较正规，而且医疗水平也不断提高，该院伤寒病死亡率由1940年的1O.7％降到1941年的3.9％，小儿肺炎的病死率降低5％。这些都低于同时期国际医学界报告数字，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还表现在外科方面，各个战场上的手术队在卫生勤务与战伤治疗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医务工作者在前线英勇战斗，光荣牺牲，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创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特别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抗日根据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为了支援中国革命，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解放战争中我军采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坚战，为了适应这种战争的要求，对医疗救护工作提出了“高度运动，大量收容”、“哪里作战，哪里收容”以及阶梯战伤治疗等方针，并开展了普包互救运动，组织了许多机动医院，跟随部队行动，担任收容伤病员的任务，战伤治疗的技术，也有显著的提高。除战伤救护工作上的普包运动、快速担架外，在疗伤组织上的阶梯治疗，疗伤技术上的早期手术，输血给水、石膏封闭、间断换药、延期缝合和化学疗法的普遍使用，以及一个战役中间的野战卫生勤务的统一指挥，药材的及时供应，所有这一系列的战伤处理工作，都已达到当时的较高水平。在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中完成了100万人以上的伤员治疗任务，使70％以上的伤员治愈归队，重伤的治愈率也大大提高。卫生工作有效的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 6.药品器材的生产 红军时期，环境艰苦，医药缺乏，为了解决医药用品的困难，卫生人员采取了就地取材的办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来制成器材。如用竹子作探针，把旧布、旗子址成布条消毒后当敷料，用竹筒锯开作大、小便器等。1932年，在江西开办的小型卫生材料厂，采用当地草药制成丸剂、水剂和敷料。红军卫生材料厂制药车间还把中药制剂，丸、散、膏、丹改成西药剂型，在湘鄂赣红二医院也建立了制药厂，加工自己挖采的中草药；红三医院还曾用中草药制成白芷膏，用于治疗战伤，疗效甚好，由于缺乏消炎药，各地自制了柴胡制剂代替，药厂还自己制作了外科常用化腐生肌药，红升丹、白降丹。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建立的药品器材厂，有中央军委卫生部卫生材料厂、晋察冀新华药厂、晋冀鲁豫利华制药厂、冀中伯华药厂、陕甘宁光华药厂、晋绥西北药厂等。这些药厂都是以“就地取材”为原则，生产出大批的中西药物，供军民使用。如1938年成立的延安制药厂每年制注射用安瓿几万盒，丸、片、水剂十几万磅；在器械方面，已经能够制成一般玻璃和金属的医疗用具。如1939年成立的利华制药厂，药材主要来源，是以太行山所产药材为主，自制药品。广大医务人员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药品器械缺乏的困难。 解放战争时期，制药事业有较大的发展，原来建立的一些药厂，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逐步扩大，产量不断提高。如山东、延安等地建立的药厂和医疗器械厂，从制造成药发展到制造原料药和特效药，如葡萄糖、磺胺、麻醉药、疫苗、血清等都已经能够生产，各药厂生产的外科器械、玻璃仪器在种类和质量上也都有了提高。如华北卫生材料厂，不仅生产了很多药品和卫生材料，而且能用土法制造简单的手术器械。千方百计的保证军队和民用的需要。到全国解放时部队所需要的药材有70％以上是由自己药厂生产的，这正是卫生人员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卫生事业所取得的成绩。 7.医药卫生刊物的出版 红军时期，非常重视卫生宣传工作。卫生部门编印了《卫生常识》、《卫生讲话》等刊物，发给部队和地方卫生人员。最早建立的红军卫生学校还出版了《红色卫生》杂志，指导红军的医疗技术工作。1931年总卫生部出版了《健康报》，是当时报道卫生工作、交流医疗经验的不定期报纸。以后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出版了一些医学刊物，如《国防卫生》、《医务生活》、《卫生通迅》、《先锋医务》、《卫生建设》等医学杂志，同时还编写和翻译了一些医学著作，如《内科学》、《临症便览》、《最新创伤疗法》等。这些对于中、西医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交流经验，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卫生技术干部编印了多种教材和参考书。如供军医学习的《外科学》、《局部解剖学》、《物理诊断学》、《传染病学》等。还有供卫生员学习的《看护法》、《卫生防疫》等。同时，还编译出版了一些中、西医学著作。医学杂志和报刊的出版也日渐增多，如《国防卫生》、《医务生活》、《卫生建设》、《卫生通讯》、《红卫报》等都是这时出版的医学刊物。 解放战争时期，为提高卫生人员的技术水平，不断介绍先进的医疗技术与理论、卫生出版事业发展很快。解放战争的四年间，全军出版医药书籍776270册，杂志126750册，还有卫生画刊24000册。数量之多，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同一时期的出版数量。这正是解放区卫生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的结果。 综上所述，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确立了为军民健康服务的方向，采取了“预防为主”，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方针，注意团结中西医，努力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积极培养医务技术人员，解决药品器械缺乏的困难，使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成长壮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和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