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

    明至清代鸦片战争发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     公元1368年，朱元璋利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利形势，自封明太祖称帝于南京，改年号洪武。     明初，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地方设行中书省。1376年(洪武九年)明太祖撤销行中书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民政、败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刑法)、都指挥使司(主管军队)。1380年(洪武十三年)又撤销中书省，废除了从秦、汉以来沿用了1000余年的宰相制度，而将其职权分别划归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尚书执行皇帝命令。     为加强对百姓的统治，明初建立里甲制度。编制“黄册”登记各户人口和财产；以“鱼鳞图册”登记每户土地并绘图标明其边界。     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及加强北方与边远地区防务，将24 个儿子和1个重孙分封为各地区藩王，他们在所辖地区筑城屯田、征兵遣将、督造兵器，势力大为膨胀。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病死，长孙朱允炆继位为明惠帝，因有感于藩王的势力过盛，因此与大臣齐泰、黄子澄计议进行削藩，因而使皇族内部矛盾激化。1399年(建文元年)，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以诛齐、黄“靖难”为名，率兵南下，于1402年攻人南京，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改年号永乐。1421年(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     明朝中期，内阁倾轧，宦官专权，皇族大量占据土地，赋税徭役繁重，农民起义频仍。明神宗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1525-1582)有感于当时积弊，为维护明王朝封建统治，施行了整顿政府机构，裁汰冗员等措施。为加强边防与海防，他下令从山海关至居庸关长城上加筑“敌台(碉堡)三千余座”；派遣戚继光(1528-1587)、俞大猷(1504-1580)等率军击退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的频繁侵扰抢掠。     明代的经济，初期比较注意恢复与发展生产，因此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推广种植棉花与桑麻，减轻赋役，扶植手工业与商业，以及释放元代手工业奴隶等，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剩余劳动产品增加，促进了农产品和家庭工业品的商品化。     16世纪中叶，明代中期产生了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某些行业出现了原始状态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有的地方，呈现空前繁盛的工商业景况，如苏州盛泽镇的丝织业、松江朱家角镇的棉织业、汉口镇的商业、景德镇的烧瓷业、铅山的造纸业、佛山的铸铁业等。     明代后期，皇室贵族和官僚豪绅地主对土地的大量掠夺与圈地兼并，以及繁重的赋役，使农民与城市贫民遭到残酷的剥削，他们不断地揭竿而起进行反抗斗争。在 1629 年参加农民起义军的李自成（1606-1645)，于1640年提出了“均田免粮”的革命斗争口号，吸引了许多受压迫者参加了农民起义军。1644年3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下了北京， 推翻了明朝。尔后，李自成等农民革命军领导者，由于轻敌麻痹以及骄傲享受等思想滋长，满族贵族统治者勾结汉族官僚吴三桂，乘机于同年5 月攻人北京，建立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     清朝初期，也采取鼓励垦荒、减免赋税、暂停圈地以及约束军纪等争取人心的一些措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清圣祖(康熙)执政时，大力抵抗外患，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之间东段边界，对维护我国疆土及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清朝统治者对老百姓剥削掠夺和高压奴役又复有增无减。清朝中期以后，统治者的反动腐朽，使国势日益衰落。19世纪以后，帝国主义者不断地对我国进行侵略，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延续了2030年之久的封建社会，至此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明、清两代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均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而且都实行“文字狱”残酷措施。     清代盛行考据学，对整理、考订、辑复古代文献有较大贡献。 但是， 清代盛行尊经复古和繁琐考据，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科学的更好发展。     明、清时期，统治阶级为了本身利益，都竭力宣扬唯心主义。     明初， 继续盛行理学。 中期又形成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其哲学思想主要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即是说一切事物的源和理都是出自人们的心中。他的“致良知”主张，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出生之后就固有的“良知”。     王守仁在教育方面有合理的主张，对于儿童教育，他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而应“必使其趋向鼓舞， 中心喜悦”， 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王守仁的著述与主张，由其门人编纂成《王文成公全书》，并形成阳明学派，曾流传到日本。     明、清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和进步观点的思想家，主要的如：     李贽(1527-1602)，在所著《焚书》 中，他提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作标准，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他反对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说“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提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的观点和重视功利的主张。     黄宗羲(1610-1695)在《孟子师说》 中说“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气以生”。他在《明夷待访录》指出，当官者应“为天下，非为君也； 为万民， 非为一姓也”，“盖天下之治乱， 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指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所以“天下不能一人而治” ，认为应有完善的法制，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但是，他的“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的观点，则反映了他的唯心主义思想。     顾炎武(1613-1682)在《日知录》 中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认为“道”(规律性)是依存于事物之中，“非器则道无所寓”。他对君主专制持批判态度，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形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他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实学”和“博学于文”等。     王夫之 (1619-1692)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范围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他批判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静即含动， 动不含静” (《思问录》)。     戴震(1723-1777)认为“道， 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孟子字义疏证》)。     在科学技术与文化方面，明代取得多方面突出成就，其中不少在世界科技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造船技术的进步，超过了以往历代。由于政治与经济上的需要，永乐三年(1405)起，明成祖派郑和(1371-1435) 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远航“西洋” (今加里曼丹至非洲之间的海洋当时被称为西洋)，曾到达南洋、印度洋与亚非30 多国，最远抵达今肯尼亚的马林迪 (Malindi)。其航行时间，早于哥伦布(Colonbo，C．)的航行半个世纪。郑和船队的远航，发展了中国与南洋、非洲之间的贸易，也促进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     16世纪以后，欧洲一些国家进人了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为掠夺资源和抢占市场，为扩大其势力与影响，陆续派出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各种人员，前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明代中期以后，西方派来我国的传教士，除了传教和为资本主义国家谋利外，也带来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文化。明朝一些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同他们交往中，受到一定的影响， 并译述了一些西方科技、 医学书籍。例如，中进士第并历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的徐光启(1562-1633)， 是中国士大夫中最早同西洋传教士密切交往者。他与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合作，将 《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中文，介绍西方几何学的基本理论与公理等。并创用了点、 线、 面、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 平行线等许多数学名词术语。 他的《农政全书》不仅总结了十七世纪以前我国的农业生产经验与知识，还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农业知识。     宋应星(1587-清初)于1634年撰著的《天工开物》，是在我国与世界科技史上均有重要价值的技术工艺专著。宋应星早年中举后，历任教谕、府推官、 知州等， 但生平对工艺与生产技术很重视，《天工开物》正是他考察记述的当时人民已掌握的生产、工艺与科技知识，其中包括制籼、防腐以及预防矿井煤气中毒等内容。     《徐霞客游记》是徐弘祖  (1587-1641，号霞客)在27 年中游历许多地方的见闻记录，其中有很多关于地理、 水文、 地质、植物等方面有价值的资料，特别是石灰岩地貌的科学记录，堪称为科技史上最早者。     方以智(1611-1671)是进士及第的学者， 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生物、医药、文学等均有研究。他的《物理小识》特别强调“质测”(即研究探讨)对认识事物的意义， 通过质测以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的缘由、性质、变化及其规律。     明、清时期，产生了数部卷帙繁多、内容丰富的大型类书。     永乐元年 (1403) 至永乐六年 (1408)，解缙 (1369-1415)等受朝廷之命编纂完成《永乐大典》，广收各种图书7000-8000种，辑成正文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为古代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 康熙、 雍正年间，陈梦雷、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 1 万卷，目录40卷，为现存古代一部规模最大、用处最广的类书。乾隆37年(1772)至46年(1781)，清廷命令纂修的 《四库全书》， 收书3503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编辑，共79337 卷。上述大型类书，对整理、保存中国古代文献有着重要价值，这些对古代中医药文献的整理与保存，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这期间医学的主要特点，一是产生了多种有重大意义的医学创造与发明；二是许多医家通过对前人医学成就的总结，并结合个人临证经验，编撰了大量的医籍，其中不少是集大成者；三是中外医药交流空前频繁。     在中国药学史上成为了重要里程碑的《本草纲目》，是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用27年时间对药物学调查、钻研后写成的巨著，是医学与科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对我国和世界药物学以及其他有关学术的发展，均有很大贡献与深远影响。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的编撰，进一步发展了这时期的药物学。《串雅》的问世，表明民间医疗经验的可贵和丰富。     吴有性《温疫论》的“戾气”说，是17世纪在传染病病因学上的卓越创见，对温病学说的创立产生了密切影响。 17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温病学说，反映了我国人民和医家防治急性热病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     明、清时期，临证各科都有各自发展的特点，并且产生了众多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取得了许多新成就，更有不少发明创造，如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等。此期间，医学理论研究与医学著作编撰，同样也获得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出现了门类繁多的古医籍注释本、医学全书、医学类书、医学丛书、方书以及入门书籍。     王清任是清代具有革新精神的重要医家，他在《医林改错》中纠正了以往医籍中一些错误记载，他所创用的活血逐瘀方剂，在临证治疗上具有很大价值。     明、清时期的中外医药交流空前频繁，郑和率领船队远航“西洋”，其主要目的虽不是为医学，但其船队中有为数不少的医药人员。《郑和家谱》与《瀛涯胜览校注》中均载明郑和船队中有“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他们必然把常用的中药带到了国外，同时也从国外带回了乳香、血竭、安息香、苏合油等药物及有关的知识。这期间，我国医学更广泛地传人朝鲜、 日本。 17世纪以后，我国药物学、针灸学以及人痘接种术等流传到了欧洲一些国家，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国外的一些医学知识也传人我国，对我国医学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的本草学著述，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量多，其中又以个人编著者占绝大多数；二是内容丰富，编写的侧重面多种多样。     从数量看，此时期本草学著作已经刊印者，无论明代或清代都分别超出了元代以前历代的本草学著述。从内容看，此时期本草学著作，有的不仅收载药物多，而且对药物性能功效与治疗经验的叙述也更为的详细。由于编写的侧重面的不同，反映出“博”与“约”、“综合”与“专题"等不同特色。     兹就此时期内，重要的或较有特色的本草学著述作简要的评价。     1.《本草发挥》(1384)     徐用诚编撰。作者字彦纯(?-1380)，生活于元末明初，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朱丹溪之弟子，他对张洁古、朱丹溪、成无己、王好古等有关本草之记述进行摘录整理，编成《本草发挥》四卷。前三卷包括金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等部，载药270种。第四卷为药性要旨、用药升降浮沉补泻等中药理论与用药方法等。明初医生多以此为用药根据。     2.《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1406) 朱橚编撰。朱橚(?-1425)是朱元璋第五子。 他派人采访、调查各种植物，并在自己园圃中种植观察，选定可供灾荒时食用的植物414种，记述其名称、产地、形态、性味、加工烹调法，编辑成书，定名为《救荒本草》。为了便于辨认，特请画师将它们的枝干、花、叶、果实等绘图于书中。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本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 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 在农学、医药学及植物学上均有较大的价值，书中有276种植物是以往本草书所未收载者。本世纪30年代本书曾被外人译成英文出版。     3.《滇南本草》     《滇南本草》(约1476)  兰茂 (1397-1476)编撰。作者为云南杨林人，十分喜爱本草学知识。他有感于滇南地区特产的一些植物花草往往不为人所识，通过对本地区各种植物的药用效能的研究后，编辑成此书，载药 400余种，其中土茯苓、川贝母等为本书所首载。此外，还记载了一部分滇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医药经验。因此，本书是一部很有特色和价值的地方性本草学专著。     4.《本草集要》     《本草集要》(1492)  王纶编撰。作者浙江慈溪人，“弘治”年间 (1488-1505)举进士，本不业医，做过湖广一带大官。《本草集要》分三部：上部一卷为总论，中部五卷，下部两卷。据自序说，中部“取本草及东垣丹溪诸书，参互考订，删其繁芜，节其要略”而成；下部“取药性所治，分类十二门……以为临病用药制方之便”。十二门为气、血、寒、热、痰、湿、风、燥、疮、毒、妇科、小儿。这种将药物按性能分类，发展了陶弘景的通用药分类法。     《本草蒙筌》(1565)  陈嘉谟编撰。他根据《本草集要》次序，结合自己经验，经 7年五易其稿编成此书， 载药742种， 其中447种详述其气味、产地、采集、加工、贮藏与治疗。具有消食功效的鸡内金、行气止痛的青木香等，首见于此书。所介绍的某些药物的特殊贮藏法，如“人参须和细辛，冰片必同灯草，麝香宜蛇皮裹，硼砂共绿豆收，生姜择老砂藏， 山药候于灰窖”等， 是很宝贵的经验。 该书内容不少是采用韵语对仗写成， 便于诵记。李时珍曾评价此书说：“间附(作者)己意于后,颇有发明，便于初学，名曰蒙筌，诚称其实。”     5.《本草纲目》     在中国医学史上，《本草纲目》是一部内容丰富、论述广泛、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作者是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 晚年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号月池)为当地名医。李时珍少年时期开始阅读过一些医籍， 曾跟随父亲诊病帮抄药方。 但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李言闻不愿李时珍以医为业,而要他走科举道路。李时珍 14岁考中秀才，其后3次赴乡试均不第。23岁后李时珍放弃再考科举而决心跟父亲学医。由于他刻苦钻研医理，用心吸取前人医疗经验，并且善于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加上对病家的高度同情心，所以他行医时不仅疗效好，而且医德很高尚， 因而声誉卓著。 至30岁时，诊断并医好了楚王 (朱英炝) 儿子的“虫病”，医名更增，旋被楚王府聘请为“奉祠”，掌管“良医所”事务。后又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判”，但是，他对功名利禄的生活并不感兴趣，任职一年后便托病辞归。         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的错误、重复或遗漏，“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深感这将关系到病家的健康和生命，因此决心要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从34岁起开始着手进行了这项工作。他“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 声韵农圃， 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除认真总结吸收前人经验成就外，还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等劳动群众请教，亲到深山旷野考察和收集各种植物、动物、矿物标本。而且，对某些药物还亲自栽培、 试服， 以取得正确的认识。经过27年辛勤努力，参考了800余种文献书籍， 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基础，进行大量的整理、补充，并加进自己的发现与见解，经过3 次大的修改，至1578 年 60岁时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这部巨著。     《本草纲目》全书52卷，是我国古代文化科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成就。    (1)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学：《本草纲目》对药物广泛收载，多达1800余种，较《证类本草》所载药物1500 余种，增加了300余种。书中附有药图1000 余幅，药方1万余个。它对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总结，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如把实为两药而被混为一物的葳蕤与女萎分清；把同是一物而被误为两药的南星与虎掌更正；把被误为兰草的兰花、被误为百合的卷丹区分开；把被误列为草类的生姜、薯蓣归为菜类等等。    (3)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对药物的分类，李时珍按照“从贱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 从低等到高等， 基本上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因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他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 鳞、介、 禽、兽、人共 16部，包括 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    (4)系统地记述各种药物的知识：《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的记述， 包括校正、 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如三七的功效，李时珍总结为“止血、散血、定痛”，这是很符合实际的高度概括。又如延胡索止痛、大风子治麻风等功效，李时珍都给以明确的肯定。    (5)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李时珍通过科学的总结，批判了以往记载服食水银、雄黄可以成仙的说法，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例如水银，李时珍指出“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土固不足道， 本草其可妄言哉?”又如“草子可以变鱼” 等一些反科学见解， 李时珍给予说明更正。    (6)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本草纲目》不仅对药物学作了详细记载，同时对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作了不少正确的叙述，而且， 还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在植物学、 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以及天文、气象等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论述，因而对上述各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    (7)辑录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本草纲目》所引载的16世纪以前文献资料，有些原书后来佚失，但由于《本草纲目》摘录记载，使某些佚书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     总之，《本草纲目》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限于历史条件，作者也存在错误之处。例如，他相信“烂灰为蝇”、“腐草为萤”及妊妇食兔肉“令子缺唇”等不科学的说法；赞成“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避邪魅忤恶”的无稽之谈；宣扬“寡妇床头尘土” 治 “耳上月割疮”的封建迷信之说等。然而， 总的来说， 李时珍的成就是主要的。《本草纲目》自1596年第一版刊行后，屡经再版，影响深远，并且很早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还先后被全译或节译成日本、朝鲜、拉丁、英、法、德等文字。鲁迅对《本草纲目》曾高度评价为“含有丰富的宝藏”、“实在是极可宝贵的。” 1956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李时珍的崇高题词为：“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一八九二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李时珍的名字及其业绩，将永载史册，与世长存。     除《本草纲目》之外，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丰富了脉学与经络学说的内容。     《本草纲目》的问世，对后来本草学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很有益的资料与经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草学著述陆续出现，其中较有特色和主要的有：     6.《本草述》     《本草述》(1666)， 刘若金编撰。 作者字元密，潜江人，1625 年(天启年间)进士， 官至大司寇。明末，他对政治腐败深有感触而弃官隐居。他因未及壮年而多病，常以医药自辅，所以对医药学特有兴趣，他将《本草纲目》进行删节修订，并吸收部分宋、 元医家有关本草的论述， 用了30年时间，编成《本草述》。与《本草纲目》相比较，前者“部分一依其旧，分卷三十有二，药不过490条，洋洋乎八十余万言，……宗乎本经，旁及名论，折衷古今异同之说而曲畅之，……于纲目外又能自成一家”(《郑堂读书记》)。虽然，此书对药物的药性讨论较详于《本草纲目》，但主要缺点是资料博而不精。后来，嘉庆己卯(1819)举人杨时泰，也擅长医药，他对《本草述》加以删节补充，“为之去繁就简，汰其冗者十之四，达其理者十之六”，编著成《本草述钩元》(1842)，载药约500种，内容简明扼要。     7.《本草备要》     《本草备要》(1694)，汪昂(1615-?)编撰。作者字讱庵，休宁(安徽休宁)人。他在无师授的情况下，自学本草与医书。他有感于当时“乡间市井，稍能诵药性读回春者，辄尔悬壶，草菅人命，恬不为怪。”(《医方集解》凡例)因而决心编撰介绍药性的专书。他认为《本草纲目》内容虽很详备，但要点不突出，因此他根据自己的看法，选辑《本草纲目》的一部分内容及其他医家的本草著述，由博返约，辑成《本草备要》，载药460种，论述详细，比较扼要实用，流行颇广。     在《本草备要》成就中，特别值得提及者是较早明确指出吸烟的祸害。汪昂认为吸烟虽能兴奋人的精神，但也能醉人，指出烟草“火气熏灼，耗血损年，人不自觉耳。”在300年前对烟害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诚为难能可贵。     8.《本草从新》     《本草从新》(1757)，号仪洛编撰。作者系藏书世家，其间收藏医药珍籍不少。因此，作者自童年起，除为准备考科举而努力攻读外，对医药书籍也常认真涉猎， 历四十年之久， 编撰医药书籍多种。《本草从新》是作者对汪昂的《本草备要》进行考订补充而成，全书1 8卷，载药720余种，内容比原书增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增收了《本草备要》中所未收载到的常用药，如太子参、西洋参等为本书所首载。此外，对药物真伪的鉴别、药物性味与加工炮制方法等， 均有所介绍， 颇有实用价值，刊行后曾获得一些医家的好评。     9.《得配本草》     《得配本草》(1761)，严西亭、施澹宁、洪辑庵合纂。编者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遇到病情危险疑难者， “三人必反复辩论，以故试其药”(张焕“序”)， 因而共同编成此书。 编者共收集647种药物，以《本草纲目》为准绳而分为25部，除论述药物的性味、主治功用外，着重阐述药与药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畏、恶、反、使，尤其是对药物在治疗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如得、配、佐、和，作了详细的叙述。书中还对药物的炮制法及禁忌作了一些介绍。该书尚有一特点为 “每品主治得配之下， 多留余地，以俟高明者再加注释。”这表明了编者的谦虚精神。    10.《本草纲目拾遗》   《本草纲目拾遗》(1765-1802)  作者赵学敏(约1719-1805)，字恕轩，号依吉， 乳名利济，钱塘(今杭州)人。     赵学敏的父亲原拟要他考科举，要其弟学医，因此特在家辟设“养素园”，并在其中收藏古代经典著述与《灵枢》、《素问》、《伤寒杂病论》、《针灸甲乙经》等许多医籍。 同时， 还在“养素园”内种植多种药物。     赵学敏自幼“性好博览，凡星、历、医、卜、方、技诸学，间亦涉历之”。 他常和弟在 “养素园”中阅读学习和栽种观察各种药物，其父有时还要他们兄弟默画铜人图游戏。逐渐地，赵学敏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味，后他决定放弃考科举而矢志于医学。     赵学敏对各种医籍文献广为寻求，不知疲倦地阅读钻研，白天时间不够，则“焚膏继之”，“尝篝灯帷中，藏书夜观，煤积翠帐皆黑”，他还认真地摘录书写，“久而所积溢簏外，束庋阁上，累累几千卷。”他对李时珍钻研医药的毅力很景仰，对《本草纲目》内容的丰富很敬佩。但是他认为《本草纲目》并非包罗无遗，也绝非完美无疵。他说“濒湖之书诚博矣，然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认为必须及时地进行补充， 若“此而不书， 过时罔识。” 因此，他决心要“拾”《本草纲目》之遗。他用了几乎40 年时间，查阅了600 余种书籍文献，请教了“辛苦劳碌人”、“某仆”、“某妪”、“土人”、“渔海人”等200 多人，并且亲自栽种和尝试了某些药物，编著成《本草纲目拾遗》 。     《本草纲目拾遗》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总结了 1802年以前我国药物学的成就，载药 921种，其中 716 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作者提示应以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观察、认识生物的变化和发展，例如他说“如石斛一也，今产霍山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一也，今出于潜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并且对《本草纲目》进行了某些纠正和补充： 对药物的分类取消了 “人”部，增加了“藤”、 “花”二类， 把“金石”类分为“金”和“石”；该书收载了很多民间特效药物， 如治疗蛔虫病的鹧鸪菜 (“疗小儿腹中虫积，食之即下如神”)，治疗痢疾(阿米巴痢)的鸦胆子，治跌打损伤的接骨仙桃， 补血行血、 舒筋活络的鸡血藤等； 同时， 还吸收了一部分国外的药物知识，如治疗疟疾的金鸡勒(奎宁的原植物)，治疗咽喉肿痛的胖大海，以及外用药日精油等。总之，《本草纲目拾遗》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药物学专著。     赵学敏除编著上书外，还同“铃医”赵柏云合作，广泛收集整理民间医药经验与知识，于1759年编著了《串雅》内、外编。他认为民间走方医“顶串诸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他们用药具有“贱”、  “验”、  “便”的特点，指出“药物不取贵”、 “下咽即能去病”、 “山林僻邑仓卒即有”，正是杰出的走方医用药之特长。因此他说“谁谓小道不有可观者欤?”《串雅》 中记载了许多卓有疗效的走方医经验，如以五倍子研末敷脐医治盗汗，吴茱萸研末敷贴足心医治咽喉肿痛等。     此外，赵学敏还编著了《医林集腋》、《养素园传信方》、《本草话》、《花药小名录》等十种医书，连同《本草纲目拾遗》和《串雅》，合称为《利济十二种》。他编著医籍的目的是期于“可济于世”。因此他在编著过程中，对药物疗效的记载是取谨慎的态度，有可疑者，则弃而不收，他说：“草药为类最广，诸家所传亦不一其说，予终未敢深信……兹集闲登一、二者，以曾种园圃中试验，故载之，否则宁从其略，不敢欺世也。”他还对当时有些人 “率以医为行业， 谓求富者莫如医之一途”的行径，痛加鞭挞。     由此可见，赵学敏不仅在医药学经验的总结和发扬上有着重大的贡献，而且在崇尚医德和严肃治学态度上，也是古代医家中的优秀者之一。     11.《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1848)作者吴其浚(1789-1847)，字瀹斋，号吉兰，别号雩类农。固始(河南固始)人。1817 年获一甲一名进士，先后任翰林院修撰、礼部尚书、 侍郎、 巡抚、总督等，到过山西、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云南、贵州等省很多地方，有“宦迹半天下”之称。     吴其浚在各地任职与游历时，对当地植物特意了解、观察，并进行采集、记录和绘图，常请教于草医和劳动群众，例如“询于舆台者”、“得之牧竖”、“取于老农”等，通过多年积累，掌握了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同时，他先后参考了 800余种古代文献，经过整理、总结，编著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收载植物780余种。 在此基础上，再经修改补充，编著成《植物名实图考》，收载植物1700余种， 分为谷、 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共12类。书中对所载植物的名称、产地、品种、形态、性味、功用 (着重药用价值)作较详细的叙述，并且绘有植物原图。     《植物名实图考》虽以古代文献资料为基础，但并非泥古不化。他对李时珍很崇敬，但并非人云亦云。 例如在记述冬葵时， 他说冬葵“为百菜之主……志书亦多载之， 李时珍谓今人不复食， 殊误。……以一人所未食而日今人皆不食，抑何果于自信耶?” 又如述及大青时，作者说：“湘人有三指禅一书， 以淡婆婆根治偏头风有奇效。 余询而采之，则大青也，乡音转讹耳，”作者强调医者应知药，说医者不知药而用方，“其不偾事者几希?”,他还批判有些人鼓吹长服某些药物能成仙的谬论，指出“……神仙传，黑穴公服黄连得仙，此非蔡诞欺人语耶?”     《植物名实图考》的主要价值为：它对植物名称与实物进行了考证，使植物名与实一致，对植物学分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书中所绘植物形态图，比较精细而近于真实；它比《本草纲目》所收载的植物增加 500余种，且全书记述云南、贵州的植物相当多；此外，它还较广泛地收集了草医经验与草药知识，并且纠正了以往某些植物药的错误论述。     《植物名实图考》出版后，在学术上的影响比较大，并且曾流传到日本等一些国家，迄今不少国家的图书馆多收藏有此书，可见它在国内外学术界所受到的重视。

    明、清时期的方剂学，继续有较大的发展，在理、法、方、药的研究与论述方面，都有所提高。这时期，除了在各种本草著述之中，不同程度地论述了方剂的组成、加工、功效、用法等之外，有关方剂学的专书也明显增多，而且内容丰富，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就是产生于明代。     1.《普济方》     《普济方》，约编撰于公元1406年，明初朱柿与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编撰。原为 168卷，自明初刊行以后，原刻本散佚。幸得《四库全书》将其收录，改编为426卷。 据 《四库全书提要》记载，《普济方》分为1960 论、 2175类、 778法，收方 61739首。初本尚有插图239幅。书中资料，除引自历代各家方书及收录大量时方外，还收载其它传记杂说以及道藏佛书等有关的记载，堪称集15世纪以前方书之大成，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此书之编次分别为方脉总论、药性总论、五运六气、脏腑总论、脏腑各论 (按人身头面、体表、五官、口齿和内部脏腑器官，分述各种病候)、伤寒杂病(包括各种急性、慢性传染病与内科疾病)、 外科伤骨科、妇产科、 儿科、 针灸等。每种病证，有论有方。除记载药物与针灸治疗方法，还介绍了按摩、导引、气功治疗经验。本书搜罗广泛，资料丰富，不仅在中医方剂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在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上也有贡献。例如李时珍在编著《本草纲目》过程中，虽浏览参考的各种文献多达800 余种，但明以前的不少失传或罕见医籍，李时珍未能亲睹， 而得以从 《普济方》 转引， 如《本草纲目》卷四十所写的：“蝇，古方未见用者，近时《普济方》记载此法，云出《海上名方》也。”  就是一实例。 此外，《普济方》 所记载到的各种病证，也为研究明初及明以前的疾病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2.《医方考》     《医方考》(1584)。作者吴琨(1552-16207)号鹤皋，安徽歙县人。作者15岁学医，行医后发现当时业医者十分之九医药知识极为贫乏，对古今方药茫然无知，深感对病家极为不利，因此收集以往良医之方700余首， “揆之于经，酌以心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编著成《医方考》，“盖以考其方药， 考其见证， 考其名义，考其事迹，考其变通，考其得失，考其所以然”(作者自序)。书中所收方剂 ，依证候而分为72门， 每列一证，先述病因，次辨诸家治法，然后汇集名方。此书优点为对方剂之命名、药味组成、方义、功效、适应症、加减应用、禁忌等作了扼要论述，条理清楚，因证致用， 有较高参考价值。 缺点是对前人资料兼收并蓄，存在鱼目混珠情况，并掺杂了一些不科学和迷信内容。此外，所收方剂还不够广泛，遗漏较多。     3.《祖剂》         《祖剂》(1640)，施沛编撰。施沛字沛然，号元无子，华亭(江苏松江)人。作者收集明代以前著名方剂八百余首，加以编述为《祖剂》一书。，成于崇祯庚辰年(1640)。全书共四卷，其中论主方70首，附方700 余首。以《素问》、《灵枢》以及伊尹汤液之方为宗， 以仲景 《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为祖，而选以《和剂局方》及宋、元、明诸医家流传之名方加以归类叙述。作者对所选方剂进行追源溯流，俾于对其有宗有祖可考。如在记述《灵枢》半夏汤之后，接着将张仲景的大半夏汤、小半夏汤、 半夏散及汤、 半夏生姜大黄汤、半夏麻黄丸、小陷胸汤、生姜半夏汤、半夏干姜散等，集中归于一类加以介绍。此外，施沛还对个别方剂加了按语或注释。因此，此书对学习古代方剂学颇有参考价值。     4.《医方集解》     《医方集解》(1682)，汪昂编著。作者为便于读者“辨证论方，使知受病有原因，治疗有轨则，庶几平居读之，可使心理开明，临病考之，不致攻补误用，脱迂庸劣之手，既可据证以校方，设处穷僻之乡，不难检方以用药。”从前人经验中搜集正方与附方各三百余，且系常用的方剂。因作者不赞成药物过于繁多的方剂，对药味超过20种以上者不予收录。书中选录的方剂以补养、发表、涌吐、攻里、 表里、 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 利湿、 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 明目、 痈疡、经产分为21门，末尾附救急良方。每门的开始均简要地阐述其涵义。然后对每方依次叙述其适应证、药物组成、方义解释、附方加减等。而且，对于采用每方时的有关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服法，均有所论及。作者自己的意见，则以“昂按”注明。此书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是一本应用较广的方剂书。     5.《成方切用》     《成方切用》(1761)，吴仪洛编著。作者鉴于当时流行应用较广的 《医方考》 与《医方集解》虽各有其优点， 也各有其缺点， 认为《医方考》“因病分门， 词旨明爽， 海内盛行，但搜采不无阙略”；《医方集解》则“先详受病之由，次解用药之意， 硕论名言， 采搜甚富，然不能无承讹袭衍之说， 且于新方， 总未采录，均未可以语全书也。”因此，作者综合《医方考》与《医方集解》两书内容，根据“方有宜古不宜今者”和“医贵通变，药在合宜”的观点，进行删改补充，收集古今成方一千一百余首，编著成《成方切用》，其用意为“切于时用之方”、“而尤期用方者之切于病情也”(作者自序)。该书之首为方制总义与内经方。然后将所收成方分为补养、 涩固、 表散、涌吐、攻下、消导、 和解、 表里、祛风、祛寒、消暑、燥湿、润燥、 泻火、除痰 、杀虫、经带、胎产、婴孩、痈疡、眼目、救急共24门。每方依次叙述适应证候、组成药物与加减法、方义及附方。与《医方集解》比较，《成方切用》收方更多，条理较清晰，注释引证较详，对于学习方剂与临床应用，具有较大价值。     6.《炮炙大法》     《炮炙大法》(1622)，编撰者缪希雍 ( 1556-  16277)， 字仲淳， 号慕台，原籍常熟，后迁居金坛。8 岁丧父，幼年与少年时期多病，自学医书而业医，著有医药书籍多种。其《炮炙大法》是明、清时期论述药物炮制的较著名专书。不分卷。依药物类别分为十四部， 包括水、 火、土、金、石、草、木、果、米谷、菜、人、兽、禽、虫鱼。以简明文字叙述 400余种药物的炮制法，并述及药物产地、采药时节、药质鉴别、用于炮制的材料、药物炮制后的性质变化。简述药物配伍应用时的相须、相畏关系。 书末附用药凡例、 煎药则例、服药序次、服药禁忌、妊娠服禁等。其中小部分资料摘自《大观本草》内所援引的《炮炙论》，大部分资料则介绍当时药物炮制方法。作者在本书开头，简要地列举了雷敩的药物炮制法， 说： “按雷公炮制法有十七：曰炮、 曰爁、 曰煿、曰炙、曰煨、曰炒、曰煅、 曰炼、 曰制、曰度、曰飞、曰伏、曰镑、曰樧、 曰、曰暴、曰露是也，用者宜如法，各尽其宜。”后世所称的“炮制十七法”，即是指上述17种炮炙法。所谓“如法炮制”，其典故盖出于此。     书中“用药凡例”主要论述药剂丸散汤膏各有所宜， 不得违制， 具体说明了各种剂型定义及作用，诸如：“汤者荡也，煎成清汁是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研成细末是也，去急病用之；膏者熬成稠膏也；液者捣鲜药而绞自然真汁是也；丸者缓也，作为圆粒也，不能速去病，舒缓而治之也；渍酒者以酒浸药也，有宜酒浸以助其力，如当归、地黄、黄柏、知母阴寒之气味假酒力而行气血也；有用药细剉如法，煮酒密封，早晚频饮以行经络或补或攻， 渐以取效是也。”书中还写明， 不同类型的丸药，  有其不同的适应症：“面糊丸取其迟化直至下焦”、“半夏南星欲去湿者以生姜汁稀糊丸，取其易化”、“炼蜜丸者取其迟化而气循经络也”、“腊丸者取其难化而迟取效也”。此外，对于炼蜜时的季节、 加水量、 炼熬时间、色泽、稠度等，对于方剂中的石药、香药的调配方法与注意点，均作了详述。总之，此书对学习、研究中药炮制法以及用药注意事项，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1.明以前有关温病论述之梗概:     温病是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包括传染性与非传染性两大类，而主要是前者。“温病”名称早在《内经》中已经出现。《六元正纪大论》有“民疠温病”及“温病乃作”的记载。《内经》还对温病的病因、分类、脉证、治疗原则等都有不少零散的记述，这可说是温病学的萌芽阶段。其后，《难经》写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中湿温、热病、温病三者成为后世温病学说中的重要病证。     汉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对温病初期证候特点作了较明确的描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并提出用清热诸方治疗，为后世对温病的治疗奠定了发展基础。晋代王叔和对温病的种类，根据《内经》的论述，除提出温病和暑病外，还提出了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等名称。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里，论述了温病三十四候，并提出温病具有“转相染易”的传染流行特点。唐代《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医籍内，载有防治温病的方剂不少。     宋元时，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治疗上出现了新的见解，尤其是刘完素明确提出热病初起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药，主张采用辛凉之法以表里双解，养阴退热，并且制定了双解散等方剂，突破了以往对外感热病初起时一概用辛温解表和先表后里的习惯治法。明初，王履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主张“时行……温疫等，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认为温病是伏热自内而发，治法以清里热为主。因而温病进一步从伤寒学说中区分出来，为尔后建立独立的温病学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及有益的经验。     明、清时期，温病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具体治疗措施上都有重大发展，温病学说逐渐趋于成熟，从而形成了独立的温病学体系，而在这过程中，明代吴有性的贡献尤为杰出。     2.吴有性“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的伟大创见:     吴有性，字又可，约生活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江苏吴县人。他生活时期，由于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连年猖獗流行。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048)至崇祯十六年(1643)，发生大温疫达19次之多，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温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     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籍的惨状，同时又看到不少医生“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温疫论》自序)，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因此，他对温疫“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人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在总结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以及认真探讨、实践后，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戾气”学说的要点，可归纳为：     (1)疫病是由“戾气”引起。《温疫论》原序的第一句话就明确的写道：“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有性把异气也称为杂气、戾气、疠气或疫气。他还指出：“刘河间作原病式，盖祖五运六气，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无出此六气为病者，实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专务六气，不言杂气，岂能包括天下之病欤”!这就突破了明以前的医家对疫病病因所持的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以及百病皆生于六气的论点。     (2)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温疫论》中写道：“杂气……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肯定的指出：“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3)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而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温疫论》写道：“邪从口鼻而人”；“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其为疫。至于微疫，似觉无有，盖毒气所钟有厚薄也，其年疫气衰少，里闾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这些，都是正确地阐明了戾气、人体、疾病三者之间的关系。     (4)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例如“……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人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     (5)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如“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     (6)痘疹与疔疮等外科化脓性感染，是戾气所引起。“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属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     如上所述，可见“戾气”学说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它对传染病的主要特点，基本上都论述到了。特别是，在细菌和其他微生物被人类发现之前的200年，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特点能有如此科学的创见，的确是十分宝贵的，尤其是他把外科感染的病因，摆脱千百年的“火”邪致病说而归之于“戾气”，堪称为非同凡响的见解。     在《温疫论》中，还就伤寒同温病的病因、侵入途径、证候、传变、治疗等进行比较和区别。由于吴有性在温病学上所提出的卓见和诊治经验，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为后来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例如他的“邪伏膜原”和“时疫感久而发”的论点，对清代温病学家以很大的影响。他对温病内热烦渴者，给服梨汁、藕汁、蔗浆、西瓜等清热止渴的措施十分合理，而且成为后来吴瑭创制雪梨浆方、五汁饮方的范式。总之，吴有性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在传染病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3.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温疫论》刊行后，其他医家对温病继续进行临床实践与理论探讨。明末天启年间(1621-1627)进士张凤逵(字鹤腾)，在所著《伤暑全书》中谈到，暑病“变幻无常，入发难测”、“冒暑蒸毒从口鼻入者，直中心包络经，先烦闷，后身热”以及“暑气之毒甚于寒”等见解；喻嘉言关于温疫“以逐秽为第一义”的主张；明末清初程衍道(字敬通，又名正通)所记述的温邪袭肺脏咳甚，人胃脏渴甚”的证候特点；清初张璐的“伤寒由气分而传人血分，温病由血分而发出气分”的理论；以及周扬俊在《温热暑疫全书》中的“伤寒仅在一时，温热暑疫每发三季，为时既久，病者益多”等论点，都是对温病学说所作的不同程度的阐述和补充。     清代，对温病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继续作出更重要贡献的医家是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     叶桂与《温热论》叶桂(1667-1746)，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祖父叶时是当地名医，父叶朝采也精通医术，叶桂幼时即跟随家人学医。14岁丧父后又跟从父亲门人习医。他孜孜好学，闻有医术高明者，即前往拜师求教，十年中先后从师17人，其中有周扬俊、马元仪等。他善于吸取其他医家的理论与经验，擅长于治疗时疫和痧痘等证。他的《温热论》一书，就是有关温热病的理论与经验总结。该书据说是他在游洞庭山时向门人讲授，由门人顾景文记录整理而成。内容简要，论述比较简单，文辞也未加修饰，但它对温热病的病因、传变、辨证、治疗都作了系统的论述，切合临证应用，故流传很广。     《温热论》的主要内容为:     (1)阐明温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归纳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就是说温病从口鼻而入，首先犯及肺脏，由卫分到气分，再到营分，最后传至血分。     (2)提出温病发展的卫、气、营、血四个阶段，表示病疫由浅人深的四个层次，“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辨清四个阶段证候后，采用相应的治疗法则，“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人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人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因此，上述四个阶段可说是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叶氏总结温病的发生与传变规律，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根据温热病邪在人体的深浅不同部位，制定了一整套的驱邪方法，或透汗，或清热，或清营，或凉血，有条不紊，立法严谨，确立了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     (3)根据温病化热快、传变迅速、易伤津液的特点，叙述辨舌、验齿、辨斑疹与白?等的意义，发展了温病的诊断方法。叶氏强调对多种疾病必验之于舌，并总结了不少特殊的舌苔舌质变化，以分析温病。他指出温病主要由温热之邪为病，故舌质以绛、紫为多见，若舌质色绛是温热之邪传营分的重要标志，还创用扪舌、擦舌检查法以辅视诊之不足。这些积多年诊察经验的创见，至今仍应用于临床。     叶天士总结出温病必然在齿龈上有所表现。察齿当分结瓣(即齿与龈相交处)、齿与齿垢三方面。另外还指出斑与疹的不同形状和病机，首先提出对白痦的认识。他的这些总结，提供了温病诊断和预后的依据，对温病学的发展成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叶氏对温病理论的发展及其诊治经验，在温病学说的基础上，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外，叶桂尚有《临证指南医案》、《叶氏医案》等书，也是弟子或后人所整理编成。     薛雪与《湿热条辨》薛雪(1681-1770)，字生白，号一瓢，江苏长洲(吴县)人。青年时练过武术，擅于诗画，为叶桂同时代名医，生平钻研医籍颇多，常对某些医著及医家主张进行评议。擅长治湿热病，撰《湿热条辨》一卷，对湿热病的病因、证候、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诊治法则，以条文形式作简要阐述，其中还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     在我国医学史上，对湿热病专篇进行论说，薛雪可谓第一人。他在《湿热条辨》中对发病机理、证候演变、审证要点及有关疾病的鉴别等均作了较全面和深刻的阐述。如首列湿热证提纲：“湿热证，始恶寒，后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口渴不引饮。”本证是一种感受湿热之气而与时令密切有关的外感热病。湿热病的内因，多由脾胃内伤，湿邪内蕴，复感外邪，相合为病。其湿热之邪气从口鼻而入，归于阳明、太阳和膜原。本病发作轻重与脾胃的盛衰密切相关。胃实火照之体，病易归阳明；脾虚多湿之体病易归太阳；邪踞脾胃，涉及表里，少阳厥阴受邪，多致风火内盛。湿未合热或所挟热势不炽，其病较轻缓；若湿热胶结，化火鸱张，其病则急暴而险重。薛氏对湿热病的辨治条分缕析，甚为精详。他不仅继承了张仲景伤寒理论，融贯历代医家学说，且以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作为基础，对温病学说作出重要贡献。     此外，薛雪选录《黄帝内经》一部分内容，参酌《类经》及各家有关论述，以自己见解进行注述，撰成《医经原旨》六卷，分为摄生、阴阳、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和疾病各类，刊于1754年。其它还著有《日讲杂记》、《一瓢斋诗存》、《扫叶山庄集》等。     吴瑭和《温病条辨》吴瑭(约1758-1836)，字鞠通，江苏淮阴人。19岁时因父病逝而立志学医。鉴于瘟疫频繁流行，因而对温病学说及诊治方药进行深人钻研。他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时，得见其中所收载吴又可《温疫论》，深感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他学习此书后受到颇多启发。对叶桂有关温病的论述与经验他也很推崇，但又感到叶氏治疗温病“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筒，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故继承叶天士对温病的研究，于1798年写成《温病条辨》。     吴氏在书中将温病与伤寒分成两类疾病，从邪气的水火阴阳属性加以辨析，指出两类疾病感邪的不同。他首先提出了九种温病，指出温病有九，温疫只是九种温病之一，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而其它八种温病则可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以此说明温病不仅包括具有传染性的热病，也包括其它外邪引起的热病，由此使温病学说的研究范围得以确定。     吴鞠通创立三焦辨证，指出温病的发展过程中有上焦、中焦、下焦之不同。上焦包括心、肺与胸膈，中焦包括脾胃，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与膀胱，明确了温病在人体的具体定位。他说温病的由上及下是传变的规律，“温病由口鼻而人，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温病条辨》卷二)由此而决定治疗，其总的原则是“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并认识到三焦辨证与六经辨证是不可分割的，谓“《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人深，须横看；本节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人深，须竖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他的这些理论，补充了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说之不足，使温病的发展变化层次得以明确，因此直至现在医界仍有将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结合运用的主张。     在治疗温病的方剂上，吴鞠通有大量的创新。他提出在卫用银翘散、桑菊饮；人气服白虎汤、承气汤；在营施以清营汤、清宫汤；人血则饮犀角地黄汤的一系列治疗方剂。鉴于温病易伤阴耗液，他制定清络饮等药以养阴保液，补充了一甲、二甲、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等方以养阴熄风。此外，还对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的作用与运用作了更深刻的阐述。     由于吴瑭在温病学上所作出的贡献，使温病学说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达到更为完整与系统化的程度。其它，他还著有《吴鞠通医案》，流传颇广。     王士雄与《温热经纬》王士雄(1808-1868),字孟英，晚字梦隐，号半痴山人，浙江钱塘人。42岁后移居上海，曾祖至父辈均业医。王士雄14岁丧父，向舅父哭诉自己立志学医的决心，舅父给他延请良医为师，并为书房题名“潜斋”，即潜心钻研之意。由于其时疫病流行猖獗，因此他对温疫更着意深入研究，先后编撰了《霍乱论》、《温热经纬》。《霍乱论》主要论述寒热二证及医案，并指出饮水“臭毒”是霍乱病发作的重要因素。说上海发生时疫霍乱，是由于人烟繁华，地气愈热；室户稠密，秽气愈盛；河水藏垢纳污，恶浊不堪之所致。因此为预防此病，必须采取疏通河道，毋使污积；或广凿井泉，毋使饮浊的方法。他的说法很有道理。     《温热经纬》摘录《内经》、《伤寒论》中有关温病的记载为经，以叶桂《外感温热篇》、《三时伏气外感篇》、薛雪《湿热条辨》、余霖《疫疹一得》及陈平伯《外感温病篇》等有关温病论述为     纬，其间还附作者自己见解所编成。该书将温病分为新感与伏气两大类，并就其病源、证候及诊治等进行阐述，既是温病学论述的汇编，又是温病诊治参考书，流传颇广。     从该书中可知王氏对温病学理论的阐发与系统化方面作了不少贡献，并对温病学说的某些方面能根据临床实际加以补充。如叶天士对温病的传变，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后人对其中的“逆传”颇感费解。王士雄指出所谓顺传是从上焦卫分传至中焦气分，而由上不人中仍留上焦，由卫不入气而直接人营，此非温病之正常传变，故称之为逆传。此说言之成理，解开了疑问。     吴鞠通曾言在上焦温病初起时，不仅要用银翘散、桑菊散、白虎汤等辛凉之剂清透邪气，还应以桂枝汤主之。王士雄则反对说：“风温在肺，只宜清解，若误用辛热之药汗之，亦有自汗多眠鼻鼾难语之变。”明确指出风温病初起忌用辛温。他的分析符合于临床实际。     王氏重视伏气温病的辨治，认为外感温病，当依叶天士卫气营血传变规律；若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他治温病，既有先清气后清血以治新感温病之法，又有先治血后治气以疗伏气温病之则。后人称赞王士雄此论为精识直过前人。     此外，王氏还编撰《潜斋医话》、《随息居饮食谱》、《归砚录》等书，并曾整理、补充和校注     其曾祖父王学权的《重庆堂随笔》。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多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主要与该地区当时经济、文化、科学的发达，以及河流密集、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大、温病流行频繁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这时期温病学家以及其它医家对温病的医疗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从而使温病学成为独立于伤寒之外的一门学科，它既补充伤寒学说的不足，又与伤寒学说互为羽翼，使祖国医学对外感热病的理论、诊断与防治等，向着更为完善的方向继续发展。

    就世界疾病史而言，天花是波及面极广、为害极重、流行史甚长的烈性传染病。我国在公元4世纪时，文献上最早描述到天花这种病，当时称之为“时行”病，《肘后备急方》记载说：“比岁有病时行，仍(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并且述及此病之预后，“剧者多死”幸存者将在皮肤上留下许多瘢痕。古代文献认为此病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3-56年)，“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     自天花在我国流行为害以后，我国人民在同天花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地创造了一些治疗的办法。《千金方》里就曾介绍一些治疗的方剂。并且，人们也曾探索一些预防天花的方法。     1884年，武荣纶与董玉山合撰的《牛痘新书》里写到：“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而1713年朱纯嘏的《痘疹定论》则认为宋真宗时，丞相王旦之子曾被来自峨眉山的“神医”接种人痘预防天花。但是上二说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比较可信的史料是1727年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中所写到的：“又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按隆庆年间，相当于1567-1572年。此外，尚有其他文献所谈及人痘的时间与俞茂鲲所述大致相近，如张琰于17世纪80年代所写的《种痘新书》中，有“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的记载。由此看来，我国的人痘接种术，最迟在16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发明了。     接种人痘的方法，1695年的《张氏医通》及1742年的《医宗金鉴》作了较详细的记述，据介绍有痘衣法和鼻苗法。前者是将出天花者穿的内衣给未出过天花者穿，让其传染天花而产生抵抗力。这种方法甚不合用，因有可能感染重型天花而致死亡的危险。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不会使未出天花者出现什么反应，因而不能产生对天花的抵抗力。鼻苗法包括浆苗法、旱苗法与水苗法。浆苗法是用棉花团蘸沾天花患者的施浆，塞人未出天花者鼻腔内，使其发生天花而产生抵抗力，该方法也有可能染上重型天花的危险。旱苗法是将痊愈期天花患者的痘痂研细，用银管吹人未出天花者鼻腔内。水苗法则是将上述研细的痘痂用水调湿，以棉花团蘸沾塞入鼻腔内。     旱苗法与水苗法，由于所用的痘苗是天花患者痊愈期的痘痂，接种后是能够产生一定的预防作用的。《种痘新书》记载：“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可见效果颇好，因而逐渐地在各地流传应用。《张氏医通》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痘科金镜赋集解》也说：“近来种花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各处盛行”。种花即是指种人痘。     正是种人痘对预防天花能取得一定的效果，当时统治者也大力提倡采用。康熙在《庭调格言》里写道：“国初人多畏出痘，至联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蕃，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由此可见，人痘接种术确为当时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而且，它不仅在我国各地得到广泛应用，还曾流传到国外。1652年前后，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介绍了人痘接种术。17世纪后，有的国家特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人痘接种术。据1847年俞正燮《癸巳存稿》载：“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     此外，我国的人痘接种术还流传到朝鲜、土耳其、英国等地。据英国医史学家Garrison于1917年出版的《医学史》(HistoryofMedicine)记载，18世纪初，英国驻土耳其公使Montague的夫人曾给自己3岁的儿子种了人痘，3年后她在英国又为5岁的女儿种了人痘。于是，我国的人痘接种术传到了欧洲。     人痘接种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牛痘发明前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18世纪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而泰(Voltaire)就曾经对我国人痘接种术备加赞扬，他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术在世界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明、清时期内科的特点，主要是围绕医学理论与古代医家学说及其医疗经验，所出现的不同学术流派的论争；同时，还表现在不少医家对内科病证诊治的总结与医著的空前增多。     就学术流派的论争而言，首先是温补派对刘完素、朱丹溪医学主张所展开的论争，其后，清代一些医家对温补派医学主张所提出的反对论点。     温补派的主要医家为明代的薛己、张介宾、赵献可。他们反对刘完素、朱丹溪以寒凉药攻伐肾阳的主张，强调了温补肾阳在养生与治病上的重要性。这在他们的医学著述与医疗实践中均有充分的反映。     薛己(约1488-1558)，字新甫，号立斋，吴县人。因受医学世家影响(其父薛铠擅医，曾任太医院院使)，医学造诣较深，著述甚多。其《内科摘要》一书，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本以内科命名的医籍。其学术思想主要受李杲温补学说影响，强调真阴、真阳不足。薛己兼通内、外、妇、儿、眼、口齿等科，他的很多医著后被编辑为《薛氏医案》。     继薛己之后，另一位著名温补派医家张介宾(约1563-1640)，字景岳，又字会卿，号通一子，浙江山阴(今属绍兴)人。少年时随父到京师，曾学医于金英。青年时从戎幕府，中年后再度“肆力于轩歧”。其医学主张，主要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以及“人体虚多实少”等论点，主张温补肾阴肾阳，慎用寒凉与攻伐方药，创立了许多补肾方剂，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有的医家产生了滥用温补方剂的偏向。张景岳晚年编撰的《景岳全书》(1640)，系一部综合性医籍，全书64卷，包括医学理论、诊断治疗原则、各家论述评议、作者的医学主张、诊治经验以及药物方剂等，内容很丰富。其中“伤寒典”与“杂证谟”各卷所论述的病证，大多属于内科疾病的内容，有不少正确的见解。如指出“卒倒”非风所致，说“卒倒多由昏愦，本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而古今相传，咸以中风名之，其误甚矣”。     明代力倡温补的又一位医家赵献可，字养葵，鄞县人。对薛己的温补学说十分推崇，尤其发挥命门之说，认为命门是人身之主和至宝，强调“命门之火”的重要，特撰《医贯》一书(1687)，其用意即是以保养“命门之火”的论点贯穿于养生与治疗等一切问题之中。因此，其用药也多采用八味丸、六味丸等补阴补阳方剂。但赵献可过分强调温补命门的主张，不免失之于片面。     清代徐大椿(1693-1771)、陈修园(约1753-l823)都极力反对温补派倡用峻补辛热药剂的主张。徐大椿特撰《医贯砭》一书，对《医贯》的论述予以猛烈的贬斥。陈修园仿效徐大。     明代万历年间，吴琯将薛己撰写、编辑、校注的医书，以及薛铠和其他医家的医著合刊而成。较通行者为《薛氏医案二十四种》，其中薛己所编撰者，有《内科摘要》、《正体类要》、《外科枢要》、《口齿类要》、《疠疡机要》、《女科撮要》等。椿，也写了一部贬斥温补派的专书《景岳新方砭》，对张景岳的温补学说力加抨击。徐、陈两医家针对温补派的评述，虽然对纠正滥用温补方剂的偏向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他们过于反对温补的论点，甚至有意气用事的言论，同样也是片面和不妥的。     明、清时期有关内科的综合性著述，较重要者为：     《医学正传》著者虞抟(1438-1517)，字天民，自号花溪恒德老人，浙江义乌人。曾接受祖父医学经验，并经过40年临证实践，他写作《医学正传》的动机为“将使后学知所适从，而不蹈偏门以杀人，盖亦端本澄源之意耳”。本书以《素问》、《难经》为主要依据，参考吸收各医家学说，结合自己心得论述内、外、妇、儿科病证近百种，以论、脉、法、案进行介绍，总集1000多方。作者推崇朱丹溪，但并不为丹溪学说及其他医家论点所禁锢。他认为：丹溪之书“不过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备耳。若不参以诸贤所著而互合为一，岂医道之大成哉?”因此，他记述每病是以朱丹溪论述及其方剂冠首，其次则选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作者本人以及其他医家之方。     《明医杂著》(1549)王纶撰。全书6卷，论述发热、劳瘵、泄泻、痢疾、咳嗽、痰饮、风症等内科杂病以及妇、儿、眼耳鼻齿等病证的辨证论治。他通过对内科学术思想的总结，主张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完素，杂病用丹溪，对内科理、法、方、药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寿世保元》(1615)撰著者龚廷贤，字子才，号云林，明代江西金溪人。父龚信曾任职太医院，龚廷贤随父学医，后也曾任太医院吏目。《寿世保元》10卷，除卷一介绍诊断、用药基本知识外，其余各卷分述内、外、妇、儿各科病证的诊断治疗，并且对急救、杂治、灸疗以及一些疾病的预后也有所论及。书中在谈到预防中风时，写道：“中风者，俱有先兆之证，凡人如觉大拇指及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少力，或肌肉蠕动者，三年内必有大风之至。……当预防之，宜朝服六味地黄丸，暮服竹沥枳术丸与搜风顺气丸，二药间服，久而久之，诸病可除。”此外还记载了“延年良箴”等老年病学内容。     《证治准绳》(1602-1608)编撰者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号损庵，又号念西居士，金坛人。王肯堂学医的经过为“嘉靖丙寅(1566)母病阽危，常润名医延致殆偏，言人人殊，罕得要领，心甚陋之，于是锐意学医，既起亡妹于垂死，渐为人知，延诊求方，户屣恒满，先君以为妨废举业，常严戒之，遂不复穷究。无何举于乡，又十年成进士……”，大约在50岁后，他“复取歧黄家言而肆力焉”。(《杂病证治准绳》自序)《证治准绳》是作者用了10多年编撰成，包括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幼科、女科共6科，又称为《六科准绳》。全书以证治为主，作者说“因证检书而得治法，……虽然大匠之所取卒与直者准绳也。”每证引《内经》、《伤寒杂病论》及金元医家学说，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其中《杂病证治准绳》论述许多内科病证的治疗，如黄疸、咯血、便血、腹泻、眩晕、头痛、狂、癫、疠风、目痛、雀盲等等。     《症因脉治》(1641)明末秦景明著成初稿，后由秦皇士(秦景明侄孙)经30年整理充实定稿。秦景明认为朱丹溪的《脉因症治》固然是一本有价值的医书，但“仍有难于宗行者，盖执脉寻因寻症，一时殊费揣摩，不若以症为首，然后寻因之所起，脉之何象，治之何宜，则病无遁情，而药亦不至于误用也”。于是编纂成《症因脉治》全书4卷，内容有：评价前人证因误治及证因各别治法的不同；依次叙述各病的症、因、脉、治。对内科常见病证如中风、咳嗽、呃逆、胃脘痛、腹痛、便秘、泄泻、呕吐、黄疸等都有详细记述，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证治汇补》(1687)李用粹编撰。作者参考历代医家论述，结合自己经验，记述了80余种病症辨证论治，其中主要为内科杂病，内容扼要简明，便于学习与临床应用。     《金匮翼》(1768)尤怡撰，专门论述内科杂病，简明清楚，切于实用。     《类证治裁》(1839)林珮琴撰，作者主要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对内科杂病、妇科、外科等病证的证治进行论述，对其他医家理论与经验，也酌加介绍。     明、清时期专论内科某些病证诊治的医著也不少，主要的有：胡慎柔的《慎柔五书》(1636)，系作者有关虚损、痨瘵的理论与治疗经验总结，附有医案，对诊治虚痨病等颇有参考价值。汪绮石的《理虚元鉴》(约1644)，也是一本治疗虚劳专书，作者认为虚劳和肺、脾、肾三脏有关，并提出阴虚与阳虚二种类型的理论。卢之颐的《痃疟论疏》(1657)系总结前人有关论治疟疾的专书。熊笏的《中风论》，介绍养阴清热治疗中风的经验。喻昌(嘉言)在《医门法律》(1658)中，叙述了腹水症状及其病因，说“凡有瘢瘕、积块、痞块，即是胀病之根，日积月累、腹大如箕，腹大如瓮，是名单腹胀。”王清任的《医林改错》(1830)，在内科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他对疾病的治疗，强调补气活血与活血逐瘀两个原则。他所创立的活血逐瘀方剂，如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以及补阳还五汤等，具有很好的活血通窍、活血祛瘀、活血通络功能，对治疗各种瘀血症有较好的疗效，至今仍有很大的临床治疗价值，并且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明、清时期，外科、伤科均有明显的新进展，主要有三特点：①外、伤科病证理论知识的提高；②发明了一些外科手术与外伤科医疗用具；③外、伤科著述空前增多。     《正体类要》(1529)薛己撰。记述了正骨手法19条及外科方剂等，介绍了扑伤、坠跌、金创与烫伤医案，论述比较简明实用，后来《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主要以此书为参考。     《外科理例》(1531)汪机撰，论述外科病的证治，并附作者医案。对外科病的治疗，主张“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反对滥用刀针。     《外科枢要》(1571)薛己撰，为疮疡证治专书，以外科病证为纲，将全身疮疡分为30余种，并对筋瘤、血瘤、肉瘤、气瘤和骨瘤作了描述。     《疡医证治准绳》(1608)王肯堂撰，对外科病症诊治有丰富的论述，提出骨伤科医生了解骨骼知识的重要性，记载了多种外科手术的方法。其中有好些是中医外科史上的最早记载，如气管吻合术：“凡割喉者……以丝线先缝内喉管，却缝外颈皮，用封口药涂敷，外以散血膏敷贴，换药”。耳廓外伤整形术；“凡耳斫跌打落，或上脱下粘，或下脱上粘，内用封口药掞，外用散血膏敷贴及耳后，看脱落所向，用鹅翎横夹定，却用竹夹子直上横缚定，缚时要两耳相对，轻缚住”。此外，还记述了唇、舌外伤后的整形术，以及头颅、肩胛、颈部、胸腹、腰、臀、脊柱等外伤的急救手术与药物。对于瘿瘤，书中提到“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表明已认识到固定的肿瘤不能用手术治疗。     《外科正宗》(1617)撰著者陈实功（1555-1636)，字毓仁，号若虚。崇川(今江苏南通)人。从少年时起即研习医药学，尤其致力于外科伤科40余年，《外科正宗》主要是他对医学理论与经验的总结。他认为“内之证或不及于其外，外之证则必根于其内也”，因此，对外科疾病，他也很重视调理脾胃，主张多采用托、补二法。对脓肿治疗，强调要“开户逐贼”，“使毒外出为第一”，运用刀、针扩创引流，或采用腐蚀药清除坏死组织。他记载了鼻息肉摘除术、咽喉食道内铁针取出术及截肢术等，设计制造了摘除鼻息肉的手术用具，介绍了枯痔散、枯痔钉、挂线等治疗痔瘘的方法。《外科正宗》对皮肤病也有不少记载，如奶癣病名最早见于此书。该书还记述了多种肿瘤，最早提到粉瘤、发瘤与失荣。它描述失荣为：“其患多生肩之已上，初起微肿，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坚硬如石，推之不移，按之不动，半载一年，方生阴痛，气血渐衰，形容瘦削，破烂紫斑，渗流血水，或肿泛如莲，秽气薰蒸，昼夜不歇，平生疙瘩，愈久愈大，越溃越坚，犯此俱为不治。”这是最早对颈部恶性肿瘤(包括原发与转移)的详细记载。陈实功观察到失荣为不治之症，他所创制的“和荣散坚丸”与“阿魏化坚膏”两种方剂，虽不能治愈，却可延长患者生命，他应用于临证后，认为“诚缓命药也”。此外，他对乳癌的症状特点与预后，也作了详细而正确的描述。书中还有乳癌与其他外科疾病插图。     《外科大成》(1665)编撰者祁坤，字广生，号愧庵，山阴人，康熙初曾任太医院院判。《外科大成》论述外科证治要点与常用方剂，详细介绍内痈、流注、瘿瘤、金疮及多种外科疾病的辨证论治。书中谈到对已溃脓肿用棉纸拈蘸玄珠膏度之，使脓会齐，三、二时取出拈，以利脓液排出，近代西医纱布条引流术与此法很相似。书中指出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为疡科中之四绝症。     《外科症治全生集》又名《外科全生集》(1740)，王维德(字洪绪)主要依据家传四代外科经验撰成。书中把外科病证分为阴阳两类，如痈为阳，疽为阴。反对寒凉清火法治疗阴证，而主张采用“阳和通腠，温补气血”办法。创制“阳和汤”、“犀黄丸”等治疗属于阴证的外科疾患。作者介绍用于消肿散结的小金丹，确有一定疗效，现今的小金片就是依据小金丹减味制成。但对痈肿等外科疾患，他反对用刀针和腐蚀药治疗，显然是很片面的。     《疡科心得集》(1805)高秉钓撰，主要根据自己外科临床经验写成。因作者兼通内、外科，因此常从内科角度论述和治疗外科疾病，如疔毒走黄，采用紫雪丹、至宝丹及犀角地黄汤等。顾世澄的《疡医大全》(1760)，汇集《内经》及历代外科论述进行分类编辑，并有编者按语及经验方药，资料相当丰富。这时期外、伤科的成就还表现于对某些外科疾患的正确认识，如《医学正传》对肠痈的描述：“……得潮热，微似疟状，少腹右边有一块，大如鸡卵，作痛，右脚不能伸缩……此大小肠之间欲作痈耳”。这正是近代西医学所描述的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或阑尾脓肿。1604年申斗垣的《外科启玄》内，描述“羊须疔”症状为生于下颏须中，如同疔疮，“初起根深，形如粟米、小豆，三、四日面目浮肿，五、六日寒热交作，七、八日体倦，头痛如添，呕逆神昏气喘，十无一活”，这是近代西医所记载到的面部“危险三角区”疖子所引起的败血症。     此外，1742年的《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中，有多种治疗骨损伤的用具图。1815年胡廷光的《伤科汇纂》收辑了清以前丰富的伤科文献资料，有方剂1000余，插图10多幅。     明、清时期，论述外科疾病的证治专书，较著名者有下列几种：     《解围元薮》(1550)最早的麻风病专书，沈之问编著。作者祖父沈怡梅曾在福建、河北等地收集治疗麻风病秘方，父亲沈艾轩有所补充。沈之问继续这项工作，“每遇知风者，即礼币款迎，研搜讨论”，“苟得一言善法，即珍而笔之”，在总结麻风病诊治经验与自己的心得后，编撰成《解围元薮》四卷，包括病因与流行病学、证候、预防与治法、方药等。书中着重论及麻风病的传染性与预防法，记述了较丰富的防治麻风方药。他所介绍的大枫子对麻风病的治疗经验，纠正了以往所持的多服大枫子将造成失明的错误论点。《疠疡机要》(约1554)，也是麻风病专书，薛己撰。书中论述麻风的本症、变症、兼症、类症的证治与方药，并有验案介绍。     《霉疮秘录》(1632)较早的梅毒病专书，陈司成(字九韶)撰。典型的梅毒病在我国的出现，大约是15世纪或稍前从国外经广东传人，最初称为“广疮”，后因其外观似杨梅，所以称为“杨梅疮”。陈司成继承祖辈医业，对于梅毒病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除证实此病主要由接触传染外，还发现有遗传与间接传染。他在《霉疮秘录》中记述了梅毒不同病期的症状，提出了用丹砂、雄黄等含砷的药品治疗，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应用砷剂治疗梅毒的记载。此外，书中还论及预防梅毒的方法。

    明、清时期妇产科的证治，积累了不少新经验，著述很多，现存者约100余种，较著名的为：《女科证治准绳》(1607)，王肯堂编撰，收辑妇产科资料相当丰富，其中主要辑录薛己校注的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的内容。他在自序中写到：“务存陈氏之旧，而删其偏驳者，然亦存十之六七而已。至薛氏之说，则尽收之，取其以养正为主，且简而易守，虽子女学习无难也。”1620年，武之望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将女科的经、带、胎、产诸病分列纲目，编撰成《济阴纲目》，有论有方，并加注释，便于临证应用。     清代对女科较著名者为傅山(1607-1684)。傅山字青竹、青主，号公之它、朱衣道人，尚有其他别名甚多，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他博涉经史百家，工于诗文书画，擅医。因多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声誉甚高。明亡后，隐居不仕，其著述也多隐去自己真名。后人将傅青主有关女科病证的论述与经验和其他医家论述辑录成书，称为《傅青主女科》，对带下、血崩、种子、妊娠、正产、小产、难产、产后等均有简要论述，处方药味不多，理法严谨，以培补气血与脾胃为主，具有较大影响。     《达生篇》(1715)亟斋居士撰，书中以简要而通俗文字记述胎产时应注意的要点，特别提出临产时的“睡、忍痛、慢临盆”六字诀，认为不仅产妇应掌握六字诀，其家人也应有所了解。因此，该书也是一本介绍临产卫生知识的读物，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明、清时期，儿科所取得的新经验与新知识也是比较突出的，儿科著述相当繁多，较重要者有：     《保婴撮要》薛铠撰，内容丰富，很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与健康的影响，因乳母的体质、情绪，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婴儿疾病，必须同时医治乳母与婴儿，强调“保婴之法，未病则调治乳母，既病则审治婴儿，亦必兼治其母为善”。     《万密斋医书十种》编撰者万全(约1495-约1580)，字事，号密斋，罗田(今湖北罗田)人，祖父，父亲均业医，且均擅长儿科。父辈本要万全考科举，但不如愿，后随祖父、父亲学医及行医达50余年。万全总结祖辈与自己医疗经验，编撰成《万密斋医书十种》，其中半数为儿科著述，如《育婴秘诀》、《片玉心书》、《幼科发挥》、《痘疹心法》、《片玉痘疹》等。万全根据钱乙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定，易寒易热，肠胃软脆，易饥易饱。主张“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当攻补兼用，不可偏补偏攻”。万全的著述中，记述了急、慢惊风的病因各有3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认为“疳证虽有五脏之不同，其实皆脾胃之病也”。万全根据三代世医的经验，总结出了100多首验方，玉枢丹最早出于此。此外对婴幼儿的护理与疾病的预防也有不少正确的论述，提出“儿之初生，断脐护脐不可不慎，故断脐之时……以火燎而断之”以及“以剪断之，以火烙之”等。     《幼科证治准绳》(1607)王肯堂撰，作者谈到，古时认为“幼科最难，谓之哑科，谓其疾痛不能自陈……吾独谓不然，夫幼少者精神未受七情六欲之攻，脏腑未经八珍五味之渍，投之以药，易为见功”。书中内容很丰富，记载了婴儿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开通手术；“……肛门内合，当以物透而通之，金簪为上，玉簪次之，须刺人二寸许，以苏合香丸纳入孔中，粪出为快。若肚腹膨胀不能乳食作呻吟声，至于一七难可望其生也。”     《幼幼集成》(1750)陈复正编撰，主要取材于前人儿科论述，结合作者四十余年经验与体会写成。、书中对指纹在儿科疾病中的诊断价值，有较正确的评价，认为既不可否定，也不能夸大其作用。指出在小儿身上进行脉诊比较困难，可借助指纹与面部望诊于诊断，因为“小儿每怯生人，初见不无啼哭，呼吸先乱，神志仓忙，而(脉)迟数大小已失本来之象矣，诊之何益?不若以指纹之可见者，与面色病候相印证，此亦医中望、切两兼之意”。提出以“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进行辨证。陈复正将以往所定名的急惊风、慢惊风、慢脾风，分别改称为误搐、类搐、非搐。认为致搐的病因有外感、杂病与脾虚三类。他还从“小儿脏腑未充，则药物不能多受”的观点出发，创立不少适于小儿的外治法，如按摩、热敷、贴药、针挑、刮痧、磁锋砭法、吹药、蜜导等。此外，还收集了不少民间有效方剂和治法，如马齿苋、鸦胆子治痢等。     明、清时期，还有不少痘疹方面的著述，麻疹病名的出现也是在此时期，最早见于龚信的《古今医鉴》，并从证候上与痘疹作了鉴别。

    《原机启微》(又名《元机启微》1370)倪维德撰。论述了倒睫、眼睑炎、眼出血、内障、瞳孔散大等多种眼病及治疗方剂。     《审视瑶函》(1644)傅仁宇编撰。书中记述了眼科医案、五轮八廓，论述眼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眼科病证的证因治法。介绍了针灸术在眼科的应用，专门谈及金针拨内障的手法。     全书记载到眼科病证108证，300余方剂，并有插图，内容颇丰富，另有《眼科大全》之称。     此外，《证治准绳》记载的眼科证候有170余种。书中最早记载了色盲，称为“视赤如白证”，描述其症状为“视物却非本色也，……或观太阳若冰轮，或睹灯火反粉色，或视粉墙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等类……。”所述甚为正确。

    明、清时期，喉科的发展也是比较显著，薛己撰著的《口齿类要》(1528)记载了口、齿、舌、唇、喉疾病的辨证治疗，内容简要，是现存早期的中医口齿科专书。清代尤乘编撰的《尤氏喉科秘书》(1675)，记述了口、齿、舌、咽、喉、面、腮、颈等部位的常见病证治，简明而具一定实用价值。     喉科名医郑梅涧(1727-1787)的喉科理论与诊治经验，经子郑枢扶整理成《重楼玉钥》，刊行于l888年，书中简要的介绍了咽喉部解剖生理，着重论述了咽喉部疾患(尤其是类似白喉的“白缠风”等急性感染)的证治与预后。此外，该书还对口、齿、耳部疾病的证治经验作了介绍，对针灸术在咽喉部疾病的治疗作了专卷论述，是一部切于实用的喉科重要医籍。

    明代，针灸学继续有所发展。公元1443年，明政府特指定专人仿照宋代式样另行铸造过针灸铜人。在这时期还出现了不少针灸著述，如徐凤的《针灸大全》(约1439)，主要为歌赋形式讲述针灸理论与穴位，其次介绍子午流注与灸法，书中选录了历代针灸资料并附插图，有一定参考价值。汪机的《针灸问对》，又名《针灸问答》(1530)，主要依据《内经》有关针灸论述，以问答形式阐述针灸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同时介绍了针法、灸法以及经络穴位等。而更能反映明代针灸学成就者，是高武与杨继洲在针灸学上的贡献。     高武，字梅孤，四明(浙江鄞县)人。青年时爱好天文、兵法、骑射，曾中过武举。中年后专攻医学，尤其精于针灸。于16世纪中叶，先后编撰成《针灸节要》与《针灸聚英》二节。前者主要为摘录《内经》、《难经》中有关针灸的重要论述编成，便于初学针灸者应用。后者又名《针灸聚英发挥》，刊于1529年。书中汇集了16世纪初以前10余种针灸文献的理论与治疗经验，同时记述了高武本人的一些学术见解，对某些迷信观点作了一些批判，是一部重要的针灸学专书。高武鉴于针灸穴位在男、女、儿童身上存在某些差异，因此于16世纪中叶设计铸造男、女、儿童针灸铜人各1座，作为定穴之标准。     16世纪末叶，杨继洲对16世纪以前的针灸学文献进行辑录，在祖传《针灸玄机秘要》一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心得经验，于1601年编撰刊行《针灸大成》。书内论述了经络、穴位、针灸手法与适应证等，介绍了应用针灸与药物综合治疗经验。并且有针灸治疗成功与无效的病案。《针灸大成》内所辑录的古代针灸资料，有的原书后来失传，幸此书保存了部分针灸资料，因此是明代一部重要的针灸学专书。     清代中期以后，封建统治者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谬论，于1822年下令：“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针灸疗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但因为它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所以在民间仍广泛流传应用。     “推拿”即按摩，明代文献开始有推拿名称。推拿疗法不仅在成人使用，也推广到小儿，龚云林撰著的《小儿推拿秘旨》，又名《小儿推拿活婴全书》(1604)，周子蕃的《小儿推拿秘诀》(1605)，反映了明代按摩术的发展。两书总结了前人有关小儿推拿疗法的手法、成就与作者经验。17世纪70年代，熊运英编撰的《推拿广意》，对前人的推拿论述与经验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书中介绍了推拿疗法的理论、手法与图解、推拿疗法在小儿疾病中的应用以及小儿病的内服方剂等，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明、清时期，气功与养生学也有进一步发展，有关著述甚多，且较简要易行。冷谦于1442年前后撰著的《修龄要旨》，是明代一部内容丰富的气功与养生保健专书，论述了四时调摄、起居调摄、四季却病、延年长生、十六段锦、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却病法等，书中多以歌诀形式介绍养生与气功要点及其具体方法。如长生十六字诀写道：“一吸便提气气归脐，一提便咽水火相见”。导引却病歌诀写道：“津液频生在舌端，寻常救(数)咽下丹田，于中畅美无凝滞，百日功灵可驻颜”。又如“却病八则”中写道：“厚味伤人无所知，能甘淡薄是吾师，三千功行从兹始，天鉴行藏信有之”。全书内容言简意明，易于领会实行。     周履靖于1578年所辑《赤风髓》，以绘图与文字介绍内功、动功、五禽戏、八段锦导引等。陈继儒于1606年前后所撰《养生肤语》，论述气功导引在养生和治病上的作用。书中写道：“却病之术，有行动一法。虚病宜存想收敛，固秘心志，内守之功夫以补之；实病宜按摩导引，吸努招摄，外发之功夫以散之；凡热病宜吐故纳新，口出鼻人以凉之；冷病宜存气闭息，用意生火以温之。”高濂于1591年所辑《遵生八笺》，其中“清修妙论”、“四时调摄”、“起居安乐”、“延年却病”、“饮馔服食”、“灵秘丹药”等笺，主要是养生保健的论述。     此外，万全的《养生四要》(1549)、曹廷栋的《老老恒言》(1773)、陈修园的《平人延年要诀》(1803)、黄克楣的《寿身小补》(1831)、尤乘所辑《寿世编》等等，均为这时期的养生保健专书。     1895年，德贞(Dudgeon，J．)将《遵生八笺》选译成英文，以《功夫，医学体操》书名出版。     其后，《寿世编》与《寿身小补》也分别被国外与国内学者译成德文出版。这也表明，我国的养生保健学所具有的价值。

    明、清时期，由于考据之风气盛行，不少医家对重要的古典医籍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与注释工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马莳将《素问》、《灵枢》重新分卷并加以注释，于1586年编注成《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各9卷，后者是《灵枢》的最早全注本。由于马莳对《灵枢》所作的注释工作， 便利了后人对该著作的研究学习。 1672年，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使《内经》的不少疑难问题得到了阐明。张景岳将《内经》原文， 根据其性质， “以类相从”，于1624年编成《类经》，分为摄生、阴阳、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共12大类， 并予注解， 对学习研究《内经》很有参考价值。此外，张景岳还编撰《类经图翼》与《类经附翼》，以图解与论述，对《类经》进行了补充。     鉴于马莳、张景岳等人对《内经》注释的内容繁多，学习不便，李中梓从由博返约的要求出发，于1642年编成《内经知要》，内容简要，条理较清楚。其后，汪昂选录《素问》、《灵枢》除针灸之外的主要内容，分为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杂论共9篇，酌取各家学说予以简注，于1686年编成《素问灵枢类纂约注》，为《内经》的节注本中较有影响者。     对《难经》的研究与注释方面，1501年张世贤的《图注八十一难经》，采用图解形式注释难经，对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1727年徐大椿的《难经经释》，将《内经》、《难经》有关内容相对照，并以《内经》理论阐述其义理与渊源，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其中有些解释牵强，并且提出《难经》不能违乎《内经》的遵古不化观点。     对《伤寒论》、 《金匮要略》 的研究注释方面， 1592年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 是作者对《伤寒论》原文详加考订注释，删去“伤寒例”一篇， 将太阳病归纳为风伤卫、 寒伤营、营卫俱伤三种，  分类比较明确。  1648年喻嘉言的《尚论篇》，是在前书的基础上补充和发挥的。1669年柯琴的《伤寒论注》，将《伤寒论》 条文重新安排，用六经分篇、 以证分类、 分类分方的方法研究编注《伤寒论》， 更便于掌握和应用。 他还把所写伤寒论文汇集成《伤寒论翼》，把方论编成《伤寒附翼》，此二书连同《伤寒论注》合称为《伤寒来苏集》，其参考价值与影响均较大。1729年尤怡的《伤寒贯珠集》，将《伤寒论》原条文作适当的连贯，更具条理，并把伤寒论的治法分为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等， 对临证实践有指导意义。 1729年尤怡纂注了《金匮要略心典》(简称《金匮心典》)，对《金匮要略》进行校正注释和阐述，说理清楚。对少数费解原文，不强作解释，是学习《金匮要略》的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1768年尤怡又编撰《金匮翼》，作者参考历代方书，结合自己心得，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作为对《金匮要略心典》的补充。1759年徐大椿的《伤寒类方》，把《伤寒论》的 113方分为桂枝汤、 麻黄汤、 葛根汤、柴胡汤、栀子汤、承气汤、泻心汤、白虎汤、五苓汤、四逆汤、理中汤与杂方共12类。 每类先定主方， 再将同类诸方附入，每方之后又罗列使用此方之条文，条理清楚。

    明、清时期，医家及医著中论述医德的内容相当多，不仅是许多医著中一般提到的，而且有较多的医籍内专门列出对医德的论述。     《医学人门》中的“习医规格”提到：“医司人命，非质实而无伪，性静而有恒……未可轻易以习医。”指出“论方用药潦草而不精详者，欺也；病愈后而希望贪求，不脱市井风味者，欺也。《外科正宗》里定出医家“五戒”与“十要”。肖京的《轩歧救正论》(1644)中，专门写有“医鉴”和“病鉴”一卷。《张氏医通》的“医门十戒”对医家的医学道德谈得更为简要，如：薰莸时习戒；恃才妄作戒；任性偏执戒；同流合污戒；因名误实戒；师事异端戒；贫富易心戒；贵贱混治戒；乘危苟取戒；诋毁同道戒。《医学心悟》则写了“医中百误歌”，以歌赋形式谈到医德的具体要求，例如“医家误，强识病，病不识时莫强认，谦躬退位让贤能，务俾他人全性命”；“医家误，不克己，见人开口便不喜，岂知刍荛有一能，何况同人论道理”等。《痘科金镜赋集解》有“医家七事”，其中写到：“无论富贵贫贱请视即当亲往，不可欲去不去，故意留难，乔装身分，亦不可因馈赠厚薄而分等差”。     其他如万全在《幼科发挥》内记载对宿怨者的病儿，也应尽心救治的事例，他说：“彼只一子，非吾不能治也。吾去，彼再不复请也。误了此儿，非吾杀之，亦吾过也”(《幼科发挥》卷四)。《医镜》中说到，医生为病人开方，事后发现有错或不妥时，“虽至深夜必使人叩病者门告之，或深自引咎，改易前方，不自怙过也”，体现了医生对病家的负责精神。为了要求对病者生命的负责，清代医家沈金鳌特把自己写的一本书命名为《尊生书》，他说：“人之生至重，必知其重而有以尊之，庶不致草菅人命”。     从上所引述的一部分资料，足可看出，我国的医学道德，在明、清时期也是反映得很突出的。

    中医有关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在《内经》中已有了不少记载，但一直到明末清初期间，发展很缓慢，其中有些错误的认识，从古时起历代沿袭相传。1830年，《医林改错》的刊行，纠正了前人关于人体脏腑记载的某些错误。     《医林改错》的著者王清任(1768-1831)，又名全任，字勋臣，直隶(今河北)玉田县人。他在长期行医过程中，发现前人医著中对人体脏器的记载存在着好些错误处，深感医家掌握正确的人体脏器知识的重要性，强调“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并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为了纠正前人医著中的错误，他“竭思区画，无如之何，十年之久，念不少忘”。他30岁时，路过滦州福地镇发现义冢处有许多被犬食残遗的“破腹露脏”的病死小儿尸体，他“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     经过上述观察，王清任发现人体内部的“卫总管”(腹主动脉)，“荣管”(上腔静脉)，“遮食”(幽门括约肌)，“津管”(总胆管)，“总提”(胰脏)，“膈膜”(横膈膜)等结构。尤其是对膈膜的记述相当正确，说“人胸下膈膜一片，其薄如纸，最为坚实”。他纠正了古人所认为的“脾闻声则动”、“肺中有24孔”、“尿从粪中渗出”等错误论断。而且他再一次肯定脑子主宰思维记忆功能，说“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     因为王清任所观察到的是病死并被狗咬食破坏的内脏结构，所以他也有论述错误之处，如他误认为“心无血”和“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其他医家提出肺“吸之则满，呼之则虚”的正确意见，王清任却批评为错误。     王清任对人体脏器结构上的某些错误认识，主要是受当时社会条件与他所进行观察条件的限制所致，因而是不能苛求的。更何况他在《医林改错》的“自序”里，谦虚地声明，书中“当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查增补，抑有幸矣”。     王清任生活在封建礼教极为严重的清代，敢于冲破其束缚，而且不畏惧打击与讽刺，对前人的错误论断提出纠正意见，其革新进取精神尤为可贵。     此外，王清任在“论痘非胎毒”的专节中指出：“诸书又曰：自汉以前无出痘者。既云胎毒，汉以前人独非父母所生?此论最为可笑”。这也反映出他敢于纠正前人错误，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

    明、清时期的医家，对诊断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并且有所发展。     在此期间，脉学著作相当多，如李时珍的《濒湖脉学》、1584年吴昆的《脉语》、1650年的《医灯续焰》、明末清初的《脉诀汇辨》、1769年黄宫绣的《脉理求真》、1827年周学霆的《三指禅》等。《医灯续焰》是明代王绍隆所传，清代潘楫增注，系根据《四言脉诀》引申而成，包括理、法、方、药内容，切合临证应用。《脉诀汇辨》作者李廷星(1628-1697)系李中梓侄，他鉴于六朝时《脉诀》“鄙俚纰谬，取资捧腹”，且太简略，认为研究脉学有六要，即：“辨析相类之脉，对举相反之脉，熟悉兼至之脉，察定平常本脉，准随时令变脉，确认真藏绝脉”。因此，他用了10年时间，参考近70种古书内有关脉学论述，加以引录整理，编撰成《脉诀汇辨》，书中还选录李中梓医案数10例，作为脉诊在临证中的示范，内容颇为丰富。     鉴于有的医家，往往仅以脉象一项诊病，所以明、清时期的医籍不少强调四诊全面应用的必要性。《濒湖脉学》虽以论述脉学为主，但书中特别提到：“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为首务，不知脉乃四诊之末，谓之巧者尔，上士欲会其全，非备四诊不可”。《脉诀汇辨》指出：“望闻问切，古所谓四诊也，知切矣而略于三者，犹欲人户而阖其门，其可得哉?”并且说：“设不能以四诊相参，而欲盂浪用意，未有不复人于反掌间者!”喻嘉言在《医门法律》的第一卷就评述四诊合用的重要性，并且规定了六条律，以评定医家在运用四诊中的过失。如问诊的律一条为：“凡治病，不问病人所便，不得其情，草草诊过，用药无据，多所伤残，医之过也。”     为了强调问诊之重要，李梃在《医学入门》中提到，习医者须先熟悉问诊，并列出55条应询问的事项。张介宾特写了“十问歌”，即：“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     此外，还有1723年林之翰的《四诊抉微》,1668年张登的《伤寒舌鉴》等。上述著作的出现，反映了明、清时期诊断学的进展情况。

    我国古代的病案记载，早在《周礼》所谈到医疗考核制度时可能已经有了，只是没有具体的记录流传下来。《史记》记载了淳于意的25例诊籍，虽然有了病案形式的记录，但其规格不一，且所记项目也不全面。至明代，则制定了记录详细、项目固定的病案格式。     1522年，韩在《韩氏医通》里提出病案应包括“六法兼施”的内容，即：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理、论病原、治方术六大部分，具体项目有三十余项，制定了较详细的病案格式。1584年,吴昆依据韩的格式加以修改补充，在《脉语》书中，对病案格式规定七大部分内容，即：①书某年、某月、某地、某人；②书其人年之高下，形之肥瘦长短，色之黑白枯润，声之清浊长短；③书其人之苦乐病由，始于何日；④书初时病症，服某药，次服某药，再服某药，某药少效，某药不效；⑤书时下昼夜孰甚，寒热孰多，喜恶何物，脉之三部九候如何；⑥引经旨以定病名，某证为标，某证为本，某证为急当先治，某证为缓当后治，某脏当补，某证当泻；⑦书当用某方，加减某药，某药补某脏，某药泻某脏，君臣佐使之理，吐下汗和之意。一一详尽，末书某郡医生，某某撰。从吴昆对病案所规定的上述具体项目看，其病案格式可说是相当详尽了。这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医药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医疗效果的提高，都是很有利的。

    明、清时期，有不少医学全书、类书与丛书问世，较著名者有：     《古今医统大全》(1556)编撰者徐春甫，字汝元，号思鹤，祁门人，嘉靖时名医，曾在太医院任职。《古今医统大全》是辑录230余部医籍以及其它文献中的医学内容编纂成，全书100卷，包括《内经要旨》、历代医家传略、各家医论、脉法、运气、经络、针灸、本草、养生、临证各科证治及医案等，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全书，而且，主要由作者个人编成，更属难得。《景岳全书》也是一部总结前人与著者个人医疗经验，论述医学理论与临证各科证治的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1723)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医学类书，520卷，内容辑录自《内经》至清初100余种医学文献，分类编纂而成。其中有古典医籍的注释、临证各科证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     《古今医统正脉全书》(1601)王肯堂、吴勉学编辑的医学丛书。辑录自《内经》至明代重要医籍44种。     《医宗金鉴》(1742)清政府命令纂修之医学丛书。1739年，吴谦等人受命后，对18世纪初以前历代重要医学著述加以校订、删补，并进行节录编辑，至1742年告竣。全书共90卷，分为15门，包括医学理论、诊断、各科证治、方剂、针灸与运气等内容。1749年起，清“太医院""规定为医学生教科书。该书之优点为取材较适当，条理较清楚，文字较通俗，并附有插图，便于阅读和应用，流行甚为广泛。     此外，汪机的《汪石山医书》(1519)、薛己的《薛氏医案》(1529)、王肯堂的《六科证治准绳》、张璐的《张氏医通》(1695)、《徐灵胎医书八种》(1767)、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1773)、     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1820)等，都是较著名和有一定影响的医学丛书。

    明代以前，虽已有医案专辑，但数量甚少，且较简略，大部分的医案记载散见于各种医著之中。明代起，医案专辑明显增多，1552年编撰的《名医类案》是一部资料空前丰富的医案专辑，本是由江璀搜集编辑，他用了20年时间，把历代医家的验案以及经史百家文献中所记载的较重要的医案，进行收集总结，分类编排，并予评议。但是，江璀在编辑此医案专辑没有最后完成之前病逝。后来，其子江应宿继续了这项工作，又用了19年时间进行补充并重新编辑完成。此医案专辑全书12卷，分为205门，大部分医案记载，包括了病情与治疗方剂主要内容，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清代魏之琇在《名医类案》的基础上，补充该书问世后的其他医家医案，并重加校定，按病证分类编纂，取名为《续名医类案》，于1770年刊行，迄今仍比较流行。此外，叶桂的《临证指南医案》(1746)、徐大椿的《洄溪医案》等，也属比较有名者。     医学启蒙与入门书的涌现，是明、清时期医学发展的突出点之一。为了便于学医者学习，李梃把自己编撰的医书命名为《医学入门》，他的自序中写道：“……寓古今方论，论其要，括其词，发其隐而类编之，分注之，令人可读而悟于心，临证应手，而不苦于折肱”。汪昂编撰的《汤头歌诀》(1694)，选录常用中药方剂300余种，编成200余首七言歌诀进行介绍，便于初学者诵读记忆，迄今仍是学习中医方剂的重要入门书。程国彭编撰的《医学心悟》，以简明文字，扼要清楚地论述四诊、八纲八法以及临证各科疾病的证治，并介绍了作者30年医学实践的经验，对初学医者很有启发。     在清代，对医学启蒙普及作了更多工作者是陈念祖(字修园，号慎修，约1753-1823)。他从幼年起即诵读经史百家著作并学习医学，行医后医名甚盛，编撰医书甚多。其中如《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都是文字通俗、流行很广的医学启蒙普及书，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

    据徐春甫《医学入门捷径六书》内的“一体堂宅仁医会录”记载，隆庆二年(1568)或稍前，当时在直隶顺天府(即今北京)的医家徐春甫等，组织成立了“一体堂宅仁医会”，高岩在序言中写到“此某集天下之医客都下者，立成宅仁之会”。可见该会是由当时一些客居于顺天府的医家组成，共有46人，多是当时较有名的医家，除徐春甫外，尚有汪宦(撰医学质疑》、《统属诊法》)、巴应奎(撰《伤寒时理补论》等)、秉中(撰《痘疹玄机》等书)等。     “宅仁医会”创立的宗旨，主要可归纳为：①探讨钻研医学知识：《内经》、张仲景与其他著名医家的论述，都是该会成员探讨研究的内容。②切磋提高医疗技能：高岩在序言中充分地谈到这点，他说：“吾未见方术之能精也，理无终穷，学无止法，术一也，学之者有精有不精，我精之矣，而犹有精之加于我者。是以君子明友讲习，求益无方，已精而益求其精也。”③经常讲求医德修养：要求该会成员“深戒徇私谋利之弊”，而且“要克己行仁”。④真诚相待、存善去过：成员之间应该“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     “宅仁医会”对成员的具体要求共22项，即：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忘利、自重、法天、医学之大、戒贪鄙、恤贫、自得、知人、医箴、避晦疾。     根据“宅仁医会”的成员与宗旨，表明该会的确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民间医学学术团体，而从其宗旨与具体要求看，对提高会员的医德修养与医疗水平很有帮助，因而对医家及病家都是有利的。

    中医学的“辨证施治”或“辨证论治”思想，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充分体现。此重要学术思想，在《伤寒杂病论》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和普遍应用，并为后世历代医家所遵循。但是，作为专门术语的“辨证施治”、“辨证论治”，从现存的我国古代医学文献看，却是在明、清时期才见载。     现今所能看到最早写到“辨证施治”术语的文献，是明末《周慎斋遗书》，在卷二中，载有标题为“辨证施治”的专节。     《周慎斋遗书》又名《慎斋遗书》，是明代医家周之斡(号慎斋)的医学论述与经验之记录。周慎斋约生活于公元1508-1586年，宛陵(今安徽宣城)人，中年时因病久治难以获效而学医。后曾请教于薛己数月，受其影响颇深，善治内伤，用药每以六味、八味、补中益气等方取效。     现今所能看到较早写到“辨证论治”术语的文献，是清代《医门棒喝》。     《医门棒喝》作者章楠，字虚谷，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约生于乾隆中后期，自幼多病而习医,曾到过广东、河北、江苏一些地方，十年之中师从医家多人，但不得要领。后阅读叶天士医案而颇受启发。又经20年钻研前人论述与经验，将各家之说融汇贯通，并以自己心得评议前人之得失，于公元1825年写成《医门棒喝》初稿，1828年进行修改并经同乡田晋元(雪帆)评点，1829年由海宁人应秋泉、纪树馥等在广州刻版问世。之所以用此书名，主要“阐明医理，评论诸家之流弊，以警动世。”     “辨证论治”专门术语，是在此书卷三“论景岳书”中，针对张景岳治疗伤寒、温疫不注意辨证地使用补法而写到的：“……凡治伤寒、瘟疫，宜温补者，为其寒邪凝滞，阳不胜阴。非温不能行，非温不能变也。竞将伤寒、瘟疫同作一病而用补法，无怪世俗不分邪正，但云补正即可去邪也。即此数则观知，可知景岳先生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论治，岂能善哉?”

    18世纪末，清代唐大烈主编的《吴医汇讲》问世，其特点为：①内容广泛，“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吴医汇讲》“凡例”)；②不同观点的医学论述，只要言之有理者，均予采用刊出；③文章的排列，不以作者年龄老少及地位高低分前后，而是文稿“随到随镌”。     《吴医汇讲》于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订为一本。     从上述特点及出版情况来看，《吴医汇讲》是类似年刊性质的医学杂志，因而也是最早的中医杂志，在当时医学交流上起过一定作用，叶桂的《温证论治》、薛生白的《日讲杂记》都是先在《吴医汇讲》刊出的。

    我国医学历史悠久，有关医史资料很丰富，大部分散见于历代医籍及各种文献之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后汉书·华佗传》等，可说是早期的医史专篇。宋代周守忠于1220年所撰《历代名医蒙求》则是较早的医学史专书，该书2卷，系作者从宋以前历代史书、医籍及其它杂著中，辑录、记述有关医家事迹与医林掌故等医史资料。1224年张杲的《医说》中，专列有历代医家一大类，广泛收集记录了各种文史著述内有关医学典故、医家传记等医史资料。     明、清时期，有关医学史的论述较以往有所增多。1513年李濂的《医史》，1697年王宏翰的《古今医史》，1723年《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记载一些医家的传记资料。1584年朱儒的《太医院志》、1644．年殷仲春的《医藏书目》、约1792年王丙的《考证古方权量说》等，在不同方面为医学史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此外，在这时期众多医籍的一些篇章中，为后世留下了或多或少有医史意义的片断记载。

    明代的医学分科大部分与元代相同。明“太医院”设置13科，即大方脉、伤寒、妇人、小方脉、口齿、咽喉、眼科、疮疡、接骨、金镞、针灸、按摩、祝由。上述分科与元代比较，主要变动是：①风科改为伤寒；②口齿兼咽喉一分为二，成为口齿、咽喉两科；③正骨兼金镞也分成接骨、金镞两科；④按摩再度成为独立一科。     清代的医学分科，曾数度变动，顺治年间为11科，后由于合并或取消而逐渐减少，至同治五年(1866)，只剩5科。         明清时期的医学教育，主要仍是家传及师徒传授。明代“太医院”的医学生则是由医家子弟选人，称为“医丁”；同时还从各地的医官、医士中挑选保送到“太医院”考试，合格者选人。“太医院”的医官、医生，各人选定专科学习，教科书主要为《素问》、《难经》、《本草》、《脉经》、《脉诀》及本专科的重要方书。每年分四季考试，三年大考1次。考试方式为笔写与口答。考试成绩一等者为医士，二等为医生。不及格者可补考，如仍不及格，黜免为民。     清初，“太医院”内设教习所教授学生。学生来源由医官保送。学习课程主要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以及有关本专科的医书。至乾隆14年(1749)以后，《医宗金鉴》也作为教科书。学制为3年，期满经考试合格录取者为医士。

    明代手工业更趋发达，开矿、冶炼、纺织、印染等行业的职业病逐渐增多，逐步地积累了某些职业病的知识及防治经验。     薛己在《内科摘要》中记录了一例银匠职业病病案。说一销银匠，因手工操作冶炼，经常接触冶炼物质，产生劳倦、寒热及手麻症状，有医生误以为疔毒，采用寒凉药物内服与外敷，均无效。薛己认为实因职业所致，给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而愈”。     对开采铅矿工人的职业病，《本草纲目》最早作了翔实的记载，说“铅生山穴石间，人挟油灯，人至数里，随矿脉上下曲折斫取之。其气毒人，若连月不出，则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     对煤气中毒，明代文献更是屡有记述。《本草纲目》写道：“人有中煤气毒者，昏瞀至死”。《景岳全书》记载得更为详细，并介绍了预防方法：“京师之煤气性尤烈，故每重人至死，岁岁有之。而人不能避者无他，亦以用之不得其法耳。夫京师地寒，房屋用纸密糊，人睡火坑，煤多燕于室内。惟其房之最小而最密者最善害人……但于顶桶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为预防采煤工人发生煤气中毒，17世纪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写道：“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烟从竹中透上”。《天工开物》还提到“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徙，否则须发尽落”,以及熔礁时“用墙以抵炎热”，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劳动保护措施。     《外科启玄》在历述日晒疮、冻疮、皴裂疮、担肩瘤、水渍疮等疾患时，指出皴裂疮与从事推车、行船、打鱼、辗玉、染匠、车镟匠等职业的密切关系。1694年刊行的《洞天奥旨》中也明确写到皴裂疮“皆营工手艺之辈，赤手空拳犯风弄水而成者也”。这时期不仅对某些职业病有所论述，而且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防治经验。     对疫病的预防，除让健康者服药物预防外，清代医家更主张采用隔离措施，陈耕道在《疫痧草》(1801)中说：“家有疫痧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盍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这意见也是很正确的。

    除医学交往频繁外，朝鲜医家还对中医中药学进行广泛深人的探讨与钻研，如金礼蒙等自1443年底起，对15世纪以前的150多种中国医籍及文献进行研究，从中辑录各医家的论述及方剂，用中文分类汇编，于1445年编成大型中医学丛书《医方类聚》全书266卷，分为92门，收方5万余，约950万字，博引历代各家方书外，兼收传记、杂说以及道藏佛书等有关医药内容，有论有方，相当丰富，其中保存了不少我国已经散佚的医学资料。因此，这部书堪称为集15世纪以前中医医方之大成。     1611年，朝鲜医家许浚从中医籍内选摘多种病证的病因、证候、治法、方剂、药物、经络、针灸等内容，用中文分类汇编成《东医宝鉴》23卷，简明扼要，对介绍中医学到朝鲜，作出了贡献。     1617年，朝鲜内医院教习御医崔顺立等在临证治疗中，对某些医药内容遇到疑问，经朝鲜皇室批准来中国，要求明“太医院”进行解答与讨论。明朝廷任命御医傅懋光为正教，太医朱尚约、杨嘉祚及教习官赵宗智为副教，在“太医院”为崔顺立等答疑，并互相进行讨论多次。之后，由傅懋光将答疑与讨论内容以问答形式整理成38则，汇编成《医学疑问》一书刊行。上述讨论，可说是17世纪初期，朝鲜与中国举行的一次国家级的医学学术讨论会，而《医学疑问》则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纪要。后来，中朝医家类似上述答疑与讨论的医学学术会，至少还举行过一次。

    在中外医学交流中，中国同日本是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之一，而在明、清时期，中、日两国的医学交往尤为频繁，主要的如：1370年，日本竹田昌庆到中国，向道士金翁学习中医学与针灸术。他在华期间，曾医治明太祖皇后的产，使皇后安全产下一子。因此，竹田昌庆被明太祖封为“安国公”。1378年竹田昌庆回日本，带去了一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图等。     1487年，日本田代三喜来华学习中医中药学，尤其崇尚李杲、朱丹溪学说，1498年回日后，大力倡导李、朱学说，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诸药势揃》、《三喜直指篇》、《医案口诀》等书。李杲、朱丹溪学说在日本医学界能得到广为流传，田代三喜是重要的传播者，并且以他为首，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     1492-1500年，日本坂净运到中国，学习中医与张仲景学说，回日本时，带去了《伤寒杂病论》等，坂净运回日本后，先后撰写《新椅方》、《续添鸿宝秘要钞》等书，向日本医界介绍传播张仲景学说。     1539年、1547年，吉田宗桂两次来华，第二次在华期间，曾治愈过明世宗的疾病，回日本时，明世宗赠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等。吉田宗桂因对本草学尤为精通，故有“日本日华子”     1606年，林道春将《本草纲目》从中国带回日本献给幕府，其后，《本草纲目》在日本有数种版本刊行。     1531年，曲直濑道三到田代三喜门下，学习10余年后，在京师创设“启迪院”传授医学，特别推崇朱丹溪学说，此外也很注重虞抟、王纶的著述以及《绍兴本草》。1571年，曲直濑道三编著《启迪集》，对李、朱学说作了发挥，成为日本医学“后世派”的骨干。曲直濑道三的养子曲直濑玄溯，继承养父的医学主张，也推崇李、朱学说，并遵奉中国宋以前的医学。     曲直濑道三的女婿与门人等，虽崇尚李、朱学说，但别成一家，其中影响较大者为古林见宜，著《纲目撮要》等书，对外科的诊治，曾从《肘后方》、《集验方》与《千金方》等书中引录了不     少内容。古林见宜还同堀正意创办“嵯峨学舍”，对门生讲授医学，对李梃的《医学入门》特别称誉，以致后来《医学入门》在日流行颇广。     不久，日本医界出现了与“后世派”相对立的“古方派”，其先驱者为永田德本(1508-1624)他在受到坂净运推崇张仲景学说的影响后，也崇尚仲景学说，反对曲直濑道三所推崇的李、朱学说。     其后，名古屋玄医(1627-1696)、吉益东洞（1702-1773)等也都属于“古方派”的主张。     此外，在日本还出现了介于上述二派主张之间的所谓“折衷派”，主张既遵奉古代经典医理，也重视选用宋、元以后的新方，首倡者为望月鹿门。     其他，还有被称为“考证学派”者，如多纪元孝等，他们对古典医学进行训诂学的考证，其后代多纪元简继承了这项工作，著有《素问识》、《灵枢识》、《医賸》等书。丹波元胤继多纪元简之后广泛收集历代中医书三千余种，记载其书名、作者、卷数、存佚、序跋及考证等，编成《医籍考》(现名《中国医籍考》)，刊于1831年，对整理、研究中医文献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时期，中国医家也先后把一些中医学理论及医术传到日本。大约在1653年前后，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把中医理论与经验以及人痘接种术传授给日本医界。18世纪时，杭州医家陈振先到日本长崎，调查并采集当地的草药162种，撰《药性功用》一书，在日本传授中医本草学知识与经验。

    明、清时期，中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医学交流，内容相当广泛，中医学的传出，包括医理、脉学、药物学、针灸、人痘接种术。西方医学的传人，则包括解剖学、生理学、药物与治疗方法等。     1643年波兰的传教士卜弥格(MichelSoym)到中国，他在华期间，选译了一部分中医理论、脉学与药物学知识，后来在欧洲陆续出版。他的第一本译著《中国植物志》(拉丁文)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书中选译了部分中药，这是目前所知介绍中国本草知识到欧洲的最早专书。     1680年，卜弥格用拉丁文译述的《医钥和中国脉理》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在此之前的1671年，Harvieu，R．P．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出版了法文《中医秘典》，其中有他所译述的卜弥格的中医脉学文稿。1682年，Cleyer，A．在法兰克福出版了拉丁文的《中国医法举例》，书内也包括卜弥格译述的中医脉学，同时还介绍了中医舌苔与289种中药的内容，并附有经络与脏腑的插图68幅。     17世纪末，英国医生弗洛伊尔(SirJohnFloy-er)将卜弥格关于中医脉学的译述转译成英文，连同他自己的著述合为《医生诊脉表》一书，1707年在伦敦出版，全书共3篇，其中第3篇就是有关中医脉学的论述。弗洛伊尔是欧洲最早发明脉搏计数器者，他在书中谈到，中医脉学的论述，对他的发明曾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