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科类文献

    一、早期的内科文献     早期的中医内科学文献大多是零星、片断的材料。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与疾病有关的共 323片，415 辞，其中记载了疾腹、病蛊、病首、疟、腹不安、疛(腹部疾病)、病骨、病软( 类似后代所称的痿症 )、病心(类似于现代的神经官能症)、病旋(眩晕)、病疫(传染病)等几十种内科疾病病名、症状和简单的治疗方法。在《尚书》《周易》《诗经》等先秦古籍中，对热病、昏迷、虫蛊( 寄生虫病)、浮肿、噎嗝等多种内科疾病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山海经》中，也记录了多种内科疾病的病名，其中包括传染病(疠、疫、蛊、疟、劳等)，消化系统疾病(瘕、瘅等)，神经系统疾病( 狂、痴、痢、厥等 )以及运动系统病变(痹、胕)。另外书中还记录了多种内科疾病的症状，如腹痛、嗌痛、心痛、呕、 (腹胀)等。     二、《内经》中的内科文献     比起以上这些零星、片断的内科文献来，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一书，所收录的内科文献就要系统和丰富得多。该书对内科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辨证和治疗都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下面分别介绍。     在《素问》一书中，与内科疾病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诸篇:      金匮真言论篇论述了四时气候所致病变，其中有多种内科病变，如“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支…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泻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等。     阴阳应象大论篇论述了多种内科疾病的病变机制，如“寒极生热，热极生寒”；“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膜胀”，“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等。同时还提出了多种内科疾病的治疗原则，如“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及“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等，至今对临床仍有指导意义。        汤液醪醴论篇中论述了内科疾病水肿的病因、症状，并提出“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等多种治疗水肿病的措施。     玉机真藏论篇重点论述五脏疾病传变的顺序，阐述五脏病变有以次传化和不以次传化之分，并记录了多种内科疾病的病名、症状，如脾风、发瘅、疝瘕以及五脏痹等。     经脉别论篇首先讨论了惊、恐、恚、劳等内伤病致病的原因，并论及由此产生的五脏气机紊乱而致的喘、汗等病变。     藏气法时论篇论述了五脏之气与四时时令的关系，着重阐明了五脏虚实病变的证候及转归，以及像“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等五脏病变的治疗总则。     宣明五气篇论述了五脏邪气所致病变，以及五脏病变时的饮食禁忌和五脏病变的一些病理机制，如“阳入于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等。     血气形志篇记述了形志苦乐等内伤病变的治疗方法。     通评虚实论篇主要讨论了虚实的概念和五脏、经络虚实病证以及相应的治疗方法。     太阴阳明论篇和阳明脉解篇主要阐述了脾脏胃腑的表里关系和生理、病理特点，以及二经受邪后所引起的各种内科疾病。文中突出了《内经》重视脾胃的思想。金元医家李杲就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脾胃学说，形成了“补土”一派。     热论篇主要论述了热病的成因、主证、传变规律、治疗大法及预后。文中提出的“一日巨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的六经传变规律，成为以后仲景在《伤寒论》中所创立的六经辨证的理论基础。文中提到的热病后的劳复、食复问题，以及阳明之气的盛衰对热病转归的影响等，都对《伤寒论》中有关理论的形成有很大的启发。另外本文的论述对清代的温病学派也有很大的影响。     刺热篇和评热病论篇与上一篇类似，也是讨论外感热病的病因、病证及预后的。评热病论篇还论述了劳风、肾风等病证，并提出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一著名论点。以上三篇代表了《内经》成书时期对外感热病认识的最高水平，其理论对后世伤寒、温病两学派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从文中记述来看，当时对于外感热病的治疗还是相对不完善的。     逆调论篇专论阴阳水火、营卫气血、经脉脏气失调所致的几种内科病症。文中提出的阴虚阳盛之人，虽感受风寒之邪，亦可“如炙如火”、由寒化热的说法，实启金代医家刘完素“六气皆能化火”一说之先河。     疟论篇和刺疟篇专门论疟病的病因、病机、证候、诊断和治疗，文中所论疟疾一病实际上包括多种外感内伤疾病。     气厥论篇至大奇论篇共12篇集中论述了多种内科病证的病因、病机、诊断要点和证治。所论疾病包括厥证、咳嗽、鼓胀、消中、腰腿痛、五脏风、各种痹证、痿证等数十种，其中主要是各种内伤病证。诸篇所论对后世中医内科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如咳论篇提出了“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的理论，揭示出咳嗽虽然病位在肺，但究其病源，则与其他脏腑多有关系。同时文中还指出：“皆聚于胃，关于肺”，即五脏六腑之咳皆与胃、肺有关。这些理论对于后世医家对咳嗽一证的辨证论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又如举痛论篇中对14种痛证的论述，给后世医家对于疼痛疾病的辨证论治以很大的启迪。又如痹论篇关于痹证的论述对现在的中医内科治疗痹证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痿论篇中所提出的“肺热叶焦，发为痿躄”和“治痿独取阳明”等论述，为后世痿证的辨证施治奠定了理论基础。病能论篇中提出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观点，更成为后世辨证论治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灵枢》一书中与内科文献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诸篇：     五邪篇论述了心、肝、脾、肺、肾五脏受邪而产生的各种内科病证以及治疗方法。     寒热病篇论述了外感寒热病证的特点和治疗。     癫狂病篇论述了癫狂病的发病原因、主要症状和针灸治疗的方法。     热病篇论述了各种外感热病的症状、诊断、治疗和预后。     厥病篇论述了9种厥头痛和6种厥心痛的症状和治疗方法。另外还论述了虫瘕、蛟蛔等内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杂病篇列举了各经脉经气厥逆引起的多种内科杂病。     周痹篇主要论述了周痹的症状和治疗，重点论述了周痹与其他各种痹证的鉴别诊断。     胀论篇主要论述了胀病的病因、病机和诊断、治疗。     水胀篇中讨论了水胀、腹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等多种内科疾病的病因和症状特点。     《灵枢》主要论述了经络学说和针灸方法，因此书中与内科有关的内容不多。但这部分内容可与《素问》的相关内容互补互参。     《内经》一书对中医内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后世的中医内科学文献无一不受《内经》理论体系的影响。     三、《伤寒杂病论》中的内科文献    《伤寒杂病论》在流传过程中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其中《伤寒论》专论外感热病的辨证治疗，但书中的许多治法、治则，特别是关于三阴病的辨证论治思想，也同样适用于内科杂病的辨证论治。而《金匮要略》则主要论述各种内伤杂病的证治。由于当时医学分科尚不够细致，因此在《金匮要略》中还涉及了部分妇科、外科疾病的证治。     《金匮要略》现在通行版本凡3卷，共计25篇。其中首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篇”，相当于内科疾病总论，第2-17篇为内科诸疾证治，第 18-22篇论述了外科、皮科和妇产科诸疾证治，最后 3篇为杂疗方和食物禁忌。     在第2-17篇内科疾病的证治论述中，涉及到了痉病、湿病、喝病、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疟病、中风、历节、血痹、虚劳、肺痿、肺痈、咳嗽上气、奔豚气、胸痹、心痛、短气、腹满、寒疝、宿食、五脏风寒、积聚、痰饮、消渴、小便不利、淋病、水气、黄疸、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呕吐、哕、下利等多种内科杂病。在对这些疾病的论述中，作者以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为指导，以脏腑经络为纲领，根据疾病证候以及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反应，提出了根据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进行病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     四、《中藏经》     托名于东汉华佗的《中藏经》，成书的年代不详。全书共 3卷，分为医论和附方两部分。在医论部分，第 18-47篇是关于内科疾病的内容，其中的论述联系脏腑病理的寒热虚实，分析证候和脉象，所述的病症包括阴厥、劳伤、传尸、中风偏枯、脚弱、水肿、痹证、痞证、癥瘕、积聚等多种内科杂病。书中所论多有新义，对指导临床施治有较高的使用价值，故流传颇广。

    这一时期虽没有中医内科专著，但在众多的医学文献中，有关内科病证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一、晋唐方书中的内科文献    《 肘后备急方》在内科疾病的论述中，作者对于各种急性传染病有较深刻的认识。书中关于结核病、天花、狂犬病等的论述，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的最早记载。特别是关于用狂犬脑组织敷贴被狂犬咬伤的病人伤口以防治狂犬病的方法，具有免疫学的思想萌芽，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理论方面，书中所说的“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的观点，对后世的温病学派有一定的影响。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12卷，南北朝陈延之撰。本书在南宋初年便已亡佚，其佚文保存在唐《外台秘要》和日本的《医心方》等书中。其他唐宋时期的文献中也保存有部分佚文。另外，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在日本尊经阁文库发现了《小品方》第1卷的残卷，抄写年代约镰仓时期(1190- 1324年 )。近人有多种辑佚本，其中以祝新年氏辑本为优。书中有关杂病治疗的部分记载了如心腹诸痛、水肿、咳嗽、喘逆、虚劳、黄疸、霍乱以及热证、尸注等多种内科杂病的方证或治疗方药。其中对于瘿病(地方性甲状腺肿)、脚气( 维生素B1缺乏症 )也都有较深刻的认识。本书对于唐宋医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唐宋时期的许多重要医学文献也都引用了本书中的内容。     《千金要方》卷7-21为与内科有关的内容。其中涉及内科病证包括诸风、脚气、消渴、淋证等近百种，每病先列病因、病机等医理分析，然后附以治疗大法和方药，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卷 11-20脏腑病证部分，以脏腑为纲，诸病为目，结合脏腑虚实、寒热、阴阳变化来论述病证，析理精微，内容宏实，理法方药俱备，非精于医理者不能为也。《千金要方》中的内科部分在唐以前的综合性医书中是最丰富的，代表了唐代以前中医内科疾病治疗的最高水平，是中医内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在《千金要方》成书30年后(公元 682年)，孙思邈又撰写《千金翼方》一书，以补《千金要方》未竟之义。其中与内科有关的内容为卷9-10伤寒病部分，卷16-17中风，卷18-20内科杂病，其中多有发明之处，可与《千金要方》中的有关内容参看。     《外台秘要》卷1-2为伤寒，卷3-6为温病、霍乱等急性热病，卷7-20为心痛、痰饮等内科杂病。每病均先论述病因病机，再附以治疗方药。有关病因病机的内容多出自《诸病源候论》一书。后附治疗方药十分丰富。汉以来历代方书中的有关内科治疗的方剂可谓是收罗殆尽。该书是唐以前医学文献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研究学习中医内科治疗学的重要参考书。         二、《诸病源候论》对内科疾病的论述     隋代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一书，共 50卷，成书于公元 610年。其书专论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病因、证候。其卷1-27为内科部分，详列内科病候 660多条，其中对于内科疾病的证候分类和各种致病因素的研究较前代有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对于寄生虫病、消渴病、麻风病的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书中对于各种内科疾病的临床表现记述得十分准确、细致，使人们一看便可大致确定它是现在的什么病，如消渴病、中风、脚气等即是。这些记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研究古今内科病名演变的宝贵资料。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内科学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宋代政府对医学的重视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因此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医药学的进步。在这一时期，内科学方面的专科专病著作也开始出现。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与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内科文献的内涵。     一、方书中的内科文献     (一)官修方书中的内科文献     《太平圣惠方》卷3-31为内科学的内容，其编排大致和《千金要方》相近，主要以脏腑为纲统列病证，再按虚、实、风、冷、热等为辨治的纲领。但因本书所收内容庞杂，故编排上亦有失当之处，有些内科疾病，如脚气、霍乱、消渴、黄疸、淋、痢等就被编入其他卷中，夹杂在五官和外科疾病之间。其医理论述以《诸病源候论》为主，兼采《内经》《难经》《千金》《外台》等古医籍的论述，新的发挥较少，主要是文献汇编性质。但本书附方部分内容极为丰富，代表了宋初内科疾病治疗学发展的水平，其中许多方剂至今仍在内科临床应用。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治疗内科疾病的许多成方，都是从实际经验中得来，只要使用对证，效果是十分明确的。如四君子汤、四物汤、十全大补汤、平胃散等至今仍在内科临床治疗中普遍应用。然而，此书的风行亦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使得当时一些医家形成了不问病变的虚实寒热，不讲辨证论治，只以成药治病的风气。另外，《局方》中喜用香燥药物，亦有伤阴之弊。元代医家朱丹溪曾专门写了一部《局方发挥》，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圣济总录》卷5-100为内科杂病证治及方药，编排分类大致与《太平圣惠方》相近，但较《太平圣惠方》更为集中、合理。文中医论部分除采录《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等历代医论外，还补充了许多宋代医家研究成果，内容十分宏富。虽然其中少有发挥，但所引医论均经过编著者的融会贯通，重新组织，并以统一的文体写成，而不似其他方书只是罗列原文，不加修饰。因此书中论述系统简洁，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书中内科治疗用药亦与前代方书有别，多采丸、散、膏、丹、酒等成药，少用汤剂，反映了当时医学发展的特点。     (二)私家方书中的内科文献     宋代的大型官修方书虽然内容十分丰富，但由于收方过多，因此在临证治疗的针对性上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这些书中一病之下引方近百首，而且有时同一方名内容相差也很大。如同一牛黄丸，就有 13种不同的配方，同一羌活汤，竞多达22种不同的药物组合。这样就使医生临证之时难免有无所适从之感。古人有云：“千方易得，一效难求”，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因此，在宋代就有许多医家试图纠正这种倾向，使漫无边际发展的方书，向系统、简约和实用的方向扭转，写出了一些对临证更具指导性的方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论》、严用和的《济生方》以及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等。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2-14为内科病证。本书主旨以三因立论，意在将各种疾病按三因分类，然后按因施治。书中关于内科疾病的治疗，也大都是按三因划分的。例如卷2-7为外因病，卷8为内因病。有些疾病，病因复杂，如衄血、九痛、霍乱、咳嗽、腰痛等，陈氏又将其分别按照三因分证来论述。陈氏的三因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病因学的理论，对后世中医内科疾病的审因分证、辨证论治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论》是一部以内科病证为主的方书。全书26卷，卷3-19为内科文献。本书体例亦是以病类方，与宋代其他私家方书相同，所论病证多为内科常见之证，所收之方，亦多为历代诸家用之有效者，更益以家传经验之方，采摭十分丰富。然其方首医论多十分简要，未有入理深谈。此盖因本书编撰之初，以明白易晓、方便简捷为宗旨，只求为病家据证择方，直指捷径，使读者心目了然，对病识证，因证得药。此正如作者原序中所: “参之《肘后》”，缘此书实取于《肘后备急方》的体例，只以备急为目的，故书中不作高深之论。     严用和所撰的《济生方》，全书共10卷，卷2-7为内科疾病。其中先以五脏分门，次以杂症为门，每门之中排列病种，每病则立论在前，附方于后。其医论部分主要取前代医经之精华，同时兼取宋代名家方论，特别是《三因方》对其的影响最大。所叙医论并非罗列前人之论，而是取其要旨，然后经条分缕析，转述成篇。中间亦常自出机杼，多有发明。如重视脾胃在内科疾病治疗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补养肾中“真火”对人体的温煦功能。提出补脾不如补肾之说。此说对明清温补派医家的命门学说有所启发。     此书又为严氏多年临证经验的总结，其中对于许多内科疾病的辨证治疗，多有真知灼见。如其论“遗浊”的病机为：“此皆心肾不交，关键不牢之故也。”这是“心肾不交”说的始见。另外他还指出消渴病人所慎有三：一饮酒、二房室、三盐食和面。又论中风有内外所因，内因中风治当调气，不当治风，治疗中风不得用吐法。实属确有所见。     总之，《济生方》一书立论精当，辨证精审，制方不泛不繁，很切合内科临证实用，是一部在内科发展史上值得重视的文献。     《世医得效方》全书19卷，其中卷1-10为大方脉科，即内科杂病内容。其中方论大致来源有三，一为历代名贤方论，其中所收的古方甚为丰富。二为危氏家传医方和近世名医方药。危氏家族五世为医，其高祖学大方脉科，伯祖长于妇人、正骨、金疮等科，父亲专于小方脉，伯父则精于眼科，危氏则于咽喉、口齿、外科多有研究。故危氏一家于医学各科均有丰富的经验。又其所交游者多为江南名医，故所收当世名医方论亦甚多。三为危氏自己的经验。书中医论多为汇编前人成说，危氏自己的发挥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收危氏家传秘方及元代时贤秘传之方，其中有些疗效颇佳，如乌鲤鱼汤治水肿，防风散治风肿，至今在内科临床仍有应用价值。     二、金元医家所著的内科文献     金元时期为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带来了金元医学的进步。而这一进步同时也推动了中医内科学在金元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经验上的大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医内科学不论是在病因、病机等理论研讨上，还是在内科杂病治疗的法则和具体处方用药上，都获得了突出的成就。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等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金元医家所留下的丰富著作，便是这一成就与发展的记录。     (一)刘完素著作中的内科文献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今河北河间)人，故后世尊称其为刘河间，为金元四大家之首，是火热学说的倡导者。刘完素的学术理论源于《内经》，尤其对运气学说等研究最深，在临证治疗上则远宗张仲景，近参以历代各家学说并有所发明。代表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消论》等。     《素问玄机原病式》成书于1155年，全书不分卷。主要内容为将《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讲的“病机十九条”结合运气学说加以发挥，以为全书纲领，并将内科临床常见病症分为“五运本病”和“六气本病”11大类，详细阐述每种病证的病机病理和治疗原则。其大旨为强调火热致病的普遍性。如书中所列81种证候中，因火热引起的便有56种。同时作者还强调六气皆能化火，即风、寒、湿、燥诸气在病理变化中均能化火生热，而且火热又往往是产生风、湿、燥的原因。本书是刘完素火热学说的代表作，他的主要学术思想都收录在这一书中。书中的许多论述对中医内科杂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他在书中指出中风一病的病因病机为：“凡人风病多因热甚……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风尔；由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多因喜、 怒、 思、悲、恐之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由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故也。”(《 原病式·六气为病·火类 》)此说划清了内、外风的界线，是中风病机认识由外向内的转折点。实开中风从内因辨治之先河，对后世医家有很大的启发。元以后历代医家关于中风病因病机的研讨，均是在刘完素五志过极引发中风和中风病机属阴虚阳实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发挥的。     《宣明论方》将《素问》一书所记载的各种病名和证候加以整理，共计61证，总分为18门。卷1- 2诸证门列述煎厥、薄厥等证，卷3风门，主要论述中风等病证治，卷4热门，卷5-6伤寒门，卷 7积聚门，卷8水湿门，卷9痰饮门、劳门，卷10燥门、泄痢门，卷11以后则为妇科、外科、五官科诸疾等内容。此书为方书体例，每门先列总论，亦阐发运气之理，兼收各家方论。然后补以方治。其方宗仲景制方之旨，杂病治疗诸方多取法于《金匮要略》，治热病多用寒凉药物，反映了作者学术思想和处方选药的特点。但对内科杂症的治疗多因证制宜，寒温药物并用，如治蛊病，小腹急痛，便尿失精，溲而出白液，用大建中汤；内夺而厥，舌喑不能言，二足废不为用，用地黄饮子。实际上《宣明论方》所列的 348方中，寒热并用者约占66％，偏于温热的占21％，而偏于寒凉者只有13％。可见作者并非胶于定法，而是讲求辨证论治的。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着重于火热学说的阐发，而《宣明论方》则是将火热理论结合于临证实践的总结。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成书于1186年，全书 3 卷，上卷为医道、原脉、摄生论、阴阳论、察色论、伤寒论、病机论、气宜论和本草论。中卷载中风等11种内科疾病，下卷载虚损等 4种内科疾病，其他为外、妇、儿科杂病证治。书中内科部分多为作者临证实践经验的总结，所用之方亦多为作者亲验，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本书的作者目前认识尚不一致。明。李时珍首先提出此书为张元素所撰，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郑堂读书记》等均附和此说。《中国医籍考》的作者丹波元胤经过考证，认为此书为刘完素遗作。但目前学术界在研究刘完素的学术思想时，多不涉及此书。     (二)张从正医著中的内科文献     张从正( 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睢州(今河南省兰考县)人。主要学术观点为：各种疾病主要是由外邪引起的，故治病当以驱邪为先。而驱邪之法则为汗、吐、下三种，所以后世称他为“攻邪派”的倡导人。     张从正的代表著作为《儒门事亲》，此书是一部丛书，共15卷，包括10种著作。其中前3卷为《 儒门事亲》，4-5卷为《治病百法》，6-8卷为《十形三疗》，第9卷为《杂论九门》，第10卷为《 撮要图》，第11卷为《治法杂论》，第12卷为《三法六门》，第13卷为《三消论》，第14卷为《治法心要》，第15卷为《神效名方》，本书为张从正晚年的作品。史载，张从正60岁以后辞官归隐，常与好友麻知己、常仲明等人游处，讲谈医理，《儒门事亲》便是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此丛书只有前 3卷为张从正的手稿，其他各书均为麻知己和常仲明收集整理张氏的经验和遗稿而成。据李濂《医史》云，此书是“子和草创之，知己润色之，而仲明又摭其遗为《治法心要》(即《治法杂论》)。”说明本书是由多人编写而成，故体例并不统一，书中有说、辨、记、诠、诀等多种文体，分类亦颇繁琐。     《儒门事亲》是张从正的攻邪理论与临证经验相结合的全面总结，书中大旨可以第12卷《三法六门》这一书名而概括之。张氏继承了刘完素强调六气致病的主张，认为各种疾病主要是由六淫邪气所引起，因此，书中将所有疾病分风、寒、暑、湿、燥、火“六门”。而治疗这六门疾病的原则就是驱除邪气，具体治疗方法便是汗、吐、下“三法”。汗、吐、下三法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但仅用于治疗外感热病中的一些适应证。张从正扩大了三法的运用范围，除外感热病外，许多内科杂病都是汗、吐、下三法的适应范围。同时，张从正还丰富了汗、吐、下三法的治疗手段。除发汗、涌吐和泻下外，张从正认为，凡解表者均为汗法，如灸法、蒸法、熏法、洗法等；凡上行者皆为吐法，例如引涎、嚏气、追泪等；凡下行者均为下法，如逐水、泄气、磨积等。张从正运用三法大多有出神入化之举，许多久治不愈的顽疾疑症，常常应手取效。这种治疗方法在临证各科，尤其是内科杂病的治疗中可谓是独树一帜，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内科治疗学的内涵。     但是张从正的攻邪理论和方法偏颇较甚，故后世尊其法者较少，而贬其法者良多。其实，此法一出，在当时就有许多人反对，故《儒门事亲》一书中，申明观点和辩驳性的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然而临床病状变化多端，治疗方法各有所宜，实者宜攻， 虚者宜补， 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同为一隅之偏。故读者阅读此书，应全面看待，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注意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详察脉证虚实，辨证用药，方能明晓张从正著书本意。     (三)易水学派医家著作中的内科文献     李杲(1180-1251年)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 以号行，后人多尊称其李东垣。出身于富豪之家。 20岁时，母病死于庸医之手，因而立志学医。闻易水张元素医名天下，遂捐金帛从之学，数年后尽得其法，医名出于其师之上。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在学术上发挥了其师张元素的脏腑辨证学说，在治疗上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并创立了脾胃学说，故后世称其为补土派。其代表作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和《兰室秘藏》等。其中前两部为李杲自撰，《兰室秘藏》则为李杲弟子罗天益整理编订后付印。     《内外伤辨惑论》共 3卷，成书于1231年。上卷以医论为主。其大旨为: “脾胃有伤，则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则六腑阳气皆绝于外，营卫不守，诸病由之而生。”其中着重讨论了内伤与外感病证的鉴别。中、下两卷主要为方论，中卷着重补脾胃之虚，故立补中益气等24方，方中多以参、芪为主以健脾补气。下卷着重于饮食所伤，故立枳术丸等 23方，方中以枳、曲为主以消食和中，更佐以健脾厚胃之品。     《脾胃论》亦3卷，共载医论36篇，方论63篇。其成书年代不详，大致在《内外伤辨惑论》成书之后。李杲去世(1251年)后，1276年由罗天益刊行。此书是为阐述《内外伤辨惑论》中未尽之理而作。《内外伤辨惑论》一书医论多为李杲自己的心得发明，而《脾胃论》则广引《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中的论述，以论证脾胃的重要性。     《兰室秘藏》3 卷，成书年代未详。李杲去世 25年后始由其弟子罗天益刊出。有记载云此书是根据李杲临终前托付给罗天益的遗稿整理而成。全书 3卷按疾病分成21门，共283方。论述内科杂病的病因、病机均着眼于脾胃，治法亦多主益气升阳，调理脾胃。本书是作者行医多年来，将脾胃学说与临证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因此比起李杲其他著作来对临证更具指导意义。但是此书内容未作分科，内、外、妇、儿疾病混在一起，查检不太方便，是其不足。     李杲之师张元素，字洁古，易水( 今河北省易县 )人，故人亦称其为易老。其主要著作为《医学启源》和《脏腑标本药式》。《医学启源》3 卷，初刊于1186年，是张氏为其弟子撰写的一部医学入门书，主要包括五运六气、内经治要和本草药性三部分，书中理论主要源自《内经》，同时也吸收了《中藏经》分辨脏腑寒热虚实和《小儿药证直诀》五脏虚实辨证的学说，另外在论述中，还引用了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的许多内容。《脏腑标本药式》又名《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1 卷，主要论述用药法则，约撰于13世纪初。张元素对于中医内科学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善了脏腑辨证的理论体系。脏腑辨证起源于《内经》，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一书将《内经》中的理论和中医内科临证实践结合起来指导临床辨证治疗。使脏腑辨证的理论体系初具规模，但是尚未完善。托名华佗的《中藏经》中，首倡按脏腑寒热虚实进行辨证论治。此后唐、宋两代的大型方书便开始以脏腑类证，先论脉，而后再分寒热虚实。如唐代的《千金要方》， 宋代的《太平圣惠方》 等。宋·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根据小儿特点，从五脏寒热虚实辨证论治。但至此，脏腑辨证处方用药的法则尚未完善。张元素在《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和《医学启源》中，对脏腑的辨证用药都按温凉补泻加以归纳，形成规律，同时结合脏腑的寒热虚实， 生死顺逆脉证， 构成一个脏腑辨证用药式，使脏腑辨证的理论对内科杂病治疗的指导作用更具有针对性。另外，张元素对中药药性药理有许多创见，他不但对药物的气味厚薄和升降浮沉作用做了系统的阐述，还创立了药物的“归经”和“引经报使”说，使制方有专主，药性有专司，提高了内科杂病治疗的疗效。     张元素的学说对中医内科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他所创立的理论和学说经过后代医家的继续研究和总结，现在已经成为中医内科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张元素、李杲所创立的易水学派在中医内科杂病的治疗上独树一帜，对中医内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后，易水学派的继承者又不断地补充完善了易水学派的理论。如李东垣的人室弟子罗天益除整理刊行了李杲遗著《兰室秘藏》外，还收集整理了李杲平生临证用之有效的医方编成《东垣试效方》一书。另外，罗天益本人还撰有《卫生宝鉴》24卷。书中总结了张元素、李东垣的医学理论，并在脏腑辨证理论和药性、药理的研究上多有发明。此书对内科临证的参考价值很高，也是研究易水之学的必读之书。     易水学派的另一位医家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老人，元代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博通经史，以进士官本州教授。曾与李杲同学于张元素门下。后复从李杲学医，尽得其传。平生著述甚丰，现存有《医垒元戎》《阴证略例》和《此事难知》等。《医垒元戎》原成书于1291年，后原稿丢失，经作者追忆，大致得以复完，遂重刊于1297年。全书以十二经为纲，首列伤寒病证治，次列杂病证治，理论以张仲景为宗，亦参以李杲、张元素之法，同时附有作者的心得发明。     《阴证略例》1 卷，成书于1236年。其主旨谓伤寒为人之大疾，其候最急，而阴证尤为惨烈。而且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辨难治。故著此书以明其理。书中收录伊尹、扁鹊、张仲景、王叔和、许叔微、朱肱、韩祗和、成无己等医家关于伤寒三阴证的论述，后附作者自己所治三阴病证的经验发明，厘为30余条。书中对阴证的鉴别诊断颇为精审，用药处方亦有独到之处。其中心思想大体不离易水学派的主张，反对河间一派的过于寒凉的治法，故书中用药或有偏于温燥者，不免有些矫枉过正。     《此事难知》成书于1308年，是作者整理编辑其师李东垣有关伤寒病证治的医学论文集。全书2 卷，上卷收论文36篇，论伤寒病证治的一些问题。下卷载论文58篇，主要论述脏腑、经脉等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书末附16种杂病证治。据史书记载，李杲除脾胃学说外，对伤寒的证治也有很深研究。但李杲关于伤寒的著作已经亡佚，而其理论经验则借此书得以流传。     (四)丹溪学派医家著作中的内科文献     元代医家朱震亨，字彦修，婺州义乌( 今浙江义乌县 )人。晚年家居丹溪之畔，故以之为号，后人多称其为丹溪翁。早年习举子业，34岁时曾从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为师，攻读理学。后因家人多死于庸医之手，遂发奋学医，终成医学大家，后人将其列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朱震亨的主要著作有《格致余论》和《局方发挥》。此二书为其亲手写就。另外由其弟子及后人整理而成的著作还有《金匮钩玄》《丹溪心法》《丹溪医案》《脉因证治》等。     《格致余论》1 卷，成书于1347年。本书系医学论文集，共载医论44篇，作者的主要医学主张均见于本书。书中主要论点为人身相火易动，阴精易亏，百病皆由此而生。而抑制相火妄动，保护阴精则是养生、防病及临证辨证施治的关键。由此作者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从卷首“饮食色欲箴”至卷终“张子和攻击注论”无不贯穿这一观点。由于朱氏之学远接刘完素学说之衣钵，所以可以看出他的理论明显受到刘完素火热论的影响。但刘完素的火热论主要说明了外邪火热的致病机理，而朱丹溪则着重阐发内伤阴虚火热的病机，这一阐发，补充和完善了河间学派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对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理论有着重大的影响。另外，此书中对于内伤杂病的其他病机也有着深入的阐述，如对气、血、痰、郁所致的内伤杂证作者都进行了详尽地辨析。朱丹溪的学术观点，确实说明了人体生理病理的部分现象，因此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是作者过分强调了人体“阳常有余”的一面，却忽视人体阳气亦有亏损的时候，因而不免造成理论上的偏颇，后世医家对此多有微词。     《局方发挥》1 卷，成书于1347年。全书共收医学短论30余则，体例皆为设或问于前，论证发挥于后。书中主要论点为批驳《和剂局方》一书之偏颇。皆因《局方》只于每方之下条列症状，而没有说明病因病机，立法简单，缺少变通，而且用药多偏于香燥。因此逐一剖析其误人之处，并在理论上阐发了作者“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并力戒温补，反对滥用香燥之药。此书与《格致余论》实为相辅之书，互作补充发明。《格致余论》为立论，《局方发挥》则为驳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阐发了作者相火论和注重养阴的学术思想。     朱丹溪的其他著作多为其弟子或后人收集整理朱氏的言论、经验编辑而成。其中《金匮钩玄》成书于1358年，原名《订正丹溪先生金匮钩玄》，是书为朱氏弟子戴元礼整理其师手稿编辑而成。书中凡题“戴云”字样，均为元礼附记文字。书末还附戴氏“附论”6篇。全书3卷，卷1、2为内科杂病证治，各病分证论治，先述病因、病机，次言脉证、治则，后立法处方。全书体现了朱氏以养阴为重的学术思想和作者重视从气、血、痰、郁治疗杂证的特长。书中元礼所附医论亦多有发挥，例如“气化火，血亦亏”的主张等。此书后来被收在《丹溪心法》一书的附录中。另外明代的其他医学丛书，如《医统正脉全书》《薛氏医案》等都收录了此书。     《丹溪心法》是朱氏门人整理朱氏遗文并参以朱氏弟子戴元礼等人的论述编辑而成，成书于1482年。全书5卷，以内科杂病证治为主，兼及外、妇、儿各科。 书中每病首引朱氏原论， 次录戴元礼之说，然后附以治疗方药。书中的大旨仍以养阴论为主，并附有朱氏在内科杂病治疗方面的诸多创见。书中所列方剂亦多疗效显著，如大补阴丸、越鞠丸等，至今仍在临床应用。本书是能够全面反映朱氏学术思想与临证成就的重要著作，对后代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该书成书后曾多次翻刻，其中以程充本较为完善。后在1536年，明·方广在程充本的基础上，对全书重新分类，并补入大量文献资料，编成《丹溪心法附余》。以后又有多种改编本，其法大多与方广相类；对《丹溪心法》一书重新类编，并补入新的资料。这些书大都冠以“丹溪”字样，如明·卢和编注的《丹溪治法心要》《丹溪纂要》以及佚名氏编的《丹溪总录》《脉因证治》和吴尚默订的《丹溪手镜》等。尽管这些书书名各异，但大都是在《丹溪心法》一书的基础上衍生而成。这些著作在传播朱氏的学术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些书中，较为著名的当推《脉因证治》一书。此书共 2卷，主要论述内科杂病的证治，书中医论大抵掇拾朱氏《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丹溪心法》诸书内容而成，并附有历代各家如刘完素、李杲等人的医学主张。     朱丹溪的理论学说影响很大，所以有很多人拜其门下，学习医学。在这些学生中对中医内科学的发展贡献较大的则当推戴元礼和王履。戴元礼原名思恭，字元(或作原)礼，后以字行。早年曾与父亲戴垚同在朱丹溪门下学医，后又就学于罗知悌的门下。元亡时年44岁，明代洪武时曾被召为御医。戴元礼除整理朱氏手稿编成《金匮钩玄》外，还著有《证治要诀》和《推求师意》等。《证治要诀》共12卷，其内容主要以丹溪学说为本，论治各科杂病证治。此其间有所发明者为强调火的危害: “火之为病，其害甚大， 其变甚速， 其势甚彰，其死甚暴。”并认为人身之火，除君、相二火之外，每一脏都有。此外他还发挥了朱丹溪“人身诸病，多生于郁”的主张，进一步指出了气郁、湿郁、痰郁、血郁、热郁以及食郁等六郁之病的具体证候和治疗方法， 对内科临床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推求师意》成书于1443年。此书初为戴氏手稿，内容主要为阐发朱氏学说中的未尽之意。后由明代医家汪机整理刊行。 全书 2卷， 上卷主要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下卷为外、喉、妇、儿各科证治。书中除阐发丹溪之学外，还多有作者的临证见解。例如谓郁病多在中焦，先由脾胃气机失常而致郁。治疗则主张升降并用。此说明显受到了李杲脾胃论的影响。又如在朱氏“阳有余阴不足论”的基础上，戴氏提出了“气血盛衰论”，对后世内科学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王履，字安道，元末明初医学家。曾从朱丹溪学医，著作较多，但现存者只有《医经溯洄集》1 卷。全书载医论21篇，对《内经》《难经》及《伤寒论》的某些问题加以阐述和发挥。其中对温病与热病的区别和三阴证寒热的辨识，及“泻南补北”的解释，都体现了王氏的独到见解。王履在内科杂病的研究上也多有心得。如他据致病因素的不同，将中风病分真中风和类中风：“三子之论，河间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彦修主乎湿，反以风为虚象，而大异于昔人矣……以予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这里实际上是说风从外受者为真中风，风自内生者则为类中风，首次阐明了真中、类中之说，使得中医内科学在中风的病因学上有了较大的突破，为中风病治疗、用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明清时期内科文献更加丰富多样。现存中医内科文献中，绝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这一时期中医内科文献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综合性医书的大量出现。由于明清时期的医学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较大的发展，临证各科取得了许多新知识和新经验，这些都需要进行全面的整理和总结，因此，大量综合性著作便应运而生了。如明代楼英的《医学纲目》、王肯堂的《六科证治准绳》、缪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孙一奎的《赤水玄珠》以及清代张璐的《张氏医通》和清政府主持编修的《医宗金鉴》等。这些著作大都汇集了中医学术体系的所有内容，包括了基础理论研究和临证各科证治，但其中还是以内科杂病证治为主。这些著作在论述内科杂病证治时，一般都不持门户之见，对历代诸家医论兼收并取，折衷归纳，所以内容十分丰富。除整理前代的理论和经验外，这些著作中还多收有作者自己的心得和发挥，反映了各自的治病用药特点，为中医内科学的辨证治疗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这些综合性医书中，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许多医书是专为医学普及而作的入门书。如明·李梃的《医学入门》、清·程国彭的《医学心悟》等。另外，许多医著虽未明言是医学门径书，但书中论理叙事多通俗浅显，明白易晓，较之前代医书的论理深奥，文字晦涩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明·龚廷贤的《寿世保元》《万病回春》，清·冯兆张的《冯氏锦囊秘录》等。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医家较之前代更加关注医学的普及工作。这些内科学著作与其他中药、方剂等普及性医书一起，构成了明清医学文献的一大特点。     明清中医内科文献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内科专科专病类文献大量出现。明代温补派医家薛己撰写的《内科摘要》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以“内科”命名的医书。另外，明·秦景明的《症因脉治》、周之斡的《慎斋遗书》、李中梓的《医宗必读》、清·李用粹的《证治汇补》、尤怡的《金匮翼》、喻昌的《医门法律》等都是专门论述内科杂病证治的。这些著作大都以作者多年的经验和心得发挥写成，因此对中医内科杂病的诊治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     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论述某一种内科疾病证治的著作，如论述中风、虚劳、血证等病证治的专书，其中发明较多的当推虚劳和血证二病的专书。其代表著作有明·绮石的《理虚元鉴》、胡慎柔的《慎柔五书》和唐宗海的《血证论》等。     下面将这一时期的内科文献分为综合性文献、内科专科文献和内科专病文献三个方面予以介绍。     一、综合性医书中的内科文献         (一)《医学纲目》     40卷，明·楼英撰，初刊于1565年。全书共40卷，分为11部。卷1-9为阴阳脏腑部，为医学总论。卷1O-29为肝胆部、心小肠部、脾胃部、肺大肠部、肾膀胱部等，主要论述内科杂病证治。卷30以后为伤寒、妇人、小儿等部。在卷 1O-29中，作者主要辑录了《内经》以下历代医家的有关论述，并补以作者的经验与心得。以分纲列目的方法编辑医书实为楼英首创，即在此以前，医书编写多以病为纲，只作一次划分，只有一级类目。楼英始将五脏六腑为纲，以各脏腑所属疾病为目，形成了一、二级类目次序排列，自是条理井然。虽然在明代以前有些书中也以脏腑类属病证，但有许多病证并未归入到脏腑中，而是将脏腑类目与各种杂病排在同一级别上，这就造成了越级分类的错误，自然给人以混乱之感。楼英的这种分类方法对后代医著的编辑有很大的影响，后代医家多采用这种纲举目张的分类方法来编辑医书，并以“纲目”名之，如明·武之望的《济阴纲目》等都是。     除了编辑上的特点外，楼氏在引用前代文献时也十分认真严谨，凡所引医论医方中有衍文、错简等错误时，都一一详作考订以正之。对所引文献方论不相合或互有矛盾之处，则尽可能予以辨明。     书中除引述前代的医论以外，作者也多总结和发明之处。如书中在归纳中医内科临床的诊治原则时说：“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之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此实为中医内科临床辨证论治原则的最好总结，较之笼统的“八纲”分证对临床更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另外楼氏在内科临证中，提出“洞烛脉证”、“同病异法”，对于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特别强调脏腑病机。例如咳嗽证治，楼氏认为：“有一咳即出痰者，脾湿盛而痰滑也；有连咳十数不能出痰者，肺燥胜痰湿也。滑者宜南星、半夏、皂角灰之属燥其脾， 若利气之剂所当忌也； 涩者宜枳壳、紫苏、 杏仁之属利其肺， 若燥肺之剂所当忌也。”其心得全从临证经验中来，可谓精于医理者也。总之，《医学纲目》是一部在中医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医书，书成之后，历代曾多次翻刻，初学医者亦大多将其作为入门之书。《中国医学大成》在评论此书时亦说: “(《医学纲目》)实为医学类书中之最有法度者。”          (二)《医学入门》     《医学入门》是一部综合性医书。9 卷，明·李梃撰于1575年。全书内容丰富，医史医论、本草方剂、针灸脉法、内外妇儿各科证治，无所不及。其中卷 4-6是论述内科疾病证治的。所引文献以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及丹溪治杂病诸法为主，兼以历代方论。其间亦时有作者发挥之处。历代的学者论及此书时，多望名生义，以为仅是引导初习医者的入门之作，实不知书中于诸科临证之法多为经验之谈，特别是关于内科杂病证治的论述多有可取之处。如其论咳嗽之病机：“肾为藏气之脏也，凡咳嗽引动百骸，自觉从脐下逆奔而上者，乃肾虚气不归源。”古时论咳嗽，多责之于脾、肺二脏，唯此有书提出肾之病机，此实为“肾不纳气”理论之滥觞。再如其对咳嗽的辨证亦有新意：“新咳……无痰，便是火热，只宜清之……久咳……无痰者，清金降火。盖外感久则郁热，内伤久则火炎，俱宜开郁润燥。”又如辨腹胀腹满，认为大便利者为虚，大便难而闭者为实，纯为经验之谈。另外书中对临床症状的鉴别诊断，亦有精到之处。例如其鉴别痫与癫狂诸证便阐述甚明：“痫与癫狂不同，但痫病发而时止，癫狂则经久不愈。”简明扼要，一语中的。总之，此书内容丰富，简明实用，对内科临证有较好的指导作用，更兼内容编排得当，语言通俗易晓，故书成后流传较广，不但国内有多种刊本，而且还传人日本、朝鲜和越南。      (三)《医林绳墨》     8 卷，明·方隅编撰，初刊于1548年。此书原系方隅之父方谷为学生讲学的内容手稿，后由方隅整理校正后刊行。书中卷 1-6主要论述内科杂病证治，卷 7-8为五官、妇、儿等科杂病证治。书中理论以《内经》《伤寒论》等医学经典为宗，参考金元诸家学说，凡前人有论无方者，一一为之配补方药。每一篇章的最后，均有“治法主意”一项，论述本类病证的治则大法，此为作者整理总结而成，其中多有心得发挥之处。例如其总结头痛的用药：“诸风头痛，非防风、白芷不能除；诸寒头痛，非麻黄、细辛不能疗；诸火头痛，非黄芩、山栀不能驱；诸湿头痛，非羌活、苍术不能去；诸痰头痛，非半夏、南星不能散；诸气头痛，非葱白、紫苏不能清。此治痛要药也。”其叙述条理分明，详而不泛，实可谓临证之绳墨也。总之，此书论述简明，总结得当，选方精审，切于实用，故书成后影响较大，明清两季曾多次翻刻。      (四)《赤水玄珠全集》     又名《孙氏医书三种》。明·孙一奎撰，初刊于1584年，全书包括《赤水玄珠》30卷、《医旨绪余》2卷、《孙氏医案》5卷。“赤水”是古代神话中的水名，“玄珠”为黑色的明珠，语出《庄子·天地》。后道教佛家皆以“玄珠”喻道之本体。孙氏以“赤水玄珠”名书，意取医道真谛之义。作者孙一奎(1522-1619年)， 字文垣，号东宿，又号生生子，明安徽祁门人。幼从举业，后因父病而立志学医。先师从名医汪机的弟子黄古潭，后历览各代经典医著。复游于江、浙等地，遍访名医，择善而从。历三十年，诵读无间，医业日精，为人治病，每有良效。晚年居于三吴(苏州、镇江、湖州)，闭门著书。《赤水玄珠》将中医各科疾病分为72门，其中内科杂病共67门，其他 5门为伤寒、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可见内科杂病证治在此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论病先列古今各家之说，再附己意于后，评论短长，指摘得失，其中多有发挥之处。     孙氏在此书中对一些混淆不清的杂病病名亦作了详尽的鉴别和区分。比如癫、狂、痫三种病证，古人多混为一谈，孙氏对之作了明确的鉴别。又如噎嗝和反胃古时多认为是一种病证，例如《丹溪心法》中便认为噎嗝乃反胃之渐，名虽不同，病出一体。孙氏始将其分为二证。认为：“反胃者，食犹能人，入而反出，名日反胃；噎嗝者，隔塞不通，食不能下，故日噎嗝。”释疑解惑，简明扼要，作者之学术造诣于此可见一斑。     孙一奎论医不泥于一家之说，但以择善而从为宗。故书中持论较为公允，各派争鸣之论均兼收并蓄。他在《医旨绪余》中曾说道：“仲景不徒以伤寒擅长，守真不独以治火要誉，戴人不当以攻击蒙讥，东垣不专以内伤树绩，‘阳有余，阴不足’之谭，不可以疵丹溪，而樱宁生之长技，亦将与诸公并称不朽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称此说为“千古持平之论”，非虚誉也。如前所述，孙氏曾问业于名医汪机之弟子黄古潭，而汪机则系丹溪的再传门人。所以孙氏在学术上属于丹溪一派，他治杂病，多师法丹溪，于气、血、痰、郁诸证的辨证论治，颇能发明师意。但是他对丹溪学说的偏颇之处，也有批评，对丹溪讥子和汗、吐、下三法亦抱不平。同时，孙氏对东垣的脾胃学说亦十分心折，并将“脾胃所伤，百病由生”的主张应用在内科杂病的治疗法则中。如他总结对于虚损一证的治疗时便说：“吃紧处只在保护脾胃为上”，“缘脾胃喜温而恶寒”，所以治疗虚损，最忌乱投苦寒之药损伤脾胃之生气。他治痰病，亦常从调理脾胃入手，以杜生痰之源。他认为二陈汤只能治痰之标，而不能治痰之本。由此可见孙氏融会贯通之功。     但此书中亦有不足之处。如卷1O祛损痨瘵门附有“方外还丹”一段，专讲房中邪术，采炼之法，以人补人，颇为荒诞无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亦有讥评。盖因孙氏受道家学说的影响很深，故不免失之于偏，此影响在“赤水玄珠”之书名中亦可略见一斑，但微瑕不掩白璧，《赤水玄珠》仍然是一部对中医内科学发展卓有贡献的医书。      (五)《证治准绳》     《证治准绳》是一部大型临床医学丛书，又名《六科证治准绳》，明·王肯堂编撰，初刊于1602年。其中《杂病证治准绳》8卷、《杂病证治类方》8卷，论述内科杂病的诊断辨证、治疗法则和方药。《杂病证治准绳》分诸中、诸伤等13门，每门中又分若干病证。每门前为总论，而后分证列述。所引文献包括《内经》以下历代著名医著，兼以作者心得发挥。然其发挥亦多为总结各家观点加以述评，较少自己的特点。王氏为医主张博采众家，择善而从，于寒温、攻补无所偏主，于各家争鸣之说亦无取舍之分。故书中多为折衷持平之论。又兼收罗繁富，条理分明，博而不杂，详而有要，故颇受一般临床医生欢迎，所以在内科学发展上影响也很大。书成后曾多次翻刻。      (六)《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明·缪希雍撰，成书于1622年。此书初名《先醒斋笔记》，为长兴丁元荐取希雍平生所用之方，整理成书。后希雍又增益群方，复采本草中常用之药 400余品加以论述。并补入伤寒、温病、杂病治法，最后定名为《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书中前 3卷分述内、外、妇、儿各科证治，卷 4为中药炮炙大法。缪氏论医不拘常法，敢于突破传统成说而自抒己见。例如他认为当时医家信奉推崇的五运六气学说实为唐以后人所撰，无益于治疗，而有误于来学，并且从理论上予以批判。在此书中亦体现了作者不为一般法度所拘，敢于创新变革的精神。后人对此亦多有微词，认为缪氏好发议论，其中亦多纰缪。尽管缪氏有些说法和主张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勇于创新的精神则远非泥古守旧之流所可比拟。缪氏此书中对内科杂病治疗的见解和主张亦有过人之处。例如其所论吐血治疗的三要法云：“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实为经验之谈，可见缪氏亦重实践，非漫发议论者也。在内科杂病临证用药上，缪氏亦有精到见解。例如他认为“阴无骤补之法”，反对用寒凉之味降火。主张制肝选白芍、甘草；清肺取枇杷、麦冬；养脾推苡仁、山药；补肾则山茱萸、枸杞子等。这些主张多为后世医家所推崇。总之，此书在内杂病的治疗大法和制方遣药上，颇多发明之处，因此对于内科临证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七)《景岳全书》     64卷，明·张介宾撰，刊于1636年。该书总结了作者的温补理论和多年的临证经验，对中医内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全书分传忠录、脉神章、伤寒典、杂证谟、妇人规、小儿则、麻疹论、痘疹诠、外科钤、本草正、新方、古方、外科方论。在关于内科疾病证治的论述中，作者将内科杂病分71门，每病之下，首列经义，详录《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学经典著作中关于本病的论述；次为论证，多引前贤之说以阐析病因病机；再次为论治，根据临床辨证，介绍各种治疗方法。最后附方或针灸治疗穴位。许多疾病的后面还附有医案。张景岳的主要学术主张是反对刘完素、朱丹溪以来医家多喜用寒凉攻伐的流弊，特别不满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故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并认为人之生气以阳为主，难得易失者为阳，既失难复者亦为阳。因此专以温补为宗，特别推崇薛己的学说。故此书中对河间、丹溪之说多有辩驳，作者创立的方药也多以温补为主。然而张氏之学说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建立在丰厚的传统中医经典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对《内经》的研究全面而深刻，历家医著浏览亦广，更加之为文善辩，说服力强，故其学说对中医内科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后世多推其为温补派的掌门医家。张景岳的学术思想比起同代医家更为解放，他不盲目崇古非今，敢于破前人之成说，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张景岳不但在学术理论上多有新说，而且在内科杂病的辨证治疗上也颇有创见。例如他论中风一病时指出：“时人所谓中风证也，本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此说纠正了前代关于中风一证的病因为外风所中的说法，准确地指明中风病的真正病因病机。同时张氏还强调中风病的辨证要点在察明病之浅深虚实及中经中脏之别。又如喘证辨别虚实最为重要，作者在辨别喘证的虚实时指出：“实喘者有邪,邪气实也；虚喘者无邪，元气虚也。实喘者气长而有余；虚喘者气短而不续，实喘者胸胀气粗，声高息涌，澎澎然若不能容，唯呼出为快也；虚喘者慌张气怯，声低息短，皇皇然若气欲断,提之若不能升，吞之若不相及，劳动则甚，而惟急促以喘，但得引长一息为快也。”此全为作者从细致入微的观察中得来，兼以医理条分缕析，非学验俱丰者难臻此境。再如痰证的发生，张氏认为痰即水也，其本在肾，其标在脾：“盖脾主湿，湿动则为痰，肾主水，水泛亦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同时他对痰证的虚实辨析也甚为精详: “年力犹盛，血气未伤，或以肥甘过度,或以湿热盛行,或风寒外闭皮毛，或逆气内连肝膈，皆能骤至痰饮，但察其形气病气俱属有余者，皆实痰也……或以形赢气弱年及中衰者，即虚痰也，或以多病，或以劳倦，或以忧思酒色，致成劳损、非风、卒厥者，亦虚痰者也，或脉见细数，脏无阳邪,时为呕恶泄泻，气短声喑等证，但察其形气、病气本无有余者，皆虚痰也。”至于痰证的治疗，作者亦有丰富的经验: “治痰当知求本，则痰无不清；若但知治痰，其谬甚矣。故凡痰因火动者，宜治火为先，痰因寒生者，宜温中为主；风痰宜散之，非辛温不可也；湿痰宜燥之，非渗利不除也。郁痰有虚实，郁兼怒者,宜抑肝邪；郁兼忧者，宜培肝肺。饮食之痰，亦自不同，有因寒者，有因热者，有因肥甘过度者，有因酒湿伤脾者，此皆能生痰，而其中各有虚实，辨之不可不真也。”其说全从临证经验中来，非罗列成说、因袭旧论者可比也。用药方面，张氏最善用人参、附子、熟地、大黄，他推此四药为“药中四维”，更推人参、熟地为良相，大黄、附子为良将，在他所制方中，多以此四味药物为主，其中尤以熟地为著，几乎方方有之，故后人亦称他为“张熟地”。      (八)《石室秘录》和《辨证录》     《 石室秘录 》6 卷，清·陈士铎著，初刊于 1687年。该书托名于岐伯所传，雷公、张机、秦越人、孙思邈等发明，书前有岐伯、张机序各一篇，事涉离奇，故名之曰《石室秘录》。作者陈士铎，清康熙时医家。主要著作有：《石室秘录》《辨证录》《洞天奥旨》等。均称得岐伯、仲景之秘传而成。因为世传傅山所撰医书如《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与陈氏著作中的内容大致雷同，故后人对陈氏著作的真伪多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这些书实为傅山的著作，经陈氏补充整理而成。亦有人认为这几本书为陈氏原著，后人从书中摘录部分内容，伪托成傅山著作。     《石室秘录》为综合性医著，卷1-5统述正医、反医、正治、反治、急治、缓治等128法；卷6为伤寒和内科杂病证治。书中所论不袭常法，多为作者独到见解，所收方剂亦不同于他书，多为不经见之方，体现了作者的独特经验。     书中对内科杂病的辨证治疗也多有独到之处。如其治痿证不只独取阳明，更重补肾，实得治本之法。又如治疗呆病，其谓“治呆无奇法，治痰即治呆”也。在从痰论治入手的同时，作者还注意配伍疏肝解郁之品，并配合心理治疗，实可谓得辨证论治之精髓。但陈氏此书前后内容重复较多，编排亦显混乱，且其中杂有迷信鬼神和因果报应等内容，实为不足。然而瑕不掩瑜，就书中学术思想和独特临证经验而言，实对中医内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故历来为医林所重视，清代及近时的许多重要医书都曾引用其方论，信服其神奇。     陈氏的另一著作《辨证录》一书亦涉及了部分内科杂病治疗的内容，书中论病多用阴阳互根、五行生克之理，辨证论治均出新裁，多有不拘常法之处。如谓疗病以辨证为易识，苟能知证，何必辨脉?又如其治冬月伤寒发厥，面青手冷，两足又热之证时云：“人以为直中阴寒也，宜用理中汤治之，而不知非其治也。此乃肝气邪郁而不散，风邪在半表半里之间也。若用理中汤治之，必然发狂而死矣。夫直中阴寒之证，未有不从足而先冷者也。今两足既热， 其非直中肝经明矣…… 治法用小柴胡汤加减。”体现了作者辨证之精。书中用药处方亦灵活多变，常有出人意表之处。如黄芪、白术多用至几两，石膏、地黄更是以斤而论，但临证施用，有时亦得奇效。然此书作者亦托为仙传神授，不免涉于荒诞。且书中多喜炫其方效，自翊一方见效，数剂根除，近于江湖郎中之矜奇夸异，语涉空泛，实难尽信。然而书中自有可取之处，要在取长补短，去粗取精。读者可以此书与《石室秘录》参看，方可全面了解作者辨治内科杂病的学术思想。      (九)《张氏医通》     清·张璐撰于1695年。是书原名《医通》，为别于明代韩所撰同名医书，《四库提要》始冠以“张氏”以别之。全书16卷中，前12卷以内科杂病证治为主，兼及五官、外科、妇人、婴儿。后 4卷论方。其论病部分共分16门，每门又各分子目，编排体例悉仿王肯堂《证治准绳》，而材料选辑较为精审。每病先列《内经》《金匮要略》之论，次引后世诸家之说，最后附以治例，间或参以作者的心得。作者治疗内科杂病的学术思想大致倾向于温补一派，对于“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理论多有阐发，所引治例也多为薛己、张介宾验案。是书内容虽主要为汇辑前人论述，但时亦间有作者治疗内科杂病的经验心得。比如痫证，古时多认为其病因为外来风邪所致，如《圣济总录》曰: “风痫病者，由心气不足， 胸中蓄热， 而又风邪乘之，病间作也。”《张氏医通·神志门》始指出此病实因肝经郁热，化火生风所致: “风痫骤发，项强直视，不省人事，此肝经有热也。”实为卓有见地。但书中类此发明之处并不多见，作者主要折衷各家之说，不偏不倚，无所取舍。如其论痫证的治疗时便说：“丹溪主痰与热，以星、半、芩、 连为主； 热多者，凉膈散加川连、麦冬以泄之；痰多者，戴人三圣散以吐之；如惊者，东垣安神丸以平之；可下，以承气汤下之……”     总之，此书引录诸家之说较为详备，论证选方切合实用，更兼编排得当，文字晓畅，故书成后颇受读者欢迎，流传亦较广。      (十)《冯氏锦囊秘录》     清·冯兆张撰于1702年。该书为一部丛书，共收入作者论述内、外、妇、儿各科疾病证治的 8部著作，其中《杂症大小合参》14卷是论述内科杂病证治的。冯氏论医主要继承了薛己、张介宾的温补学说，治病重在扶正培本。《杂症大小合参》首列论说，如“水火立命、调护水火、尊生救本、诸病求源”等，其论说大抵不出于温补学派的主张。医论后又附锦囊治疗方案数十条，主要用六味、八味丸化裁加减。另外书中还收有一些民间验方。该书收录繁富，切于实用，故流传颇广。曾于清末传入越南，被视为重要医籍，冯氏也被越南人尊称为中国名医中的上位者。但是由于书中主要总结前人观点，个人发挥之处较少，故虽博得一时之名，却并不为学者所看重。     (十一)《医学心悟》     5 卷，清·程国彭撰，成书于1732年。全书大致涵盖了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大部分内容。卷 1为总论，阐述八纲辨证等内容，卷 2辨析《伤寒论》六经证治，卷 3-5为各科杂病证治。此书原为医学入门而作，故书中文字通俗流畅，明白易晓，于各家医论亦兼收博采，选裁得当，重点突出。然而此书在通俗易懂的基础上，还多有作者在内科杂病理论和临证处方用药上的心得和发挥。如其归纳的临证治疗八法: 汗、吐、下、和、温、清、补、消，融会贯通了古人医理，明确系统，简明扼要，对内科临证有着全面的指导意义，因此至今仍在内科临床治疗中被广泛采用。又如作者论中医之火，简约明了，切于实用。关于中医之火，自《内经》以来，历代论述颇多，其称谓亦颇繁杂，如壮火、少火、天火、人火、君火、相火、龙火、雷火等，不一而足。程氏取丹溪思想之精华，以虚、实二字概括中医之火: “夫实火者，六淫之邪，饮食之伤，自外而入，势犹贼也。虚火者，七情色欲，劳役耗神，自内而发，势犹子也。”并指出了治火之法为：“贼至则驱之，如消散、清凉、攻伐等药……子逆则安之，如补气、滋水、理脾等药。”形象生动，明白易晓，便于临证掌握。又如书中所附方剂百余 种，多为程氏“苦心揣摩所得，效者极多”。如治痢散、止嗽散、加味香苏散、消瘰丸等对痢疾、咳嗽、瘰疬等有显著疗效，至今仍在临床广泛使用。总之，此书内容丰富，切于实用，作者又善于归纳总结，提要钩玄，故全书条理清晰，纲目分明。更兼语言生动形象，明白晓畅，在医学入门书中影响最大，颇益于初学。      (十二)《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     《医宗金鉴》是一部大型医学丛书，共90卷，清乾隆年间政府组织编撰，由太医院判吴谦任总撰修官。从1739年始，历时3年，于1742年书成刊行。全书共分15种，其中《杂病心法要诀》5 卷是论述内科杂病证治的，该书资料采辑，上自《内经》，下至清代的诸多种重要医籍，“分门类聚，删其驳杂，采其精粹，发其余蕴，补其未备”。杂病部分论述了40余种内科杂病证治，体例以歌诀形式，概括各证的辨证论治。每论一证，均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反复详辨，故谓之心法，所论大都理术精当，不尚奇异。本书主撰修官吴谦为清代名医，与喻嘉言、张路玉被誉为清初医学三大家，故此书虽为汇编之书，但其中亦时有作者心得发挥之处。比如积聚一证，古时多认为是外邪内侵，致阴阳气血失调，邪留于内而致。《医宗金鉴·积聚总括》首次指出此证亦与情志因素有关: “ 积聚…… 之疾，皆得之于喜怒不节则伤脏，饮食过饱则伤腑，肠胃填满，汁液外溢，为外寒所袭，与内气血、食物凝结相成也。”实为推陈出新之论。又例如其辨癫、狂、痫三证: “癫疾始发，志意不乐，甚则精神呆痴，言语不伦……狂疾始发，多怒不卧，甚则凶狂欲杀，目直骂詈，不识亲疏……然俱不似痫疾发则吐涎神昏，卒倒无知，口噤牙紧，抽搐时之多少不等。而省后起居饮食皆若平人为别也。”简明扼要，准确精当。     总之，此书内容丰富，编裁得当，论理明白晓畅，文字通俗易懂，是一部较好的医学入门书。此书刊行后，对后世影响很大，清政府曾将其作为医学教科书在太医院教习所中使用，成为教授和考核医学生的标准。书成之后曾多次翻刻，流传广泛。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曾将清武英殿聚珍本影印出版，以后又出版了点校本。     (十三)《类证治裁》     8 卷，附录1 卷，清·林佩琴撰，成书于1839年。作者自述其著书大旨，谓治病之难在于识病，识病之难在于辨证，而辨证的重点则是阴阳虚实、六淫七情及病机病位，故著此书以明之。卷首为内景综要，介绍脏腑生理，卷 1-8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他科病证。附录 l卷为生死辨和舌色论。每一病中，先概述病因、脉证，然后分析重点证候及辨证要点，最后介绍治法方药，并附以作者验案。书中医论以《内经》为宗，并广采历代各家，择善而 从，务切实用，不以名气大小为取舍标准。如在时疫病的治疗中，作者认为张景岳既失于温补，吴又可又偏主急下，唯“《张氏医通》揭明地气郁蒸之义，最宜参究。”作者生当清代中叶，当时温病学派已经成熟，故书中对之多有采收。特别是对叶天士，作者更是推崇备至，多所取法。另外，对于内科杂病的治疗研究，作者亦多有心得发明。比如对于咳嗽的治疗，林氏提出应当顺应四时季节变化: “春季咳，木气升也，治宜兼降；夏季咳，火气炎也，治宜兼凉；秋季咳，燥火乘金也，治宜清润；冬季咳，风寒侵肺也，治宜温散。” 此实发《 内经》之奥旨。又如对于胃脘痛的治疗，作者认为首先当辨清病变之在气在血，或理气，或和营，审证施治，不可概以香燥之药理气止痛为常法：“治法须分新久，初痛在经，久痛入络，经主气，络主血也。初痛宜温散以行气，久痛则血络亦痹，必辛通以和营，未可概以香燥例治也。”此主张实从经验中来，对临证有着明确的指导意义。另，作者对消渴、痞证、泄泻、便秘、郁证等内科杂病的治疗，也有推陈出新之处。如对郁证的治疗，除常法外，作者强调要进行心理治疗：“种种郁悒，各推其原以治之，然以情病者，当以理遣以命安。若不能怡情放怀，至积郁成劳，草木无能为挽矣。”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科学的。综上所述，林氏不愧是一位学验俱丰的医学大家，《类证治裁》也是一部内容丰富，切合实用的临床参考书。该书在中医内科学发展史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近代的许多内科文献，都曾引用了该书的内容。

    二、内科专科类文献     (一)《内科摘要》     2 卷，明·薛己著，成书于1529年。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内科命名的医书。薛己是一位学验俱丰的医学大家，他临证既勤，治学亦颇下苦功。他最推崇李东垣的学术理论，临证多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化裁，温补脾胃以收功。同时遥承王冰、钱乙之学，重视肾脏在人体生命活动中起的重要作用，脾肾同治，水火并补。故其临证亦多用六味丸壮水之主，用八味丸益火之源。薛己的学术思想在内科学的发展上影响很大，以后赵献可、张介宾等医家多遵薛氏之说而善用温补之剂，由此形成内科学发展史上的温补学派。薛己著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各书都附有医案，以临床验证来说明理、法、方、药的具体应用。《内科摘要》也是如此，书中上卷载“元气亏损内伤外感”、“饮食劳倦亏耗元气”等11类病案，下卷载“脾肾亏损头眩痰气”、“肝肾亏损咳嗽痰喘”等10类病案，全书共计医案 209例。此书在内科学发展史上有较大的影响，其主要贡献大致有二，一是强调了辨证论治原则在内科杂病治疗中的重要性。薛己此书中治疗内伤杂病多从病机入手，书中所有病案均以病机分类，不似一些医书只以病名分类，这样做可以示人以法，其法便是辨证论治，务求本原，而非辨病论治，因病施药。二是确立了温补学派的学术思想基础。书中的论理强调脾、肾的重要性，反对刘河间、朱丹溪一派的寒凉药物攻伐肾阳，力主温补脾肾为养生和治病所必需。书中病案亦体现了作者的温补主张，如许多病例都是朝服补脾剂，夕服补肾剂；或朝服补肾剂，夕服补脾剂；或脾、肾补剂同服。     (二)《慎斋遗书》     10卷，明·周之斡(号慎斋)撰，卷 1-3为基础理论部分，卷4-10为各科杂病证治，其中以内科杂病证治为主。在各病证治中，先论后方并附作者心得发挥及验案。周氏论医以李杲为宗，重视脾胃，强调“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万无一失”。同时亦采温补学派之说，重视补肾，因此书中亦有“人生之来，其原在肾；人病之来，也多在肾。肾者，命之根也。肾脉不伤，危也可许其生；肾脉有害，安也亦虑其危”之论。然其论医虽出入诸家，而其论证论药多有心悟发挥，书中时时亦有名言至理。例如其总结临证经验，以“理、固、润、涩、通、塞、清、扬、逆、从、求、责、缓、峻、探、兼、候、夺、寒、热、补、泻、提、越、应、验” 26字概括了内科杂病的证治法规，以指导临床辨证用药，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另外，此书中更立“辨证施治”一篇，专述辨证在内科杂病治疗中的重要性。辨证论治的思想渊源久远，但以“辨证施治”四个字总结归纳这一思想却首见于《慎斋遗书》。总之，周氏在内科学术的发展上有较大的贡献，其理论体系实已自成一派，流衍日盛，后世宗其学者代有其人。     (三)《症因脉治》     5 卷，明·秦景明著，成书于1641年。《症因脉治》主要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作者认为朱丹溪《脉因证治》列脉诊、病因于症治之前；不如以症为首，然后寻求病因，辨别脉象，再订治疗之法，方合于四诊之次序，故命其书曰《症因脉治》，亦体现了作者重视辨证论治的思想。作者撰成该书后，因“年迈神衰，恐多纰漏”，故“未敢授梓传世，稿藏于家，用待后贤”。后至清康熙中，其孙秦之桢为之重编付刊。是书于每一病证首分外感和内伤两大类，然后分述各病的症、因、脉、治四项。在治法中则设有“从脉”和“从证”两项，并附有方药的加减应用。这种先辨外感、内伤，再按四诊顺序分别症、因、脉、治的临证指导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对于规范内科疾病的治疗方法，贯彻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有一定的意义。     (四)《医宗必读》和《病机沙篆》     《 医宗必读 》10卷，明·李中梓著，成书于 1637年。主要论述了内科疾病证治，兼及医理、脉法、方药等。内科部分在书中的第5-10卷，包括了伤寒和35种内伤杂病的证治。每证先取《内经》中的内容，次采历代名家医论，并附以己见和医案。李氏论医以《内经》为宗，并吸取李杲、薛己、张介宾诸名家理论。然李氏能折衷诸论，去其偏颇，扬长避短，推陈出新，故能多所创见。李氏此书在中医内科学的发展上有较大的影响，他提出的一些医学主张，如“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乙癸同源，肝肾同治”，以及“泻木所以降气，补水所以制火”等，已经成为后世临证的格言，至今仍为许多医家所遵循。另外他在内科杂病的辨证治疗上也多有创见发挥。如此书中将中风病首次分为闭、脱二证，这种分法比起以前的真中、类中和阴中、阳中等分法更为明确，便于临床辨证，所以到现在仍在中风辨证中使用。又如其论水肿虚实的辨证: “小便黄赤，大便秘结为实；小便清白，大便溏泄为虚”，“(脉)滑数有力为实；弦浮微细为虚，色红气粗为实；气悴声短为虚”。均属简单明了，要言不繁。此书还收录了作者丰富的内科临证经验，其中许多大有益于后学。如其论泄泻的治疗，以淡渗、升提、清凉、疏利、甘缓、酸收、燥脾、温肾、固涩等九法为原则，实对临床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又如其论咳嗽的治疗时有云: “大抵治表者药不宜静……故忌寒凉、收敛……治内者药不宜动……故忌辛香燥热。”实为经验之谈，非精于临证者难及于此。此书的文字亦通俗流畅，李氏在此书序言中便指出，为文可“思若泉涌，词若藻发…… 纵其才之所之， 而无所不极，若夫医宗则不然”。其又谓写医书应当遵理循法，要言不繁，但以明白晓畅，词能达意而已，不必堆词砌句，绣虎雕龙。总之，此书立论纯正，析理清晰，归纳前人医理多有妙手天成之句，临证处方用药更不乏独出心裁之举。故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两代曾多次翻刻。     另外李中梓还著有《病机沙篆》2 卷，专论内科杂病证治。书中分列中风、虚劳等40余门病证，主要引述《内经》及历代名家方论，并结合临证，参以己见，加以发挥。其中多有可为师法之处。如其认为古人对虚劳一病分类繁杂，令人眩惑，但以先、后天根本之治则为辨证的着眼点，便可简而不繁，约而无漏。又如其论中风的预防、急救和鉴别也多有推陈出新之处。此书可与《医宗必读》相互参看，必能对全面了解李中梓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有很大帮助。此书与《本草通玄》《诊家正眼》合为《士材三书》，明清及近代有多种刊本发行。     (五)《医门法律》     6 卷(一作12卷)，清·喻昌撰于1658年。《医门法律》中的“法”系指临床辨证施治的法则，“律”则是作者为防止医者临证失治、误治而给医生出示的禁例。盖此书为作者有感于当时庸医误人而作，所以该书既论病析治，又为医生临证诊疗立法定律以纠偏。书中卷1为诊法。卷2-6分述中寒、中风、热、湿、暑、燥和疟、痰饮、咳嗽、关格、肺痿、 消渴等多种内科疾病证治。 每门疾病先为“论”，分析该病的病因、病理；次为“法”，主要阐明治疗之术及运用之机，最后为“律”，指出医者临证易犯之错误。喻氏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医生，因此书中所论多切合临证实际，非漫为空谈。另外，对于各种内科疾病的处方治疗作者论述尤详，体现了作者丰富的临证经验，其中多有过人之处，足资借鉴。例如喻氏治痢疾迁延不愈者，创“逆流挽舟法”，引其内邪从表而解。又治邪热下利而小便短赤者，喻氏创“急开支河法”，利其小便，分消热势，则下利自愈。于此一二例，足可见其灵机活法，非精于医理、勤于临证者实难及此。       (六)《证治汇补》     8 卷，清·李用粹撰，初刊于1687年。全书以内科杂病证治为主，共论及内科杂病80余种。每病分大意、内因、外候、辨证、脉法、总治、用药、选方几部分来论述，纲目齐备，条理井然，繁简合宜。书中于各证的辨证论治多有心得发挥。例如论厥证的辨证要点: “厥有多端，须分阴阳虚实。如未厥前吐泻不渴，身凉踡卧，及已发而脉迟，口出涎沫者，阴厥也；如未厥前便秘溺涩，口渴身热烦躁，及已发而脉数大，口中反干燥者，阳厥也；若厥而口噤牙闭者，实厥也；厥而口张自汗者，虚厥也。”细微准确，清晰明了。又其论厥证预后：“厥证身温汗出，入腑者吉；身冷唇青，入脏者凶；如手冷过肘，足冷过膝者死，指甲青黑者死。或醒或未醒，或初病或久病，忽吐出紫红色者死。如口开手撒， 五脏绝症已见一二， 唯大剂参附兼灸气海、丹田，间有活者。”句句全从经验中来。作者于各种杂病的治疗亦时有独见，多堪师法。如论便秘的治则: “少阴不得大便，以辛润之；太阴不得大便，以苦泄之；阳结者清之，阴结者温之，气滞者疏导之，津少者滋润之。大抵以养血清热为先，急攻通下为次。”要言不繁，直中肯綮。总之，此书内容丰富，繁简合宜，论理论证均切于实用，在中医内科学中自有一席之地。然其对于杂病的分类较为混杂，或按病因，或按病所，反不及他书清晰明了，此为其不足。         (七)《金匮翼》     8 卷，清·尤怡撰，初刊于1768年。该书为作者晚年所作，是尤氏一生临证经验的总结。本书意欲发挥《金匮要略》未尽之理，补其不足。书成后未及刊行，尤氏便谢世了。后在1768年，长州人徐锦始以尤氏家存写本整理校订后刊行。本书主要论述内科杂病的辨证论治，共论述内科杂病40余种，基本上包括了中医内科中的主要疾病。各种杂病分门编录，各门有总论，融会诸家之说，然后附以作者经验心得。书中于杂病治法发明颇多。例如中风门，立卒中八法: 开关、固脱、泄大邪、转大气、逐痰涎，除热风、通窍隧、灸腧穴。诸湿门则分散湿、渗湿、上下分消三法。痰饮门则分攻、逐、消导、和补、温、清、润七法，条目井然，对临证颇有指导意义。尤氏为《伤寒论》研究大家，他在整理《伤寒论》时便是以治法分类的，即立为正治、权变、斡旋、救逆、类病、明辨、杂治七法。《金匮翼》中的杂病分证论治，是与尤氏整理的《伤寒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二者都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书中所收方剂以仲景方为主，同时亦博采古今名医之方，精选慎取，分隶条下，使读者按证求方，因方施治，颇为方便。总之，此书在中医内科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作者深于医理，勤于临证，故论医能洞澈本源，施治亦悉由心得，洵足以羽翼《金匮》，名垂医史是也。     (八)《杂病源流犀烛》     30卷，清·沈金鳌撰于1773年。该书所论杂病泛指一切疾病，与一般所说的内科杂病概念不同。全书分脏腑、奇经八脉、六淫、内伤外感、面部、身形6 门。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小类。如脏腑门按十二经脉所属脏腑分作12类，每类之下再分列病证。在每病之下，先作“源流”一篇，论述该病病因、病机和病证特点，详究病源，悉列形证，尤其重视病因、病脉。书中博采前人论说，并多阐发个人见解，对中医内科学发展有一定影响。如其论痰证：“人身非痰不能滋润也，而其为物，则流动不测，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皆有。”在这里，作者强调了痰证发病的广泛性，他把多种杂病的病因都归结为痰，此书中，各种痰证共有25种，是历代医书中最多者。这一观点丰富了中医内科学中的病机学说，对内科学发展有一定影响，后世遂有“怪病多为痰作祟”之说。总之，这本书分类简括，条理井然，文中所论，亦多独见，是一部较好的内科证治参考书。但书中发挥多仅限于疾病的病因、病机上，而对内科疾病的治疗则多取成法，少有经验心得，此为其不足。     (九)《医醇賸义》     4 卷，清·费伯雄撰于1863年。此书原名《医醇》，共24卷。为作者不满于当时庸医误人。立意要补偏救弊，使后学一归于醇正，乃积数十年业医心得而作。后原稿不幸毁于兵火。作者晚年追忆《医醇》内容，随笔录出，汇为4 卷，所得不及原书十分之二三，故题为《医醇賸义》。作者费伯雄，字晋卿，清代医学家，江苏武进人。费氏家族世居孟河(武进西北)，五世业医。作者少年时习举业，迄无所成，逐舍儒从医，究心于《内经》《难难》经典，旁及历代各家，医术日精，声名远播，尤长于内科杂病证治，求诊者日踵其门，活人无算。曾 两次应召人宫，为道光皇帝和皇太后诊病，均应手取效。《清史稿》曾评说：“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后子孙继其业者亦有名于时，遂形成了著名的孟河学派。书中所论均为内科杂病证治，其中多有创见发明。如作者首倡医学和缓、醇正之风，主张议病用药，既不可偏执成法，亦不可趋奇立异，立论当以和缓平正为宗，用药亦当以清润、平稳为旨。作者强调醇正之精华“在义理之的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盖“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此说实为有感于庸医误人而发。作者主张和缓醇正，但临证时并非平淡无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是从临证出发，因证施治，用其所宜。作者于古人学术思想多能折衷求正，扬长避短，取其精华，去其偏颇。如他认为孙思邈“补肾不如补脾”和许叔微“补脾不如补肾”，其论似相反，其旨实相成也。他据阴阳互根、气血互生理论，认为“人生之宝，无外乎气血”，而“治气血者，莫重于脾肾”，因气之根在肾，血之统在脾，“气血旺盛，二脏健康，他脏纵有不足，气血足供挹注，全体相生，诸病自已”。又如论东垣、丹溪之说：“东垣、丹溪，一补阴，一补阳，实开两大法门。”但同时他却不取东垣之喜用升、柴和丹溪之喜用知、柏，主张“升、柴、知、柏，非可常用”，但“师其温补脾胃及壮水养阴之法可也”，可谓善学者也。作者临证用药颇善化裁古义以制新方。《医醇賸义》全书共载方 480首，其中费氏自制者 186首，其中多以古方随机应变，化裁加减而成，如用加味白虎汤治中暑，加味泻心汤治心火炽盛，吐血衄血；琥珀导赤汤治心火下移，溲尿淋浊涩痛等，寓发挥于继承，均有推陈出新之妙。综上所述，费伯雄为江南名医，学验俱丰，声闻朝野，承前启后，影响深远。此书为其一生治疗内科杂病经验心得的总结，在中医内科学术史上自当占有一席之地。     三、内科专病类文献     (一)虚劳、痨瘵类文献     在明清两代，除了丰富的综合性和内科专科类文献外，还出现了许多内科专病类文献，这些文献多以研究某一内科杂病的辨证论治为主。在这些文献中，以论述虚劳、痨瘵论治的为最多。虚劳是由脏腑亏损，元气虚弱所致的各种慢性病证总称，而痨瘵则是由劳伤正气，感染瘵虫所引起的以发热、咳血、消瘦为主证的一类疾病，一般指现代的各种结核病。这两种病在当时均属难治之证，故为医家研究的重点，各种有关文献相继出现。     在有关虚劳、痨瘵的文献中，最早者当推元·葛可久的《十药神书》，然其方论多简而不备，故明清医家多有补充发明。明·绮石所撰的《理虚元鉴》是所有虚劳专书中影响最大者。是书 5卷，卷 1-2为虚劳病的病因、脉法和治疗预防大则。卷3为虚劳调养，卷4为方药，卷5为理虚脉法。书中提出了关于虚劳的“三本二统论”，所谓“三本”，系指虚劳之本在肺、脾、肾三脏，前人治疗虚劳，多从补脾肾入手，而对于肺之病机论述未详，故本书独于肺之病机详加讨论，并提出了“清金保肺”的治疗大法。所谓“二统”者，系指作者提出的虚劳之“阳虚统于脾，阴虚统于肺”的主张。此说认为前人治阳虚者多偏补命火，用大辛大热之药，治阴虚者多偏补肾水，多用苦寒之药。不若阴虚者，补肺以滋其源；阳虚者，补脾以健其中，用药宜甘温而不宜大热，宜清润而不宜苦寒。除了以上在虚劳病机上的心得发明外，该书在虚劳的病因、治法、预防等方面也都提出了系统的论述，使虚劳一病的治疗在理、法、方、药上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后人在临证治疗虚劳时，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清代名医柯琴之孙柯怀祖在刊印此书时曾称，绮石之论虚劳，犹如仲景之论伤寒，贵在初创也。本书成书年代未详，作者绮石生平籍贯亦未详，只知其为明末医家。清乾隆中，慈溪柯怀祖始将此书刊行。     胡慎柔的《慎柔五书》亦是关于虚劳病证治的专著。全书 5卷。作者胡慎柔，为儒家子弟，后剃发为僧，法名住想，字慎柔。曾师从于明代名医查了吾、周慎斋，学有所成，医名远播。医学主张与其师相近，远宗李东垣，近取薛立斋，偏于温补，注重顾护脾胃。故书中治疗虚劳证亦以保护脾胃为大旨，其间发明者则在分虚劳为虚损和痨瘵二证。他认为，损病自上而下，劳病自下而上；损病传至脾与肾者不治，劳病传至脾与肺者不治；以劳法治损，则多转泄泻，以损法治劳，则必致喘促。作者幼年就曾患瘵证，求治于名医查了吾获痊，因从学医。故书中论虚劳较之他人自多有体会深切，感同身受之处。所附方药亦多从经验中来，辨证亦不乏圆机活法，故后世治虚劳者多宗之。     虚劳之证，历代医论多责之于内伤所致，治疗亦多用补法。唯清代医家吴澄在其所著《不居集》中提出了有关虚劳病因的外损学说。他认为虚损一证，当首辨内伤和外损。外邪乘人体之虚而入，亦可出现虚劳内伤的病理表现，而治疗之法，又当与内伤虚劳区别对待。欲补其虚，必先去其外邪，欲治其内，必先察其外。 而不能单用补虚一法， 否则，“欲敛汗而汗愈多，欲安神而神愈躁，欲滋阴而郁热愈甚，欲补气则？胀愈加。”必以扶正与祛邪兼顾，作者依此原则创立了“解托”和“补托”二法。若内伤重而外感轻者，宜用补托之法；而内伤轻而外感重者，宜用解托之法，总以培护元气为主。吴澄的这些主张，可以说是在辨治外感和内伤同时出现的一类内科杂病时，对前代治疗方法的补充和发展。《不居集》也是一部虚劳证治专书，书中除上述发挥外，在材料的收集上也很有特色，全书首先辑录历代名贤有关虚损病证治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书中还总结了虚损证治疗十法，汇集了秦越人、张仲景、孙思邈、葛可久、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薛立斋、张景岳等名医的治法，加上吴澄自己的主张，合为十家。另外，书中对于虚劳中常见的嗽、热、痰、血四大证论述尤详。本书是现存内容最丰富的有关虚损治疗的专书，对于临证治疗内伤杂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明清时期关于虚劳证的专书还有明·龚居中的《痰火点雪》(又名《红炉点雪》)、清·洪炜的《虚损启微》、无名氏所撰的《虚损论》、清·何熔的《何氏心传》等。但这些书多为汇集前人旧论，少有心得发挥，唯于研究历代关于虚损证治的演变间有可取之处。     (二)血证类文献     除了对虚劳证治论述的专书外，明清时期对于血证的研究也较深人，出现了一些以论述血证证治为主的专书。如清·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宗海的《血证论》等。     《医林改错》2 卷，清·王清任撰于1830年。作者王清任(1768-1831年)，字勋臣，清代医学家，河北玉田人。曾为武庠生，纳粟得千总衔。性格磊落，精岐黄术，后来在北京行医，名噪京师。著有《医林改错》，是其一生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书主要为古书记载脏腑经脉之误而作，故名《医林改错》。然而此书在中医内科学方面也有重要影响，其主要贡献为在内科疾病的治疗上强调补气活血和活血逐瘀两大原则。其大旨谓，人身之血瘀，与气虚密切相关，“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依此气有虚实，血 有亏瘀的理论，王氏结合临证实践，总结出60种气虚证和50种血瘀证。他认为许多内科杂病的病机均与瘀血有关，除中风、胸痹等证外，王氏认为如发热、腹痛、失眠、虚劳、积聚等也可由于血瘀而造成。在这些疾病的治疗上，作者主张以补气和活血化瘀相结合，并依此治则创立了许多补气逐瘀方，方中多重用黄芪补气，然后配以活血之药。另外，王氏还根据瘀血停留的部位不同，创立了血府逐瘀汤、通窍活血汤、膈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等逐瘀方剂。总之，王清任对于中医内科瘀血证的辨证、诊断及治疗方药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所主张的补气活血逐瘀治疗原则，为后世医家沿用、化裁，他所创制的多种活血化瘀方剂，已经成为后世医生的临证常用方，并在许多疑难杂证的治疗中取得满意的疗效。     清·唐宗海的《血证论》在血证的论述上，较之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更为全面和深入。书中将血证分血上干证、血外渗证、血下泄证和血中瘀证四大类，然后再细分为吐血、呕血、经闭等33证。其论述大旨谓，水、火、气、血相互维系，运气者为气，守气者为血。气病可累血，血病可累气。故治血应先理气，调和阴阳水火，方可左右逢源。作者还认为，五脏之中，心生血，肝藏血，气生于肾而上主于肺，其间运上下者为脾，故治疗血证当以调理脾气为先。关于血证治疗，则立止血、消瘀、宁血、补虚为先后次第。首以止血为要，血止后，当清除体内之瘀血，然后宁血使气血顺遂，以防再次潮动出血。最后则补益气血之虚，使已伤之气血得以复元而收功。所论均从经验中来，故对临证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作者唐宗海(1847-1897年) ，字容川，四川彭县人，为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医家。其汇通的目的是从维护中医出发，以西医新异之理证中医之奥旨，故其主张时有重中轻西、厚古薄今的倾向，这些思想在《血证论》一书中也有反映。然而《血证论》终是经验之作，所述的皆“实事实理，有凭有验”，所以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临证参考书。

    近代的中医内科学是在一个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发展进步的。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医学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传播，传统医学因此而受到挑战，同时也受到反动政府的压制和摧残。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中医内科学的继续发展。在解放前较有影响的内科著作有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和张山雷的《中风斟诠》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内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指导下，中医内科学正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继承与发扬的结合上。一方面，许多医家继续运用中医传统理论指导内科杂病的辨证治疗，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医内科学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许多医学工作者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医传统理论，进行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医内科学术的发展，也促进了这一时期内科文献的繁荣。这一繁荣也同样是表现在继承与发扬两个方面。从20世纪初到现在，各个时期的中医工作者整理、校注出版了大批古代中医文献，其数量之多，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相比的。在这些文献中，有许多是与中医内科学有关的。其中影响较大的当推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主编的《中风》《哮喘》等中医病证专辑。除了传统内科文献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大部头的中医内科学著作，这些著作全面总结和整理了古今中医内科学的学术成就和经验，反映了当代中医内科学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方面的新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出版的这类著作共有60余种。其影响较大的有: 方药中、邓铁涛等主编的《实用中医内科学》、王永炎等主编的《临床中医内科学》等。下面将近现代有代表性的内科学著作分类介绍。     一、内科综合类文献     (一)《医学衷中参西录》     30卷，又名《衷中参西录》，清末民初医家张锡纯撰于1909年。书中主要论述内科疾病的证治，包括伤寒、温病、阴虚劳热、喘息、阳虚、心病、肺病等35类，每类均以方为目，随方附论，其论述包括了医方、药物、医论、医话、医案等内容。张锡纯是清末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医家，此书是其中西汇通学术思想的代表作，书中对于中医的理论、用药和辨证，多以中西汇通的方法加以阐释。其大旨谓“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例如他认为中医所谓“肺朝百脉”，即西医之血液循环；西医所谓水道即中医之三焦，等等。其中虽不免有牵强附会、机械类比之处，但其本意却都是借助西医新知，以发皇中医古义，帮助人们理解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在临证上，作者也多采用西医新说与中医传统理论相结合，共同指导内科杂病的证治。如用西医脑充血说来解释中医中风的病机，并据此自拟了“建瓴汤”方，重用赭石、牛膝引血下行，更辅以清火镇肝之品，取得较好的疗效。在临床用药上，张氏或以中西药物相济为用，取相辅相成之效；或以西药治标，中药治本，收标本兼治之功。前者如以阿司匹林配石膏以退热；后者如在血证治疗中，先用西药麦角、醋酸铅止血治标，然后按虚实寒热辨证用药以治其本。张锡纯除了在中西汇通思想上多有大胆创新之处，他对中医传统理论亦有独到的体会与发挥。如在脾胃病的治疗中，主张脾阳与胃阴并重，升肝脾与降胆胃兼施，补养与开破结合，诸法共施，以收良效。又如对于脱证的治疗，张氏主张病机在肝，提出升补肝气、大气的补气固脱疗法，同时注重以酸药收敛肝气。总之，此书不但汇集了张氏有关中西医汇通的学术思想，也是作者一生临证经验与心得的结晶。如书中所收 189方中，张氏自拟者就达160余方，可见其独创与革新的精神。但此书因系辑函授讲义而成，体例编排较为驳杂，条理性不强，是为不足。     (二)《实用中医内科学》     方药中、 邓铁涛、董建华、 陈可冀等主编， 1984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系统阐述了中医内科学术理论的源流以及内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的总原则。各论部分分为急症、外感病证、肺系病证、脾胃病证、肾系病证、心系病证、肝胆病证、气血津液病证、经络肢体病证、虫病和癌症等11章，共计 120个病证。每证分列定义、历史沿革、范围、病因病机、诊断和鉴别诊断、辨证论治、转归及预后、预防与护理、现代研究及小结等内容。书后附有中医病证、西医病名和方药三种索引，便于检索。     本书是在1979年由卫生部组织全国中医内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开始编写的。历经四载，数易其稿，于1983年完成。这部书是解放以后由国家主持编修的第一部中医内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内容十分丰富，编写亦较有条理，尤其在考辨病证源流方面，颇为详尽，更附有多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观览。     (三)《临床中医内科学》     王永炎等主编，199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内容主要有中医内科的学术源流与发展，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现代研究方法与进展等。各论又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医病证，介绍了 156种中医病证的治疗，编写体例为病名(或证名)、定义、范围、历史沿革、证候学特征、病因病机、临证思路、诊断与鉴别诊断、辨证与治疗、 转归与预后、 护理与调摄、康复、预防、古今医论选粹等14项。中篇为西医疾病的辨证论治，共论及165种疾病，编写体例为概述、证候学特征、病因病机、辨证论治、转归与预后、护理与调摄、康复、预防等 8项。下篇为现代研究进展部分，收载了1992年以前国内数十年来运用中医疗法治疗中医病证和西医疾病的现代研究进展。分别从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三方面进行综述，体现了中医内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成果。书末还附有方剂索引、常用人体正常值检验参考标准、常见中医病证的诊断与疗效标准、主要参考书目等内容。     本书是由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组织全国各地近 300名中医临床专家编写的，从筹备到定稿，历时 5年。该书的体例和内容都有许多创新之处。如，该书中设立的“证候学特征”、“临证思路”等栏目，均属卓有创意。在证候学特征中，作者从证候学的角度概括了某病的基本病机，使读者对该病证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在临证思路栏目中，作者注重分析和确定病性、病位，揭示辨证和治疗上的难点，以及如何防止误诊、误治等，对临床工作有十分明确的指导意义。又如书中设立的脑髓情志疾病一章是以往同类著作中没有的。该章总结了历代医家对脑病治疗的丰富经验，反映了近代中医脑病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该书对于中医内科学的现代研究也有较多的论述。书中西医疾病的辨证论治部分亦为独有创意内容，对于临证工作有较高的指导意义。“现代研究进展”部分收录内容之丰富亦是同类书籍中所未见的，对于临床、科研和教学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本书编写严谨，体例完整系统，内容丰富并且多有创意，既有参考价值，又有实用意义，是同类图书中较有特色的一部。     (四)《今日中医内科》(中医临床丛书)     王永炎等主编，200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本书为王永炎主持编写的《中医临床丛书》之一。该丛书共计5种，除本书外，还有《今日中医外科》《今日中医妇科》《今日中医儿科》《今日中医眼科》。这套丛书是20世纪90年代中医主要临床学科现状及发展的总结。本书分为上、中、下 3卷，每卷选择当今中医临床的一些主要病证进行论述，每一病证按“今日临床”、“近代研究”和“古训今释”3 个要目编写。“今日临床”反映了当今中医临床的实际水平和疗效情况；“近代研究”重点报道近年来中医临床、实验和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古训今释”则汇辑了历代医家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见解。书中论述极有条理。如“今日临床”下分有诊断标准、证候特征、病因、病机、临证思路、鉴别、临床治疗、疗效评定标准、护理、预防等10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分出2、3级类目，使所论内容条目清晰，非常有系统性。     本书亦具有实用性强的特点。书中处处从临床实际出发，以提高中医疗效为中心，力求使编写内容与临证思维和诊疗实际保持一致，从上述每一病证的类目设置中便可看出这一特点。书中所收治疗方法更是博采众长，每一病证下都几乎囊括了当今所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另外，在治疗方法中，还附有“临床治疗经验和体会”一栏，综合介绍了当今中医专家治疗各病的用药经验和体会，对读者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     该书还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书中联系当今疾病谱的变化情况，对一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病种，如冠心病、中风、高血压、糖尿病、肝炎、恶性肿瘤等均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因此对于当今中医临床工作极具现实意义。另外，该书在“近代研究”一栏里，重点反映了当今中西医学的沟通以及中医学与其他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充实了中医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手段，揭示了中医临床研究今后的发展趋向。     二、内科专病类著作     (一)《中风斟诠》     张山雷撰，成书于1933年。据书中自序，作者认为中风一病最是险候，而医者殊少捷应之治。考遍古今医籍，虽各有议论方药，然寻绎其词旨，大多含混不清、疑是疑非，如法治疗，亦复无效。西医谓此症为脑失血、脑溢血云云，信而有征。后读张士骧《类中秘旨》，感其书考证古今，贯通中西两家之学理，使中风病情之源委、治疗之正宗，大白于天下后世。参其理以潜阳重镇、泻热却痰之法治疗中风，多应手取效。于是作者引申其义，阐发其理，撰成《中风斟诠》一书。所谓斟诠者，取考订正误，诠释疑难之义。全书共3卷，卷1为中风总论，共载“论风之为病以外因、内因为两大纲”等医学论文15篇，卷2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详论中风病的辨证论治，卷3为古方平议，收录历代治疗中风方剂90余首，每方均注以详尽方解。关于中风的病因病机，唐宋以前以外风说为主。金元时期医家方以内风立论。后世医家多纠缠于内、外风之辨。本书的作者取现代医理，认为“昏瞀猝仆之中风，无一非内因之风”，此说实别开生面，一语中的。自此医家治疗中风皆本内风之说，外风之论日见式微。对于中风的病机，作者提出“肝火不藏，气血挟痰，上冲激脑”的论点，进一步阐明内风致病的发病机理。此论可明显看到西医学说的影响。在对于中风的治疗上，作者也总结了一套实用合理的治疗方法，例如“闭证宜开”、“脱证宜固”、“肝阳宜于潜镇”、“痰涎宜于开泄”、“气逆宜于顺降”、“心液肝阴宜于培养”、“肾阴渐宜滋填”等，使中风病的证治日臻完善，至今中风病的辨证论治大体仍未逾作者所论之范围。     综上所述，本书作者不盲从古人，对《伤寒》《金匮》《甲乙经》等经典中的错误均加以评点，这种科学态度实在难能可贵。同时作者又敢于推陈出新，结合西医学说探讨中风病的发病机理，并提出一整套理法方药齐备的中风新说，实有继往开来之功。当时有医家评此书“当与《伤寒》《金匮》鼎足而三”，虽说推崇有加，亦非虚誉也。     (二)《常见病中医病证专辑》     本书自1959年开始由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编辑，上海科技出版社陆续出版。最初一批计有《哮喘》《肿胀》《黄疸》《中风》《疟疾》等专辑。后因10年动乱，此项编辑工作中断。文革后，该工作由上海中医学院中医文献研究所主持，会同针灸经络研究所、图书情报中心等有关部门合作继续进行。并定名为《常见病证中医文献专辑》。初出的 5 个专辑《惊悸怔忡》《虚损》《痹痿》《失眠嗜卧》《调经》，仍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其余的病证专辑(有《癫狂痫》《汗证》《咳嗽》《 胃脘痛 》等)改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并更名为《中医病证专辑》。每一专辑的内容分“历代方论”、“医案医话”、“单方”、“其他”、“附录”5 部分，其中“ 其他 ”部分又分为“针灸”、“食治”、“外治”、“养生导引”。附录部分为方剂索引和引用书目。书中所辑录的古医籍资料一般至清代为止，有时也有一些近代著名医家的著作。所引资料均按成书年代先后排列。凡文字深奥难懂之处均加以注释。凡有缺讹错简，则附校勘于后。     此书是关于某一内科疾病收录前代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一书在手，便能使读者对于该病证的历代文献记载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并可从中整理出中医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来。故，该书对于中医内科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素问玄机原病式/ (金)刘完素撰；孙洽熙点校．《河间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2.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金)刘完素撰；孙洽熙点校．《河间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3.宣明论方/ (金)刘完素撰；孙洽熙点校．《河间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4.三消论/ (金)刘完素撰；孙洽熙点校．《河间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5.儒门事亲/ (金)张从正撰；邓铁涛等点校．《子和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6.内外伤辨惑论/(金)李杲撰；丁光迪等点校．《东垣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7.脾胃论/ (金)李杲撰；丁光迪等点校．《东垣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8.医学启源/(金)张元素撰；任应秋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9.脏腑标本用药式/(金)张元素撰．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     10.脚气治法总要/(宋)董汲撰．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1.兰室秘藏/(元)罗天益撰．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12.卫生宝鉴/(元)罗天益撰．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13.此事难知/(元)王好古撰．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14.医垒元戎/(元)王好古撰．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阴证略例/(元)王好古撰．《历代中医珍本集成》本，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16.格致余论/(元)朱震亨撰；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点校.《丹溪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17.局方发挥/(元)朱震亨撰；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点校.《丹溪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18.金匮钩玄/(元)朱震亨撰；戴元礼整理；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点校． 《 丹溪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19.丹溪心法/(元)朱震亨撰；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点校．《丹溪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20.丹溪治法心要/(元)朱震亨撰；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点校．《丹溪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21.脉因证治/(元)朱震亨撰；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点校．《丹溪医集》本.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22.医经溯洄集/(元)王履撰；左言富点校．       ─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     23.十药神书/ (元)葛乾孙撰．《 中国医学大成》本.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24.医学纲目/(明)楼英撰．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25.医学入门/(明)李梃撰；金嫣莉等点校．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     26.医林绳墨/(明)方隅撰．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27.赤水玄珠全集/(明)孙一奎撰；凌天翼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28.证治准绳/(明)王肯堂撰；倪和宪等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1993         29.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明)缪希雍撰；王新华点校．        ─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3     30.景岳全书/(明)张介宾撰；赵立勋等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31.石室秘录/(清)陈士铎撰．       ─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84     32.辨证录/(清)陈士铎撰；王永谦等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     33.张氏医通/(清)张璐撰；李静芳等点校．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     34.冯氏锦囊秘录/(清)冯兆张撰；王新华等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35.医学心悟/(清)程国彭撰．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36.医宗金鉴/(清)吴谦等编修．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3     37.类证治裁/(清)林佩琴撰．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     38.内科摘要/(明)薛己撰；陈松育点校．       ─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     39.慎斋遗书/(明)周子斡撰．       ─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7     40.症因脉治/(明)秦景明撰．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     41.医宗必读/(明)李中梓撰；邹高祈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     42.医门法律/(清)喻昌撰；徐复霖点校．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3     43.证治汇补/(清)李用粹撰．       ─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9     44.金匮翼/(清)尤怡撰．       ─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     45.杂病源流犀烛/(清)沈金鳌撰；田思胜等点校．《沈金鳌医学全书》本，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     46.医醇賸义/(清)费伯雄撰；王新华点校．       ─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2     47.慎柔五书/(明)胡慎柔撰；王淑民点校．《中医内科名著集成》本．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48.不居集/(清)吴澄撰；何传毅等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49.医林改错/(清)王清任撰．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50.理虚元鉴/(明)绮石撰．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51.血证论/(清)唐容川撰；魏武英等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52.医学衷中参西录/(清)张锡纯撰．       ─石家庄：河北科技出版社，1985     53.中风斟诠/张山雷撰．       ─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     54.常见病证中医文献专辑/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上海中医学院文献研究所编．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8-1987；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     55.实用中医内科学/方药中等主编．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     56.临床中医内科学/王永炎等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57.今日中医内科/王永炎主编．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