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急诊学的概念及源流

中医急诊学是中医临床医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是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新兴学科，是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研究临床各科急危重症的诊断、辨证救治、辨证救护的一门学科。     “急诊”、“急救”、“急症”三者之间在概念上既有关系又有区别。“急诊”是用最短的时间明确诊断，进行抢救治疗；“急救”是指运用各种方法抢救急危重症；“急症”是指各种急危重症出现的各种临床表现。“急诊”的概念比较广泛，涵盖了“急救”和“急症”的内容，“急诊”的对象是“急症”，“急诊”方法是“急救”。“急诊”是纲，“急救”、“急症”是目。     “急诊医学”、“急救灾害医学”、“急症医学”、“中医急诊学”是几个不同的概念，在学科形成和内涵方面各有偏重。急诊医学研究的内容首先是急危重症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学的内容，其次是急危重症的抢救治疗学。急救灾害医学研究的范围是急救方法、急救运输、急救网络等。急症医学研究的内容是以症状为中心的急危重症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及抢救方法。中医急诊学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凡临床各科的疾病处于急危重阶段均属其研究的范围。另外，也包括急性中毒及各种危重病综合征等。

中医急诊学是重要的临床专业课程，不仅是推动中医学学术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中医学学术发展的重要体现和标志。从临床方面来看，中医急诊学是现代急诊学的重要分支，是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急诊科在医院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医院医疗水平的重要体现。     从中医学的发展历史上来看，历代都有治疗急症的名医和名著，如汉代张仲景及其《伤寒论》奠定了中医急诊学六经辨证救治的理论体系；隋唐时期的巢元方、孙思邈及其《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发展了急诊学病机理论，并丰富了临床经验；金元时期，中医学理论百家争鸣，尤其是“金元四大家”在中医急诊学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新的创见；明清温病学说的创立和兴盛，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中医急诊学理论，从而推动中医学理论和临床的发展，可以说中医学学术的发展离不开中医急诊学的突破，中医急诊学迈入21世纪的今天，正面临着新的突破，毫无疑问，它将会把整个中医学推上新的台阶。

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属自然科学的范畴，其标志就是具有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急诊学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形成了急诊医学自身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它的形成是在历代医家不懈地努力下逐步形成的。          一.中医急诊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奠基期     先秦两汉时期，正处于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历史阶段，许多文献表明，此时中医学已发展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十四种简帛医书等，其中标志性的著作是《黄帝内经》、《神申农本草经》等等。《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其问世是中医学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奠定了中医急诊学的理论基础，在该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相关急症的疾病病名、临床表现、病因病机、诊治要点，同时对中医急诊学临床辨证思维有了纲领性的认识。     (一)对急危重症病名的规范整理     在《黄帝内经》一书中对急危重症的命名均冠以“暴”、“卒”、“厥”等，以区别于非急诊疾病，如“卒中”、“卒心痛”、“厥心痛”、“暴厥”、“薄厥”、“暴胀”、“卒疝”等。许多疾病病名已具有了固定的含义，至今仍在沿用。如“卒心痛”一病基本上涵盖了现代医学所谓的急性心肌梗死和不稳定性心绞痛，即现代急诊医学诊断的“急性冠脉缺血综合征”。另外，《黄帝内经》时代就有了形体病、脏腑病、风病、寒病、暑病等疾病分类的雏形，为后世各专、贬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对急诊的临床表现描述的客观性     客观翔实地描述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是《黄帝内经》的一大贡献，许多疾病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如《素问·举通论》详细地描述了五脏卒痛的临床表现。《灵枢·厥病》:“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厥心痛，与背相控，善瘛，如从其后触其心，……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真心痛，心痛甚手足青至节，旦发夕死，夕发旦死。”较详细地记载了厥心痛、真心痛的临床表现以及预后，这与现代医学所讲的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相当吻合。《灵枢·痈疽》:“痈发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在当时的情况下，较详细的记载了本病的病情和预后。除此之外，《黄帝内经》还较详细地专题论述了热病、狂病、癫病等，有些内容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三)奠定了中医急诊临床辨证思维     《黄帝内经》一书中奠定了中医学临床辨证思维方法，同时对中医急诊学的临床辨证思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在诊断方面     (1)以外知内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谈到:“以此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以表知里是临床上常用的辨证思维方法，在急危重症方面尤为重要，依据内外整体联系的理念，发挥医者望、闻、问、切的基本技能，全面收集患者的临床表现，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科学思维，以防误诊误治，这种方法是任何现代诊查方法无法取代的。     (2)三才并察，四诊合参三才指天、地、人三者，三才并察是中医学诊断疾病过程中整体观念的重要体现。患者是人，是社会中的人，是与天、地相关联的，只有三才并察才能全面地诊断疾病。如《素问·气交变大论》谈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变化者，通神明之理。”四诊合参，正如张景岳在《类经》中所言:“彼此反观，异同互证，而必欲搜其隐微”，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综合分析，以保证诊断内容的全面性、可靠性。     (3)知常达变《素问·玉机真脏论》:“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恒为常，奇为变，知常才能达其变，关键在于掌握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病机特点。     (4)审证求因《灵素·外揣》篇中谈到的“司内揣外”、“以近知远”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利用患者对病邪反应的确定性原则，通过病证的外在表象，推知病因。如患者有头身困重，口粘呕恶，便滞不爽的临床特点，可推知其为湿邪所伤，据此可制定治法，确定方药，达到治疗的目的。     2.在治则方面     (1)治病求本，观其所属本者，致病之原。人之所病，或表，或里，或寒，或热，或虚，或实，皆不外阴阳，必有所本，这是《内经》中最为重要的治则，只有通过运用“四诊”的手段，翔实地掌握反映疾病本质的证据，即临床表现，观其所属，才能正确地求其本，可以说辨证的过程就是求本的过程。《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大要曰:审察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后世各家无不奉其为圭臬。如《类经·论治类一》中“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休耗气，遗精不涩泄，明得个中趣，方为医中杰”的歌诀，生动地体现了治病求本的要妙。     (2)补虚泻实,调整阴阳保持机体阴阳的和谐统一，是人体正常的状态表现。导致疾病的关键是致病因素和抗病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阴阳失调而产生病理状态，故通过扶正祛邪，协调阴阳的平衡，称之为补虚泻实，调整阴阳。     (3)因势利导，祛邪外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在谈论治法时云:“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其高者引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就是所谓的因势利导的治疗原则，是将随机用巧的原则引入医学，内含丰富的辩证思维思想。根据病变中邪正交争上下浮沉、内外出入的自然趋势，顺水推舟，既能驱邪外出又能避免耗伤正气，事半功倍。     (4)异法方宜,个体治疗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到:“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得病之情”就是了解患者病情的特殊性，“知治之大体”就是掌握因地制宜的施治原则，实质上就是治疗的个体化。     (5)善治未病《内经》提出了治未病的学术思想，其含义之一是既病防变，要求医者洞察疾病的演变趋势，抓住时机，早遏其路，化解病邪，争取疾病的良好转机，控制病情的恶化。《难经》中“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当先实其脾气”及叶桂《外感温热篇》中“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尔”均体现了《内经》治未病的学术思想，在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和变化机制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促其向有利的方面转化。     (四)初步形成了中医急诊病机学     《内经》时代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医急诊学的病机学的特点，并一直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1.邪正盛衰     《素问·通评虚实论》中首先谈到了虚实的病机概念，即“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后世各种辨证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为医宗之纲领，万事之准绳，其言若浅易明，其质若深难究。《素问·刺志论》中进一步谈到了虚实的概念:“夫实者，气人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可见《内经》已经完全形成了重要的“虚实”病机学说，并指导后世各种学术的发展。     2.阴阳失调     阴阳是中医学重要的基础理论概念，又是重要的中医病机学说，后世把它视为“八纲病机和辨证”的总纲。阴阳失调在《内经》也称之为“阴阳不和”、“阴阳不调”，针对急诊医学的特点，提出了阴阳俱衰、阴阳逆乱、阴阳格拒、阴阳离决的基本病机。     除此之外，《内经》还论述了气血津液失调、六气致病、脏腑病机等，初步奠定了中医急诊的雏形。     (五)抢救治疗方法强调针刺的重要性     综观《黄帝内经》，在治疗学方面主要强调针刺、灸法等的应用，尤其体现在急救的领域。在药物方面，《内经》十三方实际上均是急救的重要方剂，如生铁落饮治疗怒狂阳厥证等。《黄帝内经》更重视针灸方法的具体运用，认为针灸、砭石治病奏效快，可应急。     (六)奠定了中医急诊药物学的基础     《神农本草经》收载中药365种，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并将药物分为寒、热、温、凉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奠定了中医急诊药物学的理论基础。          二.中医急诊学临床理论体系的形成期     两汉时期，中医临床医学已有了相当的水平。到了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看到其家族“建安纪年以来，尤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发出了“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感叹。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著《伤寒杂病论》一书，对东汉以前的急诊急救理论和经验进行了一次科学的总结，并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不仅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同时又是研究中医急诊学的专著，真正地推动了整个中医学学术的发展，把中医急诊学的学术推向了一个高峰。张仲景以外感疾病(伤寒)为基础，首次提出了“六经辨证学说”，建立了中医急诊学的“辨证救治体系”，对后世各学科的辨证论治体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经辨证体系”不仅体现了六种不同疾病的危重状态之间的相互关联，而且各自相互独立存在，即所谓的“传变”、“合病”、“并病”、“直中”等，是一种高层次上的辨证论治体系。     在治疗上张仲景把汉代以前的学术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灵活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创造性地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辨证纲领及理法方药。如以麻黄汤为主的汗法，以小柴胡汤为主的和法，以瓜蒂散为主的吐法，以承气类为主的下法，以白虎汤为主的清法，以真武汤为主的温法等，至今在临床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使用价值。     张仲景论治急症不仅重视疾病的本身，更重视疾病危重期的状态及各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一种衡动的、辨证的、整体的观点来论述，“六经辨证”就是一种对与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相关联的六种不同的疾病危重期的状态的认识。这种研究方法为后世各家研究中医急诊学提供了典范。     《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彻底摆脱中医急诊急救理论与临床脱节的现象，使其诊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方可使，有药可用，临床疗效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此外本书还记载了卒死、食物中毒等的急救方法，为中医急诊急救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中医急诊学理论体系的逐渐兴盛期     晋唐时期，中医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急诊医学逐渐兴起，以葛洪、巢元方、孙思邈为代表，不仅推动了中医学临床理论的发展，同时对中医急诊学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晋朝著名的医家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又名《葛仙翁肘后备急方》，书名“肘后”表示随身携带之意，是真正的第一部中医急诊手册。本书收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治疗急症的经验，包括有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大至肠吻合术，小至蝎虫咬伤，“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在中医急诊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在病因学上，葛洪重点论述了“毒”、“疠”的概念，认为“毒”、“疠”与“六淫”三者不同，“不能如自然恶气治之”。提出了“疠”具有传染性，在处理的方面应该采取“断温病令不相染”的隔离方案。认为“毒”有致病的特异性，有不同的种类，如“寒毒”、“温毒”、“恶毒”、“狂犬所咬毒”、“蛊毒”、“风毒”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学“毒”的概念。     其次，在诊断学方面，《肘后备急方》十分重视“目验”的重要意义，重视客观体征的检查。如对黄疸的诊断采用“急令溺白纸，纸即如柏染者”的验溺实验方法。注重症状的鉴别诊断，如对“癫狂”与“癫痫”的诊断时指出:“凡癫疾，发者仆地吐涎沫”，“凡狂发者欲走。”重视证候的动态观察，并主张急诊首先“穷诸症状”，如对水肿的观察，“先目上肿”，继之“胫中肿，按之没指”，再者“腹内转侧有节声”，这种动态观察疾病的方法为临床提供了更加确切的信息，对临床诊治十分重要。最后对急危重病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层次分明，易于掌握。     第三，在急诊的治疗方面，提出“急救治本，因证而异，针药摩熨，综合治疗”的学术思想。并首先创立了口对口人工呼吸抢救自缢患者的抢救手段，可惜后世学者没有真正在临床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首先记载了蜡疗、烧灼止血、放腹水、小夹板固定等急救技术。如在《治卒大腹病方第二十五》中谈到:“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空合，须腹减乃止。”是最早放腹水的方法。     第四，发现了一些药物的特效，如青蒿、常山治疗疟疾，汞剂治疗蛲虫病，羊肝治雀目暴盲等。青蒿治疗疟疾是《肘后备急方》最早记载的，在《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云:“青蒿一握，以水二斤，绞渍取汁，尽服之。”根据这一疗法，药学专家用青蒿提取青蒿素选用鲜品绞汁而药效显著。     《肘后备急方》不但使中医急诊学在病因学、诊断学上有所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急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世研究晋朝以前的急诊急救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隋唐时期，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因病机的专著，共载病种67类，1739种证候，其中急诊病证占四分之一以上，急症证候占六分之一左右，可以说中医急诊学病因病机学说起源于《诸病源候论》。另外本书在疾病诊断上首次采用了疾病统领证候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急症的病因方面，在“三因”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津液紊乱，如在论述消渴的病因时云:“五脏六腑皆有津液。若脏腑因虚实而生热者，热生在内，则津液竭少，故渴也”。巢氏明确地将消渴病和水肿病等归属于津液紊乱的范围。     此外，《诸病源候论》一书十分注重冻伤、烧伤、溺水等物理性致病因素的研究，如《疮病诸候论》云:“严冬之月，触冒风雪寒毒之气，伤于肌肤，气血壅滞，因即烁伤。”在《汤火烧候》中谈到:“凡被汤火烧者，初勿以冷物及井下泥、尿泥及蜜淋拓之，其热气得冷即却，深搏至骨，烂人筋也。”此外，对脑外伤也有深刻的认识，如在《被打头破脑出候》中云:“夫被打骨陷伤脑，头眩不举，戴眼直视，口不能语，咽中沸声如炖……口急，手为妄取，一日不死，三日小愈”。     孙思邈是晋唐时期著名的大医家，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急诊医学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他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书中除“备急方”27首专供急救之外，差不多每一门中均有一些急救的名方，至今仍广为应用，如犀角地黄汤、苇茎汤、温胆汤等。     此外孙思邈在急诊医学的疾病分类上按学科分类，科学实用，至今仍有较大的临床意义。对急性出血、急性腹痛、暴吐暴泻、厥脱等的论述，颇为详尽。对急诊的治疗倡导综合疗法。一是内服与外用结合，如采用药物内服、熏、洗、敷、贴等多种方法。二是针灸、按摩与药物相结合。他认为“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针灸攻其外，汤药攻其内，则病无所逃矣”,“故知针知药，乃是良医”。三是药疗与食疗相结合。在急救技术上，孙思邈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导尿术的医家。     可以说晋唐时期不仅出现了中医急诊学的专著手册，同时在理论上、急救技术上也有较大进步，对后世急诊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中医急诊学理论学术争鸣昌盛期     在金元时期，名医辈出，刘完素等“金元四大家”更是在急诊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金·刘完素以阐发火热病机及善治火热疾病成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奠基人，他针对当时外感热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热病当以热治，不可作寒治。并大大扩充了病机十九条中有关火热证的证候条目，强调六气中的风、湿、燥、寒皆可化火。对火热证的治疗突出表里辨证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治疗热性外感疾病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他在受到《伤寒论》急下存阴的启发下，结合其临床实践，提出了胃中必须保持润泽的真知灼见。其突破默守风气，尊重临床实际而提出的火热病机，也对后世温病学派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金·张从正被称为“攻邪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儒门事亲》一书，其在急症方面颇具心得。在发病学上张氏十分重视病邪的作用，提出了“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对后世认识急症发病理论有其提示意义。张氏在祛邪治疗中的主要方法为发汗、催吐、泻下三法，并认为此三法可结合应用。对体实和体弱病人应区别对待，体弱则不可猛攻，只可缓图，且在用药上应注意“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其论述对急症的治疗也颇有指导意义。总之，张氏对汗、吐、下三法的灵活运用，丰富了急症治疗经验，对急诊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标新立异的作用，颇值得令后人研究发展。     金·李杲作为著名的补土派代表人物，著《脾胃论》、《兰室秘藏》等书，重点阐述了《素问·太阴阳明论》“土者生万物”的理论，创“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对内伤发热有其独特的认识，提出了“阴火”的概念，即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不足则阴火内生。在治疗上尤其是在内伤急症的治疗方面，多以益脾胃、升阳气为主，对此类发热采用“甘温除大热”之法，对发热性疾病提出了另一种辨证和治疗思路。此外李氏还十分重视活血化瘀运用，在其创制的300余首方剂中，具有活血化瘀作用者达80余首，分别应用在中风、吐血、急性胃脘痛等疾病中，对后世也产生极大地影响。     元·朱丹溪著《丹溪手镜》、《丹溪心法》、《金匮钩玄》等书，倡导“阴不足而阳有余”，重视痰、气在急危重症的发病中的重要地位而闻名于世，后世尊之为“滋阴派”的鼻祖。在火热的论治中侧重于火热由体内化生，与刘完素侧重于外来之邪不同，其原因在于人体常“阴不足而阳有余”，因此在治疗方面主张滋阴降火，对后世温病学派滋阴、救津、填精等治则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中医急诊学理论发展的典范━明清温病学说的兴盛     明清时期兴起的温病学派中人才辈出，对中医急诊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医急诊学理论发展的典范。面对新的疾病，在前无古人论述的情况下，认真地研究和思索，经过几辈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新的学说，长足地发展了中医学术。其间最为著名的医学家有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     吴又可著《温疫论》，其根据临床实际，突破传统医学理论，创立了新的病因理论，即“疠气学说”来解释当时的时行天疫，并认为其皆从口鼻而入，形成了温病学派对病邪感受途径的认识。     对伤寒、时疫从病因、传染途径、传变过程等方面进行了鉴别。认为伤于寒者，感天地之正气；感疫气者，乃天地之毒气。伤寒之邪自毛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伤寒之邪在经，以经传经；时疫之邪在内，内蕴于经，经不自传。并提出时疫之邪能传染于入。     赋予“伏邪”新的概念。认为“温病乃伏邪所发”，其邪伏于“膜原”；提出了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是识别温疫的“大纲”，在治疗上尤重下法的运用，更创“达原饮”以治本病。     叶天士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体会温病发展变化非伤寒六经所能概括，而提出著名的“卫气营血辨证”，将温病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同时制定相应的治疗大法，即“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成为温病治法之纲要。并揭示了温病传变尚有其特殊规律，即邪人心包的变化，临床医生应注意此种危重证候的发生。     在治疗上叶天士使用了众多行之有效的处方，为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创立温病治疗方剂打下了基础。其在治疗上对于温病重视顾护津液，即强调保护胃肾之阴液。在中风治疗上，由于重视“内虚暗风”理论，而采用滋肾平肝的治疗方法。     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理论，丰富了温病急症的辨治理论体系，与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并补充了前者在虚证论述上的不足，对温病后期阴液耗竭而形成的下焦大虚之证进行了概括。在该书中又提出了湿温治疗三禁八法，为湿温病的治疗进一步提出了理论依据。吴氏另一大贡献在于其总结和创立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温病急症治疗方剂，如银翘散、三仁汤和加减复脉汤等。     另外，温病学派中尚有其它一些著名医家也对温病急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薛生白对湿温病的论述，使湿温病的辨证和治疗区别于一般的温热病；杨栗山创立著名的升降散至今仍在被广泛地使用；王孟英著《温热经纬》对温病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在书中对“伏气”和“新感”进行了详辨。     在明清时期还有一些医家在急诊学的发展方面做出重大的贡献。如张景岳在急诊学中有诸多的创见，其提出表里寒热虚实六变，并以阴阳统之，已具八纲之形。对急症的治疗以阴阳虚实为纲而定纲目，再按病机、证候分证论治，提纲挈领，便于掌握。对于药物的使用，主张用药捷效，并将人参、熟地、附子、大黄称为“药中四雄”，是治疗急危重症不可缺少的药物。另外张氏在实践中提出了“探病”一法，对急症中一时难辨之证的诊断颇有启迪意义。     王清任在《内经》气血理论和“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治则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和发挥，他强调气和血是人体的基本物质，“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故“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尤重气虚和血瘀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提出补气活血和逐瘀活血两个治疗原则，创立了补阳还五汤、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等重要方剂。

中医急诊学的研究与发展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关键。20世纪中叶至今，中医急诊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进展，但仍没有质的飞跃。现代西医药在我国的发展迅速，对临床急症的救治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处理方法，而且在患者的心目中普遍存在“中医治慢，西医救急”的错误观念，所以说，在新世纪中医急诊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吸收古人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医急诊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取得了良好疗效。例如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中医学温病理论和方法治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疗效。此后中医急诊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如急腹症、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等，在70年代均取得了不少的临床经验，但此时是无统一组织、无计划地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医急诊学进入了一个振兴与发展的时期。政府十分重视中医急症研究的组织工作，如1983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召开了全国中医院急症工作座谈会，专题讨论如何开展中医急症工作，并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198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在全国组织了外感高热(分南、北方组)、胸痹心痛、胃痛、厥脱、中风、血证和剂改攻关协作组，后又成立了多脏衰、呼吸、痛证协作组，各地也建立了相应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中医急症工作。     1984年以来，以这些急症协作组为龙头在中医急症诊疗规范化、临床研究、剂型改革、基础与实验研究等方面，对一些急症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出版了一些急症学专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医急诊学的成就与发展趋势。          一.研究现状及成果     (一)诊断、疗效标准规范化     中医急诊学作为一门临床学科就要求与国内外医学接轨，首先就要依据中医理论、中医特色在临床中进行诊疗标准规范化的制定。其内容组成应包含病名、诊断、疗效三个标准。中医病名是特色的组成，不可废除。但其广泛的内涵却严重影响着研究水平、学术水平的纵深性提高，不可墨守，必须规范。以王永炎院士领导的脑病急症协作组对中风病的病名诊断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三层诊断法，包括病名、病类、证名的全病名诊断。统一命名为中风病，又称卒中(内中风)，相当于西医的急性脑血管病颈内动脉系统病变。病类按有无神识昏蒙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证名9条。中经络5条:肝阳暴亢，风火上扰证；风痰瘀血，痹阻脉络证；痰热腑实，风痰上扰证；气虚血瘀证和阴虚风动证。中脏腑有4条:风火上扰清窍证，痰湿蒙塞心神证，痰热内闭心窍证和元气败脱、心神散乱证。其病名诊断的描述举例为“中风病，中脏腑，痰热内闭心窍证”。中风病名诊断经全国30余个医疗科研单位2200多例患者的反复临床验证而具科学性和可行性，极大地推动了中医急诊的学术发展。胸痹急症协作组对胸痹病的诊断作了探讨，提出“病证相配，组合式分类诊断法”。首先将中医病名内涵赋以西医病名，实现规范化，把胸痹病相当于冠心病，把5个临床类型全部归人中医病名内涵，即胸痹心痛相当于冠心病心绞痛，胸痹心悸相当于冠心病心律失常，胸痹心水相当于冠心病心力衰竭，胸痹心厥相当于冠心病心肌梗塞，胸痹心脱相当于冠心病心脏骤停。再分6个证名，即心气虚损证，心阴不足证，心阳不振证，痰浊闭塞证，心血瘀阻证和寒凝气滞证。其病名诊断的描述举例为“胸痹心痛，心气虚损兼痰浊闭塞证”。胸痹病名诊断经全国近20个医疗科研单位1800多例患者的反复临床验证而具科学性和可行性。此外血证协作组对吐血黑便诊断标准的含义定为血由胃来，从窍而出。厥脱协作组明确厥脱证是指邪毒内陷或内伤脏气或亡津失血所致气机逆乱、正气耗脱的一类病证，以脉微欲绝、神志淡漠或烦躁不安、四肢厥冷为主症，并提出西医的各种原因引起的休克可参照本病辨证。在病名方面无法运用传统的中医学概括者，就及时地推出现代医学的病名，如王今达教授领导的多脏衰协作组不仅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多脏器功能失调综合征”的病名，而且较早地在国内制定了多脏器功能失调综合征危重程度的判定标准，同时归纳总结了本病“三证三法”的辨证体系，提出“菌毒并治”的创新理论，在世界危重病医学范围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诊断标准突出诊断要点，从主症与兼症加以描述并指出诱发因素，还合理吸收现代医学如生化、细菌、免疫、X线、CT、B超等诊断标准，补充有意义的体征和理化检查内容。     疗效标准采用计量评分法，采用四级制。特别是对中医证候学的判断由以往的定性法改为目前的定量法，增强了评定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早在1984年就组织制定中风、外感高热、胸痹心痛、血证、厥脱证和胃痛6个内科急症的诊疗规范，于1989年试行，1990年7月1日在全国试行，后又补充了头风、痛证、风温肺热病、温热、多脏衰5个诊疗规范，印成《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一书在全国推行使用，使中医急症诊疗标准规范化迈出了可喜而扎实的一步。     (二)辨证方药序列化     中医诊治急症的理法，既是对急症的临床诊断和治法用药的学术归纳，也是对急症病因、病理、病性、病位和病势的综合分析，有具体体现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观，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理论特色，是探索和开拓中医治疗急症的临床基础，所以成为近年各地开展中医治疗急症都十分重视的又一思路特点。     保持急症辨证论治的理法特色，从方法学的角度而论，主要是通过有效治法方药的药效学研究来体现，这种研究方法对阐明和印证中医“证”的病机理论及其证治规律，具有现代科技进步的内容。这样“以药探理”的研究方法，为深入探讨急症理法方药的内在联系，揭示急症的治法特点，开拓了新的途径，扩大了一批传统方药的急救应用范围，明显地提高了急救的疗效。     目前，中医急症方药的研究已从单一的治法方药向辨证序列方药方面发展，在中医药理论特别是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急症方药强调按病种、病机、病情序列配套。如治疗胸痹心痛，速效止痛分辨寒证、热证，既“急则治标”止痛为先，又“缓则治本”治病为根，研制出组方新、工艺新、标准新的序列方药，在临床配套使用中，明显提高了中医诊治胸痹心痛的疗效水平。对暴喘的治疗，中医认为肺肝肾之虚为本，痰瘀交阻为标，但是在论治时，攻实则伤正，而补虚则助邪，此时应当标本兼治，而不能一味攻邪或扶正。经临床观察，采用一日两方标本兼治的方法，疗效不仅较一日一方治标法好，而且还较一日一方标本兼治为佳，投药方法的辨证序列配套也明显提高了临床疗效。另外，中风病、外感高热、急性血证以及急性胃痛等病证也分别实施了辨证方法的序列配套，使中医诊治急症的临床疗效明显地迈上了新台阶。     (三)抢救手段多样化     急症的中医急救，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急救手段和投药途径受到多方限制，致使其理法特色和专长，未能充分发挥。因此，能否发挥急救方药的药效，是影响中医急救疗效的重要环节，也是近年来各地集中协作攻关的重要难题。更新中医的应急手段，从临床的角度而论，与急救有效方药的剂型和投药途径的改革密切相关，这些改革包括以下技术进步的内容:①保持中医的理法特色，具有中医理论和经验提供的处方依据；②采取现代临床验证观察分析方法，参考现代诊断检查数据；③经临床验证为可靠的有效急救方药；④按照现代制剂的先进工艺技术程序进行试制并进行相应的药理实验，取得安全有效的实验结果；⑤再经临床进行分组对照扩大验证并取得客观的疗效评价。通过这样设计剂型改进的技术加工，基本上能反映出新制剂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提高和改进。仅近年全国九个急症协作组的不完全统计，各种急救中药新制剂共40多个品种，剂型有注射液、吸人剂、舌下给药薄膜及含片、结肠灌注剂及栓剂，及口服剂(口服液、冲、散、片)等，如清开灵注射液、双黄粉针、穿琥宁注射液、脉络宁注射液、生脉注射液、参附注射液、补心气口服液、滋心阴口服液、瓜霜退热灵等。这些新制剂的研制成功大大丰富了急症的救治手段。     采用多种治法联用的急救措施，概言之有内治法和外治法、药物治法和非药物治法等之别，也指理法方药一体化中的不同治法原理而言。它是在临床辨证明确之后，针对不同病证诊断制定的不同治法原则，依此治法原则立方遣药，以求选方对证、用药效专之功。近年来在探索提高中医急症治疗效果的进程中，多采用多种治法联用，如对急性感染所致急症的治疗采用了如下几种两法联用：活血与清解联用，清解与救阴联用，固脱与清解联用，中西药物的联用等。抢救手段上多品种、多制剂、多途径的多样化，不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中医对急症治疗的应急之需，而且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医救治上综合处理的优势。     (四)急救理论创新化     中医发展史已经表明，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学术上质的飞跃，都首先在急诊医学上突破。历史上伤寒和温病的两次学术高峰对中医学的功绩已经载人史册而不可磨灭，当今我们正面临第三次突破，近年来在中医急救理论的创新上已经作了不少的学术准备。在外感高热和多脏衰的救治上提出了“热毒学说”；对急腹症、感染性休克、脑卒中、ARDS、菌痢和消化道出血采用了通下法，运用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对急性脑出血主张运用破瘀化痰、解毒通络，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毒损脑络”的新理论；对流行性出血热主张凉血行瘀，解毒开闭固脱法；对冠心病的治疗提出痰瘀同治；中风病的治疗重点已转到先兆病的预防及大康复上；护理上提出了“辨证施护”观点，密切了中医学“辨证施护”与现代医学“整体护理”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星星之火”，随着学术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在中医急诊学理论上有新的突破，真正推动中医学的全面发展。     (五)研究方法科学化     临床研究方法一改以往个案报道及病例总结的低水平状态，大力引进现代科学研究内容，如:诊断和疗效评判，采用社会公认的标准；临床观察研究，采取严格的科研设计，遵循随机对照的原则，并以近年西医的先进治疗程序及要求进行。由于客观指标(包括临床、药效学实验指标)是新药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因而促进了中医急诊制剂作用机理的研究，加强了对急症发生、传变、预后机理的认识。     临床和实验研究引入现代科技方法的结果，既保持了中医特色和优势，又使中医迈入了科学化、现代化的新殿堂。可以预测，中医实验学一旦创建和诞生，中医学术的新突破必将迅速来临。     虽然中医急诊医学朝着辨证方药序列化、诊疗标准规范化、急救理论创新化、抢救手段多样化、研究方法科学化的方向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中医急诊研究工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创新的急诊辨证论治体系，缺乏具有中医特色的应急先进技术手段；缺乏具有中医治法专效特色和优势的序列中药新制剂。为了中医急诊研究工作快速、顺利地进行，应加强对中医急诊研究思路与方法学的探讨，以促进中医急诊医学的更大发展。          二.中医急诊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的展望     (一)更新急诊观念，强化中医急诊意识     中医治疗急症，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观念的更新。这种更新不仅仅是突破本学科固有的束缚的更新，突破中医学者头脑中固有的学科性质的更新，而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综合多学科发展的历史和成就，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结合社会、政治、经济、商品意识和价值规律后的更高层次的更新。只有基于这样一个基点，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打破封闭僵化、死板教条、固步自封、生搬硬套的桎梏，以努力地继承，活跃地、敏锐地积极进取，力争创造一个全新的中医急诊医学。     1.竞争意识一门科学的产生以及发展离不开两个要素，一是其自身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二是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中医学之所以几千年来长盛不衰，除了它本身在科学的理论体系支配下从临床所产生的疗效的可靠性之外，还在于几千年来中国的广大医疗市场和人民对于这一科学的依赖性。而在21世纪的今天，各学科突飞猛进地发展，现代科学诸如光、电、生物工程等与医学的高度结合所显示出来的优势，及其在现代医学诸多方面的突破，都对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挑战。中医学要打破以往的观念，开发急诊研究，提高参与层次，首先面临的就是现代急诊医学的挑战，而后者在处置急症方面从诊断方法、诊断技术、抢救技术及抢救药物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是不能不承认的。正因为如此，必须强化竞争和自下而上意识，从现代急诊医学的不足与中医急诊学的长处着眼，从医疗市场的急需和现代急诊医学的空白点人手，开展中医急诊的研究，在竞争意识下求生存求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后劲，才能有所突玻，才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2.前瞻意识进行急诊研究，囿于原有的医学模式，恪守固有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治疗措施，顺其自然地进行，这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类卫生保健的需要。必须站立在原有体系之上，洞察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向，既要看到本学科的发展的脉络，也要清晰地了解相关学科的进展，了解其成果对人体科学、医学的相关意义，从而找出中医急诊的研究方向。而今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赋予中医急诊医学中的精华(包括基本理论、辨证方法、救急技术与药物)以新的生命，而适应社会的需要，把继承、发展、创新统一起来。所谓前瞻也就是远虑，就是超前意识，在事物发展的最初阶段，认清事物发展的线路，瞄准最先进、最具生命力和竞争力的目标，这是致胜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在基本理论、抢救措施、药物的研制方面，或是在证候规范上，都应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与世界同步，这是搞好急症、促进其发展成熟的要素。     3.特色意识现代中医急诊医学是中医学核心理论的升华，应该具有全新的特点和特色，既具有现代急诊医学的特点，又要具有中医学的特色，在创立现代中医急诊医学时，应该强化特色意识，使它不要失去自身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汲取现代医学的精华，并赋予它新的中医学特征，真正达到发展中医学学术的目的，形成一种全新的医学体系。     (二)突出特点特色，提高临床疗效     临床疗效的提高是任何一门医学存在的前提，没有疗效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中医急诊学赖以生存的重要原因就是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1.立足基础理论，做好继承和发扬《素问·气交变大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没有很好的继承就没有所谓的发扬，中医急诊学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深入地挖掘、整理中医学的精华，在突出特色的基础上提高临床疗效。     2.坚持辨证救治的理法特点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辨证救治是中医急诊学急救的关键，脱离这一理法的特点将无法达到临床疗效，也将可能逐步脱离中医学的特点和特色。现代中医急诊学的关键是中医急诊学辨证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使中医急诊辨证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医急诊学的研究由点到面铺平道路。     3.拓宽急救手段，创新急救技术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形势下，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拓宽中医急诊急救的手段，加快中医急救药物的改革，一方面研制高效的中药注射剂，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从不同途径给药，研制出新型的制剂用于临床。古代的急诊医学创立了许多急救技术，如自缢急救术、溺水急救术、导尿术等，在中医急诊学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科技的指导下如何创立中医急救新技术也是中医急诊学发展的关键。     总之，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集中力量，团结协作，大胆地汲取现代人类科技的新成果，多学科交叉研究，发展中医急诊学，从而推动中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