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学派

    伤寒学派，是以研究或阐发张仲景《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为主要课题的众多医家形成的一大医学流派。迄今为止，这个学派的伤寒著作有千余种，七百余家之多，影响很大。     伤寒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及历久不衰的原因，主要是《伤寒论》这部书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以及历代注家不断充实与发挥 。《伤寒论》的学术渊源与成书过程，正如其作者在自序中所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见，它的学术理论源于古医经家，其治法方药源于古经方家，并通过作者自己的临床观察写成的。这部书的研究对象与实践基础，虽是外感伤寒病，但它提供的辨证论治原则，则具有普遍意义。它总结了我国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把古代理论医学与临床医学结合起来，理法方药比较完备，内容明确而系统，在中医学的发展中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在当时，“华佗读而善之日，此真活人书也。”后来孙思邈也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语。历代医家崇奉《伤寒论》为“医门之规矩”，“治病之宗本”，“方书之祖”，无不对其高度评价与珍视。然而，这部成书于东汉末年的巨著，时值社会动乱，历遭兵燹，致使原书散失不全，而未得到广泛的流传与应用。后世医家对这部书的搜集、整理、研究与发挥的过程，也是伤寒学派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过程，大约可分三个发展阶段：     1.晋唐时期，为搜集、整理阶段     此期以晋太医令王叔和为代表，对已经散失的伤寒条文方证进行广泛地搜集、整理与编次。他自称：“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以防世也。”表明了他也是从脉、证、方、治人手，按照仲景辨证论治精神进行整理、编次的，因而是比较成功的。与他同时代的皇甫谧对其作了肯定的评，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但叔和撰次的《伤寒论》也未得到广泛流传，以致唐·孙思邈直到晚年著《千金翼方》时才见到《伤寒论》，感叹“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肾濬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不能钻仰。”于是采取“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将《伤寒论》条文分别按方证比附归类，单独构成两卷，实于《千金翼方》之中，竞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孙氏以方名和归类比较的研究方法，实为后世从方证角度探索《伤寒论》的先导。孙氏所谓仲景治法大“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明·方有执、喻嘉言等，竟发挥而为“三纲鼎立”之说，可见其影响深远。王叔和撰次的《伤寒论》原书版本，目前已不可复见，而宋·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与明·赵开美复刻的宋本《伤寒论》，则基本保留了叔和撰改的原貌。     2.宋金时期，为深入研究与学派形成阶段     此期有韩祗和著《伤寒微旨》，从脉证分辨，以脉为先；庞安常著《伤寒总病论》，着重病因、发病方面的阐发，倡寒毒、异气之说；朱肱著《南阳活人书》，提出三阴三阳的本质问题，倡经络之说；许叔微著《伤寒九十论》等，从临床验证上深入探索；郭雍著《伤寒补亡论》，搜采世说补人其中，以丰富伤寒内容。特别是成无己首倡全面注解《伤寒论》，用以经注论、经论结合的方法，阐明学理，使《伤寒论》第一次获得理论上的说明。同时，他对论中五十个主要症和辨别。成氏的成就，赢得了广大医家对《伤寒论》的理解和应用，开辟了用注解、释义的方法，研究《伤寒论》的先河，其影响导致此对《伤寒论》的研究蔚然成风。上述诸家，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医家，各有独到，各有特长，共同形成伤寒学派。     3.明清时期，为发展、兴盛阶段     这一时期，在伤寒学派内部，围绕《伤寒论》的编次注释、研究方法、六经本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形成不同的流派，从而促进伤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伤寒学派的兴旺、鼎盛时期。伤寒学派内部不同派别的形成，实发端于明·方有执错简重订之说。方氏认为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是“颠倒错乱殊甚”，必须“重修考订”。于是，他采取整移改削的方法，对其大加改订，并着重发挥“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之论，著成《伤寒论条辨》。后来，喻嘉言著《尚论篇》，对方氏的考订大加赞赏，认为其“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营卫者分属，卓识超越前人。”并将风寒中伤卫之论概括为“三纲鼎立”学说。在方、喻的影响，错简重订之风大扇，和者竟起。如张璐著《伤寒缵论》，深感诸家多歧而不一，读到方、 喻之书后，才 “忽有了悟，觉向之所谓多歧者，渐归一贯。”之后，著名医家如程郊倩著《伤寒论后条辨直解》，章虚谷著《伤寒本旨》，周扬俊著《伤寒论三注》，黄坤载著《伤寒悬解》等无不以错简为说，指王叔和之非，议成无己之误。这一派称为错简重订派。与之相反，也有了“尊王赞成”的，认为王叔和的编次，仍为长沙之旧，不必改弦更张，而成无己的注释不仅未曲解仲景之说，其引经析义，实为诸家所不胜。持此种观点的代表医家，如张卿子、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等，这一派称为维护旧论派。其中以修园的影响最大。陈氏著述的《伤寒论浅注》等书认为“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增人诸篇，不书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皆仲景原文，其章书起止照应，王肯堂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兹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这一派对六经病机的解释，持有六气气化学说，观点也几乎是一致的。介于上述二派之间的另一派学者，认为《伤寒论》精神实质是辨证论治，不管是仲景旧论，还是叔和纂集，只要有利于辨证论治的运用，其错简与真伪就不是主要问题。此派的思维非常活跃，他们在孙思邈“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启发下，运用归类编次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充分揭示了《伤寒论》辨证论治的规律，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仲景学说。其归类编次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按方类证  以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为代表，把一个个方证视为一个个独立存在的证候，以方名证，按方类证，将有关条文汇列于下，加以分析。其优点是能够完整地体现各个方证的脉证，明确分辨出主证与次证及其类似证的辨别，便于掌握应用；     (2)按法类证  以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为代表，特点是以法类证，以证论治，将有关条文方证汇列于大法之下，加以阐述，充分揭示了伤寒治法规律；     (3)按症类证  以沈金鳌的《伤寒论纲目》为代表，特点是以伤寒百余个主要症状为归类标准，将具有该症状的条文汇列于下，加以比较分析，充分阐明了伤寒主要症状的发生机理、表现特点及其治法异同；     (4)按因类证  以钱璜《伤寒溯源集》为代表，采取以方证的原因为归类标准，将有关条文汇列于下，以突出方证的病因为特点；     (5)分经审证  陈修园晚年吸取了其它流派的优点，著《伤寒医诀串解》，立足于六经气化理论,创分经审证之法，充分体现方证的联系及其传变、转归的机理。        当代，伤寒学派不乏名家。江阴曹颖甫著《伤寒发微》，强调“仲景后的方书卑不足道”，其门人沈氏述其学术思想云：“历代之注伤寒者，不下百数十家，大率皆妄易次序，颠到经义……而吾师此书，以经解经，独得仲景之奥，更足以光大仲景之学。”西安黄竹斋著《伤寒论集注》，“还医林之巨观，刊诸注之谬异，集群哲之雅言……撷百种方书之精华，集一贯古今之真诠。”二氏著作的编次注释，具有“尊王赞成”的倾向，但能兼采众家之所长，可称近世旧论派之代表。日本·山田正珍著《伤寒论集成》，常责叔和之非，赞方有执之是，可称错简派的代表。四川左季云著《伤寒论类方汇参》，“述仲景之心法，宗洄溪之方式，以方名编次，不类经而类方，且繁征博引，为见证施治之准绳。”可以说是介乎二派之间的代表。至于武进恽铁樵著《伤寒论研究》，上海陆渊雷著《伤寒论今释》，都各有发挥。解放以后，是仲景学说的又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各种伤寒著作，专题论文，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对《伤寒论》病因病机、脉证方治，及其认识论与方法论等，进行空前规模的、全面深人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伤寒学理，提高了对其科学性的认识。与此同时，人们还对《伤寒论》的方药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探索其卓有成效的原理。正是这些探讨与研究，使伤寒学说显示出坚实的可靠性，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纵观伤寒学派的古今，发端于晋唐，形成于宋金，兴盛于明清，而现时正处于一个大发展阶段。由于历代各注家通过整理、编次、校刊、注释的形式，将自己的临证经验与认识，融会于其中，而使伤寒学说的内容不断丰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现今所谓伤寒学说，《伤寒论》是基本的，后世注家发展了的内容则是大量的、丰富的。伤寒学派内部不同派别的论争，以及注家们对《伤寒论》条．文的不同校刊与注释，大都是由于不同的实践经验产生的不同认识，一般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相反，他们的论争在客观上却成为伤寒学说不断发展的推动力。

    庞安时，字安常，宋·庆历-元符 (1042-1099年)时，蕲水(湖北省浠水县)人， 幼时随父习医，长而博读《灵枢》、《太素》、《甲乙经》诸书，用功颇深，融会贯通，尤精于《伤寒论》。著有《难经辨》、《主对集》、《本草补遗》、《伤寒总病论》，前三部书都已亡佚，现仅存后者。     现行《伤寒总病论》是根据清·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复宋刊本印行。金、元、明都没有传本，故现行本较正确地反映了庞氏的学术思想。全书分六卷，卷一叙论并六经诸证，卷二论汗吐下证并用水用火和表温里的方法，卷三论结胸、痞气、阴阳毒、狐惑、百合、痉、湿、喝和杂病，劳复等证，卷四论暑病、时行、寒疫、斑痘等证，卷五则论天行，温病和变黄、败坏等证，并附小儿伤寒证，卷六冬夏伤寒发汗杂方，妊娠伤寒方，伤寒暑病通用治法、伤寒温热病生死证，差后禁忌等。可见庞氏既精于伤寒，也熟谙温病，内妇儿科，皆有研究，是一位拥有广泛的实践经验的医家，其于病因、发病与传变，尤有发挥，兹择其主要学术见解分述如下：     1.寒毒说     庞氏治伤寒主要是从病因、发病人手，并结合体质、地理、气候等进行探讨，他认为广义伤寒的病因是“寒毒”，只不过是由于感受邪气的时间、地域、体质不同，而表现出伤寒(狭义)，中风、风温、温病、湿病、暑病等不同的证候，他说：“素问云：冬三月是谓闭藏，水冰地裂，无扰乎阳。又云：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是以严寒冬令，为杀厉之气也。故君子善知摄生，当严寒之时，周密居室，而不犯寒毒，其有奔驰荷重，劳力之人，皆辛苦之徒也。当阳气闭藏，反扰动之，令郁发腠理，津液强渍，为寒所搏，肌腠反密，寒毒与营卫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矣。其即时成病者，头痛身疼，肌肤热而恶寒，名日伤寒。其不即时成病，则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至春夏阳气发生，则寒毒与阳气相搏于营卫之间，其患与冬时即病候无异，因春温气而变，名日温病也；因夏暑气而变，名日热病也；因八节虚风而变，名日中风也；因暑湿而变，名日湿病也；因气运风热相搏而变，名日风温也，其病本于冬时中寒，随时有变病之形态耳，故大医通谓之伤寒焉。”又说：“一州之内，有山居者为居积阴之所，盛夏冰雪，其气寒，腠理闭，难伤于邪，其人寿，其有病者多中风中寒之痰也。有平居者为居积阳之所， 严冬生草， 其气温，腠理疏，易伤于邪，其人天，其有病者多中湿中暑之疾也。凡人禀气各有盛衰，宿病各有寒热……假令素有寒者，多变阳虚阴盛之疾，或变阴毒也；素有热者，多变阳盛阴虚之疾，或变阳毒也。”庞氏的这些论点，是根据《伤寒例》：“中而即病者，名日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加以发挥的。他在这里阐发了三个重要问题，其一强调一切外感热病的共同病因是“毒”，虽然“毒”有阴阳寒热的不同属性，临证表现也有中风、温热、暑湿与急缓轻重等多种多样，但只要抓住“毒”，就抓住了一切外感热病的共性。这在临床上有很大的实践意义，说明外感热病重视“解毒”的治法，是提高疗效的途径之一。其二指出素体盛衰在发病中的关键作用，即所谓“凡人禀气各有盛衰”，“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禀气是指人体素质，勇怯是指正气盛衰。寒毒虽已侵袭人体，但其能否发病，完全取决于素体强弱与正气盛衰，素体强劲，正气旺盛，足以抵抗寒毒，即是“气行则已”；素体衰弱，正气不足，不能抵御寒毒，即“著而成病”。由于庞氏从寒毒立论，所以他强调正气实指阳气，尤其是足太阳经之气。他所谓：“天寒之所以折，则折阳气，足太阳为诸阳主气，其经夹脊膂，贯五脏六腑之腧，上人脑，故始则太阳受病也。”就明确地指出了此点。庞氏在毒气“从化”的倾向上，也强调了素体的决定意义，认为素体寒盛，则从寒化，“即多变阳虚阴盛之疾，或变阴毒也”；素体热盛，则从热化，即“多变阳盛阴虚之疾，或变阳毒也。”庞氏对疾病的发生发展都是以内因为根据的认识，颇有辩证法思想。其三，指出发病与四时气候，地域居处关系密切，同是感受寒毒，冬时即发为伤寒，因春温气诱发而为温病，因夏暑气诱发而为热病，因暑湿诱发而为湿病等，都因四时气候的变迁而发生不同的症证。不仅如此，山居者多中风中寒之疾，平居者多中湿中暑之疾，认识到发病与地域居处也有关系。这种把人的疾病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考虑的思想，是很可贵的。     2.异气说     庞氏《伤寒总病论》言“异气”，“乖气”，“疫气”是同义语，都是指引起流行性、急性传染性外感热病的病因。他说：“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认为颇具流行性，传染性的病证，是外感热病中另一类性质不同的症证。这类病证虽属温病范围，究其起因，则是感受毒性很强的异气引起的。庞氏《伤寒总病论》第五卷，基本是讨论温病的。他在其《天行温病论》中将温病分为两种，一种，是触冒寒毒，至春及夏至前发的一般温病，一种是感受异气而成的，以具有流行性、传染性为特点的温病。他说：“感异气而变成温病也……更遇风热，变成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更遇其热，变成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更遇湿气变为湿温，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变为温疟，斯乃同病异名，同脉异径也。”说明这些病证都是同一病因(异气)引起的同一疾病，即温病，只不过由于兼受四时六淫邪气不同，而有不同的病名。庞氏认为，温病与伤寒的治疗迥然不同。他疾呼：“四时温病， 败坏之候， 自王叔和后，鲜有炯然详辨者，故医家一例作伤寒行下……感异气复变四种温病，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伤寒汗下尚或错谬又况昧于温病乎!天下枉死者过半，信不虚矣!”提出温病与伤寒分治。这在认识上是一个突破对后世温热病学的形成不能没有影响。     庞氏从其丰富的临证实践中观察到，温病一类以温毒最为重险，也颇留心研究。他将温毒五大证与四时、五行、经络、脏腑联系起来辨证论治，有一定见解，说：“自受乖气而成腑脏阴阳温毒者，则春有青筋牵，夏有赤脉攒，秋有白气狸，冬有黑骨温，四季有黄肉随，治亦别有法。”兹将庞氏关于温毒五大证治列表如下：     庞氏认为：“天地有斯害气，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 命日贤人知方。” 专立《辟温疫论》列举“疗疫气令人不染”方，有辟温粉，雄黄嚏法，千敷散等。体现出庞氏治温病时着重预防的思想。     庞氏对温毒五大证使用大剂量的消热解毒，辛温散毒，着眼于一个“毒”字的治疗原则，以及混汗吐下补诸法于一方之中的组方思想，对于发病急骤，来势猛烈，传变迅速，未及治卫，已入气营，或陷心包一类温毒重证，在治疗上确实别开门径，有很大的实践意义。这对后来余师愚治温疫也有很大启发。     总之，庞氏治伤寒是从病因、发病着手的，强调体质因素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广义伤寒的病因是“寒毒”，而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一类病证，则是“异气”引起，提出温病与伤寒分治，指出温病中以温毒最为重险，对温毒五大证的治法遣方颇具特色，其重视预防的思想，也是很可贵的。

    【原著选读】

《叙 论》

    庞曰：素问云： 冬三月， 是谓闭藏，水冰地裂，无扰乎阳。又云：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是以严寒冬令，为杀厉之气也，故君子善知摄生，当严寒之时，周密居室而不犯寒毒。具有奔驰荷重，劳力之人，皆辛苦之徒也，当阳气闭藏，反扰动之，令郁发腠理，津液强渍，为寒所搏，肤腠反密，寒毒与营卫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 怯者则著而成病矣。 其即时成病者，头痛身疼，肌肤热而恶寒，名曰伤寒。其不即时成病，则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至春夏阳气发生，则寒毒与阳气相搏于营卫之间，其患与冬时即病候无异。 因春温气而变， 名日温病也；因夏暑气而变，名曰热病也；因八节虚风而变，名曰中风也；因暑湿而变，名曰湿病也；因气运风热相搏而变，名曰风温也。其病本因冬时中寒，随时有变病之形态尔， 故大医通谓之伤寒焉。 其暑病，湿温，风温，死生不同，形状各异，治别有法。     庞曰：天寒之所折，则折阳气。足太阳为清阳主气，其经夹脊膂，贯五脏六腑之腧，上入脑，故始则太阳受病也。以其经贯五脏六腑之腧，故病有脏腑传变之候， 以其阳经先受病， 故次第传人阴经，以阳主生，故足太阳水传足阳明土，土传足少阳木，为微邪；以阴主杀，故木传足太阴土，土传足少阴水，水传足厥阴木，至第六七日，当传足厥阴，肝木必移气克于脾土，脾再受贼邪，则五脏六腑皆危殆矣。营卫不通，耳聋囊缩，不知人则死，速用承气汤下之，则可保五死一生。勿从容拯溺，令病人水浆不入， 汤液不下， 无可奈何也。素问云：脾热病则五脏危。又云：土败木贼则死。若第六七日传厥阴，脉得微缓微浮，其证寒热似疟，此为必愈，宜桂枝麻黄各半汤和之，微缓微浮为脾胃脉也，所以知脾气全不再受克，邪无所容，否极泰来，营卫将复，水升火降，则寒热作而大汗解矣，人将大汗必冒昧者，若久旱天将时雨，六合皆至昏昧，雨降之后，草木皆苏，庶物明净，玉册所谓换阳之吉证也。     王叔和云：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餐居亦异。 是以黄帝兴四方之问， 岐伯立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临病之工，宜两审之。     庞曰：叔和非医之园机，孰能臻此也。如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 唯冬及春可行之， 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麻黄青龙内宜黄芩也。自夏至以后，桂枝内又须随证增知母、大青、石膏、升麻辈取汗也。若时行寒疫及病人素虚寒者，正用古方，不再加减可矣。夏至以后，虽宜白虎，详白虎汤自非新中喝而变暑病，乃汗后解表药耳，一白虎未能驱逐表邪故也。或有冬及始春，寒甚之时，人患斯疾，因汗下偶变狂躁不解， 须当作内热治之， 不拘于时令也。南方无霜雪之地，不因寒气中人，地气不藏，虫类泄毒，岚瘴间作，不在此法，治别有方也。又一州之内，有山居者为居积阴之所，盛夏冰雪，其气寒，腠理闭，难伤于邪，其人寿。其有病者，多中风中寒之疾也。有平居者为居积阳之所，严冬生草，其气温，腠理疏，易伤于邪，其人夭，其有病者，多中湿中暑之疾也。凡人禀气各有盛衰，宿病各有寒热， 因伤寒蒸起宿疾， 更不在感异气而变者。假令素有寒者，多变阳虚阴盛之疾，或变阴毒也；素有热者，多变阳盛阴虚之疾，或变阳毒也。       庞曰：四时之中，有寒暑燥湿风火相搏喜变诸疾，须预察之。其饮食五味禽鱼虫菜果实之属，生偏有嗜者，或金石草木，药素尝有饵者，人五脏有大小，高下，坚脆、端正偏倾，六腑亦有大小，长短、厚薄、 缓急， 令人终生长有一病者。贵者后贱，富者乍贫， 有常贵， 有常富，有暴富，有暴贫，有暴乐，有暴苦，有始乐后苦，有离绝蕴结，忧恐喜怒者。失尝贵后贱，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日失精。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精竭体沮，脱势 侯王，精神内伤，情慕尊贵， 妄为丧志。 始富后贫，焦皮挛筋，常富恶劳，骄堕精消。离间亲爱者魂游， 绝所怀者意丧， 所虑者神劳，结怨恨者志苦，忧悉者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荡惮而不收，喜乐者掸散而不藏。此皆非外邪所中，而得之于内也。良工必预审问其由，先知脏腑经络受病之所，可举万全。工不恩晓，令五脏六腑血气离守，迨至不救，又何言哉。     庞曰：阴阳虚盛者，非谓分尺寸也。营卫者，表阳也，肠胃者，里阴也。寒毒争于营卫之中，必发热恶寒，尺寸俱浮大，内必不甚躁，设有微烦，其人饮食欲温而恶冷， 谓阳虚阴盛也， 可汗之则愈，若误下则死也。若寒毒相搏于营卫之内，而阳盛阴衰，极阴变阳，寒盛生热，热气盛而人里，热毒居肠胃之中，水液为之干涸，燥粪结聚，其人外不恶寒，必蒸蒸发热而躁，甚则谵语，其脉浮滑而数，或洪实，或汗后脉虽迟，按之有力，外证已不恶寒，腹满而喘，此皆为阳盛阴虚，当下之则愈，若误汗则死也。 仲景载三等阳明， 是阳盛阴虚证矣。调经论云：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而外热，阴盛则内寒，以此别之。若阴独盛而阳气暴绝，必四肢逆冷，脐筑凑痛，身疼如被杖，面青、或吐、或利， 脉细欲绝， 名日阴毒也，须急灸脐下，服以辛热之药，令阳气复生，溅然汗出而解。若阳独盛则阴气暴绝，必发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 身斑斑如锦纹， 或下利赤黄，脉洪实，或滑促，名曰阳毒也。宜用针泄热，服以苦酢之药，令阴气复生， 溅然汗出而解也。(《伤寒总病论》卷一)

《天行温病论》

    庞曰：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者，皆由冬时触冒寒毒所致。自春及夏至前为温病者，素问，仲景所谓伤寒也，有冬时伤非节之暖，名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即时发病温者，乃天行之病耳。其冬月温暖之时，人感乖候之气，未即发病，至春或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泄，至天气暄热，温毒乃发，则肌肉斑烂也。又四时自受乖气而成府脏阴阳温毒者，则春有青筋牵，夏有赤脉攒，秋有白气狸，冬有黑骨温，四季有黄肉随，治亦别有法。难经载五种伤寒，言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随经所在而取之， 中风木、 伤寒金、热病火、湿温水、温病土，治之者各取其所属。据难经，温病本是四种伤寒，感异气而变成温病也。土无正形，因火而名，故以温次热也，土寄在四维，故附金木水火而变病。所以王叔和云：阳脉浮滑，阴脉濡弱，更遇于风热，变成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更遇其热，变成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阴脉濡弱，阴脉弦紧，更遇湿气，变为湿温；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 变成温疟， 斯乃同病异名，同脉异经者也。故风温取足厥阴木，手少阴火，温毒专取乎少阴火，温疟取手太阴金，湿温取足少阴水，手少阴火，故云：随经所在而取之也。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著一家。悉由气运郁发，有胜有伏，迁正退位，或有先后，天地九室相形，故令升之不前，降之不下，则天地不交，万化不安，必偏有宫分，受斯害气。庄子所谓运动之泄者也。且人命有遭逢，时有否泰，故能偏着一家。天地有斯害气，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贤人知方矣。(《伤寒总病论》卷五)

    朱肱，字翼中自号无求子，浙江吴兴人。宋，元祐三年(1088)进士，徽宗朝授奉议郎，医学博士等职，人称朱奉议。他精研《伤寒论》达数十年，为当时著名的伤寒学家，因仲景居南阳，华佗称之为《伤寒论》为活人书，所以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称为《南阳活人书》，即《类证活人书》(原名《无求子伤寒百问》，公元1118年重刻时更名)。 该书作于1089年(元祐四年己巳)， 而成于1108年(大观二年戊子)。全书用综合分析的方法， 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设为问答的形式，阐述伤寒证治的异同，使人明白易晓，对推广仲景学说的实际应用，贡献很大。宋孝宗时， 李先知根据该书旨意， 撮其机要，错综成文，一证一歌，著成《活人书括》，则更为普及、流传， 其影响之大， 正如《医剩》所云：“宜乎世之言伤寒者，至知有《活人书》，而不知有长沙之书也”。         朱肱治伤寒从经络立论，着重六经方证定位与定性问题的阐发，强调鉴别诊断的重要性，对伤寒脉法颇有研究，尤其憾于“仲景证多而药少”，采取后世诸方补而备之，此种知其所长，明其不足的治学精神，与那些注不破经者大不相同。朱肱在学术上的成就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清·徐灵胎对其高度评价：“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盖《伤寒论》，不过随举六经所现之症以施治之，有一症而六经皆现者，并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则读者茫无把握矣。此书以经络病因传变疑似，条分缕晰，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兹将朱氏治伤寒的学术见解择要 介绍如下。     1.从经络辨病位     《伤寒论》三阴三阳证治各篇没有明确的提出“六经”或“经络”的概念，每篇之首也只有“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并非辨太阳经病，辨阳明经病……。朱肱提出《伤寒 论》三阴三阳即足之六经，即指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并用此六条经络的循行及生理特点来解释伤寒三阴三阳病证的发生、传变与转归机理。他指出：“足太阳膀胱之经，从目内眦上头连于风府，分为四道，下项并正别脉上下六道以行于背与身为经。太阳之经为诸阳主气，或中寒邪，必发热而恶寒。缘头项腰脊，是太阳经所过处，今头项痛，身体疼，腰脊强，其脉尺寸俱浮者，故知太阳经受病也”，“足阳明之经，从鼻起夹于鼻，络于目，下咽分为四道，并正别脉六道上下行腹纳维于身。盖诸阳在表，阳明主肌肉，络于鼻，故病人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其脉尺寸俱长者，知阳明经受病也。”其余诸经也是如此地运用经络理论阐述病证机理的。由于朱肱以足六经论三阴三阳，后来人们就习惯称伤寒三阴三阳病为“六经病”，“六经病机”、“六经辨证”。这就是《伤寒论》的“经络说”。     朱氏不仅用“经络说”解释单个症状发生的机理，也以之解释由多个症状组成的证候的机理。例如，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腰背痛等，这些症状之所以联系在一起构成太阳表证，就是因为这些症状都发生在足太阳膀胱经脉循行的部位；当然，只要看到由这些症状构成的证候，也就知其病位在足太阳膀胱经。由此可见，朱氏“经络说”的实质是力图阐明伤寒病证的定位问题。所以，他强调：“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 往往病在太阳， 反攻少阴，证是厥阴，乃和少阳，寒邪未除，真气受毙。”朱氏在比较正确认识六经病机的基础上根据《素问·热论》六经病证，结合《伤寒论》条文所载，提出辨识六经为病的证候是指证：“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则知病在太阳经也。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则知病在阳明经也。胸胁痛耳聋，口苦舌干，往来寒热而呕，则知病在少阳经也。腹满咽干，手足自温，或自利不渴， 或腹满时痛，则知病在太阴经也。引饮恶寒，或口燥舌干，则知病在少阴经也。烦满囊缩，则知病在厥阴经也。”并设问答六题，补充了六经的脉候。这些论述对后世立六经“提纲证”有很大的启发。     伤寒六经方证的本质问题，是论中最关键的问题。朱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探讨，畅发了自己的见解，打开了后世医家研究伤寒的思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论争，推动了仲景学说的发展。     2.脉证合参辨病性     朱肱在分经辨证以定病位的同时，又十分重视病证的定性问题。他强调表里虚实阴阳是伤寒辨证的大纲，尤其是阴阳两纲最为重要。因为对一个病证分清了阴阳，就明确病机性质和治疗的大方向，方向对头虽不中不远矣；方向错了就根本错了。所以，他强调：“治伤寒须识阴阳二证”；“治伤寒须辨表里，表里不分，汗下差误”；“治伤寒先须识脉，若不识脉，则表里不分，虚实不辨。”在具体辨别病性时，他主张必须脉证合参，说：“大抵问而知之以观其外，切而知之以察其内，证之与脉不可偏废。”他明确指出各种脉证一般的阴阳表里性质，说：“阳行也速，阴行也缓……阳候多语，阴证无声； 阳病则旦静， 阴病则夜宁；阳虚则暮乱，阴虚则夜争。阴阳消息，证状各异。然而物极则反，寒暑之变，重阳必阴，重阴必阳，阴证似阳,阳证似阴， 阴盛格阳， 似是而非，若同而异。” “况伤寒尤要辨表里，脉浮为在表，脉沉为在里；阳动则有汗，阴动则发热得汗而脉静者生，汗已而脉躁者死；阴病阳脉则不成，阳病阴脉则不永。”并将常见的主要脉象，按阴阳表里进行分类，所谓“七表阳也”，即“浮芤滑实弦紧洪属于表”；“八里阴也”，即“迟缓微瀒沉伏濡弱属里。”他的此种分类竟成为后世论脉分纲领的先驱。     朱肱认识到，有些病证性质的判断主要决定于脉诊，所以十分重视切脉。他举例说：“病人心下紧满，按之石硬而痛者， 结胸也。 结胸证于法当下，虽三尺之童，皆知用大黄甘遂陷胸汤下之。然仲景云：结胸脉浮者，不可下，下之则死。以此推之，若只凭外证，便用陷胸汤则误矣。”此例见于《伤寒论》132条，其135条则云：“结胸热实，脉沉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可见凭脉象断病性定治法，是《伤寒论》的重要方面。朱肱根据“仲景犹诮当时之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不重视脉诊的时弊，强调“治伤寒先须识脉”，主张脉证合参，是符合仲景“平脉辨证”精神的。     3.正病名以辨病证         朱肱认为：“天下之事，名定而实辨，言顺则事成，又况伤寒之名，种种不同，若识其名，纵有差失；功有浅深，效有迟速耳。不得其名，妄加治疗，往往中暑乃作热病治之反用湿药；湿温乃作风温治之，复加发汗，名实混淆，是非纷乱，性命之寄，危于风烛。”他所论述正病名的问题，实际上强调病证的鉴别诊断。因温病与伤寒的病因病性、传变转归迥然不同，从而温病中又有风温、湿温、温疫、温疟、温毒等区别，确定了病名，也就认识到该病的病机性质与证候演变的一般规律，治法遣方的大方向就不会错了。所以他说：“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而处病不差矣。”注意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通过辨病以达到辨证的目的，是很可贵的。他的书中详论了伤寒与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中湿、风湿、湿温、痉病、温毒，及痰证、食积、脚气等病的鉴别诊断。而寒温有异则是后世温热学派加以探讨和发扬的内容。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氏对寒温异趣，早具卓识。     4.论方药加减并补其不足     朱肱在其书中提出一百个问题详论有关伤寒脉证治法之后，又别开生面，以方类证，详述方药的加减之法。例如桂枝汤，他将《伤寒论》中所有应用此方治疗的条文证候均汇列于下，使人读后能对桂枝汤的适应证有较完整的认识。其它诸方亦复如此。这是朱氏研究《伤寒论》的又一个创见。后来徐灵胎、柯韵伯治伤寒也深受其影响。     朱氏主张遣方用药，应方证相合，将药合病，灵活加减，不可执方疗病。他说：“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伤寒有证异而病同一经，药同而或治两证，类．而分之，参而伍之。审知某证者，某经之病；某汤者，某经之药，然后用之万全矣。又况百问中一证下有数种药方主之者，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可服之。”他以下利而心下痞为例，如十枣汤、大柴胡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赤石脂禹余粮汤、桂枝人参汤皆可治之，但这些方药有寒热温凉之异，必须与证候的寒热虚实相符合，才能用之有效。但是“仲景伤寒方一百一十三道，病与方相应，乃用正方，科有差别，即随证加减。”所以他强调方药要灵活加减，以药合病，如执方疗病，必定陷于“学方三年，无病可医，疗病三年，无方可治”的困境。他说：“不知执方疗病，或中或否，不知加减，移咎于方，古人用药，如斗运转，故攻病的而取速效，一服知，二服愈。”对如何进行加减，他举例说：“假如理中丸证，肾气动者去白术；小柴胡汤证，小便不利者加茯苓， 盖脾恶湿， 肾恶燥，白术治湿，茯苓利水，故肾气动者去白术，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以此推之，然后知不可执方疗病，须是随证加减。”从此例示范性加减法来说明，朱氏主要是着眼病机增损方药，这是高人一筹之处。     朱肱认为，《伤寒论》不能包罗万有，治一切疾病。他指出：“仲景药方缺者甚多，至如阴毒伤寒、时行温疫、温毒、发斑之类、全无方书。”于是他从《外台》、《千金》、《圣惠》等书中，选录有方剂一百余首，补而备之，大大丰富了伤寒方药的内容。尤其他认识到妇人与小儿的体质特点，提出妇人伤寒与小儿伤寒遣方用药应注意之点是仲景所未备。例如，他治小儿伤寒无汗、头疼发热恶寒，用麻黄黄芩汤；治小儿伤风有汗，头疼发热恶寒，用升麻黄芩汤，就注意到小儿易虚易实的生理特点。     总之，朱肱治伤寒有较高造诣，他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用“经络说"解释六经方证发生与演变的机理；主张脉证合参辨别病证的表里虚实阴阳的性质；强调病证的鉴别诊断，认识到辨病与辨证相辅相成；并开创了以方类证，从证论方的先河。指出遣方用药，必须方证相合，将药合病，灵活加减，不可执方疗病。同时还大量补充仲景方药之未备。朱肱能融会贯通《伤寒论》的精义，深入浅出地阐明其理法方药，使之明白易晓，可推广使用，并知其所长，补其不足，为发展仲景学说作出了一定贡献。可以说，朱氏是正确地处理继承与发扬、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的典范。

【原著选读】 《论经络》     问伤寒一二日，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尺寸脉俱浮。此足太阳膀胱经受病也。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宜桂枝汤。轻者只与柴胡桂枝汤。太阳病，头痛发热，无汗恶寒，宜麻黄汤。轻者只与桂枝麻黄各半汤。麻黄汤，桂枝汤，二者均为解散，证分阴阳，不可不慎也。仲景所谓无汗不得服桂枝， 有汗不得服麻黄， 常须识此，勿令误也。今人才见身热头痛，便发汗，不知汗孔闭而用麻黄，汗孔疏而用桂枝，伤寒伤风其治不同。古人有汗者当解肌，无汗者可发汗。问伤寒二三日，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尺寸脉俱长。此足阳明胃经受病也。伤寒二日，阳明经受病，可发具汗，非正阳明也。 今言一二日传阳明经， 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其脉俱长者，是太阳阳明可表而已。若无汗尚恶寒，宜升麻汤。有汗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宜桂枝汤。无汗脉浮，其人喘者，与麻黄汤。又问十二经皆一，而阳明有三，何也?有太阳阳明，有少阳阳明，有正阳阳明也。太阳阳明者，本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也。少阳阳明者，，本传到少阳，因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实，大便难也，正阳阳明者，病人本风盛气实也。三阳明俱宜下，唯恶寒乃中寒，为病在经、与太阳合病，属表，可发其汗。盖太阳与阳明合病，脉必浮大而长，外证必头疼腰痛，肌热，目痛，鼻干也，脉浮大者，太阳也，长者，阳明也，头疼腰痛者，太阳也；肌热目痛鼻干者，阳明也，尚恶寒者，可升麻汤汗之。若不恶寒反恶热，大便不秘者，可白虎汤解利之。不恶寒，反恶热，大便秘，或谵语者，属胃家实也，可调胃承气汤下之。又问三阳有合病，有并病， 何也?脉浮大而长，头疼腰痛肌热目疼鼻干者，合病也。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者，并病也。三阳皆有合病，唯三阴元合病， 不可不知也。 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挚挚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愈，宜大承气汤。若太阳证不罢，不可下，宜用桂枝麻黄各半汤小发汗，设面赤色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则阳气怫郁，不得越散，当汗不汗，烦躁不知痛处，其人短气但坐，盖以汗出不彻故也，更以麻黄汤发其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之。 问伤寒三四日， 胸胁痛而耳聋，或口苦舌干， 或往来寒热而呕， 其尺寸脉俱弦，此足少阳胆经受病也。 太阳病不解， 转入少阳，胁下鞕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可吐下，诊其脉弦紧者， 小柴胡汤主之。 盖脉弦细头痛发热属少阳， 少阳受病， 口苦咽干目眩，宜小柴胡汤以解表，不可发汗。 发汗则谵语， 谵语属胃，胃和则愈，不和则烦而燥，宜调胃承气汤，此属少阳阳明也。问伤寒四五日，腹满咽干，手足自温，或自利不渴，或腹满时痛，尺寸俱沉细。此足太阴脾经受病也， 伤寒手足必微冷， 若手足自温者，系太阴也。自利不渴，属太阴也。腹满时痛，属太阴也。自利不渴者，脏寒也，当温之，宜四逆汤，理中汤也。腹满脉浮者，可桂枝微发汗，腹痛者，桂枝加芍药汤。痛甚者，桂枝加大黄汤。古人以四日太阴证病在胸膈，可吐而愈何也? 答曰：不然。有太阴证脉大胸满多痰者，可吐之，脉大而无吐证者，可汗而已。 大抵在表者汗之， 在里者下之，在上者涌之，在下者泄之，瓜蒂、栀豉随证施用，不可拘以日数也。 问伤寒五六日， 尺寸脉俱沉，或口燥舌干而渴，或口中和而恶寒。此足少阴肾经受病也。少阴病，口燥舌干者， 急下之， 宜大承气汤。 若不渴， 不口燥舌干而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太阴、厥阳皆不恶寒，只有少阴有恶寒之证，不可不知也。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宜着灸并附子汤也。大抵伤寒阳明证宜下，少阴证宜温。然仲景于少阴证，口燥咽干，即云急下之，盖少阴主肾，系舌本，伤寒热气入于脏，流于少阴之经，肾汁干，咽路焦，故口燥咽干而渴，须宜急下之，非若阳明证宜下而可缓也。虽然阳明亦有一证，发热汗出多急下之，阳明属胃， 汗多则胃汁干， 亦须急下也。问伤寒六七日，烦满囊缩，其脉尺寸俱微缓。此足厥阴，肝经受病也。厥阴病，其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宜小建中汤。脉浮缓者，必囊不缩，外证必发热恶寒，似疟为欲愈，宜桂枝麻黄各半汤。若尺寸脉俱沉短者，必是囊缩，毒气入脏，宜承气汤下之。大抵伤寒病脏腑传变， 阳经先受病， 故次第传人阴经。以阳主生，故太阳水传足阳明土，土传足少阳木，为微邪也。阴主杀，故木传足太阴土，土传足少阴水，水传足厥阴木。 至六七日当传， 厥阴肝木，必移气克于脾土，脾再受贼邪，则五脏六腑皆困而危殆。营卫不通，耳聋囊缩，不知人而死矣。速用承气汤下之，可保五死一生。古人云：脾热病则五脏危。又云：土败木贼则死。若第六七日传厥阴，脉得微缓，微浮为脾胃脉也。 故知脾气全， 不再受克，邪无所容，否极泰来，营卫将复，水升水降，则寒热作而大汗解矣。 (《类证活人书》卷第一) 

《问表证》     发热恶寒，身体痛而脉浮者，表证也，表证者，恶寒是也，恶寒者，表之虚，此属太阳，宜汗之。然伤寒发表，须当随病轻重而汗之，故仲景有发汗者，有和解之者。兼四时发汗，亦自不同：春不可大发汗，以阳气尚弱，不可亟夺，使阴气胜于时，天寒初解，营卫腠理缓，可用小柴胡汤之类。冬不可汗者，以阳气伏藏，不可妄扰，不问伤寒中风，以轻药解利之，伤寒无汗者，只与桂枝麻黄各半汤， 伤风有汗， 只与柴胡桂枝汤，或得少汗而解，或无汗自解。 夏日天气大热， 玄府开，脉洪大，宜正发汗，但不可用麻黄、桂枝热性药，须是桂枝麻黄汤加黄芩、石膏、知母、升麻也。夏月有桂枝麻黄证，不加黄芩辈服之，转助热气，便发黄斑出也，白虎汤虽可用，然治中暑与汗后一解表药耳，一白虎未能驱逐表邪，况夏月阴气在内，或患热病而气虚人，妄投白虎，往往有成结胸者，以白虎性寒，非治伤寒药也。凡发汗欲令手足俱周，溅溅然一时许为佳，不欲如水淋漓， 服汤中病即止，不必尽剂。然发汗，须如常覆腰以上，厚衣覆腰以下，盖腰以上流漓，而腰以下至足心微润，病终不解。凡发汗病证仍在者，三日内可二三汗之，令腰脚周遍为度。又问：三阴有可汗者乎? 阴病不当发汗，发汗即动经，然太阴脉浮，少阴发热，亦须微微取汗，但不正发汗耳，大抵风寒中人，与营卫俱薄而发热，又未曾行诸汗药，虽无阳证，须少汗解逐之，王叔和云：表中风寒，人里则不消，故知初病脉沉细数，虽里不消，本表中风寒，须宜温覆少汗而解。仲景太阴证脉浮可汗，宜桂枝汤；少阴病发热脉沉，宜麻黄附子细辛汤，少阴二三日，常见少阴证，无阳证者，宜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皆阴证表药也。要知脉沉细数，病在里，不可发汗，此大略之言耳，脉应里而发热在表，宜以小辛之药取微汗而温散也。大抵伤寒太阳证发热恶寒，宜发其汗。然热多寒少，其脉微弱，或尺脉迟者，不可表也；其人当汗而衄血下血者，不可表也；坏病者，不可表也；妇人经水适来者，不可表也；风温者，不可表也；湿温者，不可表也；虚烦者，不可表也； 病人腹间左右上下有筑触动气者，不可表也， 以此见古人慎用表药如此。(《类证活人书》卷三)

《问里证》     不恶寒，反恶热，手掌心并腋下溅溅汗出，胃中干涸，燥粪结聚，潮热，大便硬，小便如常，腹满而喘，或谵语，脉沉而滑者，里证也，里证者，此属阳明也，宜下之。伤寒始发热恶寒，今汗后不恶寒，但倍发热而躁，始脉浮大，今脉洪实，或沉细数，始惺静， 今狂语，此为胃实阳盛，再汗即死，须下之即愈，亦有始得病，便变阳盛之证，须便下之，不可拘以日数。更有心胸连脐腹大段疰闷，腹中疼，坐卧不安，冒闷喘急极者，亦不候他证，便下之，失下则气血不通，四肢便厥，医人不知，反疑是阴厥，复进热药，祸如反掌，不可不察也。又问：三阴有可下者乎? 三阴大约可温，然须有积证方可也，何谓积证? 太阴腹满时痛，少阴口燥咽干，或腹满不大便，或下利清水，心下痛，皆积证也。下证悉具，服汤已、更衣者，止后服，不尔，尽剂服之。下后慎不中服补药，孙真人云：服大承气汤，得利差，慎不中服补药也。热气得补复成，更复下之，是重困也，宜消息安养之，大抵伤寒最慎于下，若表证未罢，不可乱投汤剂，虚其胃气，脉浮者， 不可下； 脉虚细者，不可下；恶寒者，不可下；呕吐者，不可下；不转矢气者，不可下；大便坚，小便数，不可用承气汤攻之；小便清者，不可下， 大便硬， 小便少者，未可攻；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不可下，以此知古人慎用转药如此。(《类证活人书》卷第三) 

《问阴证》     太阴、少阴、厥阴，皆属阴证也。太阴者，脾也。少阴者，肾也。厥阴者，肝也。 何谓太阴证?太阴脾之经， 主胸膈膜胀。 甲乙经云：邪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邪中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又曰：贼风虚邪者， 阳受之。 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 阴受之。 阳受之则入腑，阴受之则入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上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歹食泄,久为肠游。何谓少阴证?少阴肾之经， 主脉微细心烦， 但欲寐，或自利而渴。又问： 经云：一二日少阴病者何也?谓初中病时，腠理寒，便入阴经，不经三阳也。盖寒气人太阳，即发热而恶寒， 人少阴经， 只恶寒而不发热也。三阴中寒，微则理中汤；稍厥或中寒下利，即干姜甘草汤；大段重者，用四逆汤；元脉者，用通脉四逆汤也。何谓厥阴证?厥阴肝之经，主消渴，气上冲，心中疼热，饥不欲食，食则吐蚘，下之利不止也。若阴气独盛，阳气暴绝，则为阴毒。其证四肢逆冷，脐腹筑痛， 身如被杖， 脉沉疾，或吐或利，当急灸脐下，服以辛热之药，令阳气复而大汗解矣，古人云：辛甘发散为阳，谓桂枝、甘草、干姜、附子之类，能复其阳气也，微用辛甘，甚则用辛苦。阴极发躁， 阴证似阳， 学者当以脉辩之。 (《类证活人书》卷第四) 

 《问阳证》     太阳、阳明、少阳，皆属阳证也。太阳者，膀胱也，发热恶寒，头疼腰痛而脉浮也。阳明者，胃也，不恶寒，反恶热，溅溅汗出，大便秘，潮热而脉长也。少阳者，胆也，口苦，咽干，胁下满，发热而呕， 或往来寒热而脉弦也。 麻黄汤、大青龙汤、桂枝汤，治太阳经伤风寒也。大柴胡汤、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大承气汤，治阳明伤寒也。小柴胡汤， 治少阳伤寒也。 其他药皆发汗吐下后证也。若阳气独盛，阴气暴绝，即为阳毒，必发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如锦纹，或下利赤黄，脉洪实，或滑促，当以酸苦之药，今阴气复而大汗解矣。古人云：酸苦涌泄为阴，谓苦参、大青、葶苈、苦酒之类，能复其阴气也。微用苦，甚则兼用酸苦，析热复阴，若热极发厥，阳证似阴，学者当以脉别之。(《类证活人书》卷第四)

    成无己，宋代山东聊摄(今阳谷县)人。后来聊摄并于金，因此又称金人。成氏医学世家，精于医理，擅长临床，为宋金时期研究《伤寒论》的大家之一。著有《注解伤寒论》十卷，《伤寒明理论》三卷，《药方论》一卷。这三种伤寒著作有注解，有论证，有论方，鼎足而立，联系而紧密，相得益彰。成氏是注解《伤寒论》第一家，他博极研精，深造自得，以经注论，以论证经，创始艰难，厥功甚伟，给人无穷启迪，深得医家的赞誉。宋·严器之评论道：“聊摄成公，议论该博，术业精通，而有家学，注成伤寒十卷，出以示仆，其三百九十七法之内，分析异同，彰明隐奥，调陈脉理，区别阴阳，使表里以昭然，俾汗下而灼见；百一十二方之后，通明名号之由，彰显药性之主，十剂轻重之攸分，七情制用之斯见，别气味之所宜，明补泻之所适，又皆引《内经》，旁牵众说，方法之辨，莫不允当，实前贤所未言，后学所未识，是得仲景之深意者也。”清·汪琥甚至把他注《伤寒论》的成就与王太仆注 《内经》 相媲美，说：“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犹王太仆之注《内经》，所难者惟创始耳。”其实，注《内经》之创始者当推先于王太仆的全元起，而成无己确是注《伤寒论》的先导，惟因第一次对《伤寒论》旧本，进行全面的系统地注解，其难度之大，以致耗去他毕生的精力，至其晚年方脱稿毕功。成氏的伤寒成就，是和他韵顽强意志分不开的。他在世九十余岁，而用于注书的时间，竟长达四十余年，约在八十高岁时，其著作才脱稿。这种坚持不懈，老而弥坚的精神，为医家树立了榜样。正因为成氏首先对《伤寒论》进行了注解释义，使其获得理论的说明，才使得这部本来就有很大实用价值的著作，得以广泛地为医家所理解和重视，并对其研究而蔚然成风，从而促进了伤寒学派的迅速发展。兹将成氏治伤寒的学术思想和成就简介如下。     1.以经注论，以论证经     成氏根据《伤寒论》原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之语，始终运用《内经》、《难经》学理注解论中条文方证，力图按照写这部著作的本来的样子去研究，并且不把论中没有的东西包括进去，这是非常朴质的科学态度，而他的注解也比较接近于仲景原意。由于成氏采用了以经注论的研究方法，不仅使内、难、伤寒一脉相承，融会贯通，具有探本寻源，互相渗透之妙，同时还起到了经论结合，以论证经的效果。使伤寒理明，内、难有实，正是成氏治学的成功之处。兹举数例以说明之。     (1)“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汤主之。”成氏注解云：“太阳病，因发汗，遂汗漏不止而恶风者，为阳气不足，因发汗，阳气益虚而皮腠不固也。《内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小便难者，汗出亡津液，阳气虚弱，不能施化。四肢者，诸阳之本也。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亡阳而液脱也。《针经》曰：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与桂枝加附子汤，以温经复阳。”所谓《针经》即仲景原序之《九卷》，即《灵枢》，其二段引文，一见于《素问·灵兰秘典》，一见于《灵枢·决气篇》，用以解释因发汗而漏汗不止，引起亡阳液脱而发生的种种症状，不但引证正确，从病机理论上说明了问题，而且证实了《内经》的学理，具有实在的内容，体现了经论结合，承先启后，相得益彰的效果。     (2)“伤寒表不解， 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成氏注释云：“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饮，则水寒相搏，肺寒气逆，故干呕发热而咳。”《针经》曰：“形寒饮冷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 中外皆伤， 故气逆而上行，此之谓也。与小青龙汤发汗，散水，水气内渍，则所传不一，故有或为之证，随证增损，以解化之。”即使今天，对本条的注解在原则上还没有超过成氏的见解。值得指出的是，成氏所谓《针经》之说，出于《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今本《灵枢》中该篇云：“形寒饮冷则伤肺， 以其两寒相感， 中外皆伤，故气道而上行”成氏引《针经》“气逆上行”之语，足以证《灵枢》“气道上行”之讹。     (3)成氏不仅以经注论， 而且以经注方如注解小青龙汤云:“寒邪在表，非甘辛不能散之，麻黄、桂枝、 甘草之辛甘， 以发散表邪。水停心下而不行，则肾气燥，《内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干姜、细辛、半夏之辛，以行水气而润肾。咳逆而喘，则肺气逆，《内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芍药，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气而安肺。”两则《内经》原文均见于《素问·脏气法时论》，不但引证正确，“以行水气而润肾”一语，明白晓畅地说明了辛药能使气行水散，气至水亦至，而达到润肾的机理。如注解桂枝汤云：“《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桂枝汤，辛甘之剂也，所以发散风邪，”注解四逆汤云：“《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又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甘草姜附相合，为甘辛大热之剂，乃可发散阴阳之气。”所引二方经文，一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一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皆以《内经》四气五味之理，来解释仲景组方之义，相互印证，彼此阐发，有理有据。     2.辨证明理，鉴别异同     成氏所著的《伤寒明理论》凡五十篇，从“发热”起至“劳复”止，对《伤寒论》中五十个主要症状的状态，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机理，病位病性，以及辨别要点等，作了精辟地分析，可以说是《伤寒论》最早的一部“症状鉴别诊断学”。严器之评论其成就云：“……义皆前人未经道者，指在定体，分形，析证。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释战栗有内外之诊，论烦躁有阴阳之别。谵语郑声，今虚实之灼见， 四逆与厥， 使深浅之类明。始于发热，终于劳复，凡五十篇，目之日明理论，所谓真得长沙公之旨趣也。”今举数例以说明其辨证明理，鉴别异同的思想方法。     (1)发热证“伤寒发热，何以明之发热者，谓怫怫然发于皮肤之间，熇熇然散而成热者是也。”这是描述发热的状态也就是所谓“定体”；“与潮热寒热若同而异，与烦躁相类而非。烦躁者在内者也， 潮热之热，有时而热，不失其时。寒热之热，寒已而热，相继而发。至于发热则无时而发也。”这是辨别不同形证的状态即所谓“析证”；“有谓翕翕发热者，有谓蒸蒸发热者，此则轻重不同，表里之区别耳。所谓翕翕发热者，谓若合羽所复，明其热在外也。故与桂枝汤发汗以散之。所谓蒸蒸发热者，谓若熏蒸之蒸，明其热者内也，故与调胃承气汤攻下以涤之。”这是从发热之状态以辨内外之病位：“ 其发热属于表者， 即风寒客于皮肤，阳气怫郁所致也。其发热属里者，即阳气下陷入阴中所致也。”这是解释不同发热的发生机理，即所谓“明理”。接着还对半表半里发热，表里俱发热，三阴病反发热的状态，病性与机理，作了详尽地解释，最后还指出发热的预后观察，云：“脉阳的俱虚，热不止者死，下利发热亦死。《内经》云：汗出则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此名阴阳交，交者死也。”层层剖析，淋漓尽致，使人读后，心中有数，无复滋疑。     (2)战栗证“伤寒战栗，何以明之?战栗者，形相类而实非一也，合而言之，战栗非二也，析而分之，有内外之别也。”指出战与栗虽常合而言之，但其发生有内外病位之不同，相似而相异，当注意辨别；“ 战者身为之战摇者是也。 栗者心战是也……战之与振，振轻而战重也。战之与栗，战外而栗内也。”寥寥数语，将战、振、栗分析得清清楚楚，指出战与振只是程度不同，而战与栗则有病位层次的区别；“战栗者， 皆阴阳之争也。 伤寒欲解，将汗之时，正气内实，邪不能与之争，则便汗出而不发战也，邪气欲出，其人本虚，邪与正争，微者为振，甚者则战，战退正胜而解矣。……邪气内与正气争则为栗， 栗为甚者也， 经曰：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正气怯弱，故成栗也。”把战栗的发生机理解释得一清二楚，指出战的正气虚而不甚，其发在外， 可望战汗而解， 而振则正气虚甚，病发于内，难望战汗退邪。可见成氏拥有丰富的临床实践和周密观察，否则难以体验到如此境界。     (3)四逆证“伤寒四逆，何以明之?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温者是也。”这给四逆下了明确的定义；“积凉成寒，积温成热，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伤寒始者邪在皮肤，当太阳阳明受邪之时，则一身手足尽热，当少阴太阴受邪之时，则手足自温，是表邪渐缓而欲传里也。经日：伤寒四五日，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是太阳之邪传之少阳也。 伤寒脉浮， 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 是少阳之邪传于太阴也。 是知邪气在半表半里，则手足不热而自温也。至于邪传少阴，为里证已深，虽未至厥，而手足又加之不温是四逆也。若至厥阴，则手足厥冷矣。……若手足自热而至温，从四逆而至厥者，传经之邪也，四逆散主之。若始 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温者，是阴经受邪，阳气不足，可用四逆汤温之。大须识此，勿令误也。四逆与厥相近而非也，经曰：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逆与厥有异也。”透彻分析了由热而温，而四逆，而厥的传变过程与发生机理。其对四逆与手足厥冷的病机与辨别，是历代注家很少深究者，往往混为一谈，致使少阴与厥阴无法在手足冷凉上辨别。他指出四逆在少阴而轻、厥冷在厥阴而重，堪称真情大白，独具卓识，竟使当代刘渡舟教授研读至此不禁“拍案叫绝”，称赞“成氏辨证之微，分析之透，遇疑似者判之，晦涩者明之，其有功伤寒之学可云博矣。”     总之，成无己医学造诣极深，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其于伤寒发明甚多，是第一个全面注解《伤寒论》的医家。他治伤寒的学术思想特点是：以经注论，以论证经，他的突出成就，一是经论结合，把内、难学理与伤寒证治，联系起来，融会贯通，既使《伤寒论》的条文方证，第一次获得理论上的解释，又展现出内、难的阐述，具有实在的内容。二是辨证明理，对《伤寒论》主要形证的状态、疑似和机理，进行了精辟地辨别与分析。他的主要贡献是，使后世能明伤寒之理，知伤寒之用，从而推动了伤寒学说的流传与发展。

【原著选读】 《论振》     伤寒振者，何以明之? 振者森然若寒，耸然振动者是也。伤寒振者，皆责其虚寒也，至于欲汗之时，其人必虚，心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振近战也，而轻者为振矣，战为正与邪争，争则为鼓栗而战，振但虚而不至争，故止耸动而振也。下后复发汗振寒者，谓其表里俱虚也。亡血象发汗，则寒栗而振者，谓其血气俱虚也。诸如此者，止于振耸尔。其振振欲擗地者，有身为振振摇者，二者皆发汗过多， 亡阳经虚， 不能自主持，故身为振摇也。又非若振栗之比，经曰：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太阳病，发汗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二汤者，皆温经益阳，滋血助气之剂，经虚阳弱得之，未有不获全济之功者。(《伤寒明理论·振第三十》)

《论厥》     伤寒厥者，何以明之?厥者冷也，甚于四逆也。经曰：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谓阳气内陷， 热气逆伏，而手足为之冷也。经曰：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是知内陷者， 手足为厥矣。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亦是言发动其热也。先热而后厥者，热伏于内也。先厥而后热者，阴退而阳气得复也。若始得之便厥者，则是阳气不足，而阴气胜也。大抵厥逆为阴所主，寒者多矣，而又有进退之别。经曰：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厥四日，厥少热多，其病自愈。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阳气退，故为进也。病至厥阴，传经尽也。当是之时，阳气胜阴，厥少热多，其病则愈；若或阴气反胜，阳不得复，厥多热少，其病则逆，厥为阴气至也，热为阳气复也。至于下利，则曰：先厥后发热而利，必自止。见厥复利，厥者复为热，为阳气得复，而利必自止；热者便为厥，是阴气还胜也， 故复下利矣。 诸阳受气于胸中，邪气客于胸中郁郁留结，则阳气不得敷布，而手足为之厥，经日：手足厥冷，脉乍紧，邪结在胸中，心中满而烦，饥不能食，病在胸中，当吐之者是矣。厥为阴之盛也，若更加之恶寒而蹯者，阴气之极也，则难可制。经曰：少阴病恶寒身踡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 是厥冷之逆者， 神丹其能生乎。(《伤寒明理论·厥第三十三》)

《桂枝汤方》     经曰：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盖桂枝汤，本专主太阳中风，其于腠理致密，荣卫邪实，津液禁固，寒邪所胜者，则桂枝汤不能发散。必也皮肤疏凑，又自汗， 风邪干于卫气者， 乃可投之也。仲景以解肌为轻，以发汗为重，是以发汗吐下后，身疼不休者，必与桂枝汤，而不与麻黄汤者，以麻黄汤专于发汗。其发汗吐下后，津液内耗，虽有表邪，而止可解肌，故须桂枝汤小和之也，桂味辛热……是犹辛甘发散为阳之意。盖发散风邪，必以辛为主，故桂枝所以为君也。芍药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为臣佐者，《内经》所谓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药为臣，而甘草为佐也。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二物为使者，《内经》所谓风淫于内，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是以姜枣为使者也。姜枣味辛甘，固能发散，而此又不特专于发散之用。以脾主为胃行其津液，姜枣之用，专行脾之津液，而和荣卫者也。麻黄汤所以不用姜枣者，谓专于发汗，则不待行化，而津液得通矣。 用诸方者，请熟究之。(《伤寒明理论·药方论》)

《小柴胡汤方》     小柴胡为和解表里之剂也。柴胡味苦平微寒，黄芩味苦寒。《内经》曰：热淫于内，以苦发之。邪在半表半里， 则半成热矣， 热气内传，攻之不可，则迎而夺之，必先散热，是以苦寒为主，故以柴胡为君，黄芩为臣，以成彻热发表之剂，人参味甘温，甘草味甘平。邪气传里，则里气不治，甘以缓之，是以甘物为之助，故用人参甘草为佐，以扶正气而复之也。半夏味辛微温。邪初入里，则里气逆，辛以散之，是以辛物为之助，故用半夏为佐，以顺逆气而散邪也。里气平正，则邪气不得深入，是以三味佐柴胡以和里。 生姜味辛温， 大枣味甘温，《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表邪未已……宜当两解，其在外者，必以辛甘之物发散，故生姜大枣为使， 辅柴胡以和表， 七物相合，两解之剂当矣。(《伤寒明理论·药方论》)

    方有执，字中行，明代安徽歙县人。他潜心于研究《伤寒论》数十年，“涉苦万端，鬓霜而后豁然”。他认为《伤寒论》其书，代远年湮，早已失仲景之旧，即是王叔和所编次的本子，也为后人所更易，主张治伤寒要“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之”，以返还其本来面目。他寻求端绪，潜心考据，至晚年写成《伤寒论条辨》八卷。对其命名解释道：“曰伤寒论者，仲景之遗书也；条辨者，正叔和故方位而条还之之谓也。”《伤寒论》经过他的考订编次，引起了后世医家的极大反响，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折衷者，拉开了伤寒学派内部派系争鸣的序幕，促进了仲景学说的深入发展。但他独尊“仲景圣当时而祖百代”，攻击王叔和、成无己不遗余力，未免失之过偏。兹将他的学术思想与成就，择要介绍如下。     1.错简重订论     方有执认为：“愚自受读以来，沉潜涵泳，反复绌绎，窃怪简篇条册，颠倒错乱殊甚。盖编始虽由于叔和，而源流已远，中间时异世殊，不无蠹残人弊，今非古是，物固然也。而注家则置弗理会，但徒依文顺释， 譬如童蒙受教于师， 惟解随声传诵，一毫意义，懵不关心，至历扞挌聱牙，则又掇拾假借从牵合，即其负前修以误后进，则其祸斯时与害往日者，不待言也。……于是不惮险遥多方博访，广益见闻，虑积久长，晚忽豁悟乃出所旧得，重考修辑，属草于万历壬午，成于去岁己丑。……凡若千万言，移整若干条，考订若干字……”。这是方氏力持错简的观点。在方氏之前注《伤寒论》者已不乏人，如元代王履就曾对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有怀疑，说：“惜其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怀疑中说又以绪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仅仅指出“相乱”而没有提出错简重订之说。惟方氏明确提出“重考修辑”，采取整移删削的方法，对《伤寒论》进行了通盘的订正与编次。根据方氏的考据，论中第三篇《伤寒例》于义难通，“岂仲景之言，其为后人之伪，明亦甚矣。”竟削去之。对辨三阴三阳病脉证并治诸篇大加改订后，将太阳病分成“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三篇，是为第一、二、三卷；阳明与少阳二篇合为第四卷；太阴、少阴与厥阴三篇合为第五卷。认为论中有关温病杂病的条文，“此皆旧本错杂乱出”，于是将有关温病、风温、杂病条文， 以及霍乱、 阴阳易、差后劳复诸篇，合成第六卷。认为辨痉湿病证一篇，“此篇相传谓为叔和述仲景《金匮》之文，虽远不可考，观其揭首之词，信有之也。‘然既曰以为与伤寒相似而致辨焉，则亦述所当述者”；其《辨脉法》与《平脉法》二篇是“皆叔和述仲景之言，附己意以为赞经之辞， 譬则翼焉，传类也。”虽非仲景原著，但有仲景的一些内容，故仍可保留。然其篇名“皆非叔和之旧，其为后人之纷更明甚”，乃将二篇通改为《辨脉法》，与辨痉湿喝病证一篇，合为第七卷。方氏认为， 论中“夫以为疾病至急， 仓卒寻按，要旨难得，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之语，是“叔和自揭其编述以下诸篇之由。”即汗吐下可与不可诸篇，乃将其移于篇末，合为第八卷，方氏此举，自以为恢复了仲景《伤寒论》原有面貌，究竟如何? 实难稽考。然而，他的考订编次确有一定见解，增强了伤寒条文的系统性、条理性，使其规律性更加显著。这可从《伤寒论条辨》 与新辑宋本《伤寒论》 条文作对照，便可得知。     2.风寒中伤营卫说     方氏对《伤寒论》太阳篇大加改订，分为“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三篇。他认为，“太阳一经，风寒所始，营卫二道，各自中伤。风则中卫，故以卫中风而病者为上篇”，凡桂枝汤证及其变证一类条文，均汇于此篇，共六十条，二十方；“太阳统摄之营卫，乃风寒始人之两途。寒则伤营，故以营伤于寒而病者为中篇。……盖经之所以条例各病，对比而辨论者，正为与伤寒分别争差也。”于是将麻黄汤证及其变证，以及条文首冠“伤寒”二字者，汇于此篇，共五十七条，三十二方；“若风寒俱有而中伤，则营卫皆受而俱病，故以营卫俱中伤风寒而病者为下篇。……单中单伤而为病者，已云难治矣。然则俱中伤而病者，其治不尤难乎!何也?寒须发汗，风则解肌，欲并行而不悖， 其为两难也。何如哉?故能发两难发之汗者。名曰青龙，能解两难解之热者。名曰白虎，能救无两难，而误服大青龙之逆者则曰真武焉。”于是，将青龙汤证及其有关的变证、坏证，均汇列于此篇，共三十八条，十八方。关于风寒中伤营卫之说，虽有王叔和倡之于前，成无己述之于后，如成氏云：“风并于卫者，为营弱卫强；寒并于营者，为营强卫弱。今风寒两伤，则营卫俱实……”但都未能从整个太阳病进行考察。惟方氏独具卓识，把风寒伤营卫提到整个太阳病的共同病理的基础上来认识，深刻地揭示了太阳病的发病、传变与转归的规律，这对仲景学说是一个发挥。方氏对太阳病篇的编次情况，突出地表明三点学术见解：第一，由于感受邪气不同，中伤的病位层次不同，所以发病方式与类型不同。外感风寒邪气的发病方式与类型不外三种，即“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第二，由于发病方式与类型不同，其传变、转归就大不一样，各有各的变证、坏证；第三，尽管发病方式与类型不同，传变与转归不一，但都属于太阳病，因为有其共同的病理基础，即是“营卫不和”。这就是方氏所以将太阳病篇所有条文方证，分别按“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 进行归类编次的实质意义。 由此可见，方氏对《伤寒论》的“重考修辑”，绝不只是条文的编排或篇章的整移问题，而是反映了他对伤寒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转归的实践与认识，所以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方毕其功于暮年。他的见解影响深远，后世伤寒名家喻昌大加赞尝，进一步指出：“夫足太阳膀胱，病主表也，而表有营卫之不同，病有风寒之各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受，则营卫两伤，三者之病，各分疆界，仲景立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鼎足大纲三法，分治三证。”明确提出“三纲鼎立”说，也有反对他的如张遂辰、陈修园等，围绕着错简重订论与风寒中伤营卫之说， 展开了热烈的论争。 应该认识到，这些论争是由于不同的实践经验而产生的不同认识，实际上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     总之，方氏治伤寒力主错简重订论，并持风寒中伤营卫之说通过他的整移编次，一方面增强了伤寒论的系统性和条理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他对伤寒发病、传变、转归的实践与认识。他敢于破旧，勇于创新的精神，推动了伤寒学派内部百家争鸣，是发展仲景学说的关键人物之一。

【原著选读】

《卫中风》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 啬啬恶寒， 淅淅寒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关前阳，外为阳，卫亦阳也。风邪中于卫则卫实，实则太过，太过则强。 然卫本行脉外， 又得阳邪而助之强于外，则其气愈外浮。脉所以阳浮，阳主气，气郁则蒸热。阳之性本热，风善行而数变，所以变热而快捷， 不待闭郁而即自蒸发故曰： 阳浮者，热自发也。关后阴，内为阴，荣亦阴也。荣无故则荣比之卫为不及， 不及则不足， 不足则弱。然荣本行脉内，又无所助，而但是不足于内，则其气愈内弱。脉所以阴弱，阴主血汗者血之液，阴弱不能内守，阳强不能外固，所以致汗亦直易，不待覆盖而即自出泄。故曰： 阴弱者，汗自出也。……(《伤寒论条辨》)

《荣伤寒》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或，未定之词。寒为阴， 阴不热。 以其著人而客于人之阳经，郁而与阳争，争则蒸而为热。已发热者，时之所至，郁争而蒸也。未发热者，始初之时，郁而未争也。必，定然之词。恶寒见上篇。然此以寒邪郁荣， 故荣病而分见恶寒。 曰必者，言发热早晚不一，而恶寒则必定即见也。体痛者，寒主坚凝而伤荣，则荣实而强，卫虚而弱矣。荣强则血涩，卫弱则气滞，故痛也……”(《伤寒论条辨》)

《荣卫俱中伤风寒》     “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上条太阳中风者，言有上篇第三条之证也。病属太阳则脉浮，然浮以候风，紧以候寒。发热者，中风热即发也。恶寒身疼痛，不汗出，皆寒也。风为烦，寒则躁。盖谓风寒俱有而中伤。风多寒少之证犹指言此风之中有寒之谓也。此条伤寒者，言有中篇首条之证也。缓者风之诊。身不疼亦风也。但重寒也。乍有轻时，亦为有风而然也。“无少阴证者， 言若是但欲寐， 则涉于少阴之疑似矣。今是但重，故曰： 无少阴证， 亦谓风寒两中伤，荣卫俱受病，寒多风少之证。犹指言此寒之中有风之谓也。盖风寒二者，大率多相因而少相离。有寒时，不皆无风；有风时，不皆无寒。所以单中单伤者，固尝自是；相兼而中伤者，亦尝多有，此大青龙之所以作也,……,”(《伤寒论条辨》)

    柯琴，字韵伯，号似峰，浙江慈溪(今余姚县)人，后迁居于吴之虞山(江苏常熟)，生于清康熙雍正(公元1662-1735年) 间。生平注力于《内经》、《伤寒论》之研究，颇有贡献。《慈溪县志·方技传》记载，柯氏著有《伤寒论注》四卷，《伤寒论翼》二卷，《伤寒附翼》二卷，合称为《伤寒来苏集》。此书体现柯氏精究伤寒，卓然自立的成就。温病学家叶天士曾为《附翼》作序，赞誉其“独开生面”、“透彻详明”。余听鸿为《论翼》作注，谓其条理明晰，高度的评价柯氏的学术成就。惜其《内经合壁》一书，亡佚不传，但是从《伤寒来苏集》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柯氏对《内经》的用功精深。柯氏治学严谨，态度客观。他曾谓：“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胸中无半点尘，目中无半点尘者，才许作古书注疏。”要求不要存在偏见，不要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古人，以为古人必然如是。 他认为， 《伤寒论》“著书者往矣。其间几经兵燹，几番播迁，几次增删，几许抄刻，亥豕者有之，杂伪者有之，脱落者有之，错简者有之， 如注疏者着眼， 则古人之隐旨明，尘句新，注疏者失眼，非依样葫芦，则另寻枝叶，鱼目溷珠，碔砆胜玉矣。”所以他对《伤寒论》逐条细勘，句句研读，后来的许多临床事实证明，他对不少条文的删改与议论是正确的。     柯氏是仲景学说继承与发扬的楷模。他认为“仲景治法，悉本《内经》”。所以他的疏注，每引经据典，不仅使仲景原文义理明晰，且体现出《内经》原则的具体内容。例如，他引《内经》之文解析仲景治法云：“ 按歧伯曰： 调治之方，必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外者外治，内者内治。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者， 调其内。 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此大法也。仲景论所称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者，是阴阳之别也。阳病用白虎承气以存阴， 阴病用附子吴萸以扶阳。 外者用麻桂以治表， 内者用硝黄以治里。 其于表里虚实，表热里寒，发表和表，攻里救里，病有浅深，治有次第，方有轻重，是以定其中外，各守其乡也。太阳阳明并病，小发汗；太阳阳明合病用麻黄汤，是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也。阳明病，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用栀子豉汤，是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也。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调胃承气，先调其内也。表未解而心下痞者，从外之内而盛于内，当先解表，乃可攻里，是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也。中外不相及，是病在半表半里，大小柴胡汤治主病也。此即所谓微者调之  其次平之，用白虎、栀豉、 小承气之类。 盛者夺之，大承气、陷胸、抵当之类矣。所云观其脉症，知犯所逆，以法治之则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之谓也。”诸如此类，充满柯氏的著作，可谓善执《内经》之义，发扬仲景学理的大医家。     柯氏实有创新精神。他认为：“《伤寒论》一书，经叔和编次，已非仲景之书，仲景之文遗失者多，叔和之文附会者亦多矣，”，后经方中行、喻嘉言各为更定，距仲景原旨就更加遥远了。他反对方、喻“三百九十七法”之说，指出“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见于仲景之序文，又不见于叔和之序列……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而继起者。拘琐琐于数目，即丝毫不差，亦何补于古人，何功于后学哉。”他更不同意“三纲鼎立”之说，认为那是“埋没仲景心法”。在他看来，已没有可能恢复《伤寒论》旧貌，所以错简重订派的编次，不过“种种蛇足”而已。同时也反对维护旧论派“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 的主张。 他认为，《伤寒论》的精神实质是辨证论治，不管是仲景旧论或叔和纂集，只要是符合辨证论治精神，其真伪就不是主要的。 他认定仲景有太阳证、 桂枝证、柴胡证等，必然是按方证为主进行辨证论治的。于是，他大胆提出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拘经，汇集诸论，各以类从的方法对《伤寒论》条文方证重新编次。他在太阳病篇里， 汇列了桂枝汤证、 麻黄汤证、葛根汤证、 大青龙汤证、 五苓散证、十枣汤证、陷胸汤证、泻心汤证、抵当汤证、火逆诸证、痉湿暑证等十一大证类；阳明病篇里，汇列了栀子豉汤证、瓜蒂散证、白虎汤证、茵陈汤证、承气汤证等五大证类；少阳病篇里，汇列了柴胡汤证、建中汤证、黄连汤证、黄芩汤证等四大证类；太阴篇里汇了三物白散证一大证类；少阴篇里汇列麻黄附子汤证、附子汤证、真武汤证、桃花汤证、四逆汤证、吴茱萸汤证、白通汤证、黄连阿胶汤证、猪苓汤证、猪肤汤证、四逆散证等十一大证类；厥阴篇里汇列了乌梅丸证、白头翁汤证、热厥利证、复脉汤证、阴阳易证、诸寒热证等六大证类。每一个大证类下又汇列有关的方证，以及变证、坏证、疑似证等。其方证的归属与顺序的安排，基本体现出病候的性质与形层的深浅。柯氏拘不复原仲景旧论的编次，着重仲景辨证论治精神的阐发，而且按方类证，独树一帜，颇合实用，为临床医家所推崇。柯氏研究《伤寒论》的思想影响很大，后世医家在其分类编次的思想启发下，有按法类证编次的，有分经审证编次的， 有按因类证编次的， 更有按症类证、按理类证编次等，从不同角度更深刻地揭示仲景辨证论治规律。     柯氏研究《伤寒论》，对六经分证等还有其独特的学术见解，兹择其主要者分述如下：     1.六经为百病立法说     自唐宋以下，医家多认为《伤寒论》是辨治外感热病的专书。柯氏则以为不然。他认为：“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为两书也，凡条中不贯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证，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也。……观五经提纲，皆指内证，惟太阳提纲为寒邪伤表立法，因太阳主表，其提纲为外感立法，”他接着指出：“其它结胸脏结，阴结阳结，瘀热发黄，热人血室，谵语如狂等证，或因伤寒，或非伤寒，纷纭杂沓之中，正可思伤寒杂病合论之旨矣。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不脱六经，故立六经而分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实，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而合参之，优扼要法也。”临床证明，六经提纲证确实非伤寒一病所专有，其它外感、内伤诸病也多有之。柯氏所列《伤寒论》中的结胸脏结等诸多杂病，也足证明该书绝非仅仅辨治伤寒病或外感热病。实际上，《伤寒论》的实践基础主要是伤寒病或外感热病，但它揭示的辨证论治规律则具有普遍意义。例如，《伤寒论》所阐述和强调的“外证未解，当先解表”的原则，内妇儿外各科疾病，概莫能外。《伤寒论》实际上是一部专门阐述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的著作。而被后世医家尊崇为“医门之规绳，治病之宗本”。成为学习中医者的必读之书。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证明柯氏的著名论断；“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是正确的。     2.阴阳总纲论     柯氏将《伤寒论》第七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列为《论注》开宗明义第一条，作为全书总纳，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尽管历来医家对本条发于阳发于阴的理解不一致， 有认为发于阳是发于三阳， 发于阴是发于三阴；有认为阳是指太阳，阴是指少阴；也有认为阳是指卫阳，阴是指营阴。而柯氏则认为：“阴阳指寒热，勿凿分营卫经络”，并举例说，凡太阳病发热恶寒是发于阳，无热恶寒是发于阴；阳明病壮热恶寒是发于阳，不发热而恶寒即是发于阴；少阳病但恶寒是发于阴；三阴病之反发热者便是发于阳，一般说，邪在三阳，多为正盛邪实，故以发热恶寒为多见，而病人三阴，正气已虚，故以无热恶寒为多见。此言其常，但常中有变。柯氏列举的太阳病或未发热，阳明病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少阴病但恶寒，三阴病反发热等，就是言其变。临床证候虽然十分复杂，但只要分清了阴阳，就明确了疾病变化发展的大方向，柯氏明确指出发热恶寒与否，是三阴病和三阳病分阴证阳证的纲领，这不仅在临床辨证上提供了具体的指标，在理论上也是一个发挥。     3.六经地面说     柯氏认为《伤寒论》六经与《素问·热论》六经，虽然两者都是辨证论治的纲领，但其内容已有很大不同。后世医家将《伤寒论》六经与《素问·热论》六经等同，并由此而产生的六经即经络循行路线的误解，其源盖出于王叔和之《序例》。柯氏指出：“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略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妄引《内经》热病论作序例，以冠仲景之书，而混其六经之证治，六经之理因不明，而仲景之平脉辨证，能尽合诸病之权衡废矣。”并且对《伤寒论》六经与《素问·热论》六经之异同，作了论述：“夫热病之六经，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虽因于伤寒，已变成热病，故竞称热病，而云伤寒之类。要知《内经》热病，即温病之互名，故无恶寒证，但有可汗可泄之法，并无可温可补之例……夫仲景之六经，是分区地面，所该者广，虽以脉为经纪，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热寒虚实，无乎不包，”可见《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比较局限，只限于经络之阴阳， 未言及寒热虚实之阴阳， 其所论之病位，也只限于经络之分布，而柯氏则扩展到领域分区，两相比较，《素问·热论》的三阳经证候，都是仲景的太阳证；其三阴经证候，都是仲景的阳明承气证，而仲景的少阳证和三阴证，则为《素问·热论》所没有。柯氏在论述六经地面的划分、毗邻关系，以及疾病时邪气的传变指出：“腰以上为三阳地面， 三阳主外而本乎里。 心者三阳夹界之地也，内由心胸，外自巅项，前至额颅，后至肩背，下及乎足， 内合膀胱， 是太阳地面。此经统理营卫，主一身之表证， 犹近边御敌之国也。 内自心胸，至胃及肠，外自头颅，由面及腹，下及于足，是阳明地面。 由心至咽， 出口颊，上耳目，斜自巅，外至胁，内属胆，是少阳地面。此太阳差近阳明，犹京畿矣。腰以下为三阴地面，三阴主里，而不及外。腹者三阴夹界之地也，自腹由脾及二肠魄门，为太阴地面。自腹至两肾及膀胱溺道，为少阴地面。 自腹由肝上膈至心， 从胁肋下及于小肠宗筋，为厥阴地面；此经通三焦主一身之里论，犹近京夹辅之国矣。太阴阳明，同居异治，犹周召分政之义。……若经络之经，是六经道路，非六经地面矣。六经之正邪客邪，合病并病，属脾属肾者，犹寇盗充斥， 或在本境， 或及邻国，或入京师之义也。太阳地面最大，内邻少阴，外邻阳明，故病有相关，如小便不利，本膀胱病，少阴病而小便不利者，邪人太阳之界也，腰痛本肾病，太阳病而腰痛者，是邪及少阴之界也，六七日不大便，反头痛身热者，是阳明热邪，侵入太阳之界也。头项强痛，兼鼻鸣干呕者，是太阳风邪侵入阳明之界也。心胸是阳明地面，而为太阳之通衢，因太阳主营卫，心胸是营卫之本，……如喘胸满者是太阳外邪入阳明地面而骚扰，故称为太阳阳明合病，若头不痛项不强，胸中痞硬，气冲咽喉，不得息者，此邪不自太阳来，乃阳明热邪结于胸中……以为六经之主，故六经皆有心烦之证。 如不头项强痛则烦， 不属太阳；不往来寒热则烦，不属少阳；不见三阴证者，则烦不属三阴矣。故心愦愦，心惕惕，心中懊侬，一切虚烦，皆属阳明，以心居阳明地面也。”柯氏仍以地理作譬喻，概述客邪多由三阳来，正邪多由三阴起，以反邪气在三阴地面传变的关系。强调了“明六经之地形，始得握百病之枢机，详六经之来路，乃操治病之规则。”显然，柯氏六经地面的划分，除根据经络循行外，主要是以伤寒六经病证牵涉的范围来确定。在他看来，经络是“道路”，伤寒六经是“地面"。这种朴素的譬喻说明：“道路”是“地面”中的“道路”，可以通达各处，但范围小，“地面”则是一大片。六经就是包括了整个人体的六块大“地面”，即六个大病位。柯氏六经地面说的实质，是力求把伤寒六经病证的发生与演变落实到具体的“地形”上，即人体形质结构上。由此可见，柯氏十分注意疾病的定位问题，这与伤寒学派中主张六经气化学说，以“重气轻形”为指导思想的医家，恰恰相反。这正是柯氏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深得临床医家所推崇的原因之一。     4.三阴合病说         疾病的变化发展常因为邪正盛衰，脏腑虚实不同，而有不同的演变过程，仲景立六经分证以概括疾病的一般传变，转归以外，更立合病，并病以概括多属性多层次的复杂传变，故合病，并病实际上是为复杂病情而设立的辨证论治方法。但仲景书中只三阳病列有合病，并病条文，于三阴病中未明确提及。柯氏认为，合病，并病不独三阳病存在，三阴病以及三阴病与三阳病之间也普遍存在，他论述道：“病有定体，故立六经而分司之。病有变迁，更求合病、并病而互参之。此仲景立法之尽善也。夫阴阳互根，气虽分而神自和。三阳之里，便是三阴，三阴之表，即是三阳，如太阳病而脉反沉，便合少阴；少阴病而发热，便合太阳，阳明脉迟，即 合太阳；太阴脉缓，即合阳明。少阳脉小，是合厥阴，厥阴脉浮，是合少阳，虽无并合之名，而有并合之实。……学者当于阴阳两证中，察病势之合与不合，更于三阳三阴中，审其证之并与不并。”在《伤寒论》中，两经同时发病者，称为合病，一经病未解，另一经又发病，即两经以上先后发病，称为并病，临床实际指出，阴阳错杂，虚实互见，两经同病者，确不鲜见。三阳三阴以及阳经与阴经之间，也广泛存在合病与并病的复杂病情。柯氏举例论述：“三阳皆有发热证，三阴皆有下利证，如发热而下利，是阴阳合病也。阴阳合病，阳盛者属阳经，则下利为实热，如太阳阳明合病，阳明少阳合病，太阳少阳合病，必自下利，用葛根黄芩汤等是也。 阴盛者属阴经， 则下利为虚寒，如少阴病吐利，反发热者不死。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不恶寒而面色赤， 用通脉四逆者是也。 若阳与阳合，不合于阴，即三阳合病，则不下利而自汗出，为白虎证也。阴与阴合，不合于阳，即三阴合病。不发热而吐利厥逆， 为四逆证也。 并病与合病稍异，合则一时并见，并则以次相乘。”柯氏精研的《伤寒论》，深得仲景辨证立法精神，明确提出三阴病，以及阴经阳经之间合病，并病的存在。显然是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而认识到的，也是对仲景学说的发挥。     总之，柯氏治学严谨，见解独超，富有创新精神。对《伤寒论》的整理校订，疏注立论，始终未离《内经》法度。他采用按方类证，方不拘经，汇集诸论，各以类从的编次方法，更切实用，他提出《伤寒论》为百病立法，视其为阐述辨证论治规律的专书，明确指出临证划分阴阳的总纲，独创六经地面的定位和三阴病存在合病、并病等学说，实发前人所未发。若非精研伤寒原著，具有广博学识，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难以获得如此显著成就的。当然，柯氏也有割裂原文，曲从己意，失之过偏之处，但与他的成就相比，当属次要问题。

【原著选读】

《全论大法》     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 杂病未尝分为两书也。凡条中不贯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症，是六经之为病， 不是六经之伤寒， 乃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症立法也。观五经提纲，皆指内症，惟太阳提纲，为寒邪伤表立法，因太阳主表，其提纲为外感立法，故叔和将仲景之合论，全属伤寒，不知仲景已自明其书不独为伤寒设，所以《太阳篇》中先将诸病线索， 逐条提清， 比他经更详也，其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是伤寒另有提纲矣。 此不特为太阳伤寒之提纲， 即六经总纲。观仲景独于太阳篇，别其名日伤寒，曰中风，曰中暑，曰温病，曰温痹，而他经不复分者，则一隅之中，可以寻其一贯之理也。其他结胸，脏结，阳结，阴结，瘀热，发黄，热入血室，谵语如狂等症，或因伤寒，或非伤寒，纷纭杂沓之中，正可思伤寒，杂病合论之旨矣。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不脱六经，故立六经而分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杂，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而合参之，优扼要法也。叔和不知此旨，谓痉、湿、喝三种，宜应别论，则中风、温病何得与之合论耶? 以三症为伤寒所致，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则中风非伤寒所致，温病与伤寒不相似者，何不为之另列耶 ? 霍乱属肝木为患，阴阳易，瘥后劳复皆伤筋动骨所致咸当属于厥阴，何得另立篇目? 叔和分太阳三症于前， 分厥阴诸症于后， 岂知仲景约法，能合百病，兼该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症名目上求枝叶。叔和以私意挈乱仲景之原集，于劳复，后重，集可发汗，不可发汗诸篇，如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下，不知如何名反?岂濡弱微涩等脉，有定位乎!         其云：大法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设未值其时，当汗不汗，当下不下，必待其时耶? 而且利水、清火、温补、和解等法，概不言及，所以今人称仲景只有汗、吐、下三法，实由于是。夫四时者，众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异，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自有此大法之谬，后人因有随时用药之通论。论麻黄、桂枝汤者， 谓宜于冬月严寒， 而三时禁用；论白虎汤者，谓宜于夏，而大禁于秋分后与立夏之前。夫寒热温凉之逆用，此必先岁气，独不曰有假者反之。有是症因有是方，仲景因症立方，岂随时定剂哉，当知仲景治法，悉本《内经》。按歧伯曰：调治之方，必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外者外治，内者内治，从外之内者，治其外； 从内之外者， 调其内；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此大法也。仲景论所称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者，是阴阳之别也。阳病用白虎承气以存阴；阴病用附子吴萸以扶阳；外者用麻桂以治表；内者用硝黄以治里。其于表里虚实，表热里寒，发表和表，攻里救里，病有浅深，治有次第，方有轻重，是以定其中外，各守其乡也。太阳阳明并病；小发汗，太阳阳明合病，用麻黄汤，是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也，阳明病，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用栀子鼓汤，是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也。发汗不解， 蒸蒸发热者， 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调胃承气先调其内也，表未解而心下痞者，从外之内而盛于内，当先解表，乃可攻里，是先治其外，后调其内也。中外不相及，是病在半表半里，大小柴胡汤治主病也，此即所谓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用白虎、栀豉、小承气之类。盛者夺之，大承气，陷胸，抵当之类矣。所云：观其脉症，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则寒热温凉，衰之从属，随其攸利之谓也。若分四时乃以拘法，限三法以治病，遇病之变迁，则束手待毙矣，且汗吐下出于歧伯，而利水、清火、调补等法悉具。其日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在皮者，汗而发之。实者，散而泻之，此汗家三法。中满者，泻之于内，血实者，决之，是下之二法。高者因而越之，谓吐。下者引而竭之，为利小便。傈悍者，按而收之，是清火法。气虚宜掣引之，是调补法也。夫邪在皮毛，犹未伤形，故制麻黄汤，急汗以发之。邪人肌肉，已伤其形，故制桂枝汤，啜稀粥以解肌，是渍形以为汗若邪正交争，内外皆实，寒热互呈，故制大青龙加石膏以泻火，是散以泻之也。吐剂有栀豉、瓜蒂，分胸中虚实之相殊；下剂有大、小承气、调胃、抵当，分气血浅深之不同；利水有猪苓、真武辈，寒热之悬绝，清火有石膏、芩连辈，轻重之差等。阳气虚，加人参于附子、吴萸中以引阳；阴气虚，加人参于白虎、泻心中， 以引阴。 诸法井然，质之歧伯，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愚更有议焉，仲景言平脉辨症，为伤寒杂病论，是脉与症未尝分也。夫因病而平脉，则平脉即在辨证中。脉有阴阳。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是病之阴阳也，当列前论之首。浮、大、动、滑、数，名阳，沉、涩、弱、弦、微，名阴，是脉之阴阳也，此条当为之继。叔和既采仲景旧论，录其症候诊脉，是知叔和另立脉法，从此搜采耳。试观太阳篇云：脉浮者，病在表，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脉浮数者，法当汗出愈。诸条脉法，不入辨脉平脉篇，是叔和搜采未尽，犹遗仲景旧格也。由此推之，知寸口脉浮为在表，及寸口脉浮而紧，脉浮而数诸条，皆从此等处采出脉有阴结阳结条，未始不在阳明中风、中寒之间；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未始不在少阳寒热往来之部；脉阴阳俱紧者，未必非少阴之文；阴阳相搏条，未必不在伤寒脉结代之际。设仲景另集脉法，或有上下之分，决无辨、平之别矣。名平、名辨，皆叔和搜采诸说，仲景所云：各承家技者是也。叔和既改换仲景原文，独为伤寒立论，十六卷中，不知遗弃几何? 而今六经之文夹杂者亦不少，岂犹然仲景旧集哉。世以《金匮要略》为仲景杂病论，共经魔魅之后乎。(《伤寒论翼》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