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学派

    河间学派是以宋金时代河间刘完素为代表的一个医学流派。其学术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从运气角度出发，探讨火热病机，以治疗火热病证为其擅长，善用寒凉药物，故后世又称之为寒凉派，有“热病用河间”之说。     宋代，官方设置了专门的药政机构“太平惠民和剂局”，并由官方规定了临床应用的处方，编纂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该书记载了十四门七百余方，影响很大，形成了“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的状况，甚至形成按病索成方而不辨寒热虚实的情况，凡诊病均不离《局方》。而《局方》之中，用药又多偏温燥，因而在当时温燥药物应用是十分广泛的。加之刘完素生于北方，风土刚燥，世人秉赋强壮，兼之饮食牛羊乳酪，脍炙醇浓。而刘氏所处的时代又是宋金交战，动乱不安，因而疫病多次流行，这些热病是用《局方》温燥之品治疗，往往无效，对刘氏有很大启示，因而其从《内经》病机十九条及运气学说中受到启示，提出“火热论”的观点，一反当时流行的善用温燥药的习惯，多以寒凉之剂抑阳泻火，独成一派，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金元四大家的第一家。     刘完素的弟子有穆大黄、荆山浮屠、马宗素等，荆山浮屠又传于罗知悌，而罗知悌又传之于朱震亨，朱氏在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又发展成“阳有余阴不足论”，强调“滋阴降火”，自成滋阴一派， 虽使刘氏之学为之一变， 但从学术渊源分析，河间之学对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传刘氏之学者，还有葛雍、镏洪、常德诸人，至使河间学说得以流传，成为一派医家之所宗，后人将其称为“河间学派”。

    刘完素，字守真，自号通玄处士，河间 (今河北河间县)人，后人称其为刘河间。 金承安间，章宗徵召，不就，又赐号高尚先生，约生于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卒于金章宗承安期间或以后 (公1196-1200年或以后)。他非常重视《内经》理论，特别是关于五运六气研究， 认为医学的 “法之与术，《内经》之玄机”。而运气学说在医学理论中尤为重要所以他又说：“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家要乎五运六气。”他认为：“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他在运气学说与《内经》 病机十九条的研究过程中， 对火热之气的研究逐渐深入，渐渐形成了对火热病机的理论认识，成为主火论耋。所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宣明论方》、《三消论》、《伤寒标本心法类萃》等，但以《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尤能代表其学术观点。     1.五运六气病机学说     运气学说，是古代医家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它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研究四时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对人体影响的一种理论。这一学术理论，反映了自然界气象变化的规律，也反映人类对自然界的依存关系，及在一定程度上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类生命活动的影响。自王冰注释《黄帝内经素问》补入七篇大论，使运气学说得以流传。而北宋以后，这一学说颇为盛行，刘完素在其影响下，亦潜心进行研究，对这一学说十分重视。他对《素问。六节脏象论》“不知年之所加，气之兴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一句，十分赞赏。但他研究运气学说，着眼于结合临床实际，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运气理论上的阐发。因此，刘完素十分重视一岁四时六气的变化，如他说：“所谓四时天气者，皆随运气之兴衰也。然岁中五运气之气者，风暑燥湿寒，各主七十三日五刻，合为期岁也。岁中六部之主位者，自大寒至春分属木，故温和而多风也；春分至小满属君火，故暄暖也；大满至大暑属相火，故炎热也；大暑至秋分属土，故多湿阴云雨也；秋分至小雪属金，故凉而物燥也；小雪至大寒属水，故寒冷也。”这里明确指出五运乃一年之五季，六气乃一岁之六部。刘氏说：“夫一身之气，皆随四时五运六气兴衰，而无相反矣，适其脉候，明可知也。”进一步指出了人体随四时的运气变化而变化。所以，刘氏研究运气学说，重视小运主气，而对于大运客气则往往不及。其所以如此，正是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反映。     刘氏综合《内经》“人与天地相应”的理论，在王冰五脏本气认识的启示下，指出了在正常情况时，木主春，在六气为风(温)，在人体为肝；火主夏，在六气为热， 在人体为心； 土主长夏，在六气为湿，在人体为脾；金主秋，在六气为燥(清)，在人体为肺；水主冬，在六气为寒，在人体为肾。如果发生了变化，则“肺本清，虚则温；心本热，虚则寒；肝本温，虚则清；脾本湿，虚则燥；肾本寒，虚则热。”这样，从脏腑的寒热温清燥湿之变化，根据其六气属性特点，就可以了解其正常与失常了。     五运指木火土金水主运，是古人运用五行属性的特点以阐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既然人与自然有密切关系，自然界的五运必然影响及人。刘氏以比物立象的方法，将脏腑病机与五运联系在一起，将病机十九条中的脏腑病证统归于五运之中，归纳为“五运主病”。如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诸气膹郁病痿，皆属肺金；诸寒收引，皆属肾水。虽较病机十九条原文，仅加入木火土金水诸字样，然这是刘氏创造性的运用五运作为疾病分类的纲领，使运气学说与临床紧密结合在一起。     《素问》病机十九条之中，原有风、热、湿、火、 寒邪为病，刘氏加以归纳、补充，并增列了“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一条，以成六气为病”一类，使之与运气学说之六气相合。这样脏腑病机、六气病机与运气学说结合在一起，使错综复杂的诸般病证统归于十一类，可谓纲举目张。     2.亢害承制论    《内经》在阐发运气学说时，提出了“亢害承制”的理论。在《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说：“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并以此说明了五运六气间的相互承制关系。刘完素运用这一理论，来认识和说明疾病病理现象的本质与标象的内在联系。     刘氏认为运气的承制关系，是维持其正常运动的必要条件。所以他说：“夫五行之理，甚则无以制之，则造化息矣。”这与《内经》中说的“害则败乱”认识是一致的。如：春令“风木旺而多风，风大则反凉，是反兼金化，制其木也；大凉之下，天气反温，乃火化承于金也； 夏火热极而体反出液，是反兼水化制其火也。”正是由于这种“反兼胜己之化”的存在，才使运气维持正常，气候不致太过与不及，万物才能生化不息。五脏六腑，与天之运气相合，因而亦有如此关系。所以刘氏调整脏腑功能，主要着眼于脏腑间的协调统一。如其论掉眩为肝病时他指出：“由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生火，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从亢害承制角度探讨病机。     另一方面，刘氏看到在病理变化过程中，也还有本质与现象不一致的情况。由于五运之气的偏亢过度，就要出现“胜己之化”的假象。如湿气过甚而见筋脉强直，即“湿极反兼风化制之”的现象；而风气过甚而见筋脉拘急，又是“燥金主于紧敛短缩劲切，风木为病，反见燥金之化。”若恶寒战傈是寒病之本质，但热气过甚，也会出现寒战振傈等假寒症状，则是“火极反兼水化制之”的现象；至于寒邪过甚而见坚痞腹满者，又是“寒极则血脉凝沍，反兼土化制之，故坚痞而腹满也。”凡此“兼化”之象，不同于相兼同病，而属假象，必需认真对待。所以刘氏说：“木极似金，金极似火，火极似水，水极似土，土极似木。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谓己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也。俗未知之，认似作是，以阳为阴，失其意也。”这里，刘氏将“亢害承制”的意义延伸于病机，提出五运之中，一运过极，必有承制之象见之，因此，在临床上可以出现似是实非的假象。     3.六气化火说     刘氏对病机的认识，尤其重视火热为病。他在《内经》病机十九条的启示下，对六气病机加以发挥，其中对火热病证大大加以扩充。在《至真要大论》所述的病机中， 属于火的，仅有瞀 冒、口禁、瘈疭、胕肿、酸疼、冲逆、鼓栗、惊骇、狂、躁十种， 属于热的， 仅有转戾、胀满、呕吐、吐酸、下迫、泄泻、水液混浊七种。而刘完素在他著的《素问玄机原病式》里提出：“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转筋，小便浑浊，腹胀大，鼓之如鼓，痈疽疡疹，瘤气结核，吐下霍乱，瞀郁肿胀，鼻塞鼽衄，血溢血泄，淋闼身热，恶寒战栗，惊惑悲笑谵妄，衄蠛血汗，皆属于热。”“诸热瞀瘼，暴喑冒昧， 躁扰狂越， 骂詈惊骇，胕肿疼酸，气逆冲上，禁栗如丧神守，嚏呕疮疡喉痹，耳鸣及聋，呕涌嗌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瞤瘈，暴病暴死，皆属于火。” 将火热病证扩大为五十多种。 而对于属于风、燥、湿的诸肿病证，在论述病机时，又多从火热阐发。这样，就形成了刘氏以“火热论”为中心的学术观点。     对于风、燥、湿、寒诸气与火热的关系，刘氏提出了著名的“六气皆能化火”之说，他强调风、湿、燥、 寒诸气在病理变化过程中， 皆能化热生火，而火热也往往是产生风、湿、燥、寒的原因之一。        风与火热的关系，刘氏认为风属木，而木能生火，故“火本不燔，遇风冽乃焰。”即是风可以助火。反之，病理上的风，又往往因火热过甚而生。他说：“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凡言风者，热也，热则风动。”即火热是生风的根本原因，开后世“热极生风”之先河。 而风与火热之气，在病变过程中又往往容易相兼为病，所谓“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鉴于以上三个方面，风与火热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因此，治疗时刘氏主张用清凉之剂，即《素问》所谓“风淫于内，治以辛凉”的原则。     湿与火热的关系亦十分密切。刘完素认为，湿虽为阴邪，在五行属土，但火热可以生土湿。所以他说：“夫诸湿者，湿为土气，火热能生土湿也。故夏热则万物湿润，秋凉则湿物燥干也。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得宣通，即停滞而生水湿也。”反之，刘氏又认为“积湿成热”。既然热可生湿，湿可生热，所以二者亦可以相兼为病。刘氏论水肿时就指出了：“诸水肿者，湿热之相兼也。”“湿热相搏，则怫郁痞隔，小便不利而水肿也。”因此，刘氏治疗这类水肿腹胀，则主张用辛苦寒药为君，认为“以其辛苦寒药，能除湿热怫郁痞隔故也”。由于以上原因，湿与火热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当然，亦有属寒湿为病者，但刘氏认为：“虽病水寒不得宣行，亦能生湿，虽有此异，亦以鲜矣。”     燥与火热的关系，刘氏亦有卓见。首先，他补充了《内经》病机中燥气为病的内容。并阐发燥为阴邪的特点。他指出燥气“寒月甚而暑月衰”。这就是因为“寒能收敛，腠理闭密，无汗而燥，故病甚也。 热则皮肤纵缓， 腠理疏通而汗润，故病衰也。”他又指出，“燥渴之为病也，多兼于热”，“风热胜湿为燥。”“燥干者，今肺之本燥，金受热化，而成燥也。”，火热极甚，水液干而不润于身，皮肤乃启裂，手足有如斧伤而深二三分者。即热盛津伤亦可成燥。刘氏并以《易》所说：“燥万物者，莫熯于火”，作为论据。这样，燥气就与火热分不开了。所以刘氏总结说：“金燥虽属秋阴，而其性异于寒湿，反同于风火热也。”也正由于燥与火热之性质有相似之处，故二者又易相兼为病。可见，燥与火热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治疗时，刘氏针对燥证产生的两方面病机，提出了相应的治疗原则。 他说：“宜开通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慎毋服乌附之药。”     寒与火热之气，一为纯阴，一为纯阳，水火难融，二者不可相兼为病。但二者还有一定关系。刘完素指出，若由于感冒寒邪，或内伤生冷，使“冷热相并”，均能使“阳气怫郁，不得散”而生热，不可便认为寒， 而“当以成证辨之。” 即伤于寒邪，由于阳气怫郁，也可化生热证。     既然风、湿、燥、寒与火热均有一定的关系，有的还十分密切，因此，风、湿、燥、寒诸气为病可以化生火热，而火热为病又可产生风、湿、燥、寒诸证，六气之中，火热就成为中心了，这就是刘完素“六气皆能化火”说的基本观点。     因此其治疗六气为病，很重视风、湿、燥、寒与火热的关系。其在《宣明论方》中所举方药，颇反映这一特点。风邪为病，创立防风通圣散，一以祛风，二以泻火，盖风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之故。 火热为病， 制神芎丸清热兼散风火，大金花丸则苦寒直折，盖风火热三者多易相兼为病故也。湿邪为病，则用三花神佑丸、葶苈木香散，祛壅宣通，祛水消肿，但用药偏寒凉，立意于火热怫郁水湿内生之旨。燥邪为病，多兼火热，故用人参白术散、绛雪散等，清火燥湿，亦本于六气化火之说。可见，河间论治与其理论一脉相承，并非泛泛空谈。     4.火热病证治     刘氏对火热病机研究颇深刻，因而对火热病证的治疗亦总结出一套经验。刘氏据《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已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认识，指出伤寒即是热病，在临床上只有表里两大类型。     他认为表证固应汗解，虽然表证可用麻黄汤汗解，或用桂枝汤解肌，但因外感初起，多是怫热郁结，这时用辛甘热药，虽能发散，但若发之不开，会使热病转甚，甚至可见发黄、惊狂诸变证。惟有用辛凉或甘寒以解表，才是正治。明确提出辛凉解表的方法，并根据具体情况而随证应用。     阳热郁遏于表，虽亦见恶寒战栗诸证，实为阳热郁极而产生的假象，不能用辛热解表以助其热，而应以石膏、滑石、甘草、葱、豉等以开发其郁结但必须从脉证上细心分辨。     夏季暑热当令，一般不宜用麻黄、桂枝等辛热解表。若必须使用时，也应适当增入寒性药物，否则会助长热邪而发生他变。可加入黄芩、石膏、知母、柴胡、地黄、芍药、栀子、茵陈、葱白、豆豉等，或 “如世以甘草、 滑石、葱、豉寒药发散甚妙。”     至于表证而兼有内热的，一般可用表里双解的办法， 如防风通圣散、 双解散，即为两解表里之剂。或用天水一凉膈半，或用天水凉膈各半，以散风壅，开结滞，使气血宣通，郁热便可自然解除对于里证的治疗，刘完素根据临床表现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治法。     凡里证见而表证已解，仅有里热郁结，见有脉实而不浮，不恶风寒，自汗谵语，咽痛腹满，而大便不行，有可下之证者，属热邪郁结在里，当用承气汤。刘氏更创立了三一承气汤，而广泛应用于多种里证。凡伤寒杂病见腹满咽干，烦渴谵妄，心下按之硬痛，小便赤涩，大便秘结者；或湿热内甚，下利臭秽，热甚喘嗽，闷乱惊悸，癫狂抽搐者；或目疼口疮，舌肿喉痹，痈疡疮癣，胃热发斑者；或久壅风热，暴伤酒食，烦心闷乱，僵仆卒中，暴喑不语者；或蓄热内甚，阳厥极深，脉反沉细欲绝；或表邪内陷，热并于里，则里热亢极， 阳极似阴，反为寒战，脉微欲绝者；或风热燥甚， 客于下焦，而大小便涩滞不通者，均可应用。     若热毒极深，以致烦躁干呕，口燥咽干，喘满，甚至阳厥极深，蓄热内甚，四肢逆冷，或用汗吐下后而热不退者，又当用黄连解毒汤清热解毒，或与承气汤配合应用。     若大下之后，热势尚盛，可用黄连解毒汤清解余热。若热极失下，残阴欲绝，又应当用黄连解毒汤合凉膈散，或白虎汤合凉膈散，养阴退阳。     对里证的治疗，或攻下里热，或清热解毒，或养阴退阳。若邪气在表而又兼里证者，刘氏又主张表里双解。至于邪在半表半里者，刘完素宗仲景之法，用小柴胡汤和解之。总之，刘氏治疗火热病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说在宋金以前言火热病证的治疗者，无出其右。     刘完素之所以对火热病机与治法有较深刻的认识，是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医疗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正如他说：“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 麻黄发表之药， 非余自街，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     5.杂病的治疗经验     刘完素很重视杂病的研究，尤其重视《内经》杂病理论的研究。在《素问》、《灵枢》中虽然提到大量杂病，但方药仅仅记述了汤液醪醴、生铁落饮、左角发酒、泽泻饮、鸡矢醴、菠翘饮、马膏膏法、治口甘方、乌铡骨丸、豕膏、半夏汤、棉布熨法等十二方。刘氏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对《素问》的五十一种杂病一一提出了治疗方药，使《内经》杂病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     刘氏在论述每一病证时，首先提出对这一症证的认识，然后列以治疗方药。如其论述结阳证时，首先指出了：“结阳证，主四肢，四肢肿，热胜则肿，四肢者， 诸阳之本， 阳结者，故不得行于阴脉，阴脉不行故留结也。” 较之 《素问·阴阳别论》“结阳者，肿四支”的认识要深人得多。而且刘氏还提出用“犀角汤主之，治阳结，四肢肿满，热菀不散，或毒攻注，大便闭涩。犀角、玄参、连翘、柴胡各半两， 升麻、木通各三钱，沉 香、射干、甘草各一分，芒硝、麦门冬各一两。”方中一派清解邪热之品，又有降气之沉香，泻下之 芒硝，升散之升麻，使郁热得清，阳气得行，故可治疗结阳证。再如鬲消一证，《素问·气厥论》仅有“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的记载。刘氏发挥指出了：“二者心膈有热，久则引饮为消渴耳。”并选用麦门冬饮子益气养阴、生津止渴以治之，药证合拍，足以体现其临证的丰富经验。     刘完素对消渴一病的认识尤有独到之处，曾专著《三消论》加以阐发。他认为消渴有三，“若饮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饮食多而不甚饥，小便数而渐瘦者，名日消中；若渴而饮水不绝，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肾消。”成为后世分消渴为上消、中消、下消之宗本。而其对该病病机的认识，也是十分深刻的。他说：“如此三消者，其燥热一也，但有微甚耳。”因此，刘氏认为治疗时用“燥热毒药助其强阳，以伐衰阴”，是“实实虚虚之罪也。”主张“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 除肠胃燥热之甚，济一身津液 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则病日已矣。”这些看法，都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足见刘氏治疗杂病的学识是很深博的。刘氏阐发火热论，但并非唯寒凉攻邪论者，还是强调辨证施治这一中医诊治法则的。对于虚寒病证，刘氏亦常用温补剂，若《宣明论方·补养门》中，就有如双芝丸、内固丹、大补丸、水中金丹、丁香附子散等，尤其是所创立的地黄饮子，药用熟地黄、巴戟天、山茱萸、石斛、肉 苁蓉、附子、五味子、官 桂、白茯苓、麦门冬、菖蒲、远志，以治喑痱，为后世医家所习用，亦属温补之剂。可见，刘氏对杂病的治疗还是不拘“火热论”的观点的。对此，我们应对刘氏的学术思想有一正确评价。

【原著选读】 《病机论》     论日：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故掉眩收引，膹郁肿胀，诸痛痒疮，皆根于内。夫百病之生也， 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 以之化之变也。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 尚未能十全， 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应， 犹拔刺雪污， 工巧神圣，可得备闻。《灵枢经》曰：刺深而犹可拔，污深而犹可雪。庄子曰：雪犹洗也。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     黄帝曰：愿闻病机何如?岐伯对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少虑无怒，风胜则动。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此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其脉弦。王注曰：肝有二布叶一小叶，如木甲拆之状，故经所谓其用为动，乃木之为动，火太过之政，亦为动，盖火木之主暴速，所以掉眩也。掉，摇也。眩，昏乱也。旋运，皆生风故也。是以风火皆属阳，阳主动，其为病也，胃脘当心痛，上支两胁，隔咽不通，食饮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里急绠戾，胁痛呕泄，甚则掉眩巅疾，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也，虚则目识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凡病肝木风疾者，以热为本，以风为标，故火本不燔，遇风冽乃焰。 肝本不甚热， 因金衰而旺。肺金不胜心火，木来侮于金，故诸病作矣。其为治也，燥胜风。王注曰：风自木生，燥为金化。风余则制之以燥，肝胜治以清凉，清凉之气，金之气也，木气之下，金气承之。又曰：“风淫于内，治以辛凉”。“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故木主生荣而主春，其性温。故风大则反凉而毁折，是兼金化制其木也。故风病过极，而反中外燥涩，是反兼金化也。故非为金制其木，是甚则如此。中风偏枯者，由心火暴盛，而水衰不能制，则火实克金；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胜，而兼于火热，则卒暴僵仆。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肥贵膏粱之疾也，故此脏气平则敷和，太过则发生，不及则委和。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静则神明，热胜则肿，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其脉钩，其味苦，其色赤，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此阳中之太阳也。王注曰：心形如未敷莲花，中有七空，以导引天真之气，神明之宇也。经所谓其用为燥，火性燥动，其明于外，热甚火赫，铄石流金，火之极变也；燔焫山川，旋反屋宇，火之灾眚也。故火非同水，水智而火愚，其性暴速，其为病也，当胸中热，嗌干，右肤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唾血，血泄，鼽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痒肘肿，肩背臑缺盆中痛，疡疹身热惊惑，恶寒战栗，谵妄，衄蠛语笑，疮疡血流，狂妄目赤，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背膺肩甲间痛，两臂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其为治也，以寒胜热。王注曰：小热之气，凉以和之，大热之气，寒以取之，甚热之气，汗以发之，发之不尽，逆制之， 制之不尽，求其属以 衰之。 又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经曰：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此之谓也。是以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火气之下，水气承之。是故火主暴虐，故燥万物者，莫熯乎火，夏月火热极甚， 则天气熏和，而万物反润，以水出液，林木津流，及体热极而反汗液出，是火极而反兼水化。俗以难辨，认是作非，不治已极，反攻王气，是不明标本，但随兼化之虚象，妄为其治，反助其病而害于生命多矣。故此脏平则升明，太过则赫曦，不及则伏明。王注曰：百端之起，皆自心生。     诸湿肿满，皆属脾土。 味和气化， 湿胜则濡泄。脾者仓廪之本， 营之居也， 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人出者也，其华在唇，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故为仓廪之官，又名谏议之官，五味出焉。 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为阴中至 阴，脾也，其脉缓。王注曰：脾形象马蹄，内包胃脘，象土形也，其用为化，兼四气聚散，复形群品，以主溉灌肝心肺肾，不主于时，寄旺四季，经所谓善不可见，恶者可见也。其变骤注，其灾霖溃，其为病也， 胕肿骨痛阴淖，按之不得，腰脊头颈 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饮不欲食，咳唾则有血，积饮否膈中满，霍乱吐下，善讥肉痿，足不收行，胁膜呕吐，泄注下。王注曰：脾热则生湿，虚则腹满肠鸣歹食泄食不化者， 有胃之寒者， 有胃之热者，色白澄彻清冷，皆属于寒；色黄水赤浑浊，皆属于热。故仲景曰：邪热不杀谷，火性疾速，此之谓也。其为治也，风胜湿，湿自土生，风为木化，土余则制之以风，脾盛治之以燥，故湿伤肉，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胕肿。王注曰：湿为水，水胜则肿，水下形肉已消。又曰：湿气为淫，皆为肿满，但除其湿，肿满自衰。若湿气在上，以苦吐之；湿气在下，以苦泻之，以淡渗之。治湿之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故湿淫所胜， 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若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又曰：土气之下，木气承 之，《本草》曰： 燥可去湿， 桑白皮，赤小豆之属。王注曰：半身已上，湿气有余，火气复郁，所以明其热能生湿，经所谓 “风寒在下，燥热在上， 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是亦热之用矣”。故土主沉黔，云雨而宏静，雨热极甚，则飘骤散落，是反兼风木制其土也。若脾热甚，土自壅，燥去其湿，以寒除热，脾土气衰，以甘缓之，所以溏泄积饮，痞隔肿满，湿热干涸消渴，慎不可以温药补之。故积温成热，性之温，乃胜气之药也。故此脏喜新而恶陈，常令滋泽，无使干涸，土平则备化，太过则敦阜，不及则卑监。     诸气胺郁病痿，皆属于肺金。燥胜则干，肺者气之本， 魄之处也， 其华在毛，其充在皮，其味辛，其色白，而为相傅之官，治节出焉，为阳中之少阴，通于秋气，其脉毛。王注曰：肺之形，象人肩，二布叶一小叶，中有二千四空行列，以分布诸脏清浊之气，经所谓其用为固，其变肃杀，其眚苍落。其为病也，骨节内变，左胠胁痛，寒清于中，感而疟，太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溏，咳逆心胁满，引小腹，善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色恶，腰痛，丈夫疝,妇人少腹痛，浮虚，鼽、尻、阴股、髀、腨、胕痛。是病皴揭，实则喘厥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腨、胕、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其为治也，热胜燥，燥自金生，热从火化，金余则制之以火，肺胜则治之以苦。 又曰：金气之下， 火气承之。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苦辛，以苦下之。若肺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王注曰：制燥之胜，必以苦温,故受干病生焉。是以金主于秋而属阴，其气凉。凉极天气清明，而万物反燥，故燥若火，是金极而反兼火化也，故病血液衰也，燥金之化极甚，则烦热气郁痿弱， 而手足无力不能收持也。 凡有声之痛，应金之气，故此脏平气则审平，太过则坚成，不及则从革。     诸寒收引， 皆属于肾水。 寒胜则浮，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其味咸，其色黑，为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为阴中之太阴，通于冬气，其脉石。王注曰：肾脏有二，形如豇豆相并，而曲附于膂筋，外有脂裹，里白表黑，主藏精。 故《仙经》曰： 心为君火，肾为相火。是言在肾属火，而不属水也。经所谓膻中者，臣伎之官，喜乐出焉。故膻中者，在乳之间，下合于肾水，是火居水位，得升则喜乐出焉。虽君相二火之气，论其五行造化之理，同为热也。故左肾属水，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右肾属火，游行三焦，兴衰之道由于此，故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是言命门相火也。经所谓其变凝冽，其眚冰雹，其为病也，寒客心痛， 腰腿痛， 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若厥逆痞坚，腹满寝汗，实则腹大胫肿，喘咳身重，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小腹痛，清厥意不乐。王注曰：大小腹，大小肠也。此所谓左肾水发痛也。若夫右肾命门相火之为病，少气，疮疡，疥癣，痈肿， 胁满，胸背首面四肢浮肿，腹胀 呕逆，瘛疚，骨痛，节有动，注下温疟，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目赤心热，甚则瞀昧暴痛，瞀闷懊憹，嚏呕疮疡惊躁，喉痹耳呜，呕涌暴注，瞤瘛暴死， 瘤气结核丹熛， 皆相火热之胜也。其为治也，寒胜热，燥胜寒。若热淫于内，治以咸寒；火淫所胜，平以咸冷。故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如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寒淫所胜，平以辛热，又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故水本寒，寒急则水冰如地而能载物，水发而雹雪，是水寒亢极，反似克水之土化，是谓兼化也。所谓寒病极者，反肾满也。左肾不足，济之以水， 右肾不足， 济之以火，故此脏水平则静顺，不及则涸流，太过则流行。     诸厥固泄，皆属于下。厥谓气逆，固谓禁固，气逆则肝肾失守，失守则不能禁固，出入无度，燥湿不恒，故气下则愈也。经所谓厥气上行，满脉去形。(《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刘完素善治火热病证，创立了火热论，名噪一时，影响颇大，据史料记载，亲炙河间之学者，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等。     穆大黄，姓穆，其名字里贯，俱无从考，人以大黄名之，可见其是善用寒凉者无疑，仅在锦溪野叟跋《三消论》记有：“麻征君止取《三消论》即付友人穆子昭，子昭乃河间门人穆大黄之后也。”证明穆大黄是刘完素之门人。但其无著作传世，学术思想无以了解。     马宗素，平阳人，著《伤寒医鉴》一卷。《宋以前医籍考》说：“按《医学源流》引《列代名医图》曰:‘金有何公务、侯德和、马宗素、杨从正、袁景安’。而是书又载正治反治之法，日闻诸守真之言，则宗素亦金人，当得亲炙于守真之门者。”     刘完素很重视对仲景《伤寒论》的研究．，称仲景为“亚圣”， 但他据《素问·热论》 研究六经，认为伤寒是热证，不言寒证，而六经之病仅是表里传变。因此，治疗时，主张“伤寒无汗，表病里和， 则麻黄汤汗之， 或天水散之类亦佳。表不解，半人于里，半尚在表者，小柴胡汤和解之，或天水、凉膈散甚良。表里热势俱甚者，大柴胡汤微下之。更甚者， 大承气汤下之。 表热多，里热少者，天水一凉膈半和解之，里热多，表热少，未可下之者，凉膈天水各半调之，势更甚者，小承气汤可之。表证解，但有里证者，大承气汤下之，凡此诸可下者，通宜三一承气汤下之。发汗不解，下后前后别无里证者，通宜凉膈散调之，以退其热。两感仿此而已”，“伤风自汗，表病里和者，桂枝汤解肌，半在表半在里，白虎汤和解之，病在里者，大承气汤下之。” 马宗素大倡其说， 对河间研究《伤寒论》的思想加以总结，指出：“守真首论伤寒之差谬，故一切内外所伤，俱有受汗之病，名曰热病，通谓之伤寒。”“守真曰：人之伤寒，则为热病，古今一同，通谓之伤寒病。前三日太阳、阳明、 少阳受之， 热在于表，汗之则愈；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下之则愈。六经传变，由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古圣训阴阳为表里，惟仲景深得其意，厥后朱肱《活人书》，特失仲景本意，将阴阳二字释作寒热，此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矣。”可见马宗素传河间之学，在阐发河间革新《伤寒论》认识上颇有贡献。     荆山浮屠，亦是刘完素门人，但其姓氏里籍无从考据，仅《明史·列传》记有：戴思恭又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守真门人也”可为佐证。     罗知悌，字子敬，号太无，钱塘人，据明史料说明他是刘完素的再传弟子，但罗氏又是朱震亨的老师。河间之学，传至罗知悌已有变化，正如宋濂《丹溪先生墓表》所说：“罗司徒知悌，宋宝佑中寺人，精于医， 得金士刘完素之学， 而旁参于李杲、张从正二家。尝言医学之要，必本于《素问》和《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且杀人。”正因如此，朱震亨从学于罗知悌，重视内伤火热病研究，创立“阳有余阴不足论”，自成滋阴一派。然从其学术渊薮来看，亦是河间学派的继承与发展。     私淑刘完素之学者，有葛雍、镏洪、张从正诸人。     葛雍字仲穆，号华盖山樵。 据《医籍考》云：“编《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三卷，亦为传河间之学者。” 《伤寒直格》卷中阐发了“伤寒总评”，与刘完素研究《伤寒论》看法完全一致，仍以六经分表里，而不训作寒热，主张“六经传受，乃外感于寒而为热病”，治疗但分表里，以汗下为法，卷下载治疗常用方药，除仲景麻黄汤、桂枝汤等外，若益元散、凉膈散、黄连解毒汤、三一承气汤等刘完素习用之方，一一载入，是传刘氏之学的代表人物。     镏洪，号瑞泉野叟，根据《伤寒辨注说：“《伤寒心要》，都梁镏洪编，其论伤寒，大率以热病为主，此得河间之一偏。”可见其亦是私淑河间之学者。《伤寒心要》全书一卷， 其论伤寒治法，仍不出双解散、黄连解毒汤、大、小柴胡汤、三一承气汤诸方，与刘完素之学术思想别无二致。     张从正，虽为攻邪派之代表，自成一家，但其学术思想受河间之学影响颇大，故《金史·本传》径称：“张从正，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不过，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一变，其主张“攻邪已病”，另创新说，但从学术源流分析，也是河间之学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可见，河间之学自刘完素为开山，创立“火热论”以后， 颇受当时中医界的重视， 影响很大，师承其说者大有人在，私淑发展其说者更不乏人，他的学说对后来形成的滋阴派、攻邪派均有很大启示，并对温病学说的形成亦有深远影响，所以说，刘完素对中医学的贡献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