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溪学派以养阴为宗，强调保存阴气，适合研习朱震亨学术者。
丹溪学派以养阴为宗旨，强调保存阴气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元·朱震亨为学派之倡导者。 其学术理论远绍《内经》，近亦受到河间火热理论的影响，然它侧重在阐述阴虚火旺之证，论治多以补阴为主。 朱震亨之学，传于赵道震、赵以德、戴原礼、王履诸人， 明代其学颇盛行，如虞抟、王 纶、汪机、徐彦纯等无不景从震亨，使丹溪学派的影响日益扩大，甚至远传海外，为日本医家所推崇。 丹溪学术虽以养阴为特色，但在临床上擅长于治疗气、血、痰、郁等杂病，故后人有“杂病用丹溪”之说。治杂病又兼采前人学术之精华，提出了“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观点，使治病方法，更趋周匝、完备。
朱震亨， 字彦惰，生活于公元1281-1358年。元代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家居于丹溪，故后人尊称为丹溪翁。 丹溪自幼好学，三十岁时攻读《素问》，后师事许谦研究理学，复受业于名医罗知悌。罗为刘完素再传弟子，旁通张从正、李杲之学，因而，丹溪治医能发挥经旨、参合哲理、融会诸家，并能结合临床实践而创立新说。他不仅以医学著名，而其高尚的医德也为世人所尊崇。 丹溪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并传有 《金匮钩元》、 《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发挥》等。有流传的《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等书，系后人将朱氏临床经验整理而成，其中有些著作已佚。 丹溪学说渊源于《内经》，并继承了刘、张、李诸家学术思想。他对上述各家著作叹为“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并进一步发展了“湿热相火为病甚多”的观点。其《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反映了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并在医理之中贯穿了“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吉凶悔吝皆生乎动”以及“动而中节”等理论，这与他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有关。 丹溪所处的时代，《局方》依然盛行，医者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造成伤阴劫液之弊者仍很普遍。丹溪目睹其状，潜心研究，深有所得，而著《局方发挥》一书。其中列举诸证，剖析误用辛热之害，并指出对于阴虚血少之人所伤尤甚。所以，他在养生或治疗方面都体现了补阴的思想，在纠正时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四库全书提要》谓：《局方》盛行于金元，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现将其学术思想分述如下： 1.相火论 朱氏认为事物的生存离不开动与静两个方面。其中动是基本的、主要的。自然界产生万物及人体维持生命均以动为常。至于“动”的产生，是由于相火的作用，所谓“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丹溪十分强调相火对维持生命的重要意义，如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说明他对相火的作用的重视。 但是，一切事物总是相对而言，在相火的机理上也不例外，它也有动与静两个方面。丹溪认为：相火“动”是基本的，而“静”也是必要的。如果动而无静，是为妄动，妄动则反而为害，故说“吉凶悔吝皆生乎动。”以相火而言，其动也有正常与异常两种情况：相火动得其正，有助于生生不息；相火动失其常，则为元气之贼，因此，朱氏所言相火，有正常和异常两种不同的含义。 (1)相火之常 丹溪曾说：“火内阴而外阳”，又认为人身相火“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于水也。”可见相火以肝肾精血为其物质基础。除肝肾之外，相火还与心包络、三焦、胆及膀胱等藏府有关。因为“胆者肝之府；膀胱者肾之府；心包络者肾之配也；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丹溪还指出相火之动正常与否与五脏功能活动情况密切相关，“五火”之动中节是相火正常的重要保证，他说：“彼五火之动皆中节， 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故凡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等正常功能活动以及生命的延续，无不体现了相火的重要作用。 (2)相火之变: 相火之动既然与人体的生命活动有关，故相火之动失常就必然会导致病变。丹溪说：“ 人之疾病亦生于动， 其动之极也，病而死矣。”引起相火妄动的原因主要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多方面原因。丹溪认为六欲七情之伤常先激起“脏腑之火”(“五性厥阳之火”)，如“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 然后煽动相火。 即所谓“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煽，则妄动矣。”具见相火妄动与心火之动两者关系至为密切，故《格致余论》载述：“二脏 (肝、肾)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 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如果相火妄动，必然消耗阴精，所谓“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皆暗流而疏泄矣。”由于相火妄动， 变化莫测， 无时不有，以致“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其病变化较多，危害甚大。丹溪在继承了东垣的相火为“元气之贼”的观点而有新的创见。此外，丹溪所言的部分相火，有的属六淫之火，须加以鉴别。 2.阳有余阴不足论 “阳有余阴不足”是丹溪对人体阴阳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即使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就存在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常有余，血常不足”的情况。这是他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的状况观察及人身生命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得出的结论。 以天地，日月而论，天与日为阳，地与月，为阴。由天大于地，“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由于日明于月，“ 人身之阴气， 其消长视月之盈缺”，故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在人的生、长、壮、老生命过程中，丹溪又认识到“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哺乳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可见阴气之难于成。”同时，《内经》论：“年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又“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而先亏矣。”故丹溪分析人体阴阳盈虚的情况， 认为阴气难成而易亏， 从而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 人体在一般生理状况下已有阳有余阴不足的情况存在， 再加上“人之情欲无涯”， 引起相火妄动，阴精耗损，势必加剧这种状态而转为病变。所以，丹溪之阐述“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既说明了人体的基本生理状况，又有其病理意义。 丹溪还认识到“阳有余阴不足”不仅是疾病的常见病理，而且是早衰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把滋阴降火作为重要的治疗方法，并把养阴抑阳作为贯穿于人生从小壮到衰老的全过程主要摄生原则。例如，他认为幼年时不宜过于饱暖，以护阴气；青年当晚婚以待阴气成长； 婚后当节制房事， 摄护阴精。同时丹溪还十分强调正确处理动和静的关系，作为养阴抑阳的重要手段。因为人心易受温馨声色等物欲所诱，心动则引起相火妄动，所以主张在动的基础上“主之以静”，即所谓“动而中节。”这主要是要求怡养寡欲以聚存阴精，不使相火妄动。此外，并提倡茹淡节食，反对饕餮厚味，指出“因纵口味，五味之过，疾病 蜂 起。认为“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主张通过脾胃以养阴气。 丹溪亦极为重视老年养生问题。他既反对服食乌附金石丹剂，也反对饮食厚味滋补，而主张食养茹淡。在《养老论》中叙述说：“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后，精血俱耗，平居无事，已有热症。何者? 头昏目眵、肌痒溺数、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聩、 健忘眩运、 肠燥面垢、发脱目花、久坐兀睡、未风先寒、食则易饥、笑则有泪。但有老境，无不有此。”详尽地分析了由于阴气不足、精血俱耗而致衰老的原因。由此可见，重视精血的保护对却疾延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我们今天研究生命科学和老年医学都是很有启示的。 3.论述阴阳升降 升降是生理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体阴阳、水火、气血的升降运动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阴阳的升降既有阳升阴降的一面，又有阴升阳降的一面。李东垣曾论阳升阴降，而特重于阳气的升发。朱丹溪接受了李氏的观点，在论治阳气不升时也主用升阳益气。然而，朱氏又以“阴阳比和”为出发点，阐明了阴升阳降的问题。因为要达到阴阳比和，则必须以阴升阳降为基本条件。这对东垣学说是一个很大的补充。 丹溪认为，在生理情况下，人身之气“阳往则阴来，阴往则阳来，一升一降，无有穷已。”以五脏而言，“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脾居其中；以水火而言，“心为火居上，肾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无有穷已”；以气血而言，“气为阳宜降， 血为阴宜升， 一升一降无有偏胜是谓平人。”说明阴阳、水火、气血的正常升降，是阴平阳秘、水火既济以及气血冲和的重要保证。 阴升与阳降是彼此相关的，而在五脏之中，脾土“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促成了心肺之阳及肝肾之阴的升降。 凡六淫外侵、七情内伤、饮食失节、房劳致虚等因素都可以导致升降失常而产生各种病证。 如：心火宜降。心火上动则相火亦升，使阴精下流不能上承，而出现阴虚火旺之证。 肺气宜降。肺受火邪，其气炎上，有升无降，而致气滞、气逆、气上，甚而出现呕吐、噎膈、痰饮、翻胃、吞酸等证。 此外，阳亢于上，阴虚于下，火载血上，错经妄行，而为吐血、 衄血等证； 阴亏于下，阳失依附，虚阳上升， 则为虚脱暴绝之证； 至于脾土受伤，不能运化，升降失常，清浊相混，郁热留湿，遂成胀满之患……凡此等，无不与阴阳升降失常有关。 因此，丹溪在治疗上极其重视脾土之阴而助其转输。对于阴虚阳盛则重视“补阳抑阴”，特别强调了养阴补血的作用， 指出“补养阴血， 阻自相附，阴阳比和，何升之有? ”朱氏治疗阴虚阳盛的特点，不同于习俗所用的“育阴潜阳”的方法，而是采用升补阴血以达阴升而使阳降的治法，用阴升阳降达到“阴阳比和”，这是丹溪对阴阳升降问题的一种独到的见解。 如上所述，阴升阳降的观点，不仅与《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密切相关，而且也是丹溪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疾病诊断、治疗的依据，是丹溪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4.火与痰、郁的论治心法 丹溪不仅在医学理论上有所创见，而且在临床施治方面又有极为丰富的经验。私淑丹溪的明代医家王纶曾谓丹溪先生治病不出气血痰郁，并认为他对多种杂病的论治心法足为后人所师，所以有“杂病用丹溪”之说。 对于气血虚亏证， 他擅用四君子、四物汤调补，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迄今临床沿用之，有关火、痰、郁证的论治，尤具特色，分述如次。 (1)火证论治 丹溪所论的火证，主要是内火，所谓“诸火病自内作”，实多指相火为病。朱氏还提出“气有余便是火”的著名论点，精辟地说明了气机阻逆产生邪火的病机。 火证的临床表现甚多，皆出之于脏腑，如其自述：“诸热瞀瘛、 暴痦冒昧、 躁扰狂越、骂詈惊骇、 胕肿疼酸、气逆冲上、禁栗如丧神守、嚏呕、疮疡、喉痹、 耳鸣及聋、 呕涌溢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日闰瘼、暴疡、暴死、五志七情过极，皆属火也。” 对火症的治疗，丹溪大体分为实火、虚火和火郁。“实火可泻”， 用黄连解毒汤之类， 苦寒直折，夺其炎威， 为正治之法， 但对于火盛或体虚者， 则认为不可骤用凉药， 而宜参用“从治”之法，如兼用生姜等温散；“郁者可发”，凡火邪内郁不能泄越之证，多选用东垣泻阴火升阳汤或升阳散火汤；“虚火可补”，凡“中气不足者，味用甘寒”，显然也取法于东垣。但丹溪的贡献是解决了阴虚火旺的机理问题，他认为“阴虚火动难治”，但在治法上创用滋阴泻火法。他阐明了内伤杂病中阴虚火旺的原理，从河间火的理论中把虚火与实火分别开来。丹溪认为，阴虚与火旺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阴虚必然导致火旺，而火旺又必致阴液更伤， 故其用药特点， 补阴必兼泻火，而泻火也即所以补阴，滋阴与泻火，只是根据证候表现不同而用药有所侧重。他以滋阴为治本，也有利于降火，所谓“补阴即火自降。”同时，泻火的目的也为滋阴，故说“有泻火为补阴之功。”在处方用药上，补阴还有补阴精与补阴血之分。凡阴精虚而相火旺者用大补阴丸；阴血虚而相火旺者用四物汤加知、柏。朱氏的滋阴降火法补充了河间纯用清热泻火的片面性，同时又从东垣的气虚发热中增添了阴虚发热的内容，对后世医学影响甚大。 (2)郁证论治 郁有滞而不通之义。情志内伤、六淫外感、饮食失节等因素，都可使人体气血怫郁而产生郁证。 丹溪说：“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朱氏论郁证有“六郁”之称，即经、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六者可单独为病，也往往相因致病。但总以气机为主要关键，多由气郁而影响及其他，从而产生许多病证。其所制越鞠丸虽日统治诸郁，而以治疗气郁与火郁为治疗重点。其法为后世所宗至今为临床所沿用。 (3)痰证论治 痰是一种病理产物，由津液不行，自积成痰。 凡情志忧郁、 饮食厚味、外感无汗、滥用补剂，都可使气血失常，“清化为郁、火炎。 丹溪他认为“ 痰之为物， 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所以可导致多种病证。如“咳嗽、呕利、眩运嘈杂、怔忡惊悸、寒热痛肿、痞膈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 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 四肢麻木不仁”、“痰在膈间，使人颠狂或健忘。”可见，痰之为病，变化多端，证状不一，故说：“百病多有兼痰者。” 至于痰证的治疗当分标本。丹溪指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在治本的基础上治标，但又认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痰饮化而津液行。丹溪以二陈汤为治痰的基本方，在具体用药上，则又针对痰的不同性质，病证的不同部位，并结合体质情况进行选择。如湿痰用苍术、白术；热痰用青黛、黄连、黄芩；食积痰用神曲、麦芽、 山查； 风痰用南星、(白附 子、天麻、姜蚕)；老痰用海石、半夏、瓜蒌、香附、五倍子等药。又认为“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达；痰在皮里膜外，非姜汁、竹沥不可导达；痰在四肢，非竹沥不开；痰结核在咽喉中，燥不能出入，用化痰药加咸药软坚之味”，“痰在膈上，必用吐法，泻亦不能去”、痰在肠胃间者可下而愈”等等。上述用药经验，常为后世医家所取法。 5.杂病论治举隅 丹溪论病遣方颇多独到之见，对后人的启发很大。如论中风，认为外中风邪极少，而对刘河间将息失宜，水不制火之论甚为称许，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痰热生风的病机理论，认为“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治法主张分血虚、气虚、挟火、挟湿，有痰则“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对痛风的致病机理，认为主要由于内有血热而外受风、 寒、湿邪， 致气凝血滞，经络不通所致。治疗主张辨痰、 风热、 风湿、血虚等分别施治。其著名方剂如二妙散治湿热凝阻经络、上中下通用痛风方治湿热痰瘀之患；对于噎膈的成因，认为主要是气火郁结，煎熬津液，阴血枯燥，痰瘀凝结所致。主张禁用燥热，采取养血润燥、化瘀和胃之法。其著名方剂如韭汁牛乳饮；疝气一证，前人多以寒论， 丹溪则认为是湿热内郁， 寒气外束所致。因之， 着重于散寒邪、 疏气滞，兼以泄火通瘀，其疝气方为著名方剂；吞酸、吐酸证，认为是湿热郁积于肝，伏于肺胃之间，必以炒黄连为君，用吴茱萸反佐， 更以二陈汤和胃化痰湿； 对于痿证，认为断不可作风治，大抵只宜补养，虎潜丸为其名方。 综上所述，丹溪提出《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阴升阳降学说。在养生方面主张摄护阴精，在治法上创用滋阴降火，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 然而，丹溪治疗杂病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滋阴降火等法用以治疗阴虚火旺等病证以外，在丹溪著作中，我们还可以见到不少温阳益气的验案记录，甚至也不乏吐下攻邪的治法。但在其同时，又提出“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进一步发展了张子和的攻邪理论。 由于丹溪能贯穿诸家，独抒卓见，所以对明、清医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特别在养阴、治火、治痰、解郁及治疗湿热等方面，后世医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与他的启发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丹溪学说早在明代远传海外，而极为日本医家所尊崇。他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至今在学术上和临床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原著选读】
《阳有余、阴不足论》 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曰，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而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于成，而古人之善于摄养也。《礼记》注曰：“惟五十然后养阴者有以加。”《内经》曰：“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 又曰： 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给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 经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者，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又曰：“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 地气不足。”观虚与盛之所在， 非吾之过论。 主闭藏者肾也， 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 心动则相火亦动， 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腑亦应之而衰旺，四月属已，五月属午，为火大旺，火为肺金之夫，火旺则金衰；六月属未，为土大旺，土为水之夫，土旺则水衰。况肾水常借肺金为母，以补助其不足，故《内经》谆谆于“资其化源”也。古人于夏必独宿而 淡味，兢兢业业于爱护也。保养金水二脏，正嫌火土之旺尔。《内经》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温。”十月属亥，十一月属子，正火气潜伏闭藏，以养其本然之真，而为来春发生升动之本。若于此时恣嗜欲以戕贼，至春升之际，下无根本，阳气轻浮，必有温热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气之伏，此论一年之虚耳。若上弦前，下弦后，月廓月空，亦为一月之虚；大风大雾，虹霓飞电，暴寒暴热，日月薄蚀， 忧愁忿怒， 惊恐悲哀，醉饱劳倦，谋虑勤动，又皆为一日之虚。若病患初退，疮痍正作，尤不止于一日之虚。 今日多有春末夏初， 患头痛脚软，食少体热，仲景谓“春夏剧，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谓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虚，似难免此。夫当壮年，便有老态，仰事俯育，一切隳坏，兴言至此，深可惊惧。古人谓不见所欲，使心不乱，夫以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善摄生者，于此五个月出居于外，苟值一月之虚，亦宜暂远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无负敬身之教，幸甚。(《格至余论》)
《相火论》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胞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 天之火虽出于木， 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波也。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火者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 天 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 何东垣以为元气之贼又曰：“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然则，如之何而可以使之无胜负也?曰：周子曰，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万事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谓之动者，即《内经》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 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 君火之气， 经以暑与湿言之；相火之气，经以火言之，盖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气之贼。”周子又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此善处乎火者。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 相火惟有裨补造化， 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何贼之有? 或曰：《内经》相火，注曰少阴少阳矣，未尝言及厥阴太阳，而吾子言之何邪? 曰：足太阳少阴，东垣尝言之矣，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泻水中之火是也。 戴人亦言： “胆与三焦寻火治，肝和胞络都无异。”此历指龙雷之火也。予亦备述天人之火皆生于动，如上文所云者，实推广二公之意。或曰：《内经》言火不一，往往于六气中 见之，言脏腑者未之见也。二公岂它有所据耶，子能为我言之乎? 《经》曰： 百病皆 生于 风、寒、暑、湿、燥、 火之动而为变者。 岐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此非相火之为病之出于脏腑 者乎。 考诸《内经》少阳病为瘛疭， 太阳病时眩仆，少阴病瞀暴痦郁冒不知人，非诸热瞀瘼之属火乎。少阳病恶寒鼓栗，胆病振寒，少阴病洒淅恶寒振栗，厥阴病洒淅振寒，非诸禁鼓栗如丧神守之属火乎。少阳病呕逆，厥气上行，膀胱病冲头痛，太阳病厥气上冲胸，小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少阴病气上冲胸，呕逆，非诸逆冲上之属火乎。少阳病谵妄，太阳病谵妄，膀胱病狂颠，非诸躁狂越之属火乎。少阳病 胕肿善惊，少阴病瞀热以酸， 胕肿不能久立， 非诸病胕肿疼酸惊骇之属火乎。 又《原病式》曰：诸风掉眩属于肝，火之动也；诸气膹郁病痿属于肺，火之升也；诸湿肿满属于脾，火之胜也； 诸痛痒疮疡属于心， 火之用也；是皆火之为病，出于脏腑者然也，注文未之发耳。以陈无择之通敏，且以暖炽论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后之人不无聋瞽也，悲夫。 (《格致余论》)
王履(公元1332-1391年)， 字安道，号畸叟，别号抱独老人，元末江苏昆山县人。少年学医于朱震亨，尽得其传。《古今医统》称其“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著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现惟《溯洄集》行世。 1.阐论“亢害承制” 王氏对《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载述的“亢害承制”理论，作了极为精辟的阐发。他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变易的。宇宙万物，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故他说：“故易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测，莫测故不息也，可常则息矣! ”他这里所称的“常”，是指固定、静止、不变的意思。王履认为如果任何事物，就没有运动变化，则生命就要停止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虽然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但它始终离不开一个规律，即都必须相互协调与相互平衡。正如其论中所述：“尝观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抑之，弱者举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律则万物的生机紊乱，在人体就会产生疾病，甚至丧失生命。故他又说：“不如是则高者愈高，下者愈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之政，目以极矣，天地其能位乎? ”王氏坚信天地万物以及人体生理和生命延续，都必须不断运动和随时变易，同时，它们之间都必须平衡协调，特别指出，这种运动变化和协调平衡毕竟不是神化莫测，而是可测的。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他指出亢害承制是对事物趋向协调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事物(包括人体)生成和败乱的关键。关于此说，唐之王冰，金之刘完素均曾有论述，而王安道则将其未悉之旨作了进一步发挥。 安道认为，“亢则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枢纽”。“亢则害，承乃制”二句……言有制之常与无制之变也。承、犹随也……有防之之义存焉。亢者，过极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胜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不见。即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亢为气之甚，承所以防其甚，如木甚则为风，火甚则为热，不甚便无风、无热而失去了木、火的作用。当其甚而未至于过极，则制木之金和制火之水，仅随之而已。至其甚而过极，金气便起而制木，水气便起而制火，以维持其相对的平衡，这些都是正常的生化现象。相反，或木火之气不甚，或甚而过极，金水之气不能制，是为生化反常的现象。由于亢害承制规律的普遍性，它在于人体有“亢而自制”和“亢而不能自制”两种情况。 “亢而自制”则使 “五脏更相平”，即一脏不平；所不胜之五脏更相平之，如“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则肾水虽心火之所畏，亦不过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即起而克胜之矣”，余脏皆然。平则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但若“亢而不能自制”，则发而为病。故用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助之，制其亢，除其害。王氏将“亢则害、承乃制”结合人体生理、病理及治疗进行解释，其论述是颇为精湛的。他提出的“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的观点，已具有明显的辩证法因素，故如张介宾曾盛赞其说。 2.分析四气所伤 四气所伤之说，原出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痃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四时之气， 更伤五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为痃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等论述。 对于《内经》风、寒、暑、湿四气所伤之论历代医家都从其病因推论其病理变化。惟独安道认为当从现有的病情以剖析其病原，方能与临床相符，他说：“夫洞泄也，痃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昭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 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以四气之因，说明致病之理，是不符合临床事实的。他又指出：“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说明被四气所伤，并不是必然发病，即使发病，病情亦有差异，这都是由正邪双方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 王氏举伤风为例以说明之，如说：“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 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乃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耶? 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者，人亦能知乎”? 可见他认为对于过时而后发的疾病，其病因往往是由其临床表现逆推而知的。 至于，夏伤暑为痃疟，冬伤寒为温病，秋伤湿为咳嗽等，意亦类此，同是“因病知原”。因之，学者在读医书之时，若仅从四气之因，遂断其必发某病，显然过于绝对，而在临证之际，能从现有形证，推测其受病之原，考虑其将来之变，这才是“治病必求其本”的原意。总之，阅读医籍，当与病邪的聚散、正气的虚实、体质的强弱，时令的太过不及等临床实际情况相结合，方可免于穿凿之弊。王履以疾病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者须从各种情况详加分析，即使“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故他提倡医为活法，不宜为内经的片言只字所拘执。其言洵有卓识，对后人是颇有启发的。 3.对阴阳虚实补泻的发挥 《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则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后世伤寒家每采其说，而其义多歧，如《外台秘要》以阴阳指表里言，《伤寒微旨》以阴阳指尺寸脉言；丁德用注以阴阳指六气病六经言，这些都不够确切，使后学者莫衷一是。惟安道之说辞简而理明，他认为阴盛阳虚皆寒邪外客；阳盛阴虚皆热邪内炽，因表阳虚于外而受寒邪，故助卫阳以解表，汗出而愈，若下之，则适足以引邪人里，故表邪攻里为大忌。阳热盛于内，势必伤阴，故热盛于里，下不可缓，下其阳热，适足以保其阴津，若汗之， 则反助热益炽， 所以里热无表证的，大忌汗法。于此安道以阴阳之盛者指寒热病邪；阴阳之虚者指表里精气，不惟平正通达，而且临证可验，使《难经》之意得到彰明。 《难经·七十五难》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东方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肺也，则知肺虚。南方火，火者木之母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后世解《难经》者，对虚实补泻之精义均未能阐述切当。独安道认为火乃木之子，子火既助母木而致肝气亢实， 故补水泻火， 可使水胜火，火势退而木气自衰，这就是母能虚子之义。所谓虚，是抑其太过而使之衰也，补水泻火之法，使火退则金不受克而制木，土又不受克而生金。“夫肝之实也，其因有二，心助肝，肝实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实之二因也。肺之虚也，其因亦有二，心克肺，肺虚之一因也；脾受肝克而不能生肺，肺虚之二因也。今补水而泻火，火退则木气削，又金不受克而制木，东方不实矣。金气得耳，又土不受克而生金，西方不虚矣。”因此，虽不补金， 而金自受 益，所谓“不治之治”，当深思其理。 4.伤寒、温暑为治不同论 古人认为，冬伤于寒，其感而叩病者，称之为“伤寒”，有不即病，过时而发于春夏者，即称为温暑。对其治疗，在温病学说尚未成熟的阶段，人们多以伤寒方通治之，而安道则指出伤寒、温暑治疗不同，对此，他议论颇详，说：“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由其类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以所称而混其治，宜乎贻祸后人。仲景之书，本为即病者设，不为不即病者设。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夫仲景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伤寒治法，可借以治温暑，遂谓其法通为伤寒、温暑设，吁!此非识流而昧原者欤?” 王氏又认为，对于温热病，“仲景必别有治法，今不见者亡之也”故“伤寒例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为治不同。又曰：寒疫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他指出，伤寒、温病和暑病各“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误于人，吾未之信也”。如伤寒，此以病因而为病名，发于天令寒冷之时， 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 散 之；温病、热病此以天时与病形而为病名，发于天令喧热之时，怫热自内而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因此，他根据温暑的病理特点， 提出治疗方针， 说：“夫温病、热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于左手者，诚由怫热在内故也……，凡温病、热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时也，法当治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余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 可见，他主张治疗温热以清里热为主，这给后世温病学说以很大影响，但是，在王著“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中则又以仲景立法为天下后世之权衡，岂特可以借治温病，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在“四气所伤论”则又以病情变化复杂，不应只从气候的单独因素考虑。以上诸论，未免与本论有自乱其例之嫌。而谓温病误攻无大害，误表变不可言，其论有失辨证论治精神，后人宜加辨析。 5.阐述真中，类中说 古人论中风，以为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举等证，多因风而致，故用大小续命、排风、八风等汤散治之，安道指出：“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河间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彦修主乎湿，反以风为虚象，而大异于昔人矣……，以余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王氏此论，不仅阐述了真中、类中之说，而且，把不同学说融汇贯通于一说，使中风理论渐趋完臻，这对明清医学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从以上内容可见，安道治学，虽本于震亨“一断于经”之旨，但并不为经所囿，总以征诸实践而为“断经”的根据，对前人之说敢于发表新见而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观其历数诸家，俱不免有微辞……然其会通研究，洞见本源，于医道中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也”。可谓是持平之论。
【原著选读】
《亢则害、承乃制论》 予读《内经·六微旨大论》至于“亢则害，承乃制”，喟然叹曰：至矣哉!其造化之枢纽乎王太仆发之于前，刘河间阐之于后，圣人之蕴，殆靡遗矣。然学者尚不能释然，得不犹有未悉之旨也欤! 谨按《内经》“帝曰：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何如?岐伯日：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 相火治之； 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气 承之；水位之下， 土气承之； 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帝曰：何也? 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尝观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 强者折之，弱者济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则高者愈高，下者愈下，强者愈强， 弱者愈弱，而乖乱之政日以极矣，天地其能位乎?虽然，高也，下也，弱与强也，亦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 常也。惟其不可常， 故神化莫能以测，莫测故不 息也， 可常则息矣。亢则害、承乃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欤?夫太仆、河间已发挥者，兹不赘及。其未悉之旨，请推而陈之：夫自“显明 之右”，止“君火治之”十五句，言六节所治之位也。自“相火之下”，止“阴精承之”十二句，言地理之应乎岁气也。“亢则害、承乃制”二句，言抑其过也。“制生则化”止“生化大病”四句，言有制之常，与无制之变也。承，犹随也。然不言随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则有上奉之象，故日承。虽谓之承，而有防之之义存焉， 亢者，过极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胜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不见。既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来，迹之不知其所止，固若有不可必者，然可必者，常存乎杳冥恍惚之中，而莫之或欺也。河间日：己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质求哉? 故后篇“厥阴所至为风生，终为肃；少阴所至为热生，终为寒”之类，其为风生为热生者亢也，其为肃为寒者制也。又水发而为雹雪，土发而飘骤之类，其水发土发者亢也；其雹雪飘骤者制也。若然者，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夫前后二篇，所主虽有岁气运气之殊，然亢则害、承乃制之道，盖无往而不然也。惟其无往而不然，故求之于人，则五脏更相平也。一脏不平，所不胜平之，五脏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 一脏不平，所不胜平之，非既亢而克胜之乎姑以心火而言， 其不亢，则肾水虽心火之所畏，亦不过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即起而克胜之矣。余脏皆然。制生则化，当作制则生化，盖传写之误，而释之读之者，不觉求之不通，遂并遗四句而弗取。殊不知上二句，止言亢而害，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与制之外之余意也， 苟或遗之， 则无以见经旨之周悉矣。制则生化，正与下文害则败乱相对，辞理俱顺，不劳曲说而自通。制则生化者，言有所制，则六气不至于亢而为平，平则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矣。化为生之盛，故生先于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气分布主治，迭为盛衰，昭然可见，故曰外列。害则败乱，生化大病者，言既亢为害，而无所制，则败坏乖乱之政行也，败坏乖乱之政行，则其变极矣，其灾甚矣，万物其有不病者乎? 生化，指所生所化者言，谓万物也，以变极而灾甚，故曰大病。上生化，以造化之用言；下生化， 以万物言。 以人论之，制则生化，犹元气周流，滋营一身，凡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九窍，皆借焉以为动静云。为之主生化大病，犹邪气恣横，正气耗散，凡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九窍，举不能遂其运用之常也。或以害为自害，或以承为承袭，或以生为自无而有，化为自有而无，或以二生化为一意，或以大病为喻造化之机息，此数者皆非也。且夫人之气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则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为之助。若天地之气，其亢而自制者，固复于平，亢而不制者，其孰助哉虽然，造化之道，苟变至于极，则亦终必自反，而复其常矣。学者能本之太仆、河间，而参之此论，则造化枢纽之详，亦庶矣乎。然张戴人《治法心要》，则曰：“假令水为母，木为子。当春旺之时，冬令犹在，即水亢也。水亢极，则木令不至矣。木者，继冬而承水也，水既亢，则害其 所 承矣，所以木无权也。木无权,则无以制土，土既旺，则水乃受制也。土者，继长夏之令也，水受土制，热克其寒也，变而为湿，此其权也。又如火为母， 土为子。 当长夏之时，暄令犹在，即火亢也。火既亢极，则湿令不至矣。湿者，继夏而承火也，火既亢，则害其所承矣，所以湿无权也。湿无权，则无以制水，水既旺，则火乃受制也。水者，严冬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热也，变而为土湿，土斯得其权也。” 斯言也，推之愈详， 而违经愈远矣。或曰：《心要》者，他人成之，盖得于所闻之讹耳。(《医经溯洄集》)
《五郁论》 治五郁之法，尝闻之王太仆矣。其释《内经》曰：“木郁达之，谓吐之令其条达也；火郁发之，谓汗之令其疏散也；土郁夺之，谓下之令无壅碍也；金郁泄之，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郁折之，谓抑之制其冲逆也。”太仆此说之后，靡不宗之，然愚则未能快然于中焉。尝细观之，似犹有可言，且“折之”一句，较之上四句，尤为难晓，因有反复经文以求其至。按《内经》“帝曰：郁之甚者，治之奈何? 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泄之。”总十三句通为一章，当分三节。自“帝曰”止“水郁折之”九句为一节，治郁法之问答也。“然调其气”一句为一节，治郁之余法也。“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泄之”三句为一节，调气之余法也。夫五法者，经虽为病由五运之郁所致而立，然扩而充之，则未常不可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或因所凉而为郁，或不因所凉而本气自郁，皆郁也，岂惟五运之变能使然哉。郁既非五运之变可拘，则达之，发之，夺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扩焉而充之矣，可扩而充，其应变不穷之理也欤姑陈于左：木郁达之，达者，通畅之也。如肝性急，怒气逆，胠胁或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又如久风人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入而清气在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之法也。王氏谓吐之令其条达，为“木郁达之”。东垣谓食塞胸中，食为坤土，胸为金位，金主杀伐，与坤土俱在于上，而旺于天，金能克木，故肝木生发之气，伏于地下，非木郁而何，吐去上焦阴土之物，木得舒畅，则郁结去矣，此“木郁达之”也。窍意王氏以吐训达，此不能使人无疑者，以为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欤?则泻肺气，举肝气，可矣，不必 吐也。以为脾胃浊气下流，而少阳清气不升欤? 则益胃升阳可矣，不必吐也。虽然，木郁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总该达字，则是凡木郁,皆当用吐矣，其可乎哉? 至于东垣所谓食塞肺分，为金与土旺于上而克木，又不能使人无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伤而后能也，且为物所伤，岂有反旺之理? 若日吐去其物以伸木气，乃是反为木郁而施治， 非为食伤而施治矣。 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内经》所谓“其高者因而越之”之义耳， 恐不劳引木郁之说以汩之也。火郁发之，发者，汗之也，升举之也。如腠理外闭，邪热怫郁，则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龙火郁甚于内，非苦寒降沉之剂可治，则用升浮之药， 佐以甘温， 顺其性而从治之，使势穷则止，如东垣升阳散火汤是也。凡此之类， 皆发之之法也。 土郁夺之，夺者，往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热人胃，用成寒之剂以攻去之，又如中满腹胀，湿热内甚，其人壮气实者，则攻下之，其或势盛，而不能顿除者，则劫夺其势，而使之衰；又如湿热为痢，有非力轻之剂可治者，则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此之类，皆夺之之法也。金郁泄之，泄者，渗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气也。如肺金为肾水上原，金受火铄，其令不行，原郁而渗道闭矣，宜肃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气膹满，胸凭抑息，非利肺气之剂，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类，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为金郁泄之。夫渗泄利小便，固为泄金郁矣，其解表二字，莫晓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属肺，其受邪为金郁，而解表为泄之乎? 窃谓如此，则凡筋病便是木郁，肉病便是土郁耶? 此二字未当于理，今删去。且解表间于渗泄利小便之中，是渗泄利小便为二治矣。若以渗泄为滋肺生水，以利小便为直治膀胱，则直治膀胱既责不在肺，何为金郁乎? 是亦不通。 故余易之曰，“渗泄而利小便也。”水郁折之，折者，制抑也，伐而挫之也，渐杀其势也。如肿胀之病，水气淫溢，而渗道以塞。夫水之所不胜者，土也，今土气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当实其脾土，资其运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则渗道达而后愈。或病势既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则用泄水之药以伐而挫之。 或去菀陈莝， 开鬼门，洁净腑，三治备举，迭用以渐平之。王氏所谓抑之制其冲逆， 正欲折挫其泛滥之势也。 夫实土者守也， 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广略而决胜也。守也，攻也，广略也， 虽俱为治水之法， 然不审病者之虚实、久近、浅深，杂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倾踣者寡矣。 且夫五 郁之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邪气久客，正气必损，今邪气虽去，正气岂能遽平哉? 苟不平调正气，使各安其位，复其常于治郁之余，则犹未足以尽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调其气。”苟调之，而其气犹或过而未服，则当益其所不胜以制之， 如木过者当益金， 金能制木则木斯服矣，所不胜者所畏者也,故曰：“过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 制于物者， 物之所不欲也， 顺其欲则喜， 逆其欲则恶。今逆之以所恶，故曰：“所谓泻之。”王氏以咸泻肾、酸泻肝之类为说，未尽厥旨。虽然，自调其气以下，盖经之本旨，故余推其义如此，若扩充为应变之用，则不必尽然也。(《医经溯洄集》)
戴思恭，字元礼，明·浦江(今浙江浦江)人，生活于公元1324-1405年。少时随父尧从学于朱丹溪，丹溪因其颖悟绝伦，乃尽授其术。戴氏治疗诸病多奇效，名噪于浙。洪武间，被征为御医，晚岁任太医院使。 戴氏较为完整地继承了丹溪学术思想，不仅深求师意，而且善于发挥，在理论方面，对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阐述其所未尽；在杂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对气血痰郁之治亦多阐发。其著述有《证治要诀》、《证治要诀类方》、《推求师意》等，并校补《金匮钩玄》。兹将其学术论点择要介绍于下： 1.对气血的阐发 戴氏在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有余便是火”之论的基础上，对气血生理、病理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指出气血失常与某些疾病的关系，并对气血盛衰的病机统于阴阳之变，对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进行了补充，使之更为全面而具体，对后世气血理论的发展也很有影响。 (1)“气属阳，动作火”论 丹溪曾说:“气有余便是火”， 故戴氏认为： “气之与火，一理而已，动静之变，反化为二。”他指出：“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 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 当其和平之时，外蕴其表，复行于里，周流一身，循环无端，出入升端，继而有常，源出中焦，总统于肺。”然而，因七情之交攻，五志之遽发而乘戾失常，那么就会使清者变化为浊，行者抑遏而反止，表失卫蕴而不和，内失“健悍”而少降。营运渐远，肺失主持治节等一系列病理性变化；若进而妄动不已，那么五志厥阳之火随之而起，火燔于肺，导致了气的病变。因而他提出了“气属阳，动作火”的论点，这是戴氏对气机的生理、病理方面的重要阐发。在气火关系方面。对李东垣的“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之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故凡动者皆属火， 龙火一妄行， 元气受伤，势不相立，偏胜则病移他经， 事非细故， 动之极也，病则死矣。”可见戴氏气化火之说是综合了河间五志化火、 东垣“火与元气不两立” 以及丹溪的“相火论”等学术理论，加以发展而形成的。 戴氏对因七情伤气而郁结不舒，痞闷壅塞的诸气病症，重视详审起因，明辨何经，从而根据病变上下，藏气之不同而随经选药，分清利弊。如枳壳利肺气，多服损胸中至高之气；青皮泻肝气，多服损真气；木香可行中下焦之气；香附可快滞气；陈皮可泄气；藿香之馨香上行胃气；紫苏之散表气、厚朴之泻卫气；沉香之升降其气；脑麝可散真气。对此类有损气、泄气、行气之药，气实可宜，但不能过剂。同时，从气化火的学术思想出发，他指出诸气不能混作寒而类聚香热之药治之。“香辛燥热之剂，但可劫滞气冲快于一时。”以暂行开发。若服之太过则增郁火蒸熏气液而成积，自积而成痰；若服之日久，升发太过，香辛散气，燥热伤气，以致真气耗散，浊气上腾。总之，他主张治气不能概以燥热之药，避免以火济火之弊。此外，五脏皆有火，况情志之动，均能引起脏气的火化，故治疗当审五脏火化之候，求其属而分别进行治理。以君相言，心与小肠之气为君火，可以湿伏，可以直折，惟黄连之类可以制之；心包络与三焦之气为相火，不可水灭。 当从其性而伏之， 惟黄柏之属可以降之，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芍药泻脾火，柴胡泻肝火，知母泻肾火；至若饮食劳倦内伤，元气与火不两立， 为阳虚之病， 以甘温之剂除之，如黄芪、人参、甘草之属；若阴微阳强，相火炽盛，以乘阴位， 日渐煎熬， 为火虚之病，以甘寒之剂降之，如当归、地黄之属；若肾水受伤，其阴失守，无根之火为水虚之病，以壮水之剂制之，如生地、元参之属；若右肾命门火衰，为阳脱之病，以温热之剂济之，如附子、干姜之属；实火则主张用咸冷之剂，如硝黄、冰片之类；若胃食过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 为火郁之病，以升发之剂发 之，如升麻、干葛、柴胡、防风之属。戴氏认为对火证的治疗，当明白分类而为临床施治之所据。 (2)血属阴，难成易亏论： 戴氏宗《内经》之说，指出荣为水谷之精气，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人于脉中，由于阳生阴长作用化以为阴血，而与五脏乃至周身有密切关系。他认为阴血是“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故目得之而能视，耳得之而能听，手得之而能摄，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脏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气。所以“生化旺，诸经持此而长养， 衰耗竭则百脉由此空虚。” 同时戴氏谓：“血者神气也，持之则存，失之则亡。是知血盛则形盛， 血弱则形衰， 神静则阴生，形役则阳亢。”指出保养阴血对人体的健康有重要的意义。 对阴血不足致病，戴氏认为人在气交之中，常动多而少静，故阳动易化为火，阴血最易被耗。此即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理。如女子“年至十四而经行，至四十九而经断，可见阴血之难成易亏如此。”若阴血既亏，复受阳扰，则百病变生。如“妄行于上则吐衄；衰涸于外则虚劳；妄返于下则便红， 稍血热则膀胱癃闭溺血， 渗透肠间则为肠风；阴虚阳搏则为崩中；湿蒸热瘀则为滞下；热极腐化则为脓血，火极似水，血色紫黑；热盛于阴发于疮疡；湿滞于血 ，则为痛痒瘾疹， 皮肤则为冷痹；畜血在上则喜忘，畜血在下为喜狂。”指出了阴血亏伤所产生诸多的病变。 戴氏认为如果气虚血弱，就用宗仲景法以人参补之，乃阳旺则生阴血之理。如气不虚而独血分受伤，则治血必用血属之药，宜以四物汤为主，随证辅佐。 汤中川芎乃血中之气药， 地黄乃血中之血药，当归乃血中主药，芍药为阴分药。在临证中，血滞常佐桃仁、红花、苏子、血竭、牡丹皮；血崩常佐蒲黄、阿胶、地榆、百草霜、榈炭；血痛常佐乳香、没药、五灵脂、凌霄花；血虚常佐苁蓉、锁阳、 枸杞、 益母草、夏枯草、龟板；血燥常佐乳酪；血寒常佐干姜、肉桂；血热常佐生地、苦参等药。 以上是对血证正治的大略， 学者当触类而长之，以应无穷之变。 上述戴氏对气血的论述虽宗于丹溪之论，但其阐发颇有独见，以后如汪机治病独重气血，实亦受其一定影响。 2.痰证、郁证论治 (1)痰证论治 对于痰证的论治，戴元礼亦一宗丹溪之说。认为痰证之因，由于饮食不谨，外伤六淫，内伤七情，或饮食厚味而谷气不升，荣卫郁滞，津液不行之故， 因而谓“因气成积， 积气成痰。”在正常情况下，“经脉之津液与血者，皆四布水精之所化。”在变常情况下。“苟不善于化，则水积不行，亦如湿漂之为害，故其水盛与血杂混而不滋荣气之运，或不化液而不从卫气之用，聚于经脉为病，冷则清如饮，热则浊如其痰。”他还明确指出痰饮除生于脾胃外， 还有生于经络者， 他说：“窃谓痰饮之先，有生于脾胃，有生于六经，所起不同，若谓感邪与为病之形证则一也。至于治之，必先从其邪之所起，而后及于病之所也。” 对痰证的病理变化及其治疗，戴氏还有十分精要之分析，他说：“饮凡有六：悬、溢、支、痰、伏、留， 痰饮特六饮之一耳。人病此而止日痰饮者，盖停既久未有不为痰， 多因气道闭塞津液不通。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这与丹溪之“治痰先治气”之说出于一辙。 同时他还指出： “病痰饮而变生诸证，不当为诸证所牵制妄言作名。宜以治饮为先，饮消则诸证自愈。”确系治痰饮之大法。 在临床上， 如喘、咳、 呕、泄、眩、晕、心嘈、怔忡、惊悸，或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闭，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如水冷，这些都是痰饮之症，治疗时宜取苏子降气汤、导痰汤各半贴和煎； 或小半夏茯苓汤加枳实、 木香各半钱，吞五套丸；或以五套丸一料，依分两作饮子煎服。若平居皆无他证，只有痰数口，或清或坚，宜二陈汤、小半夏茯苓汤，痰多者间服青州白丸子；痰饮晕眩及成痰厥者，宜别加木香二生汤吞青州白丸子和灵砂丹，或吞养正丹，半硫丸；痰饮流人四肢，令人肩背痠痛，两手软痹，医误以为风，则非其治，宜导痰汤加木香、姜黄各半钱。戴氏对于痰饮的论治，议论清晰，方法亦多，故常为后世取法。 (2)郁证论治 戴元礼论郁证说：“ 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既然传化失常为致郁之关键，因而他又认为：“中焦致郁多也。”中焦为脾胃所居，上为心肺，下为肝肾。凡有六淫七情，劳役妄动，上下所属之脏气出现虚实克胜之变，必影响及中焦之气，故四脏一有不平，中气必为之先郁。又因饮食关节，停痰积饮，寒湿不通，皆郁于脾胃，因此，他指出诸郁证以中焦致郁居多。戴氏对六郁的辨证也很详审，指出：“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痰郁者，动则喘， 寸口脉沉滑； 热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治郁之法， 有中外四气之异， 即表里、风寒、热湿。如在表者汗之；在内者下之；兼风者散之； 微热者寒以和之； 热甚者泻阳救水，养液润燥，补其已衰之阴；兼湿者审其湿之太过不及，犹土之旱涝也；寒湿之胜，则以苦燥之，以辛温之；不及而燥热者，则以辛温之，以寒调之。在用药方面，指出苍术、香附、抚芎为治郁要药，苍术为阳明药，能径入诸经，疏泄阳明之湿，其气味雄壮辛烈，强胃健脾，而开发水谷之气，故其功最大；香附为阴血中快气之药，下气最速。两者配合，一升一降， 以散其郁； 抚芎为手足厥阴药，能直达三焦，使生发之气上至头目，下抵血海，疏通阴阳，调和气血， 不专开发上中焦， 并能使胃行气于三阳，脾行气于三阴。脾胃得水谷之气灌输，则使被郁阻的脏腑之气得到宣发，天真之气也因而得到通达。戴氏对郁证的辨证施治，宗丹溪而推求尽致，后世医家多视之为准绳。 综上所述，戴氏承丹溪之学而最得其传，因此《明史》谓其“学纯粹而识深远。”胡渫序《证治要诀类方》亦称“味其论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推测病源，著奇见于理趣之极。”对戴氏作了颇高的评价。
【原著选读】
《血属阴难成易亏论》 《内经》曰：荣者水谷之精也。和调五藏，洒陈于六腑，乃能人于脉也，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于脾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目得之而能视、耳得之而能听、手得之而能摄、 掌得之而能握、 足得之而能步、藏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气、是以出入升降濡润宣通者，由此使然也。注之于脉，少则涩，充则实。常以饮食日滋，故能阳生阴长，液汗变化而赤为血也。生化旺，则诸往恃此而长养，衰耗竭，则百脉由此而空虚。可不谨养哉!故曰：血者，神气也。持之则存，失之则亡。是知血盛则形盛，血弱则形衰；神静则阴生，形役则阳亢；阳盛则阴必衰，又何言阳旺而生阴血也。盖谓血气之常，阴从平阳，随气运行于内而无阴以羁束，则气何以树立? 故其致病也易，而调治也难。以其比阳常亏，而又损之，则阳易亢阴易乏之论，可以见矣。诸经有云：阳道实，阴道虚。阳道常饶，阴道常乏。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人之生也，年至十四而经行， 至四十九而经断， 可见阴血之难成易亏。知此阴气一亏伤所变之证：妄行于上则吐衄；衰涸于外则虚劳；妄返于下，则便红； 稍血热则膀胱癃闭； 溺血渗透肠间则为肠风；阴虚阳搏，则为崩中；湿蒸热瘀，则为滞下；热极腐化则为脓血；火极似水，血色紫黑；热盛于阴，发于疮疡；湿滞于血，则为痛痒癃疹，皮肤则为冷痹。畜之在上，则为喜忘；畜之在下，则为喜狂。 堕恐跌仆， 则瘀恶内凝。若分部位：身半已上，同天之阳；身半已下，同地之阴；此特举其所显之证者。治血必血属之药，欲求血药，其四物之谓乎。河间谓随证辅佐谓之六合汤者， 详言之矣。 余故陈其气味专司之要，不可不察。夫川芎血中之气药也，通肝经，性味辛散，能行血滞于气也。地黄血中血药也，通肾经，性味甘寒，能生真阴之虚也。当归分三，治血中主药，通肾经，性味辛温，全用能活血各归其经也。芍药阴分药也，通脾经，性味酸寒，能和血气腹痛也。若求阴药之属，必于此而取则焉。《脾胃论》有云：若善治者，随经损益，损其一二味之所宜为主治可也。此特论血病而求血药之属者也。若气虚血弱，又当从长沙，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则生阴血也。若四物者，独能主血分受伤， 为气不虚也。 辅佐之属：若桃仁、红花、苏子、血竭、牡丹皮者，血滞所宜；蒲黄、阿胶、地榆、百草霜、榈炭者，血崩所宜；乳香、没药、五灵脂、凌霄花者，血痛所宜；苁蓉、琐阳、牛膝、枸杞子、益母草、夏枯草、败龟板者，血虚所宜；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干姜桂者，血寒所宜；生地黄、苦参，血热所宜；此特取其正治之大略耳， 以其触类而长， 可谓无穷之应变矣。(《金匮钩玄》)
《气属阳动作火论》 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当其和平之时，外护其表，复行千里，周流一身，循环无端，出入升降，继而有常，源出中焦，总流于肺，气曷尝病于人也。及其七情之交攻，五志之间发，乖戾失常，清者遽变之为浊，行者抑遏而反止， 表失卫护而不和， 内失健悍而少降，营运渐运，肺失主持，妄动不已，五志厥阳之火起焉，上燔于肺气乃病焉。何者?气本属阳，反性则为大矣。河间曰：五志过极，则为火也。何后世不本此议，而一概类聚香辛燥热之剂。气作寒治，所据何理? 且言七气汤制作：其用青皮、陈皮、之棱、蓬术、益智、官桂、甘草，遂以为平和可常用，通治七情所伤，混同一意，未喻其药。以治其气以下诸气，尤有甚焉者，兹不复叙。况所居之情，各各不同。且夫经言九气之变，未尝略而不详。如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热则气泄， 惊则气乱， 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其言治法：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惊者平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喜者以恐升之；悲者以喜胜之。九气之治，各有分别，何尝混作寒治论，而类聚香热之药，通言而治诸气，岂理之谓欤。 若香辛燥热之剂，但可劫滞气，冲快于一时；以其气久抑滞，借此暂行开发之意。药中无佐使制服所起之气，服之，甚则增炽郁火，蒸薰气液而成积，自积滋长而成痰，一饮下膈，气乃氤氲，清湿之象，若雾露之着物，虽滞易散，内挟痰积，开而复结，服之日久，安有虚实而不动，气动而不散者乎。 此皆人所受误之由， 习俗已久，相沿而化，卒莫能救。升发大过，香辛散气，燥热伤气，真气耗散，浊气上腾，犹日肾虚不能摄气归原，遂与苏子降气汤、四磨汤下，黑铅丹、养气丹、镇坠上升之气；硫黄黑锡佐以香热，又无补养之性，借此果能生气而补肾乎。请熟详之：夫湿痰盛甚者，亦或当之， 初服未显增变， 由其喜坠而愈进，形质弱者，何以收救。不悟肺受火炎，子气亦弱，降令不行，火无以制，相扇而动，本势空虚，命绝如缕，积而至深，丹毒济火，一旦火气狂散，喘息奔急而死。所以有形丹石瓦药，重坠无形之气，其气将何抵受随而降之乎。 譬以石投水， 水固未尝沉也，岂不死欤。丹溪有曰：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 其热愈甚， 自觉无冷，非真冷也。火热似水， 积热之甚，阳亢阴微，故有此证。认假作真，似是之祸可胜言哉。内经虽云百病皆生于气，以正气受邪之不一也。今七情伤气，郁结不舒，痞闷壅塞，发为诸病。当详所起之因，滞于何经，有上下部分藏气之不同。随经用药，有寒热温凉凉同异。若枳壳利肺气， 多服损胸中至高之气； 青皮泻肝气，多服损真气。与夫木香之行下焦中气、香附之快滞气、陈皮之泄气、藿香之馨香上行胃气、紫苏之散表气、厚朴之泻卫气，槟榔之泻至高之气、沉香之升降其气、脑麝之散真气，若此之类，气实可宜。其中有行散者，有损泄者，其过剂乎，用之，能却气之标，而不能治气之本。岂可又佐以燥热之药，以火济火，混同谓治诸气，使之常服多服可乎?气之与火，一理而已，动静之变，反化为二。气作火论，治与病情相得。丹溪发挥论云：冷生气者，出于高阳生之谬言也。自非身受寒气，口食寒物，而足论寒者，吾恐十之无一二也。 (《金匮钩玄》
《痰饮》 《内经》有脾胃湿土太过为积饮，痞膈与饮积于中者，数条未有痰之名也。至仲景始分饮为四，一曰痰饮、二曰悬饮、三曰溢饮、四曰支饮。而痰之义始见河间，分五运六气之病于火淫条下则云，中风、风癞等病，痰涎因水衰热甚，津液涌溢，聚于胸膈，热燥以为痰涎。初虞世言，涎者乃遍身之脂脉津液。于湿土条下云，湿气自甚则为积饮、痞膈、中满、霍乱；又云，喘嗽之痰为因外感风寒，寒化为热，热则生痰。张戴人谓，留饮一症，不过畜水而已；又谓，四饮者，观病之形状而定名也。其来之有五，有膹郁而得之者，其气抑郁不伸则肝气乘脾，脾气不濡故为留饮；有劳役乘困饮水，脾胃力衰，因时睡卧不能布散于脉，亦为留饮；肝主虑，久虑不决则肝气不行，脾主思，久思不已则脾气结，亦为留饮； 饮酒过多， 以乘燥金，胞不渗泄，亦为留饮；隆暑津液焦涸，喜饮寒水，过多逸而不动，亦为留饮。又谓痰有五，曰风痰、曰热、曰湿、曰酒、曰食五者，先生遵张、刘之说，谓痰饮之初起也，或饮食不谨，或外伤六淫，或内感七情，或食味过厚，皆致谷气不升资发荣卫，先郁滞而成膈热，故津液不行，易于攒聚；因气成积，积气成痰， 痰饮既聚， 展转传变，生病不一。为呕吐，为反胃，为喘满，为咳逆，为膈噫，为吞酸，为嘈杂，为膨胀，为痞，为痛，为泄利，为不食，冲上为头痛，为眩晕，嗌下为足肿，为癫疝。散于表为寒热，为胕肿， 为支节痛； 聚于心为狂，为 癫，昏仆为不语。凡人之病皆痰为邪，此数家叙痰为病之始末也，后世论治痰饮，必得温乃行及，有痰因火热反见水化而觉其冷，乃不知其热也，先生故多不取，独称长沙治四饮之法，可表者汗之；可下者利之；滞者导之；郁者扬之；热者寒之；寒者温之，塞者通之；虚者补而养之；深得《内经》各随攸利所治之意。窍谓痰饮之先有生于脾胃，有生于六经， 所起不同， 若论感邪与为病之形症则一也，至于治之必先从其邪之所起，而后及于病之所止。曰痰饮因太阴湿土之化，生于脾胃，宁不生于六经乎? 初虞世谓，涎为遍身之脂脉津液也，此非六经中之津液灌注于内外者欤，原其在经脉之由，即《内经》所谓饮入于胃，游溢精气，散精于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又谓水人于经，其血乃成，谓五脏化五液，心为汗，肝为泣，肺为涕，脾为涎，肾为唾，故经脉之津液与血者皆四布水精之所化，然经脉以胃气为本，则其所化亦六经中胃气，土德之冲和者，以成之由是同归乎湿，滋育百体皆矣，苟不善于化，则水积不行，亦如湿漂之为害，故其水盛与血杂混而不滋荣气之运，或不化液而不以卫气之用，聚于经脉以为病，冷则清如其饮，热而浊如其痰。设值风火之迫则涌溢而起，无处不到，痰饮为病莫大于此。(《推求师意·痰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