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战国时代 (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我国逐渐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加上铁器的普遍使用，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水平有所提高。自春秋以来，中国处于分裂时期，作为东周统治者的周天子， 早已名存实亡， 各诸侯国称雄割据，互相兼并。后进的秦国任用商鞅变法， 奖励耕战，使国家很快富强起来。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车轨和度量衡，统一文字，这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秦始皇曾对反抗者采取“焚书坑儒”的残酷镇压手段，但医书和农书幸免于难。由于秦王朝实行残暴的统治，人民痛苦不堪，秦二世元年 (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首先揭竿而起，各地纷纷响应，项羽、刘邦等亦先后参加起义军。公元前 207年，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中覆灭。     公元前206年，刘邦做了汉王，经过5年的楚汉战争，打败了项羽。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定都长安， 是谓汉高祖。 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奖励耕织，广植农桑，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冶炼、纺织、陶瓷等手工业也不断进步；人民的经济生活有所改善，社会比较安定，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期，国力尤为强盛，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及汉朝与中亚一带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末年，朝政腐败。公元 9年，王莽篡汉自立，国号新。王莽托古改制的结果，更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旋即爆发绿林、赤眉等农民军大起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南阳人刘秀参加了这次起义，并且很快攫取了领导权。公元23年，王莽败灭。公元25年，刘秀正式即帝位，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前期，农业生产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冶铁、炼钢、纺织、造纸等手工业的生产技术有了新的提高，特别是蔡伦改进造纸方法，对发展经济和文化均有重要意义。东汉明帝时曾经派班超等人出使西域， 继续开辟丝绸之路。 班超在西域奋战了30多年，击败了匈奴的侵犯，又派人到条支西海 (今波斯湾) 一带。这样不仅使西域各地进一步内附，而且还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东汉末年，政治极其黑暗，天灾和瘟疫流行，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随之爆发了黄巾军等农民大起义。统治者纷纷出兵镇压起义军，各地州牧皆拥重兵割据。汉献帝建安时期，曹操企图发兵讨平孙权和刘备。公元 208年，发生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曹操兵败，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公元 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 称为魏文帝。 接着刘备和孙权分别称帝于蜀汉和吴国，正式进入了三国时期。公元265年，西晋王朝建立，直至280年灭吴，中国才实现了短暂的统一。     先秦两汉时期，科学文化比较发达。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很有成绩。在哲学、文学和史学等方面， 产生了不少名著， 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屈原的《离骚》、汉代的乐府诗与辞赋、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等， 都是传之不朽的名著。 在天文历算方面，科学家张衡创制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对观测天文和地震很有意义。西汉时的《周髀算经》， 东汉时期成书的《九章算术》， 以及三国时刘徽所撰《海岛算经》等，都是当时的数学名著。在农学方面，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时期已有《汜胜之农书》等九种农学著作，惜大部分失传。《汜胜之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原书18篇， 大部分已散失， 现存者仅3000多字。东汉时崔寔的《四民月令》，也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农书。上述两书皆总结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经验。     在哲学思想方面，先秦两汉时期各有特点。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 形成了儒家、 道家、墨家、法家、名辩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术派别。他们在哲学思想上展开了争鸣。在自然观方面，围绕着天是否有意志的问题进行了争论。唯心主义者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能够降祸赐福， 赏善罚恶； 唯物主义者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没有什么上帝和神的主宰，也没有思维和意志，更不能惩恶劝善。宋钎、尹文、荀况和韩非等，在反对上帝和人格神的斗争中，基本上都是无神论者，特别是荀子，更是坚决反对天命论的。他曾经写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就是说，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他又说：“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意即疾病和贫困并非上天之所降，而是人们自己能够控制的。 他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前提下， 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等人定胜天的“戡天”思想。这些光辉的论述，无疑对古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诸子百家中， 尤以儒家、 道家和阴阳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最为突出。儒家的“天命论”是唯心的、消极的，但他们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对古代医德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道家关于生命和精、气、神以及养生理论的阐述，在古代医学文献中皆有所反映。 战国时期的邹衍， 开始把阴阳和五行两种学说联系起来，并用以解释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当他用“五德终始论”解释朝代递变等社会现象时，却不免陷入历史循环论等形而上学的泥坑。     西汉初期很重视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这和当时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颇相吻合。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所著《春秋繁露》中，大肆宣扬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儒家的纲常伦理，同时还向皇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自此以后，儒家的地位日益提高。到了东汉时期，“诡为隐语，预决吉凶” 的谶纬之学盛行， 儒家经典著作被作出各种宗教迷信式的解释。 东汉章帝四年(公元79年)，朝廷在白虎观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经学讨论会，后来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一书，把儒家的三纲五常加以神化，并且提到了钦定法典的地位。随着佛教的传人，以及道家的宗教化，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更加得到了统治者的提倡。东汉时期，出身于“细族孤门”的杰出思想家王充，在所著《论衡》中，对天命鬼神等唯心主义谬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人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因而人的禀赋厚薄和体质强弱是决定寿夭的关键。他说：“人之禀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劳而软弱。充实坚强，其年寿； 虚劣软弱，失弃其身”， 并提出了“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子死”等有关优生学的正确论述，这也是对“天命论”的直接否定。王充还提出了无鬼论和神灭论的思想，正确地论证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指出精神是依附于肉体的，人死则精神不复存在。他的这些光辉论述对医学沿着唯物主义道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医药学的发展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①在以往医药实践经验不断积累丰富的基础上，进入了理论总结的阶段。《黄帝内经》的产生，以及某些出土医书的重见，标志着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初步奠定，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在临床医学上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是我国药物学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它们共同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②扁鹊、淳于意、华佗、张仲景等名医的涌现，在临床医学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尤其是华佗发明了以酒服麻沸散的全身麻醉术，并成功地施行了多种腹部外科手术，展现了这一阶段我国的外科学发展所取得的空前成就。总之，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关键性时期，它使原来零散的医药经验，上升成为系统的理论，为后世医药学的发展、特别为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1972年初至1974年初，长沙东郊马王堆发掘了三座西汉古墓。其中一号汉墓墓主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软侯利苍的夫人，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是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为利苍的儿子，死时年约30多岁。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几千件珍贵的文物。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其保存之完好，为我国考古发掘中所罕见，可说是我国古代防腐学上的一大奇迹。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大批帛书和竹木简，共20多种，约12万字，内容包括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及医学等，是一批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不少是古医书。计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 《却谷食气》、 《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以上11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合并起来算做一种， 所以帛医书实际上是十种。 还有竹木简200支，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和《天下至道谈》。其中除《杂禁方》为木简外， 其他三部全是竹简。 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了的古医书，就连《汉书·艺文志》也未能著录。它们的出土，填补了我国医学史上的空白。这些医书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其抄写年代则在秦和汉初，最晚不得晚于三号汉墓下葬的当年即汉文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     1.脉灸经     帛书: 《足臂十一脉灸经》 和 《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这两部脉灸经记载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疾病。它和《灵枢·经脉》相比，从内容到词句，颇有相似之处，说明它们有某种内在联系。 但《灵枢·经脉》 所叙十二经脉循行走向很有规律，和脏腑之间也有明确的络属关系，而帛书不仅少了一条手厥阴经，且循行走向多以向心性为主，不象《内经》那么有规律；经络和脏腑之间亦无必然的联系。这就是说，两部脉灸经所叙经脉比较古朴，明显地早于《内经》。从成书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灸经中，尤以《足臂》最为古朴，《阴阳》 则稍晚于 《足臂》，而《灵枢·经脉》则比两部脉灸经都晚，看来它是继承和发展了两部脉灸经的。可以说这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     2.《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10000余字，全书分为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20余方。现存医方总数 283个，用药达247种之多，估计原方应在300个以上，用药也将超过 260种，有少部分已经残缺了。书中提到的病名，现存的有 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所占比重为最大，成就也较突出，如治疗痔疮就采取了精彩手术疗法：“巢塞直(膻)者，杀狗,取其脬，以穿籥，入直()中，炊(吹)之，引出，徐以刀劙去其巢，治黄黔 (芩)而娄(屡)傅之”。 言医治痔疮患者用竹管穿狗尿脬，插入患者直肠(肛门)， 对着竹管吹气， 使狗尿脬胀大，将患部牵引出来进行割治，然后用磨碎的黄芩及其他药物进行敷治。早在西汉以前就能采用这种巧妙的手术疗法，委实令人赞叹不已。此外，本书在药物学和方剂学方面，亦具有相当的成就。     3.帛画《导引图》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经复原后，此图长约lOOcm，高约50cm，在这幅彩色图上，描绘了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 11人，人象高9—12cm。这些人物形态逼真，服饰各异，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图中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 如“熊经”、“爰罅”(猿呼)、“北”(鹞背)等。有的图旁还标明了该导引可以防治的某些疾病名称，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 “引脾病”， 就是以导引防治痹症或腹痛。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4.竹木简医书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 4部竹木简医书，包括《十问》、 《合阴阳》、 《杂禁方》 和 《天下至道谈》，共约4000余字。从《十问》提到秦昭王和齐威王等人的言论来看，这几部书的成书年代最早不会超过战国晚期，很可能是秦汉之际的作品。在这四部简医书中， 除 《杂禁方》为祝由方在此不作讨论外，其它多系古代养生学和房中术等方面的著作。 书中所提养生原则， 与《黄帝内经》及《吕氏春秋》等书所论基本一致。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条：①是遵循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②是注意饮食起居和控制喜怒哀乐等情志；③是坚持操练气功导引；④是调适和节制房室生活。在房事方面，提出了“七损八益”的论述。 所谓八益， 指的是将气功导引与房室生活相结合的八种有益的两性交媾活动；所谓七损，指的是七种有害的两性交媾活动。其中有些论述非常合乎科学道理，对房室生活有一定指导意义。 此外， 在帛书《养生方》中，也收录了不少养生保健药方或性保健药方。在帛书《杂疗方》中，亦部分内容涉及到性保建。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的张家山m247、m249、m285 三座西汉前期墓葬里，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简最多，达1000多支，其他各墓出土较少。竹简的内容包括法律、历史、天文、历法和算数等，其中属于医学的著作有两种：即《脉书》和《引书》。其墓葬年代为汉代吕后至文帝初年，相当于公元前二世纪中期，与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年代相差不远。     1.《脉书》     张家山竹简《脉书》共63简，2028字，其内容大体上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 《阴阳脉死候》等3种帛书相当。这 3种帛书的缺字，由于有了竹简《脉书》作校对，基本上能够补足。如《阴阳十一脉灸经》载有肩脉、 耳脉和齿脉， 文字基本没有残缺。《脉书》上写道：“肩脉， 起于耳后， 下肩，出肘内廉，出臂外馆上，乘手北 (背)。是动则病， 领种 (肿)痛不可以顾，肩以(似)脱，臑以(似)折，是肩脉主治。其所产病、领痛、、肩病、肘外痛，为四病。”…“耳脉，起手北(背)，出臂外廉两骨之间，上骨下廉，出肘中，人耳中。是动则病，耳煇煇焞焞，益种(嗌肿)，是耳脉主治，其所产病，目外际痛、颊痛、 耳聋、 为三病。”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 乙本这几段均有缺文， 可据此补足。又如马王堆帛书《脉法》原文残损严重，共缺164字， 经与张家山汉墓竹简《脉书》对照补足之后，仅缺11字。由此可见张家山竹简与马王堆帛书可以彼此校勘，相互补充，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2.《引书》     《引书》原文抄写在113枚竹简上， 约3000多字。原简自名《引书》，题于书首竹简的背面，这是一部论述导引的专书。马王堆帛画《导引图》有图而无文字说明，《引书》无图则以文字说明导引动作，两者可以互相参看，彼此对照。《引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一年四季的养生之道；第二部分记载了三十五个导引术式的名称、动作要领和部分导引术式对身体的功用，还记载了用导引术式治疗疾病的方法；第三部分讲述病因及预防方法。总的来说，第一、三部分着重说明导引养生理论，第二部分着重于导引的解说和导引术式的具体运用。如： “引足下筋痛， 其在左足，信(伸)左足， 右股危坐， 右手据地， 左手句(勾)左足指(趾)；其右也，信(伸)右足，左股危坐，左手据地，右手勾右足指(趾)，力引之，三而已。”“引颓，肠颓及筋颓，左手据左股，诎(屈)左郄(膝)，后信 (伸)右足，诎(屈)右手而左雇(顾)三；有(又)前右足，后左足，曲左手，雇(顾)右，三而已。有(又)复挢两手以偃，极之三；挢左臂以偃，极之；挢右臂，左手据左尻以偃，极之，此皆三而已。”“引聋，端坐，聋在左，信(伸)左臂，挢母(拇)指端，信(伸)臂，力引颈与耳；右如左。”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导引术专著，对研究气功源流及其发展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1963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满城县西南三华里处的陵山发掘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刘胜是汉景帝之子(庶子)，汉武帝刘彻之兄，中山国的第一任国王，在位42年。墓中出土了“金缕玉衣”等许多文物。其中与医学有关的文物有医针与医工盆等。医针共9枚，内有金针4枚，银针5枚。针细长，长度为6.5-6.9cm不等，上端做成方柱形长柄。宽O.2cm，比针身略粗， 柄上有一小孔。针尖有的尖锐，有的稍钝，有的呈圆卵状，有的为三棱形，说明当时已经运用了多种不同的针刺疗法。根据《灵枢·九针十二原》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医针有毫针2枚，鍉针、锋针、员针各1枚，其余4枚因残缺而难以辨认。 除员针为银针外， 毫针、铙针、锋针都是金针。     医工盆是一件口径为27.6cm的铜盆，盆沿和盆身均刻有“医工”字样，当是供医生调药施治或针刺前后盥洗之用。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发掘了一座东汉早期的古墓，在出土文物中，有医药简牍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在这92枚简牍中，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医方30余个，方中所列药物近100味，它详细记载了病名、症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用药方式。还叙述了针灸穴位和针灸禁忌等。书中所论疾病涉及内、外、妇、五官各科。在疾病诊断方面，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在该书所载近 100味药物中，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11种见于《名医别录》，另20多种不见于上述两书。书中以复方为主，每方少则二三味药，多的达15味以上，剂型多样，有汤、散、丸、膏、醴等不同剂型。这些均反映出当时的药物学与方剂学均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

    1.《内经》的产生:        《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 ， 共计216卷， 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此外，尚有许多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古代医书。如前面提到的许多出土医书。由此可知，在《内经》成书以前，曾有过更为古老的医药文献，我们可以从《内经》本身的记载中找到例证。 有人统计， 《内经》所引用的古代医书多达21种 。单是《 素问·病能》提到的古医书就有《上经》、《下经》、《金匮》、《揆度》、《奇恒》等多种。  这些已佚的古代医学文献，  还可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找到某些印证。可以说，《内经》正是在上述各类更原始、更古老的医学文献的基础上， 经过医家们不断加以搜集、 整理、综合成书的。     《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其成书年代一向有争议。有人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人说是秦、汉时期的作品，还有人断定成书于东汉， 甚或魏、 晋、南北朝时期。我们认为《黄帝内经》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 许多医家进行搜集、 整理、综合而成，其中甚至包括东汉乃至隋唐时期某些医家的修订和补充。     《素问》和《灵枢》，原书各9卷，每卷9篇，各为81篇，合计162篇。《素问》在唐代只存8卷，其中第七卷的 9篇已佚。唐代王冰注解此书时，又从他老师处得到一秘本，便补充了“天元纪大论”等7篇，仍缺2篇。现存的《内经·素问》，虽有81之篇目， 而其中的第 72篇“刺法”第 73篇 “本病”，只有篇名，没有文章。直到宋代，又补充两篇，附录于该书之后，称为“素问遗篇”，显系后人伪托之作。《灵枢》一书，原来只剩残本。北宋元祐八年(1093)，高丽献来《黄帝针经》，哲宗随即下诏颁发天下。直到南宋时的史崧，才把“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加以校正出版。这就是现存最早版本的《灵枢》。从现在的《素问》、《灵枢》两书来看，各篇篇幅长短悬殊，文字风格体例也不一致。如《素问·经络论》，通篇仅 144个字，而该书的“六元正纪大论” 等篇， 字数却在6000以上， 又如《灵枢·经脉》，字数超过4500， 而同书的“背腧”篇，仅为146个字。 在文字风格上，有的很古朴，有的又类似于汉赋，有的所举事例是汉以后才出现的。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论述养生时，有些语句很象《老子》；《素问·宝命全形论》称人民为黔首，当是秦或秦以前的称呼；《素问·生气通天论》言平旦，言日中，言日西，而不以地支名时， 似为秦人所作。 《素问·脉解篇》说：“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则可断定为汉武帝太初元年 (前104年)以后的作品；因为秦代和汉初皆用颛顼历，而颛顼历是以亥月为岁首的，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才改为以寅月为岁首。从各篇的内容来看，有的还有互相解释的关系。如《素问·针解》和《灵枢·小针解》 分明是解释 《灵枢·九针十二原》的。 这就表明， “针解”和“小针解”是在 “九针十二原” 之后成篇的。这样的事例， 还有不少。 由此可见，《内经》确非一时一人之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介绍《黄帝素问》时说：“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此说基本上是正确。         2.《内经》的基本精神和成就:      《内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全面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疾病预防等。 《素问》所论包括有脏腑、 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灵枢》亦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着重介绍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两书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阐明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辨证论治的原理，体现了人体与外界条件统一的整体观念。正是这些重要的论述，为中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内经》的基本精神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注重整体观念: 《内经》既强调人体本身是一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这种整体观念，正是中医学理论的基本特点之一。     《内经》认为，人体结构的各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属，互有联系的。这种联系表现在生理、病理、脏腑和经络等各个方面。就内脏器官与体表关系而言， 如心合小肠主血脉， 开窍于舌；肺合大肠，主皮毛，开窍于鼻；脾合胃，主肌肉、四肢，其荣在唇；肝合胆，主筋，开窍于目，肾合膀胱，主骨，开窍于耳等。从脏腑本身的关系来说，五脏六腑各有所主，密切配合。《素问·灵兰秘典论》曾经指出，五脏六腑等十二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不得相失， 并且强调了心脏的主导作用。《内经》指出，如人体内脏器官均健康，功能正常，就不会生病，反之，便将导致疾患。若一个器官出了毛病，就有可能牵连其他器官，甚至会影响周身健康；而整个机体的盛衰，亦将影响局部的病变。因此，治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要把人的全身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看待，纵观全局来进行辨证论治。     《内经》又认为，人和天地自然也是一整体。《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灵枢·经水篇》亦说：“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不可不察”。这些论述表明，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通过观察和体验，已逐渐认识到人和天地自然息息相关。如四时气候的变化，地理环境的优劣，都会影响到人体健康。《内经》在总结古人这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比如天气寒温发生变化，人的生理反应也就不同。灵枢·五癃津液别》指出：“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 热衣厚则为汗”。这就是说，冬天气温低，人体尿多汗少；而夏天气温高，则汗多而尿少。由于四季气候不同，疾病流行的情况亦各相异。《素问·金匮真言论》有：“故春气者，病在头； 夏气者， 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鼽衄[qiú nú]，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这是对四季多发病、常见病的具体描述。《内经》还认为，四季气候变化是否正常，也将直接影响人体健康。《灵枢·岁露论》指出：“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     《内经》又认为，人体健康不仅与天气有关，而且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素问·异法方宜论》说：“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这些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疾病流行的实际情况。正因为人体健康与天地自然密切相关。所以《内经》强调医家除必须掌握医药专业知识外，还必须懂得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就象《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的那样，要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掌握病情， 收到较好的疗效。反之,“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诸如此类的论述，至今还很有启发意义。     (2)运用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本是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它既为古代科学所运用，也为古代医学所运用。阴阳和五行，开始并无联系。战国后期， 邹衍首先将阴阳和五行学说相结合。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 五德转移。” 他既谈阴阳， 又谈五德， 这里的“五德”就是指的五行。从马王堆出土的十四种简帛医书来看，有的已经谈到阴阳却只字未涉及五行。 由此可知， 真正系统地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的当首推《黄帝内经》。此后，阴阳五行学说便成了中医分析人的生理、病理，进行辨证治疗的一种思维方法和哲学基础，并且成了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有了阴阳的概念。商周时期盛行卜卦，而《周易》八卦是以乾坤二卦为基础的。乾坤，实际上就是阴阳。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说：“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周易·系辞上》又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国语。周语上》记载了伯阳父对地震的解释，也谈到阴阳。他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所谓阴阳，并非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人们把复杂的万事万物，概括地分为互相对立而又互相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阴和阳只是一种相对的称呼，它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如天地、日月、昼夜、明暗等，皆可分为阴阳。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白昼为阳，黑夜为阴；明亮的为阳，暗淡的为阴。推而广之，男女、雌雄、寒温、燥湿、高下、内外、进退、迟速等，均可以分为阴阳。从人体本身来说，背为阳，腹为阴；体表属阳，内脏属阴。同是内脏也有阴阳之别，如六腑属阳，五脏属阴。况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在此种情况下属阳的，而在彼种情况下，又可能属阴了。“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又说明，在一定条件下，阴阳还可以互相转化。因此，阴阳绝非一成不变的概念。         《内经》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本之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素问·阴阳离合论》又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这两段话，都是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也不例外。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两方面是平衡的，一旦这种平衡遭到破坏，人体就会生病。“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阴阳偏盛偏衰所造成的疾病很多，就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所指出的那样：“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同是热证，而有阳盛或阴虚之异；同是寒证，又有阳虚阴盛之别。《素问·调经论》说得明白：“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 阴盛则内寒。”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病就是调整阴阳，即使人体恢复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因此，《内经》强调医生必须掌握阴阳这个总纲，做到“谨熟阴阳，无与众谋”(《素问．阴阳别论》)。 又说：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阴阳学说在祖国医学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五行的观念，始于《尚书·洪范》。该书在谈到洪范九畴时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日曲直，金曰从革(变)，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从这个记载来看，五行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五种基本物质。这些物质各有属性和功能，一点也不神秘。古人认为，客观世界就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观点。这五种物质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互相依存和彼此制约的。例如水能使草木生长，叫做水生木；木头能燃烧，故日木生火；草木燃烧后的灰烬可以化为泥土，因而称为火生土；土中多埋藏金石及各种矿物，故日土生金；金属又能熔化成液体，所以叫金生水。事物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叫做相生。又如水能灭火，称为水克火；火能使金属熔化，故日火克金；金石能制刀斧伐树木，所以叫做金克木；树木的根茎能钻人泥土之中，并将消耗土中营养物质，因而称为木克土 (一说古代用木犁翻土，是谓木克土)；土能筑堤堵水，故曰土克水。 事物之间这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就叫做相克。     五行学说所以引进医学，其关键不在这五种物质的本身，而在于它们的不同属性和相生相克的关系。根据《内经》的记载，世间各种事物，包括四季气候变化、人的生理、病理乃至精神情志状态，都可以拿五行相配。 以四季而论， 为了与五行相配，便从夏季中分出一个长夏来。于是春为木，夏为火，长夏为土，秋为金，冬为水。以五脏相配，则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以五志相配，则木主怒，火主喜，土主思，金主悲，水主恐。以五味相配，则木味酸， 火味苦 ，土味甘，金味辛，水味咸。以五色相配，则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黄、金色白，水色黑。以五音相配，则木音角，火音徵，土音宫，金音商，水音羽。如此之类，还有很多，不可尽举。     根据五行生克的关系，《内经》认为人的脏腑器官也是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的。(《素问·六微旨大论》说：“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 金位之下， 火气承之； 君火之下， 阴精承之”，表示各个脏腑之间的功能都要维持平衡，既不能不及，也不能太过。为了防止某一脏器的功能太过，就得有所“承”，也就是有所制约，否则便会产生疾病。“亢则害， 承乃制， 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因此，《内经》又强调医生必须掌握五行生克的理论。 《素问·脉要精微论》 说：“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素问·脏气法时论》又说：“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可见《内经》是把五行和阴阳相提并论的。《内经》将五行学说引进医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来说明人体脏腑及各器官并非彼此孤立， 而是互相联系的。 至于用生克的理论，能否准确地反映各脏腑之间的联系，这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3)重视脏腑经络:  《内经》 十分重视脏腑经络学说，认为它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脏腑经络学说是以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其主要内容的。《内经》认为，五脏六腑是维系人之生命的重要器官。《灵枢·本神篇》说：“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 阴虚则无气， 无气则死矣”。《灵枢·本藏篇》 又说：“六腑者， 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亦不可损伤。《素问·灵兰秘典论》分别介绍了心、肝、脾、肺、肾、胃、胆、大小肠等的不同作用，说明人的呼吸、 循环、 消化、排泄、生殖、 免疫等各种功能， 无不与五脏六腑有关。因此， 《内经》十分重视脏腑的研究。 为了直接观察人体的脏腑结构，《内经》还提倡对人体进行解剖。《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 腑之大小……皆有大数”。 根据《灵枢·肠胃》所载，人的大小肠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为35:1，而现代解剖测得其比例为37:1，误差并不大。它雄辩地证明，古人确实是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内脏结构的。《内经》还认识到经脉在人体内是循环不已的，《素问·举痛论》说：“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这是最早涉及到血液循环的记载，是很有意义的。     《内经》对经络学说犹有精辟的论述，认为业医者非通晓经脉不可。《灵枢·经脉》说：“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 处百病， 调虚实，不可不通也。”《灵枢·经别》也说：“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 人之所以治， 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对于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其所主疾病，《内经》均有明确的记载。对于奇经八脉亦有所论述。十二经脉即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阳膀胱经。奇经八脉则为冲脉、任脉、督脉、带脉、阳维脉、阴维脉、阳蹻脉、阴趼脉。 关于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 《灵枢·逆顺肥瘦》作了这样的概括：“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 从足走腹”。 和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及《阴阳十一脉灸经》相比，《内经》不仅由十一条经脉发展为十二经脉，而且其循行走向很有规律，各经之间互相衔接，互为表里。由于每条阴经属于一脏， 并与一腑相连络； 每条阳经属于一腑，又连络一脏，这就使周身四肢和脏腑紧密地联系起来。 每条经脉所主疾病， 都和它的循行走向及所连属的脏腑直接相关。 这样， 在分析人的生理、病理和进行诊断治疗时，就赋予了特殊重要的意义。不仅针灸学的循经取穴离不开它，就是许多外感病和内科杂病的辨证论治，也离不开脏腑经络学说。     (4)强调精神与社会因素: 《内经》在分析病因病理时，除了注意外邪的侵袭和人体正气的盛衰之外，还特别强调人的精神和社会因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就曾指出， 喜怒惊忧恐皆可损伤人体，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等。《灵枢经》也说：“忧愁恐惧则伤心”，“忧恐忿怒伤气”。《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日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 又说：“诊有三常， 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这就是说，社会地位的变化，势必引起情志的变化，最终影响人的健康。先贵后贱，先荣后枯，先喜后忧，先甜后苦，必然在心理上受到打击，因而造成精神内伤，甚至夭折寿命。所以《内经》特别强调“和喜怒而安居处”保持心理上的健康。《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这是古人健康长寿的秘诀，也是古代养生学的重要经验总结。《内经》一书中有关医学心理学和医学社会学的这些合理的论述，是祖国医学的宝贵财富之一。     (5)注重疾病预防反对迷信鬼神: 《内经》 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认为好的医生应当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素问·八正神明论》指出：“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 故曰上工。 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救其已成者， 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 因病而败之也”。高明的医生，能采取积极措施，将疾病消除在萌芽状态；而技术庸劣的医生则相反，对疾病的发展变化视而不见，迁延观望，坐失良机，终于酿成不可救治之危症。有鉴于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便总结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一作兵),不亦晚乎!”这些论述，至今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内经》既反对鬼神致病说，也反对有病求治于鬼神。《灵枢·贼风》提出：“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 歧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这就是说人之所以突然发病，有的是故邪潜留所致，有的是内伤于情志，绝非什么鬼神致病。由于致病因素幽隐奥秘，一时难以发现，人们便误以为有鬼神作怪。《素问·五脏别论》又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 表明医学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内经》还认为， 一切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说： “疾虽久， 犹可毕也； 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诸如此类的论述，都反映了《内经》的唯物主义思想。         3.《内经》的影响:      《内经》全面地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医学总集。中医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整体观念， 二是辨证论治 ，两者在《内经》 中均有充分反映， 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内经》关于人与天地自然之关系的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生理病理学说，诊断治疗学说，疾病预防及养生学说等，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说。《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它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内经》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我国医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囿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和历史条件，《内经》不可能没有局限性，比如《灵枢．邪客》说：“天圆地方， 人头圆足方以应之。 天有日月， 有两目。 有九州， 人有九窍。” 《灵枢．经水》又说：“足少阴外合于汝水”、“足厥阴外合于渑水”、“手太阳外合淮水”等，这些取类比象的论述，牵强附会，未能摆脱形而上学观点的束缚。由于这些事物之间毫无必然联系，因而这种比拟是不伦不类的。此外象什么“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巳死”，完全用五行生克的关系来预言肺病和肾病的死期，也是主观推测，并无事实根据。诸如此类，都反映了《内经》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又都有其时代的思想根源，这是阅读和研究该书时应当加以注意的。     《内经》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不重视此书。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就曾刻苦攻读过《素问》和《九卷》(即《灵枢》)，特别是《素问·热论》等篇，为他撰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理论依据。晋代皇甫谧在编写《针灸甲乙经》时，辑录了 3部古代医书，《素问》和《灵枢》就是其中的2部。金元医家同样很重视《黄帝内经》，如刘完素的火热致病学说，李杲的脾胃学说，无不直接渊源于《内经》。明清时期的许多医学名家，也是在深入钻研《素问》和《灵枢》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和创见的。《内经》不仅在国内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亦有其不可忽略的影响，例如日本、朝鲜等国，曾把《内经》列为医学生必读的课本。《素问》和《灵枢》 的部分内容， 已相继被译成日、英、德、法等国的文字，某些国外针灸学术组织还把它列为针灸医师必读的参考书，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了。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3卷(亦有分5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皆不详，传说为战国时秦越人(扁鹊)所作。查考《史记·扁鹊传》及《汉书·艺文志》，两书均无此记载。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和《隋书·经籍志》，虽然提到了《难经》，却未言及作者姓名，直至唐代杨玄操《难经注》和《旧唐书·经籍志》，才提出《难经》的作者为秦越人。从书的内容来看，《难经》是继《内经》之后的又一部中医古典著作，其成书年代可以确定在东汉以前，大约编撰于西汉时代。至于作者姓名，有待进一步考证，秦越人之说殆不可信。     本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81个问题， 故又称为《八十一难》， 简称《难经》。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该书内容简要，辨析精微，尤其对脉学有详悉而精当的论述。诊法以“独取寸口”为主，对经络学说和脏腑中命门、三焦的论述，则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阐扬和发展，此书在中医理论和诊断学上颇有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药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见于文献记载的药物显著增加。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学专著，《史记·仓公传》提到的古代医药书中就有《药论》，可惜已经失传。在《黄帝内经》中记载了12个药方，其中提到了泽泻、半夏、连翘等药物多种。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医书《五十二病方》，虽非药物学专著，却记载了黄芩、芍药、黄芪、甘草、蜀椒、水银等药物247种。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益发达，特别是张骞、 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西域的红花、葡萄、胡桃、胡麻、大蒜、苜蓿及其他道地药材不断输入内地。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等，已逐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亦源源不断地输人中国，这一切，大大丰富了当时人们的药物知识。用药经验的积累，以及药物学知识的日益丰富，需要专人进行整理和研究。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 早在汉成帝建初二年(公元前31年)，即有了“本草待诏”的职称。又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曾征召天文、 历算、方术、本草等教授者来京师。可见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征集人力整理、 研究和传授本草学了。 同时，由于临证医学的迅速发展，也要求药物学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神农本草经》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对战国以来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到了三国时代，华佗的弟子吴普和李当之，也对药物学有所研究，并分别撰著了《吴普本草》和《李当之药录》，对于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及其流传: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或《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关于它的成书年代， 说法不一。 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有的说成书于秦汉之际，亦有人断定成书于东汉时代。我们认为，《神农本草经》也和《内经》一样，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学家不断加以搜集，直至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整理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一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其书始载于梁·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也作了著录，但均未说明写作年代及作者姓名。郑玄认为乃神农氏所作，皇甫谧认为是歧伯或伊尹所作，显然是不可信的。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说：“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记”。又说：“本草时月，皆在建寅岁首，则从汉太初后所记也”。《颜氏家训》亦云：“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常山、奉高、真定、 临淄、 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由后人所掺”。陶弘景和颜之推都指出，《神农本草经》所记药物产地，多为后汉时所设置的郡县名，因此陶氏推断本书为后汉时所作，而颜之推则认为是后人纂改的结果。陶弘景还根据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认为此书不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 (公元前104年 )。 我们现今再根据书中多“久服神仙不死”等语的情况来看，此书受东汉道教思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陶氏之说不无道理。 关于本书的作者，陶氏说可能出于张仲景、 华元化一流人之手。 这只是一种推测， 其说不可靠。 该书之所以称为 “本草经”，是因古代都以植物药为主之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云：“药，治病草也。”五代时韩保昇也说： “按药有玉石、 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药最多也。”至于书名冠以“神农”，一是因为古代有“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药物的传说；二是一种托古之风的反映，就象《内经》之前冠以黄帝之名一样。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     《神农本草经》原著于唐代初年已经失传。现今流传的本子，都是后人从宋代《证类本草》以及明代《本草纲目》等书中辑出的。     2.《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和成就:      《神农本草经》三卷(亦有作四卷的)，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该书根据药物性能功效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一般来说，是毒性小或无毒的，多属补养类药物；“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多系补养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药物；“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大多是除寒热、 破积聚等攻治疾病的药物，其中有毒的居多，不可久服。这是中国药物学最早、最原始的药物分类方法。书中概括地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神农本草经·序录》写道：“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这是对组方用药等方剂学理论的阐述。药物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必须配合得宜。序录又指出：“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 有相畏者， 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这就是说，并非所有药物都可以配合使用的，有的药物合用后，能相互加强作用，有的能抑制另一种药物的毒性，适宜于配合使用；而有的药物合用后，会产生猛烈的副作用，就要避免同用。序录还说：“药有酸、 咸、 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这里不仅记录了药物的性能，还注明了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加工炮制方法，以及药物质量优劣和真伪鉴别等。这在当时是非常切合实用的。书中对药物的功效、主治、用法、服法，都有一定论述。该书所载主治病证约有 170多种，其中包括内、外、妇、五官(包括眼、喉、耳、齿)等各科的疾病。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神农本草经》所记药物功效，大部分是正确的。如麻黄平喘、常山截疟、黄连止痢、 海藻疗瘿、 瓜蒂催吐、猪苓利尿、黄芩清热、雷丸杀虫等，至今仍为临床疗效和科学实验所证明。    《神农本草经》是集东汉以前药物学之大成的名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重要典籍。书中贯串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医家和民间的用药经验，     3.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所载药物大多疗效比较确实，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魏晋以后历代诸家的本草学，都是在该书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中所述药物学理论，包括药物性能、功效及加工炮制方法等，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该书所载365种药物，绝大部分是常用药，是现代中药学中重点讨论和研究的药物。直到今天，《神农本草经》仍然是学习中医中药的重要参考书。 但是， 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书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缺点和错误。，由于东汉时期谶纬神学盛行，因此，书中也掺杂了一些神仙道教思想的内容。例如，“水银……久服神仙不死”“紫苏……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泽泻……久服不饥， 延年轻身， 面生光，能行水上”等。 这些， 都反映了历史的局限性。此类内容，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曾经产生过消极影响。

    临证医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是处于朴素的经验阶段。春秋战国以后，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黄帝内经》的产生，代表了当时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标志着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五十二病方》、 淳于意“诊籍”、《治百病方》等的出现，反映了从战国至东汉时期，临证医学已有了相当的发展。西汉时期曾流传过不少临证医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已有“经方十一家， 二百七十四卷” ， 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对东汉以前的临证医学作了全面的总结，并且由于此书的精辟论述，使中医的辨证论治原则得以确立。从此，对外感热病及各种内科杂病，均有了具体、详细的辨证方法和准确、有力的治疗手段。在应用单味药之经验不断丰富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复方配伍，并开始产生了复方配伍的理论。医方配伍的理论，与辨证论治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二者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发展过程，不但从《内经》及西汉淳于意“诊籍”中可以看到；而且，从《五十二病方》和《治百病方》的出土，亦可得到证明。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某些医用器具的出土，也间接反映了当时临证医学的水平。这一切，为张仲景研究临证医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正是在汇集历代诸家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炼而成。

    临证医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是处于朴素的经验阶段。春秋战国以后，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黄帝内经》的产生，代表了当时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标志着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五十二病方》、 淳于意“诊籍”、《治百病方》等的出现，反映了从战国至东汉时期，临证医学已有了相当的发展。西汉时期曾流传过不少临证医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已有“经方十一家， 二百七十四卷” ， 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对东汉以前的临证医学作了全面的总结，并且由于此书的精辟论述，使中医的辨证论治原则得以确立。从此，对外感热病及各种内科杂病，均有了具体、详细的辨证方法和准确、有力的治疗手段。在应用单味药之经验不断丰富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复方配伍，并开始产生了复方配伍的理论。医方配伍的理论，与辨证论治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二者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发展过程，不但从《内经》及西汉淳于意“诊籍”中可以看到；而且，从《五十二病方》和《治百病方》的出土，亦可得到证明。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某些医用器具的出土，也间接反映了当时临证医学的水平。这一切，为张仲景研究临证医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正是在汇集历代诸家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炼而成。

    1.张仲景的生平:      张仲景(约150年-219年)，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一说今南阳市) 人。年青时曾跟从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竟是青出于蓝，医术远超其师，终于成为汉代贡献最大的临证医学家。北宋高保衡、林亿等在《校正伤寒论·序》中说：“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 名机， 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 官至长沙太守。 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 其所论， 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从这些记载来看，张仲景医术之精湛，素为诸家所称颂。传说他曾做过长沙太守，因此，径直被人呼为张长沙，他的方书亦被称为“长沙方”。关于张仲景做长沙太守的传说颇多，且向有争论。因《后汉书》和《三国志》未为张仲景立传，所以在史书上找不到什么根据。北宋林亿等人在《校正伤寒论·序》中称张机为长沙太守，乃是沿用唐代甘伯宗《名医录》的说法。1981年，南阳医圣祠发现了张氏的墓碑和碑座。碑碣的正面刻有“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等字，碑座上刻着“咸和五年”。“咸和”是东晋成帝司马衍年号，咸和五年即公元 330年。有人认为，碑刻年代基本可靠，因而肯定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但学术界对此仍有不同的看法。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其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官逼民反，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统治者纠集武装力量，疯狂镇压黄巾军起义。战火绵延，天灾频仍，疫病流行，死亡枕藉。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据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他的家族原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以来，不到 10年的时间，就有2/3的人因染疾病而死去，其中死于伤寒病的竟占了7/10。由于统治者从不重视医学，士大夫们一心追逐荣华富贵，不肯钻研医学，社会上迷信巫祝，因此，医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一般医生墨守成规，只会“各承家技，终始顺旧”，面对猖獗流行的伤寒杂病，却不愿作新的探讨和研究。那些庸医们不仅技术低劣，而且医疗作风马虎草率，常常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结果使许多患者枉送了性命。严酷的现实，迫切需要解决伤寒病的防治问题，张仲景因此立志发愤钻研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刻苦攻读《素问》、《九卷》(即《灵枢》)、 《八十一难》、 《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并结合当时医家以及自己长期积累的医疗经验， 终于写出《伤寒杂病论》这部临证医学名著。     《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由于兵燹战乱，原著不久即告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现今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实际上就是《伤寒杂病论》一分为二而编成的。     2.《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      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古黄医籍的基本理论，结合当时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使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证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张仲景十分重视《内经》的研究，尤其对《素问·热论》等篇下： 过很深的功夫。 《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接着指出：“伤寒一日，巨阳(太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 少阳主胆， 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 三阳经传尽， 又传人三阴经，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这种以六经传变的形式对外感发热病的论述，给了张仲景研究伤寒病以很大的启发。         张仲景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考察了整个外感病的发展变化过程。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盛衰程度，病人正气的强弱，以及有无宿疾等条件， 寻找发病的规律 ，并且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这些都总结在现存的《伤寒论》十卷中。概括起来，即是以六经论伤寒，也就是把外感发热病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呈现的各种综合症状，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三阳病多属于热证、实证；三阴病多属于寒证、虚证。由于手足经络同名，六经实际上是十二经。而十二经又络属各个脏腑，因而把疾病的发生、 发展、 传变与整个脏腑经络联系起来。张仲景将经络及其所属脏腑作为辨证的理论根据，从而提出了伤寒传变的途径，而在证候变化方面，有表里之分，寒热之异，虚实之别。例如，同是太阳表证，又有表实表虚之辩；同是阳明实证，却有经证腑证之分，足见其辨证之精细。在表里虚实寒热之中，又以阴阳为总纲，这就为后世的八纲辨证打下了基础。《伤寒论》除了分别介绍各经病证的特点和相应的治法之外，还说明了各经病证的传变、 合病、 并病，以及因外治不当而引起的变证、坏证与其补救方法等。通过六经证候的归纳，可以分清诸证主次，认识证候的属性及其变化，从而在治疗上可以掌握原则性和灵活性。《伤寒论》第十六条说:“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是张仲景对辨证论治法则的扼要概括，也反映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金匮要略》六卷，共计25篇。此书以脏腑辨证论述内科杂病为主，如疟疾、 中风、 肺痿、心痛、痰饮、消渴、黄疸、吐血、反胃、腹泻等，兼及妇科的脏躁、经闭、妊娠、产后和其它杂病；在外科方面，也提到痈疽、肠痈等症。其辨证论治精神与《伤寒论》一致，只是不以六经分证，而以病证分篇。它分类简明，辨证切要。对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的论述均甚精当，它根据疾病传变的情况，又很强调采取预防措施。在病因分析方面，它最早提出了三因致病说，“千般疚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为中医的病因学说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诊断、治疗上，也总结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此外，书中所述救自缢．的人工呼吸法等，其注意事项之周到，方法之合乎科学原则，也是十分突出的。     从整部《伤寒杂病论》来看，实际上已经概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下、吐、和、清、温、 补、 消(利)等八种治疗方法。此书理、法、方、药齐备，正式确立了辨证论治法则，并具体指导临床实践，为我国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方剂学的发展，与临证医学的关系极为密切。早在 《内经》一书所载医方中，论及半夏汤的配伍、煎法和服法，均已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居延汉简中关于医药方剂的记载，特别是武威出土的汉代医药简牍中的医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代方剂学的发展水平。到了东汉末年，通过张仲景的创造和总结，使方剂学有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首， 其中使用药物达214种。 本书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当时对方剂的君、臣、佐、使及加减变化的配合，已有较高的要求。在因证立法、以法系方及遣方用药上，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系统的方剂学理论知识。所用剂型种类之多，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以往医籍和简牍所载医方内容，计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不同剂型。书中所列方剂，大多疗效可靠，切合临床实用，如用白虎汤治暑湿，白头翁汤治痢疾，茵陈蒿汤治黄疸，肾气丸治消渴，栝楼薤白汤疗胸痹、心痛彻背等，因而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袭用。     4.《伤寒杂病论》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人们常常遵循六经辨证的原则治疗外感热性病，以其脏腑辨证的原则治疗内科杂病，连处方也多用该书原方。历代许多有成就的医学家，如唐代的孙思邈，宋代的钱乙、 韩祗和、庞安时，朱肱、许叔微，金代的成无已、刘完素、张子和，乃至明清时代的许多医学家，无一不重视《伤寒杂病论》的研究。自从唐宋以来，此书的影响远及国外。直到今天，日本还有不少医家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不但采用伤寒原方治病，而且还把其中的某些方剂制成成药，广泛运用于临床。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优秀的古典医学名著，是历代学习中医的必读教科书，迄今仍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发掘。要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就必须重视对《伤寒杂病论》等古代医书的研究。但医学是不断发展的，也不能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有人认为张仲景著作乃医圣之言，所处之方被尊为经方，以为言言金石，字字珠玑，甚至不许改易一字。这种保守观点，也是有害的。张仲景的著作，毕竟已经1700多年了，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某些历史局限性。

    扁鹊是我国的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其生平事迹，详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此外， 在《战国策》、 《韩非子》、《列子》、《韩诗外传》、《新语》等古书中，均有片断的记载。按《史记》所载，扁鹊姓秦，名越人，乃是“勃海郡郑人也”。有人以为是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人； 也有人说原籍为勃海郡， 家住郑州市；一说“郑”乃是“鄚”字之误，应为莫鄚州人，即今河北省任丘县鄚州镇人。学术界大多赞成最后一说，因为鄣州地处勃海郡，而郑州与勃海郡了不相涉。另一说扁鹊又称卢医，应为齐之卢国人，即今山东长清县人。此说亦可供参考。扁鹊大约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年青时做过经营旅店的“舍长”。舍客中有个叫长桑君的老人很擅长医术，扁鹊便跟从他习医。学成之后，又长期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齐、赵、卫、郑、秦诸国。扁鹊的医疗经验很丰富， 曾编撰过医学著作。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扁鹊内经》9卷， 《扁鹊外经》12卷，可惜已经失传。     扁鹊精通望、闻、问、切四诊，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张仲景在 《伤寒杂病论·序》中劈头就说：“吾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对扁鹊的望诊和切脉非常称赞。据《史记》所载， 扁鹊曾望诊过齐桓侯的脸色，认为齐桓侯有病，“不治将深”，经过多次提醒，齐桓侯就是不听，拒绝及时医治的结果，齐桓侯终于抱病死去。《韩非子·喻老》亦有类似的记载，所不同的是“齐桓侯”作“蔡桓公”，在时间上不是每隔 5天望诊 1次，而是每隔10天望诊1次，结局则完全相同。在切脉方面，诊断赵简子就是一例，赵简子病“五日不知人”，赵国的大夫们都很惊慌。 扁鹊经过切脉以后说： “血脉治也，而何怪!”他认为脉搏正常，并非死症，后来果然痊愈。扁鹊路过虢国 (今河南陕县一带)， 听说虢太子暴死，便向太子的属官中庶子详细询问病情，听了中庶子的回答以后， 他断定虢太子没有死， 而是患了一种假死的“尸蹶”症 (类似于休克)。 对于扁鹊的诊断，中庶子始而怀疑，既而惊服。扁鹊乃令弟子子阳用针刺治疗，虢太子很快苏醒过来，又让徒弟子豹用五分之熨和八减之剂，交替敷熨两胁，太子便能坐起来了，再经过服药20天，太子完全恢复健康后世所说的 “起死回生” 这一典故就出于此。     扁鹊是一位内、外、妇、儿各科兼长的医家，而且能根据各地群众的需要行医。他来到邯郸时，听说当地很重视妇女，便充当“带下医”即妇科医生。经过洛阳，得知当地很尊敬老人，而老人患耳聋、眼花、肢体麻痹等病的较多，于是做了“耳目痹医”。进入咸阳，因秦国人十分喜爱小儿，他又当了儿科医生。扁鹊治病的方法多种多样，不仅善用汤药，还用砭法、针灸、按摩、熨贴及手术疗法等。由于他医术高超，技艺专精，便遭到了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妒忌，李醯竟然派人将扁鹊刺杀。李醯的罪恶行径，一直为后世所唾骂。人民群众始终怀念扁鹊，至今在河北和陕西等地，还保留不少有关扁鹊的纪念遗迹。     扁鹊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一生坚持与巫神作斗争。他路过虢国时，看到四处在为生病的虢太子祈祷，但祈祷的结果，虢太子却蹶倒而死。最后还是靠他的精湛医术才把虢太子抢救过来，这是医学战胜巫术的一个光辉事例。又据西汉陆贾的《新语》记载， 扁鹊在卫国时， 也曾与灵巫作过斗争，由于病家迷信灵巫，终于使患儿枉送了性命。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传》中，曾提到“病有六不治”，最后一条说：“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这实际上就是对扁鹊反对巫神迷信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了最好的概括和总结。扁鹊治病严肃认真，从不炫耀声名。当他治好虢太子的病，人们称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时，他却质朴地回答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这里既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反映了他谦虚谨慎的美德，是足以垂范于后人的。

    淳于意(约公元前215年一?)，姓淳于，名意，临菑 (今山东省淄博市) 人。因做过齐国的太仓长(主管国家仓库的官)故又被称为“太仓公”，简称“仓公”。他年青时酷爱医学，曾拜公孙光为师。后又投师公乘阳庆，习医三年，尽得其传，医术颇精。他是西汉时期唯一见于正史记载的医学家。     据《史记》所载，淳于意因曾拒绝给某些达官贵族看病而被人控告，于汉文帝四年(应为十三年)被捕入狱。多赖女儿缇萦直接上书皇帝，才获得释放。后来汉文帝召见他，并详细询问其学医经过，以及诊治疾病和带徒弟的具体细节，他一一作了回答。其中叙述了二十五位患者的姓名、 性别、 职业、里居、病理、诊断、治疗及预后等情况，当时称为“诊籍”。司马迁把这些内容记录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这是我国现存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医案。     淳于意精于望诊，在二十五则诊籍中，有好几例是通过望色作出准确诊断的。如齐丞相舍人奴自己觉得无病，淳于意“望其色，有病气”，“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便断定说：“此伤脾气也，当至春鬲塞不通， 不能食饮， 法至夏泄血死”。后来，“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又如宋建的肾痹病，亦是通过“见其色，太阳色干”而确诊的。 淳于意尤精切脉， 在诊籍中，有十例完全是根据脉象来判断生死的。例如齐中御府长信病，淳于意“切其脉时，并阴”，认为“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他从脉象分析，知其病虽久， 却不是死症， 结果用汤液火齐(剂)治愈。齐淳于司马病，众医皆以为死症，“臣意切其脉”，认为“其病顺，”“可治”，乃以火齐(剂)米汁饮之而愈。又如“齐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诊其脉，曰：肺消瘅也，加以寒热，即告其人曰：死，不治”。后曹山跗果然在染病后的第五天死去。中医十分重视脉学，早在《内经》中已记载了多种脉象，“诊籍”中则记载了浮、 沉、弦、紧、数、滑、涩、长、大、小、代、弱、实等近20种脉象。除了坚、平、小、鼓、静、躁等几种脉之外，其他脉象至今还在沿用。这足以说明，淳于意对中医诊断学是有相当贡献的。淳于意对病因的观察和分析也比较正确，例如他诊断齐中御府长信的外感病时说：“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 已则热。”齐中大夫病龋齿，他认为是由于 “食而不漱”所致，这些都是非常符合科学道理的。在治疗方法上， 除了给病人内服汤药之外， 还运用了刺法、灸法、冷敷等方法。方药剂型也多种多样，已运用汤剂、丸剂、散剂、含漱剂等。     从西汉时期起，逐渐出现了服食丹药求长生之风。“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淳于意当即指出炼服五石的危害性。他说：“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侍医不听，后来果然发痈疽而死。淳于意对服石求长生之风的批评，是符合唯物主义原则的。淳于意为人谦诚，从不掩饰自己的短处。汉文帝问他：“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 ”，他回答说：“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十分可取的。

    东汉时期， 四川涪水附近， 有一位钓鱼的老翁，姓名失传，人称涪翁。他很精通医术，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这个记载说明，涪翁是一位出身贫寒而又热心为群众治病的民间医生，在针灸学和诊断学方面很有造诣，他的著作可惜已经失传。有个叫程高的很崇拜涪翁，便跟从他习医，“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程高学成之后，隐居乡里，长期在民间行医。后来程高又把所习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郭玉。     郭玉，广汉郡雒县(今四川广汉县北)人，是涪翁的再传弟子，也很精通脉学和针灸学。东汉和帝时(89-105)郭玉为太医丞。和帝为了考察其医术，“……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郭玉热心为劳苦群众治病。“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他在民间行医，疗效很好，而给达官贵人治病，效果就差多了，和帝问其故。郭玉回答，医生必须无拘无束，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病治好；如恐惧紧张，惴惴不安，就无法施展其才能和技巧了。 给贫苦人看病， 医生自然无拘无束，故能充分发挥其专长和智力；而给贵人看病情 况却完全不同了。《后汉书·郭玉传》写道：“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 骨节不强， 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 针有分寸， 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这是对权贵久病难以治愈的根本原因所作的深刻分析。这段话，医生和病人都应当从中得到启示。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约生于公元二世纪初叶，死于公元 208年以前。华佗年轻时，即“游学徐士，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他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他多次谢绝朝延命他做官的征召，长期坚持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南、 安徽等省的一些地区， 深受群众的推崇和爱戴。晚年被曹操征召去许昌，专为朝廷官员治病。曹操患头风病，屡治不愈，华佗施行针刺疗法，疼痛立止。 曹操强留他做侍医， 华佗乃托故告假归家，拒绝返回许昌，终于惨遭曹操杀害。华佗临死之间，“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与，索火烧之。”因此，华佗的著作未曾流传下来。现存的《中藏经》，传说为华佗所作， 邓处中为该书作序， 自称乃华佗之外孙， 说此书系从华氏寝室遗藏中获得， 然语多怪诞，颇不足信。且《隋书》及新旧《唐书》均未著录，疑系六朝人所作，特假托华佗之名而已。     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早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前，他就应用了中药全身麻醉剂——麻沸散，施行了腹部手术。据《后汉书》本传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 抽割积聚。 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华佗发明麻沸散，对后世影响颇大。历代的中药麻醉，都是在他的启示下发展起来的。同时，还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在内科方面，华佗能贯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俯吏倪寻、李延俱病“头痛身热”，经过他的诊断，认为一个是内实， 一个是外实， 便分别采用下法和汗法治愈 。在妇科方面，他也很有研究，如诊断李将军妻子伤于妊娠，认为是双胞胎，前儿产后，后儿未能出生，因而枯死于内，这是很准确的。他还精通针灸，不论针刺或艾灸，取穴不多，而疗效很好。华佗医德高尚， 主动为人治病。 他在路上碰到一个“病咽塞”的患者，便立即“驻车往视”，并指导病人内服“蒜齑大酢”。病人服后，即吐一蛇(实为蛔虫之类)，一切痛苦皆除。不少患者康复后，即去感谢华佗。用蒜齑大酢治蛔虫病，无疑是一种民间的治疗方法。从这一点，又可说明华佗对民间医学的重视。     华佗还提倡积极的体育锻炼。他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懂得，只有坚持运动， 才能活跃血液循环， 促进消化功能，增强人的体质，抵抗各种疾病。他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创制了一套体操，名叫“五禽之戏”。这种五禽戏可使头、身、腰、四肢及各个关节都得到活动，这就是古代的医疗体操。他开创了我国保健体操的先例。他的弟子吴普依法坚持长期锻炼，结果活到九十多岁还是“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弟子樊阿一边锻炼，一边服补养药，竞至“寿百余岁”。 华佗的五禽戏对后世影响颇大， 历代依法进行锻炼者不乏其人，至今犹有专门研究者。因此，华佗在中国体育史上，也是具有相当地 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