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学的全面发展

    从西晋-五代的近700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其间既有战事连绵、分裂动荡的南北朝和五代，也有全国统一、政权集中、社会相对稳定的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堪称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不仅是亚洲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其光辉辐射远及西方世界。     公元265年建立的西晋王朝于280年灭吴后实现了统一，然而291年发生的“八王之乱”，不仅导致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和西晋的灭亡，并直接招致了民族斗争。北方少数民族人主中原，晋官民大量南迁 (约70万人)，形成了长达近300年的南北对峙的动荡局面。边疆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在与汉族人民共同生活和劳动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民族间的大融合；而北方人民南迁，又把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长江流域，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这些都孕育着进步和新的统一。         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并于589年南下灭陈，结束了南北对峙，统一了中国。隋文帝实行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促进了生产，使经济得到繁荣。隋炀帝继位后，横征暴敛，穷其国力、民力开凿大运河，因此激起民变，成为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但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为唐朝的鼎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唐朝疆域辽阔，“前王不辞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其势力东至朝鲜半岛，西北至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唐王以多样化的怀柔一羁縻手段，造成多民族的归附，唐王被尊为“天可汗”，成为各民族的最高共主。唐朝行政机构完备，法律制度严密，经济繁荣昌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极为富庶和高度文明的大国。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直到五代结束。     晋一南北朝时期以经学为主干文化模式崩解，孕育了生动活泼的多元文化的发展，唐代开明、宽容的文化政策，更是推动文化在多元中扩展“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充满文化创造的激情。绘画领域的“密体”、“疏体”的不同画风，造就了三大石窟艺术的满壁风动；书法上的大胆创新各具千秋、 争奇斗妍； 李白、杜甫等的唐诗，千古流芳； 晚唐、五代的词， 更开后世宋词之先河。这些都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的婀娜多姿。科学技术方面，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农书，对后世农业影响极大，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利用微生物发酵加工农产品的技术和兽医药知识；南北朝时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冶炼技术 “灌钢法”，提高了钠的硬度和韧性，可“斩甲过三十札”；隋唐间发明的雕板印刷术，更直接促进了文化的总结与传播；梁代成书的《地镜图》， 总结了利用植物找矿的丰富经验； 郦道元的《水经注》首次全面描述了全国的地理情况；僧一行的“大衍历”表明我国古代历法体系完全成熟；祖冲之所求圆周率数值，更是远远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赵州桥(591-599年)，以首创的敞肩拱结构形式、精美的建筑艺术和施工技巧，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据瞩目地位；隋唐帝都长安城的设计布局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气派空前的宽容和摄取，雄踞当时世界诸都城之前列。     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一时期儒、道、佛三教盛行，不仅丰富了我国的宗教文化，也影响着医药学的发展。     南朝梁武帝首先兴儒家，制礼乐，为孔子立庙以倡经学，并设五经馆、置五经博士；随后还大兴佛教， 广修佛寺达七百所， 不仅亲自宣讲佛经，甚至三次舍身人寺当和尚；他又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对当朝著名道士陶弘景宠信之极，多次亲赐黄金、殊砂、曾青等供陶氏炼丹，以求长生不死。这些都促进了三教鼎立的形成和相互的合流。     儒家重生不重死，重视礼乐制度的建构和伦理道德的修养。封建的纲常礼教阻碍医学的发展，但其“修身、治国、平天下”及以“仁”为核心的人格修养，对中医伦理学及优良医德传统的形成有较深的影响。     道教创始于东汉，尊老子为祖师，提倡“无欲”、“无为”，主张养生保命，崇尚炼不死之丹药。虽然炼丹求长生的目的十分荒唐，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也影响医学的进步，但炼丹实践活动中的发现，客观上成为近代制药化学的先声，其倡导的养生学思想及方法，也是构成传统预防医学的重要内容。     佛教自汉代传人，被儒家文化等所渗透，逐渐汉化。其宣扬的“灵魂不死”、“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及反对杀生等，对医学发展有消极影响。但佛经的大量传人，带来了很多的国外文化信息和医药知识，促进了文化交流。     至于从儒学失落中生长出来的“玄学”，援道人儒，重视抽象思辨的严密理论系统性，追求玄远等，促进了佛学思想的传播。其建构的哲学体系不仅影响那一时代的学人，其“崇尚自然”、“贵无”、“崇有”以及“言、意、象”之辨，对中医学的理论形态、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甚至独特的诊疗技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兴起的“服石”之风，却又成为此期医学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南朝范缜、唐朝柳宗元、刘禹锡等，就是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主要代表。范缜用“神灭论”驳倒了佛家“轮回说”，他提出的形神统一的论点，充实了医学中的科学思想。柳宗元论证了物质“元气”的客观性，指出天地阴阳是自然无知的物，没有神的主宰，只有阴阳变化， 并无因果报应，其“元气说”也丰富了中医理论。刘禹锡提出的“天人交相胜”的观点，有力地反对了宿命论世界观，强调了人主观能动性。这些进步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指导医家认识疾病，兴盛医药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是：①临床医学为医学发展的主流：表现在医学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在对疾病病因症候的认识上，还是在医方创制、新药发现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进步；②临床医学日趋专科化：这不仅表现在唐朝医学机构的明确分科，还产生了一批现存最早的专科著作。这也是医学发展不断深化而展示出的必然规律；③服石与反服石的斗争：玄学士大夫们争相服石，导致了“舌缩人喉”、“脊肉溃烂”等严重后果。对此，《诸病源候论》列有专卷揭露服石所致26种证候，孙思邈也坚决反对服石。 经医家们的努力， 服石之邪风在中唐以后逐渐平息；④医学交流新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国内少数民族的医药经验被兼收并取的同时，中原地区的医学也广泛传播到边远地区，对一些少数民族医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医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朝鲜就在此时把中医完全移植过去，中医学的影响远及波斯(今伊朗)、大秦(今罗马)，国外的医药 (如印度医学)也传人中国；⑤兴办医学教育：隋、唐两朝设置的太医署，都包括了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其机构之严密、 规模之庞大，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十分突出的。

    由于古医籍流传存在着易于散佚，传抄中出现错漏，甚至以讹传讹，导致内容交错纷呈现象，于是医家们开始着手进行古医籍的整理和编次工作。他们结合各自的文化素养和医学经验，对文义幽深难解之处，加以注释，使原有的理论得到充实和发挥，成为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1.《内经》     最早整理、注释《内经·素问》的是齐梁间的全元起，著《素问训解》。此书南宋时亡佚，北宋林亿校订的《素问》中，可窥其编次和部分注解。     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是隋唐时期医学家杨上善整理、 注释的《黄帝内经太素》， 简称《太素》。 其特点有三： ①首创对《内经》的全面分类，分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输穴、营卫气、身度、证候、诊候、设方、九针、补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十九大类，大类之下又分若干小类，纲目清晰，加强了原书系统性；②尊重所据古传本之经文，绝不妄改。错讹之处注文说明， 有益于后世辑佚钩沉， 成为后世研究《内经》最重要的参考书； ③释文多据． 《说文》、《尔雅》、《释名》、《广雅》，并汇通医理而阐发，个别疑难则存疑待考，绝不牵强附会。该书凡30卷，宋元时即散佚，近代在日本发现唐抄本，先后计得26卷，国内流行的是萧延平据杨守敬从日本影抄的23卷而校勘的版本，后来发现的3卷，中国中医研究院有影印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王冰的《注黄帝素问》。王冰别号启玄子，青年时笃好养生，留意医学，曾仕唐为太仆令，年八十余而寿终。王氏对《内经》评价极高：认为它是“至道之宗”、“奉生之始”，是中医“华叶递荣”的根本。王冰有感于当时传世的《素问》“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深恐贻误后学，决心重新编次、注释，历12 年精勤博访，于762 年成书。 这是继全元起注《素问》后的又一次注释，故又称《次注黄帝素问》。是书有三大特点：①对原书篇卷次序大加调整。删除重出篇目，合并调整内容相关篇目，辑成二十四卷，八十一篇。经过调整，以养生、阴阳、脏象、诊法、病能、 经络，治法等类为序， 不仅眉目清楚，内容系统，便于后学，还突出了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以后世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②内容上补亡续断。当时《素问》第 7卷已佚，据王冰自称他从老师处得到这卷佚书， 全部补人， 即今本第十九卷至二十二卷中关于五运六气的七篇大论，虽然这些确否《素问》原文，尚有疑义，但它使运气学说得以流传，为中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③注释发挥。其注文大多精当，深入浅出，并对中医理论有所发挥，其注 “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时，提出：“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治疗大法，被后世医家视为圭臬。此外，王冰的《次注黄帝素问》增删较大，为不失其古貌，王冰是“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 使今古必分”，可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惜宋·林亿等校书时，业已朱墨不分，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素问》早期传本的原貌。     王冰的《次注黄帝素问》，总结了前人研究《素问》的精华，为后人进一步探微索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清·汪昂赞其为注释之开山，“内有补经文所未及者，可谓有功先圣。”使“三皇遗文，灿然可观”，为中医理论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为学习《素问》的重要参考书。     2.《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成书不久，因战乱频仍而离散，是王叔和第一个对此进行搜集、整理和重新编次，使之得以流传后世，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曾任魏、晋朝太医令的王叔和，博好经方，尤其佩服仲景立论之精妙，遂在精研伤寒病的基础上，整理当时已离散不全的《伤寒杂病论》。在编次方法上，王叔和以仲景所论各种治疗方法的“可”与“不可”列为编次进行排列。如：“不可发汗证”、“可发汗证”，“不可灸证”、“可灸证”等等，首开按照治法分类研究《伤寒杂病论》之先河，有“仓促寻检易见”之利，便于临床使用。但由于王氏在编次过程中，将自己研究心得也杂人其中，有主客相乱之嫌，因此后世一些医家据此攻击叔和，多有非议，以致在明清时期形成“错简派”。但不管怎样，王叔和距仲景年代最近，又曾任太医令，最有条件见到仲景原著，故其编次也最能保存仲景原著的内容，更何况，若无叔和编次之举，仲景之书恐早已湮没，故元代名医王安道赞其“功莫大矣”，不可不彰之。     自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后，仲景医书曾行于世。南北朝时就已有多种不同的传抄本，但只限于师徒、父子相授，公开流传较少，以致孙思邈在写《千金要方》时都难窥其貌，叹日：“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直至晚年撰写《千金翼方》时，才见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 叹为神功，并鸠集论中要妙，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单独构成两卷，是为《千金翼方》卷九、卷十。成为唐代仅存的研究仲景学说的著作。所谓“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就是将仲景原书条文，分别按方证比附归类，以方名证，以方示法，即以方为纲，使之条理清晰，易于检索。同时，尤其重视仲景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三法的运用，对后世研究《伤寒论》者影响很大，被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此外，孙氏还将各类条文中能归纳成六经的条文分别按六经归纳成篇，创《伤寒论》编次上的六经分类法。     这一时期，还有医家对《难经》进行研究，予以阐述，如吕广改编、注释的《黄帝众难经》，是已知最早的《难经》注本，杨玄操亦有《黄帝八十一难经注》一卷， 对吕氏未注者， 补之；注未尽者，引申之。惜二书皆亡，幸赖明·王九思《难经集注》，尚可窥其貌。

    脉诊，又叫切诊，是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古人有“脉为医门之先”说。此期，不仅有总结性的脉学著作，还有由博返约，便于实用的普及性著性，它们共同发展了中医的脉学。     1.《脉经》     在我国，脉诊有悠久的历史，至迟在周代已运用于实践，《周礼》上就有切脉以察脏腑病变的记载。战国时扁鹊擅长诊脉。《内经》、《难经》等医著中也有相当丰富的脉学内容。至东汉张仲景，更将脉象与症状、治疗的关系作了论述，这是脉学的一大进步。脉学虽不断发展，但缺少系统总结，使丰富的脉学资料显得繁杂而零乱，医者常“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有时竞被做了玄学化的夸张，或干脆避难而不予考求。因此，如何正确判断脉象并用于临床诊断，就成为当时(以至直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王叔和对脉学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总结，撰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奠定了脉理与方法的系统化、规范化的基础。     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东微山县)人。生于汉末、卒于晋初广距仲景时代不远。他早年曾作过游方医，后因医术精湛被选任太医令。他既有丰富的临证经验和理论修养，又得职务之便，看到更多的医书，使他得以在医学史上留下两大业绩：整理《伤寒杂病论》和著述《脉经》。王叔和晚年定居于湖北新州县，当地建有纪念他的庙宇、宗祠和塑像等，供后人瞻仰。     《脉经》共1O卷，98篇，约10万字，分述脉诊、脉形、脉象与脏腑关系，脉象阴阳的分辨及妇人、小儿脉的辨识等。其主要成就：     (1)确立“寸口脉法”。这是在继承 《难经》诊脉 “独取寸口” 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两手寸、关、尺对应于内脏的脉学理论，成为后世脉诊的规范。      (2）归纳脉象二十四种，规范了脉象名称。为便于比较，与《内经》载脉对照列表。不难看出：《内经》所述显然繁杂而零乱，而王叔和所论二十四脉，虽源于《内经》，却简明而易于掌握。此外，《脉经》在每一种脉象下面，对其形状、指下感觉及相似脉的鉴别，都有具体而形象的描述，如“芤脉，浮大而软，按之中央空，两边实”，“弦脉，举之无有，按之如弓弦状”等。这就使脉名和脉象特点达到了统一和标准化。     (3)阐述了不同脉象的临床意义，将脉与证统一起来。王氏对不同脉象的主病作了大量的论述， 其中有很多可贵的认识。他提出了脉象主病的总原则是：“迟则为寒，涩则少血，缓则为虚，洪则为热”；他还用“屋漏”、“雀啄”、“釜中汤沸”等生动形象的词语描述了临危症候所表现出的散乱无序的怪脉、败脉。王氏论“代脉”主病重，中风患者多紧脉等，与今天所见心力衰竭，脑动脉硬化等患者所表现的脉象也是基本一致的。     尽管王叔和极重脉诊，但他绝不以偏概全，反对孤立地以脉断证，强调四诊合参，脉、证、治并论，即把脉象与症状相结合， 全面进行辨证施治，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风范。 当然，时代的局限，使《脉经》也存在一些不足： 全书体例不够严谨，所辑前人医学文献均未注明出处； 还有所谓 “王脉”、“相脉”、“囚脉”的记载，认为“假令得王脉，当于县官家得之”“假令得囚脉，当于囚徒家得之”等等，陷入了唯心主义神秘化，这些荒诞不经的内容，需要我们在学习中甄别批判。         《脉经》作为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脉学成就，不仅影响着我国医学 (隋唐起一直是太医署教学的必读之书)，同时对世界医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脉经》在隋唐之际传到朝鲜、日本后，均被视为医者必读之书。以后经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国家，11世纪时，有“医学之王”之称的阿拉伯名医阿维森纳在其所著《医典》中，就吸取了《脉经》的部分内容，《医典》传到欧洲后，直至17世纪，还有很多医学校用其为教材。14世纪波斯的一部百科全书也引述了 《脉经》及其作者王叔和。 无怪乎宋·林亿赞之曰：“使人占外而知内，视死而别生……”，是一部“奇怪异端，不经之说，一切不取”的好书，将之校正刊行，广传于世。     2.《脉诀》     《脉经》行世后，由于其文义古奥，许多医家虽渴求脉理，又畏其艰深。于是六朝人高阳生 托王叔和之名，编撰了通俗本《王叔和脉诀》。     《王叔和脉诀》采用《脉经》的内容，用比较通俗的七言歌诀形式阐述脉学理论，同时又更密切地结合临床实际。高氏在书中提出了“七表八里九道”之说。七表者：浮、芤、滑、实、弦、紧、洪等七脉；八里者：微、沉、缓、涩、迟、伏、濡、弱等八脉；九道者： 长、 短、虚、促、结、代、牢、动、细等九脉。将二十四脉如此分类，更具条理，易于学习掌握。高氏对病与脉关系的认识，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他说： “病参之脉， 可决死生，然有应病，有不相应，此最宜详，不可执定。人安病脉，是日行尸，人病脉和，可保无危。”既指出了疾病和脉象有相关和不相关的复杂情形，不能一概而定，又强调了脉象对疾病预后重要意义。     《王叔和脉诀》问世后，当时医家畏《脉经》之高深的同时，更喜《脉诀》之简易，由此，《脉经》竟逐渐不显，故有“《脉诀》出，而《脉经》隐”之说。然其学说价值终不及《脉经》。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科学技术不十分发达的年代里，要比较客观地，并尽可能在宏观范围内全面揭示疾病的原因及其发病机理是极其艰巨的。而我国早在隋代就在对病源的探讨、发病机理的分析以及对症候的描述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系统地探索。公元 610年，由隋政府组织太医博士巢元方等编辑的《诸病源候论》，就是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诸病源候论》又称《巢氏病源》，主撰者巢元方生平不详，只知其为隋大业年间 (605-616年)的太医博士，曾治愈了隋朝大总管麻叔谋的“风逆证”(即今风湿病)，可见其是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医生。从《巢氏病源》中，我们还可看出，巢氏观察事物十分细致而敏锐，擅长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的分析，敢于提出新见解，并重视普通劳动者的经验，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诸病源候论》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详细地论述各科疾病的病因和症状，包括诊断和预后， 每个疾病之后， 大多附有“补养宣导”的具体方法，表明了巢氏对“补养宣导”的重视。该书的具体成就有：         (1)对疾病的记载广泛而详确。书中所列主要病类，有中风、风湿痹、 虚劳、 伤寒、天花、霍乱、疟疾、痢疾、水肿、黄疸、消渴、脚气等，以内科为主， 包括外科、 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等的疾病，如外科的痔漏、痈疽等。其对妇产科还细分为妇人杂病、妊娠病、 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五类，包括有月经不调、白带、阴挺、乳痈、妊娠恶阻、难产、产后恶露等多种病证，这说明1300年前的中医对妇女病的认识已相当丰富，为妇产科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2)在病源认识上颇具科学性。该书在病源认识上，除根据传统的医学理论进行阐释外，还根据临床经验，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如在“瘟病候”中，巢氏认为传染病是由于外界有害物质“乖戾之气”所致，这是在葛洪《肘后方》基础上的发展，后成为明代吴又可提出“戾气致病说”的先导，真是承先启后。更可贵的是，巢氏指出这些物质有“转相染易”的特点，但可以服药预防和控制，在传染病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消化道寄生虫病，书中也有详细地描述，蛔虫“长一尺，亦有长五六寸……其发动则腹中痛，……”；蛲虫“形甚小，形如今之蜗虫状”；寸白虫(绦虫)“长一寸，而色白，形小褊因脏腑虚弱而能发动”，是由于吃生牛肉或生鱼所致病。对某些特殊病因，如疥疮中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 突破了“湿邪”病因之囿。 对于漆疮， 认为：“人有禀性畏漆， 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说明已认识到此病的发生与人的体质禀赋有关，即今日的“过敏性”疾病。书中还指出，生儿育女不能单责妇女，男子亦有关，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     (3)对症候描述细致而准确。 在长期而大量的临床观察基础上，书中对许多症候作了至详至微的描述，为医生正确辨识各种疾病提供了可靠依据，有些疾病的症候描述，要点突  出，使人一看即可确诊。如：赤白痢者，大便“赤白相杂，重者状如脓涕而血杂之；轻者白脓  上有赤脉薄血，状如鱼脂脑世谓之鱼脑痢也”；破伤风者，“其状口急背直，摇头马鸣，腰如反  折须臾大发，气息如绝，汗出如雨，不及时救者皆死”。对有些疾病症状的描述更是发魏晋医家所， 未言。 如消渴(糖尿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其病多发痈疽”；麻风病早期“觉皮肤  不仁，或淫淫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甚者“眉睫堕落”、“鼻柱崩倒”……；还有中  风、脚气病、猩红热、急性血吸虫病等等。     巢氏除对各种病症进行广泛的研究外，还记载了当时医学发展的新成就。如“妊娠欲去胎候”，“金疮断肠候”、 “拔齿损候”、 “阴中生息肉候”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已能进行人工流产、肠吻合、拔齿等手术及妇科检查，可惜未述及具体的操作，无法窥及手术的具体细节及其水平。     《诸病源候论》反映了我国七世纪时医学理论与临证医学的发展水平，它对后世医学有深远的影响， 唐以后的许多医著， 如《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等， 在有关病因症候的论述上， 都直接或间接引用它的原文和论点，宋代政府还将本书列为医生必修之书和考核的科目，《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为“证治之津梁矣”。清代名医周学海赞巢氏“博采兼搜， 于人间病名略尽， 可不谓勤矣哉。”足见此书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重要地位。此书很快传人朝鲜  和日本，亦被奉为经典，日本最著名的汉方医著作《医心方》，所论疾病，亦以巢氏之说冠其首，促进了中日医学的交流。

    医德是整个道德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是萌芽于我们祖先在和疾病作斗争的早期医疗活动中。它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科学的发展有关，尤其是与社会道德、思想体系密切相连，但也受到医疗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的制约。中国古代医德就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与医药事业发展的产物。     隋、唐的统一，唐初的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为医药学的全面发展总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它将中国古代医德的发展推向一个高潮，产生了一代苍生大医孙思邈及其所撰述的医德规范——《大医精诚》、《大医习业》，谱写了我国古代医德光辉的篇章，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孙思邈(581-682)，京兆华原 (今陕西省耀县)人，自幼好学，弱冠之年即精诸子百家之言，善言老庄，又好释典， 兼通阴阳，推及医药。从他踏人医学殿堂起，就发出“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誓言，而不为功名利禄所动。隋、唐两朝数次召他入朝为官均被谢绝，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只有治病救人的医学才是最值得他去从事的崇高工作。他将自己的医著题名为《千金方》，即寓此意。他一生精勤不倦，博极医源，直到“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不但向书本学， 也向所有有一技之长的人学， 包括民间医生，甚至农家老妇，他乐于学习少数民族和国外的医药经验， 并记载在他的医著中。 追求精湛的医技，是为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当时麻风病的治疗十分棘手，他竟能带领六百余名患者同往深山，并且“莫不一一抚养”，仔细审察病情，揣摩治疗之法，为治好病人，使麻风病不在社会扩散，殚精竭虑，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孙氏不仅以高尚的医德垂范后世，并在《千金要方·总论》中，专著“大医精诚”、“大医习业”两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医家的道德规范。他认为从事医学，就要做一个“苍生大医”，而“大医”的修养有两个方面，即“精”与“诚”。     “精”指专业要精，因为医学是“至精至微之事”，只有“用心精微者”，才能称职，因此在“大医习业”中，他要求医者“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等古代医典，还要通诸子百家之说， 并在广征博采之时，“一一沉思，留心作意”，如此“精勤不倦”地在学海中遨游，精益求精，才能“尽善尽美”，才能达到“普救含灵之苦”的目的，他谆谆告诫“世之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切莫以粗解一二种法，即谓知讫”，更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诚”即诚心实意，忠于职业，忠于患者，包括对医生的思想品德、情感良心和作风节操的要求。“诚”原是儒家经典 《礼记·中庸》 中提出的道德修养核心， 孙氏则以“诚” 为医德的最高境界。 他首先确立了 “仁爱救人”的医德基本原则，具体要求医生： 第一要立济世救人、 仁爱为怀之大志，以 “大慈恻隐之心”，“ 普救含灵之苦”。第二要有“无欲无求”的品质，“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第三要无畏艰难，“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第四要悉心施治，一丝不苟，“处判针药，无得参差……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第五举止端庄，“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第六尊重同行，切不可“道说是非， 议论人物； 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第七要精勤不倦，虚心好学，切不可“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第八要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感，“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胆大心细，施治果断。     时代的制约，也使孙氏的伦理道德观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信奉宗教的善恶报应，反对杀生而限制动物药的使用等。但总的来说，孙思邈关于医德修养的论述，集唐以前医德思想之大成，并有较深刻的医德规范的意义，对后世医家的医德实践和医德修养，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公元659年，唐政府组织编撰的 《新修本草》正式颁行全国，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政府颁行的药典，比欧洲最早的 《纽伦堡药典》(1546年颁行)要早800余年。唐政府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就，是有着相当的背景条件：首先是时代的要求。《本草经集注》在一百余年的流传中，由于反复传抄，讹误较多，甚至“钩吻黄精引为同类”，且用药经验不断丰富， 新的药物不断被发现， 这都需要总结提高，特别是唐统一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医药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使唐王朝成为世界上最文明、最富饶的国家，这为《新修本草》的编撰提供了文化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三， 唐统治者十分重视医药学，设立了尚药局、尚药监以及药园等机构，这为《新修本草》的编撰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当苏敬上表请求重修本草时， 很快就得到高宗李治的批准，责令由开国功臣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领衔，苏敬等20余位专家集体编撰， 同时诏令在全国各地征集道地药材， 绘制药图。编写班子本着“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 的编写原则， 对前代药物总结“详采博要”，对当代经验则“下询众议，订群言之得失”, 在各方支持下，不到两年就撰成了图文并茂，充分反映当时药物学发展水平的第一部国家药典。    《新修本草》卷帙浩博，共54卷，分为“本草”、“药图”、“图经”3部分，其中“本草”20卷，附目 1卷，主要记述药名、分类、性味、功能、主治、用法等。修订以往药书中的错误，补充新发现的药物和外来药物， 如密佗僧、 血竭、硇砂、云苔、安息香、诃藜勒、薄荷、郁金、阿魏、刘寄奴、鹤虱、蒲公英等等，共载药物844．种；“药图”25卷，附目1卷，首次创造了通过绘图来描记药物的形态和颜色标准，作为识药指南；“图经”7 卷，是对药图的文字说明，重点记述了地道药材的产地，采药时日，形态鉴别以及加工炮制。     由于《新修本草》为集体编撰，政府颁行，且内容丰富，叙述较准确，所以一经问世，传播快，影响广。当时名医孙思邈就在其所著《千金翼方》中，全部抄录了《新修本草》的目录及有关药物论述的正文，唐政府也将此书定为医学生的必需读的书，我国后代主要本草书籍中，亦都贯穿了《新修本草》的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一由政府组织编撰，颁行国家药典的创举，为后代政府所沿习。该书很快传到朝鲜、日本，亦极受重视，公元十世纪日本律令《延喜式》中就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     惜此书在宋以后亡佚。现只存1899年从敦煌石窟中发掘所得卷子本残卷，且为帝国主义者窃走，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图书馆，日本尚存有古抄本。国内有尚志钧先生的辑复本行世。

    晋一唐时期现存最早的药书当推梁朝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陶弘景 (约452-536年)，字通明，晚年又号华阳隐居，后世常称其“陶隐居”，是丹阳秣陵(今江苏句容县)人。据史书所载，陶氏十分好学，“一事不知，深以为耻”，青少年时就已“读书破万卷”了，十九岁做了“诸王侍读”这样一个专为皇帝讲学答疑的官职。40岁时辞官隐居山中炼丹修道， 兼行医业， 成为著名的医药学家和道家。 在医疗实践中， 他有感于魏晋以来的药书，“或三品混糅， 冷热舛错， 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不能很好地指导临证治疗，决心对本草勘订整理。他一方面注重总结前人的药物学成果和自己的用药经验，一方面又特别注意搜集民间普通百姓的用药经验，因为长期的山村生活，使他体会到“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这些都可作补充、增订新药的依据。就这样，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写成了《本草经集注》。     《本草经集注》共3卷(一说7卷)，载药730种，其中新增药物365种，皆用墨笔书写， 以区别《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皆用朱笔书写)，这种标志，有助于我们对古医药文献的研究。     唐代苏敬等在编写《新修本草》时，不仅注重载人国内新发现的药物，还注重记载少数民族地区所产药物和国外传人的药物。《新修本草》新增加药物 114种，均在其正文末加“新附”二字，以示区别。其中有不少药物仍为现代中医临床所常用，且疗效确切，如：蒲公英、薄荷、鹤虱、刘寄奴、稀签草、郁金等等，还有安息香、阿魏、龙脑香、胡椒、诃黎勒、底野迦、血竭等少数民族地区所产药物和国外传来的药物。 此外， 还有密佗僧、硇砂、银膏等可以药用的制品，银膏是一种用白锡、银箔和水银合成的，用于补牙。     晋一唐时炼丹术的盛行，丰富了对矿物的药用认识，更多的矿物药被发现。陈藏器《本草拾遗》中，仅矿物类药物就增加了 110多种。由于此书原本基本亡佚，所增药物总数尚难确认，但从后世著名药物著作中取自该书所载药物数目来看：宋《证类本草》引用该书药物 488种；《本草纲目》引用该书所载药物 368种，是在引证诸家本草内容中最多的，比采用《新修本草》的114种超出3倍有余。不难推测陈氏在丰富药物品种上所做的突出成就。       五代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可以说是记述外来药物的专书。李殉，字德润，四川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人。其祖父是波斯人，世售香药为业。正是自幼的耳闻目染，及至成年后遨游岭南的广见博识，李珣立志撰著一部以海外传人药物为主的本草著作。《海药本草》传宋末时亡佚，今之辑本存药 124种，注明外国产地的就有96种，其中香药达50余种，如：青木香、荜拔、红豆蔻、丁香、零陵香、乳头香、降真香、没药、甘松香等等，多为现代习用。

    正确的药物分类方法对促进药物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陶弘景鉴于《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法”不能准确反映药物的性质，在编撰《本草经集注》时创用了按药品自然属性分类药物的方法，将药物依据各自的自然属性，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类，体现了唯物的科学态度。陶氏还根据临证选药的需要，创用了按药物效用进行分类的方法，即在其书中设“诸病通用药”，以主治功效分类药物。如：治风通用药有防风、防己、秦艽、川芎……等；治水肿通用药有大戟、甘遂、泽泻、葶苈、巴豆、猪苓……等。这对医生临证选药处方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十分便利。陶氏所创的这两种药物分类方法， 一直沿用lOOO余年，成为我国古代药物学分类的标准方法，在今天中药学的分类方法上，也能看到它的影响。     此外，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根据临证病理变化，对所需药物进行分类， 即 “十剂”分类法。十剂者：“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可去滞，通草、防己之属；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 泄可去闭， 葶苈、大黄之属；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重可去怯，磁石、铁粉之属；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皮之属；涩可去脱，牡粝、龙骨之属； 燥可去湿， 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将中医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结合起来，指导临床的辨证用药，对方剂学的发展很有意义，至今仍有使用。

    绘制药物图谱，使药学著作图文并茂，是《新修本草》最早创用。唐政府为此曾诏令全国各郡县征收当地特产药物的标本，请画工对照实物形态、颜色，描绘成图，上报京师汇集成帙，使《新修本草》更具科学性。此后，历代重要本草著作无不沿用这一体例。药图的创制和沿用，说明人们更加重视对药物的实地考察和对药物形态学的研究，这不仅有助于识别和鉴别药物，也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前代本草的错讹。宋代药物学家苏颂，就是在编撰《本草图经》的过程中，通过对药图的研究，纠正了前人将天南星作为天南星和虎掌两种药物加以论述的错误。

    中药炮制具有减轻或解除药物毒性，防止药物变质，增强药物功效，缓和药物峻猛之性的作用。药物炮制自古即受重视，不仅在《内经》中已有记载，《伤寒杂病论》中对炮制要求记载甚详，如麻黄去节，杏仁去皮尖，大黄用酒浸，厚朴用姜炙，巴豆须熬等等。《神农本草经》还特别提到：一般金石药应“炼饵服之”。然而，对药物炮制的要求虽见述于秦汉医著，却未有系统的炮制专书问世。     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炮制学专著，是南朝雷教所著的《雷公炮炙论》。是书三卷，载药 300种，系统的讨论了有关药物的性味、炮炙、煮熬、修治等理论及具体操作方法，并对操作过程及其实验数据有较详细的记录。主要内容包括：药物炮炙前后真伪的鉴别，优劣的判断，根据具体不同的药物，提出不同的修治和切制要求，以及文武火候的掌握、醪醯辅料的取舍，还有操作工艺的流程、中药饮片的存储及炮制作用、注意事项等等。书中所论及的炮制方法有：炮法、炮炙法、焙法、煨法、蒸法、煮法、去芦、去足、制霜、制膏、酒制、蜜制、药汁制等，内容丰富，论述详尽。如“凡修事巴豆，敲碎，以麻油并酒等煮，研膏后用”。现代研究表明，巴豆是剧毒药品，其药用有效成分是巴豆油，经加热后，可部分溶于麻油中，而巴豆所含的毒性蛋白则被破坏。可见这种传统的炮制方法是符合科学的。《雷公炮炙论》系统总结的炮制方法，一千多年来一直受到制药业的高度重视。今天所谓的炮制十七法：炮、 爁、 煿、炙、煨、炒、煅、炼、制、度、飞、伏、镑、椴、、曝、露等，就是以此书为基础发展的，故后世制药业皆尊雷教为炮制学的鼻祖。

    制药化学的先声是中国炼丹术。     炼丹可以说是原始的化学，它是与金属冶炼业一起发展起来的。我国炼丹术发源于战国时期，是当时“方士”为迎合统治者长生不死和追求更多的金银财富的愿望， 吸取冶金技术， 用于“不死之药”和金银的制造。《淮南子·人间训》中提到铅能炼丹，是关于炼丹法的最早文字记录。东汉道教兴起，道家大力提倡炼丹使此术大盛，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记述了大量的炼丹方法，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炼丹著作。书中描述了汞易蒸发的特点， 以及能与硫黄化合的现象， 记述了铅丹(Pb3O4)能被碳还原成铅，提出了物质发生化学变化的配方比例的简略概念，介绍了当时的炼丹工具和药剂。因此，该书及其作者受到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者的高度重视。     炼丹术随着道教的发展兴盛于晋唐。医药学家葛洪，是炼丹史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抱朴子》是一部包括宗教哲学和科学技术内容的书，分“内篇”、“外篇”。内篇主要论炼丹、养生、气功等，其中“金丹”、“仙药”、“黄白”3 卷专讲炼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炼丹这一古老的化学实验技术，而且有意识的试图通过各种实验来制造新的物质。他在书中记录了不少重要的化学反应现象。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成丹砂” (即HgS-Hg+S)， 这就是一个可逆反应；再如“以曾青(CuS04)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即CuS04+Fe—FeS04+Cu)，这又向我们描述了一个置换反应的现象。在炼丹实践中，葛洪还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和矿物，如铜盐有杀菌作用，密佗僧(PbO又叫“黄丹”) 是良好的防腐剂和杀菌剂，他还记载了硫、石胆(CuS)、 硝石、石膏等20余种炼丹原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扩大了人们应用自然矿产的范围。     梁朝的医家陶弘景也善于炼丹，有炼丹专书《合丹法式》行世，其中也有很多关于化学现象的发现。如怎样鉴别真假硝石(KNO3)，可“从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硝石也”，这和现代化学中所用的火焰法鉴别钾盐的原理是完全一致的。     唐代名医孙思邈亦兼通炼丹，所著《千金方》中就有很多炼丹内容，还专门著有《丹房诀要》讨论炼丹术。其在《千金要方》中所载的“太一神精丹” (主要成分是氧化砷)和 “水银霜”(即Hg2C12)，都是孙氏炼丹的产物， 前者内服可治疗多种疾病，如回归热、疟疾等，外用可杀虫；后者外用可提毒、拔脓，促进疮口的愈合，能治疗多种皮肤病。这些都大大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     对于炼丹术，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它的指导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从一开始就蒙上神秘的神仙色彩。妄想炼丹成仙，长生不老，不仅不能达到，常常还因此中毒身亡或终身残疾，唐代皇帝因迷信服丹而中毒身亡的就有6个。但剥去神秘迷信的外衣，在炼丹的客观实践过程中，古人积累了大量的原始化学知识。唐代时，中国炼丹术传向阿拉伯地区，并由此传向欧洲，并因此成为近代化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英国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专家李约瑟说：“整个化学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即使不是唯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同时，炼丹术又给中医制药提供了许多新的炼制方法 (如“升华”等) 及新的药物，如红升丹拔毒生肌，白降丹治疗疮疽等，至今仍广泛用于中医临床。因此，在药学史上，炼丹术当被视为制药化学的先驱，因为它提高和扩大了化学药物的效用和范围，在近代化学兴起之前，化学药品很少，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先在中国制造和应用，故李约瑟又说：“医药化学源于中国”。

    祖国医学中独具一格的治疗方法——针灸术，从原始社会用砭石为工具刺病开始，伴随  着生产和制作技术的提高，经骨针、竹针、陶针的发展阶段，在商朝已开始用金属针具了。作为秦汉以前临证实践最常使用的技术，在《内》、《难》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认识，并  产生了扁鹊、华佗、涪翁、郭玉等针灸圣手。魏晋皇甫谧对针灸学进行了首次大总结，写成了  我国现存最早、并以原本形式传世的第一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唐朝，还出现了彩  色经络穴位图和独立成科的针灸教学，这些都标志着这一时期针灸学的显著发展。     1.《针灸甲乙经》     这是一部承先启后的针灸专著。     作者皇甫谧(215-282年)，幼时名静，字士安，晚号“玄晏先生”。 安定朝那(今甘肃省灵台县， 一说宁夏固原县) 人。其家境贫寒，但从青年开始即发愤苦读，每天“躬自稼穑，带经而农”，终成“博综百家之言”的大学者，著有《帝王世纪》、 《高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大量史学著作。42岁时因患风痹而潜心研究医学，尤致力于针灸学研究，通过对《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医书的综合比较，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 将有关内容分类编撰， “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 大约在256-259年间著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     《甲乙经》共12卷，128篇， 内容丰富，叙述系统，理论完备，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禁忌等多方面内容。其成就有：     (1)系统整理人体腧穴。该书参考古医书进行归纳、整理后，共厘定腧穴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不仅确定了这些穴位的名称，还包括部位及取穴方法等。     (2)提出了分部划线布穴的排列穴位方法。将人体的腧穴，按头、面、项、肩、胸、背、腹、四肢等体表部位，划分为排列穴位的35条线路，方便临床应用，这思路方法，对后世影响较大。     (3)阐明针灸操作方法和针灸禁忌。详述了九针的形状、长度和作用，针刺手法及补泻的方法，针刺深度与灸的壮数，强调取穴要准确，因人、因病制订具体的治疗方案。掌握针刺的时机，即“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对后世子午流注针法发生有影响，并提出了禁针穴 8个，不宜深刺穴4个，禁灸穴31个等。     (4)总结了临床针灸的治疗经验，按病论穴。《甲乙经》的7-12卷讨论了内、外、妇、儿等科的多种疾病的病因、病机、症候及俞穴、主治，总结了晋以前的针灸治疗经验。书中依病论穴，针对临床的200余种疾病症候，提出俞穴治疗500余条。如“顶上痛，风头重，目如脱，不可左右顾，百会主之”。     《甲乙经》的重要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它既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医学文献，又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提出和建立了规范。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开卷即曰：“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唐太医署亦取此书为教习课本， 宋、明、清的重要针灸著作，无不参考遵循《甲乙经》而编成。在日本、朝鲜，均被列为学习中医学的必修教材。因此，《甲乙经》不仅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珍藏，而且由此建立了较完整的针灸理论体系。     2.其他     这一时期在针灸学方面做出贡献的医家还有很多，如葛洪、鲍姑、孙思邈等。     葛洪倡行灸法，“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其所著《肘后方》中所述72病种中，可用灸治者30余种，并大胆用灸法治疗急症，如对吐泻腹痛为主的“霍乱”和突然昏厥的“卒中恶死”，均选承浆穴灸治。 他还最早记载了隔物灸法。 详细介绍了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瓦甑等的灸治方法以及蜡灸法等等，可谓取材广泛，扭转了晋以前重针刺而忽灸治的偏向，丰富了灸疗法的内容，推动了灸治学的发展。     鲍姑(约309-363)，名潜光，葛洪之妻，是医学史上第一位女灸家。其用“越冈(在广州)天产之艾，以灸人身赘瘤，一灼即消除无有”，“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既能治病又能美容，足显鲍姑灸术之精。后人怀念她的精湛医术和良好医风，在广州越秀山下建有鲍姑殿，立象以奉祀。     孙思邈重视针灸，强调针灸与药物的结合。他说：“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究非良医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孙氏在针灸学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千金要方》以临证疗效为准，记载了大量的经外奇穴约200余个， 如悬命穴、十宣穴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痛为俞”的阿是穴，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取用。在对针灸理论的发挥，针灸处方的辑录和灸治方法的充实等方面，孙思邈也都有突出贡献。以致在日本、 朝鲜的医学著作中(如《医心方》、《东医宝鉴》等)， 都收载了孙氏医著中针灸学的内容。

    此期虽未产生有关内科的专书，但众多医学著作中，有关内科的内容最为丰富。     《诸病源候论》所载内科疾病有27卷，详列内科病候达 784条，其中对绦虫病、恙虫病、消渴、麻风等的认识，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对脚气病的深刻认识是这一时期内科发展的卓越成就之一。 脚气病是维生素B1缺乏病， 可见下肢和全身水肿、 周围神经炎， 严重者可致心脏扩大， 循环衰竭而死亡， 多见于南方米食为主的地区。 在孙思邈《千金翼方》 中即对脚气病分为“肿”、“脚气攻心”等类型，指出用谷白皮煮汤人粥内可预防此病，还采用猪肝、赤小豆、苡仁、乌豆、大豆等治疗本病。现代研究证明，这些物品中多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 。陈藏器在著作中不仅详细描述了脚气病的临床表现，还明确指出久食精白米是发生脚气病的根本原因。 关于这些认识， 荷兰医学家艾伊克曼(Chxistiaan Eijkman)于1886年才得到，并因此而名重荷兰。值得注意的是，艾伊克曼并未因此止步，他借助于近代科学技术，又经过 8 年的研究，发现了引起脚气病发生所缺乏的物质——维生素B，获1929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其他如对精神病及小儿癫痫病症状的描述，对黄疸病患者采用小便观察法判断黄疸之进退，以及对消渴患者尿甜的认识，都能反映这一时期内科学的发展。

    我国很早就注意到妇女的妊娠胎产问题，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甲骨文中的“育疾”是有关妇女生育疾病的最早的记载。战国时已有专治妇女病的“带下医”。马王堆出土的帛医书中有一本《胎产书》，论及妊娠十月养胎法。这些都为后世妇产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齐名医徐之才继承“十月养胎法”，并增加了脉养和方剂治疗，被收录于《千金要方》之中，其中有关于先兆子痫症状的记载。《诸病源候论》中载有妇人病8卷，总计283论，探讨妇产科多种疾病的病因病机；《千金要方》更将妇产一门列于卷首，广泛论述了赤白带下，崩中漏下，求子种子等多方面内容，尤重视孕妇之卫生，书中还收载有关药方557个，灸法 30余条，填补了《巢氏病源》有论无治的缺陷。     唐末，在这些著作基础上出现了现存第一部妇产科专著《经效产宝》。作者昝殷，四川成都人。于852年收集了有关经闭、带下、妊娠、坐月难产、产后诸证等备验药方 378首，撰成《产宝》三卷，现传本作《经效产宝》。书中论及妊娠杂病、难产诸病及多种产后证，并具体介绍了治疗方法。如：对“胎动不安” 提出“安胎有二法， 因母病以动胎，但疗母疾，其胎自安；又缘胎有不坚，故致动以病母，但疗胎则母瘥”的治疗原则；对于难产，主张“内宜用药， 外宜用法”，至今仍具指导意义。对产后热结而大便不通，反对内服攻下药，而采用蜜煎导坐药通大便，既审慎也有效。其对产后血晕的救治方法，是用秤砣烧红以后淬醋薰蒸，直至近代民间仍有使用。至于书中所载“四物散”方,通用于妇科，历千余年检验，成为妇科“圣药”。

    小儿这一科是在此期发展起来并成为专科的。《脉经》中已论及小儿脉法，认为小儿脉快疾，一息7-8至日平；《诸病源候论》 小儿疾病有6卷255候， 并已观察到危害初生儿最常见的疾患是 “脐疮”(新生儿破伤风，因断脐不洁所致)；《千金要方》述之更详，从小儿洗浴、哺乳和衣着等保育护理，及伤风咳嗽等常见病的治疗，无不赅备；《外台秘要》更是将唐以前治疗小儿疾病的丰富经验和有效方剂保存下来。特别是唐太医署于医科中专设儿科，更为儿科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条件。   《颅囟经》出现于唐朝，是现存最早的儿科专书，是书2卷，由《永乐大典》中辑复。该书最早提出小儿体质属“纯阳”的学说，首次记载了用烙法断脐预防小儿脐风，是南宋创制“烙脐饼子”的基础。书中对小儿常见的惊痫、疳痢、火丹等症状述之甚详， 并已采用鳖甲治疗小儿骨蒸，疗效较好。

    中医外科远在周代已独立成科，当时四科之一的“疡医”就相当于外科，故后世外科医生常因此而称“疡医”，外科也叫“疡科”。     从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可以看出：秦汉时外科发展已具相当水平，其治痔瘘已有多种手术方法 (如将狗膀胱套在小竹管上插入肛门，使狗膀胱充气后外拉带出痔核，以刀割治，并敷以黄芩末以防感染)，并能用汞剂治疗皮肤病， 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最早的。     公元479-502年间， 南齐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原书10卷，今流行为宋刻5卷本。该书记述了金疮、痈疽、疥癣、疮疖、瘰疬等外科疾病， 列有内、外治处方140余个，包括止血、止痛、收敛、解毒等治法，讲求辨证施治，为后世外科“消、托、补”三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书中还介绍了痈疽的辨脓法，直至今天仍在临床沿用； 对痈疽积脓， 当时已能采用引流法，即用火针穿刺排脓，既注意了消毒，又达到了排脓的目的。日本弘仁时期以此为医学教科书。     《诸病源候论》中关于肠吻合、血管结扎术等的记载，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外科的发展。特别是唐太医署设置“疮肿”专业，培养专业外科医生，这对中医外科的继续发展十分有利。

    按摩是运用各种手法，作用于人体表面，通过经络和神经传递， 引起适宜的反应， 达到强身防病，治疗痼疾的目的。早在战国时期，按摩就是重要的治病方法， 如扁鹊之“桥引”、 “案杌”。《汉书·艺文志》中列有 《黄帝歧伯按摩》10卷(早佚)，《黄帝内经》中也有许多关于按摩的论述：“病出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     至隋唐，此法更被重视，两代的太医署中均设有按摩博士，使之成为独立的专科，《唐六典》认为按摩可除“八疾”，即：风、寒、暑、湿、饥、饱、劳、逸。并说“凡人肢节脏腑积而疾生，宜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疾不入”。     按摩疗法最晚从唐代已传往朝鲜和日本。

    骨伤科在我国源远流长。甲骨文中的“疾”即象征人被矢镞射伤而需治疗。周代“疡医”也负责处理“金疮”、“折疡”，当时对不同程度的外伤已有明确界定：“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日断”。汉代军中已设有折伤簿，是专门记录官兵折伤的医案，淳于意的《诊籍》中，记述了跌仆与坠马的伤状及其治疗。     葛洪《肘后方》中，首次记载了下颌关节脱位的复位方法，并创用了竹片作为大小夹板的外固定法，显示了骨伤治疗学的新进展。这一时期骨伤科的突出成就较集中于唐代成书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骨伤科专著。     作者蔺道人，长安人，约生活于唐玄宗至唐武宗年间，是一位精于骨伤科的道士。唐武宗时曾下诏拆寺，促僧道尼姑还俗从事生产，蔺道人正是在此情况下，从长安到了江西农村，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治疗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位经常帮助他耕耘的彭姓老者，连同珍藏的骨科专书《理伤续断方》。传艺后，他另觅地隐居，踪影皆无。人们见他忽然消失，便传说他是神仙下凡，将书也更名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是书 1卷。 主要论述骨折与关节脱臼的治疗，特别是关于骨折的治疗原则，至今仍为骨科临床所遵循。其具体成就有：     (1)系统地记述了骨折的治疗常规， 包括局部冲洗、诊断、牵引、复位、敷药、夹板固定等14个步骤，对开放性骨折，主张用快刀扩大创口，然后再清创、包扎。     (2)对骨折复位固定，提出了 “动静结合”的治则，在保证骨折复位后有效固定的前提下，提倡患肢的适当活动，减少骨折痊愈后后遗症的发生。     (3)对肩关节脱位，首次采用“椅背复位法”，方法简便易行，效果确切。后来的“架梯复位法”和今天仍在应用的“改良危氏法”，都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     (4)书中收载40余方，有外洗、外敷、内服等多种用法，为后世伤科用药奠定了基础。     总之，这是一部既有文献价值，又能很好指导伤科临床实践的骨伤科专书。

    关于五官科疾病的记载，在我国亦可追溯到殷商甲骨文时代，那时已有“疾目”、“疾耳”、“疾齿”、“疾自(鼻)”的记载，战国的扁鹊也曾作“耳目痹医”。汉《淮南子·汜论训》中所记“目中有疵，无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似乎从反面告诉我们，当时已有眼和喉部疾患的手术治疗。《后汉书·艺文志》中就载有《张仲景口齿经》一卷，惜已亡佚。     晋唐之际，五官科又有新的发展。晋代已有关于兔唇修补术的记载，可谓美容医学之肇端。隋代《诸病源候论》除详论口齿疾患36种外，还介绍了口腔保健的导引术：叩齿、咽唾、漱口，对小儿耳鼻咽喉疾病也有专卷论述，认为脓耳(中耳炎)治疗不当，可引起严重并发症。唐太医署设立的“耳目口齿”专业，专门培养五官科医生，促进了五官科的进步，不仅发明了汞合金补牙，推广了金针拔障术治疗白内障，还可割除赘疣胬肉、拔治倒睫，甚至补眼等等，产生了一批五官科专书，遗憾的是，曾被著录的五官科专书均已亡佚，使我们难窥此期五官科发展的全貌。

    简称《肘后方》，是我国早期医学文献中的杰作。作者葛洪(283-343年)，是晋代著名的医药学家、道家和博物学家，在中国哲学史、医药学史、以至科学史上都有很大影响。他取字稚川，别号抱朴子， 以示守其本真、 朴实，不为物欲所诱惑之志。 丹阳句容人(今江苏句容县)， 出生于士族家庭， 祖父葛玄，是三国时吴国大鸿胪(赞襄礼仪之官)，精炼丹之术；父葛悌， 官至都督、太守，且极博学。然葛洪因幼年丧父，兼之社会动乱，家道衰落，过着“衣不避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虚”的贫困生活，靠砍柴换钱，维持生活与学习。但他勤学不缀，“携史而樵”，以博览群书为乐，他在 《抱朴子外篇》中说：“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饥寒危困而不废……诚乐之自然也”。他不仅勤学， 还极好问，经常与朋友探讨学问之精髓，因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益须切磋， 相起明也”。为此，甚至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为探求炼丹之道，甚至跑到海南，拜太守鲍靓为师。此外，他敢于 “疑古”，反对“贵远贱今”，强调创新，认为“古书虽多、未必尽善”，并在实际的行医、炼丹活动中，坚持贯彻重视实验的思想，这对于他在医学上有所贡献是十分重要的。     葛洪读了上千卷医书，并注重分析与研究，在行医实践中，总结治疗心得和搜集民间医疗经验，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百卷巨著《金匮药方》。由于卷帙浩繁，难于携带检索，他便将书中有关临床常见病、急病及其治疗等摘要简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使医者能随身携带，以应临床急救检索之需，故此书堪称中医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     《肘后方》的突出成就有：(1) 对急性传染病有较高认识。书中详细描述了天花病的症状：“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诀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瘢痕紫黑，弥岁方灭。”这是世界医学史关于天花病的最早认识，尽管早在4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就有天花病后留下的瘢痕，但国外直到十世纪才由阿拉伯医家累塞斯 (PhaZes，公元850-923)最早描述天花病。书中对沙虱病的认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葛洪不仅准确地描述了沙虱病的症状、发病地域、感染途径、预后等，还介绍了沙虱病的预防方法。更为可贵的是，观察到沙虱病的发生是由沙虱之一种的红恙螨的幼虫 (直径只有O.3-O.4mm)所致，故又称“恙虫病”。而国外，直至20世纪初，才逐渐发现了沙虱病的病原是“东方立克次氏体”(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其寄生于红恙螨幼虫的身体上而传播传染病。由此可见葛洪观察之细致，令人叹止。     (2)“以毒攻毒”防治疾病。 狂犬病是一种危害剧烈的传染病，春秋时的《左传》中已有“国人逐瘈狗”以防狂犬病的记载。葛洪在《肘后方》中首创用狂犬脑组织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以防治狂犬病的方法。现代医学证明，狂犬脑组织中含有抗狂犬病抗毒素。可见葛洪所创方法，具有免疫思想萌芽。 德国发现白喉抗毒素的细菌学家贝 林 (Emil Adolphvon Behrine．1854-1917)对此赞曰：“中国人远在两千年前，即知以毒攻毒之医理，这是合乎现代科学的一句古训”。     (3)所载治法“简、便、廉、 验”。为适应偏僻之地治疗急症的需要，葛洪在书中大力提倡简易有效的治疗方法，所用药物多为山乡易得之物，如黄芩、栀子、葱、姜、豆等。其治疟疾，取用随处可生的青蒿绞汁饮服，这不仅在当时疗效显著，更为我国现代药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从青蒿中提取出的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新药——青蒿素，成为中国医学对世界医药学的一项新贡献，再次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葛洪作为一个道教的积极鼓吹者，又曾带兵镇压过农民起义，是有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但他一生主要是在炼丹和行医的实践中度过，他所持有的注重实践、精于观察、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治学方法， 体现了朴素唯物论的某些原则，从而在医学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就反映了作为自然科学家——葛洪处在那样一个时代的世界观的两重性。同时，古代的自然科学往往与神学杂揉在一起，因此我们在评价古代医家时，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要肯定他们的科学成果、科学思想，也要剔除他们唯心论思想的糟粕。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前者完成于652年，后者完成于682年。该书详尽地记载了唐以前主要医学著作的医论、 医方、 诊法、治法、食养、导引等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作为一个医生所必备的各种医学理论和实践知识，堪称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显示出很高的医学成就。     (1)重视医德修养、详论医德规范。     (2)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 二书中汇集的医方计6500余首，既有前代著名医家用方，又有各地民间百姓之验方，如“齐州荣姥方”、 “九江散”等。他还虚心学习并吸收少数民族医方和国外传来医方，如“蛮夷酒”、 “匈奴露宿丸” 和波斯的“悖散汤”、印度的“耆婆方”等。使很多验方得以流传后世，成为现代医生常用的名方，如犀角地黄散，大、小续命汤，紫雪丹等。他还创设了分证列方的体例，即分科列症，每一证候下，先简述医论，再列对证医方，便利检索，达到了“备急”的目的。这些都为方剂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重视妇女、 儿童疾病的诊治。孙氏认为：“先妇人小儿，……则是崇本之义也”，是关系人类繁衍的大事。故其在《千金要方》中将妇儿病辟为专卷，列于首位，详述妇、儿疾患诊治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讨论了小儿护养的原则和方法，颇具科学性。特别是在《千金翼方》中为妇女保健大声疾呼，这在封建社会中，是极为难得的。孙思邈的成就，对古代妇、儿科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4)强调综合治疗。孙思邈不仅主张针药并用，为针灸发展发现新的穴位，创制彩色经络图，还常配合按摩、灸治。他还是食治疗法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书中专列“食治”一门，应用羊、鹿的甲状腺来治疗甲状腺肿瘤，用动物肝脏治青光眼和夜盲，对防治营养缺乏性疾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重要的创举。     (5)对药物学的深人研究。孙思邈特别重视印度医学中“万物皆药”的思想，努力发掘自然界生物的药用价值。他周游各大名山，实地采集和考察药物， 甚至自种和炮炙药物， 进一步把握药物的药性，积累了丰富的药物学经验。《千金翼方》中载录药物800余种，详述了药物的采集时节、加工炮制等，并对一些药的药性进行了修正，如：地黄有生、熟之分的认识，始于此时。生地黄经酒蒸炙后，其性寒改为甘平，功效由平宣改为温补。孙氏很注重地道药材，认识到药物的功效与产地有密切的关系，记载了当时133个州所产的地道药材519种。由于孙思邈对药物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被后人尊为“药王”。     (6)倡导积极养生，强身长寿。孙思邈反对魏晋盛行的服石求长生的风气，强调积极的养生方法,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他说：“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安身之本必须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全生”，必须“非其食勿食”；以及“食勿过饱，睡勿尸卧”，“独卧守真”，“少欲终无累”等等，他还总结了一套按摩养生法。使养生学成为有理论、 有实践的科学，受到现代人的广泛重视。     《千金方》的成就，代表了盛唐医学的先进水平，这既是中医自身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积累的成果，也是吸收外来文化，取各家之长的结晶。它不仅在国内影响极大，而且在亚洲国家广为传播，日本医学界誉《千金方》为“人类之至宝”，并建有“《千金方》研究所”予以研究。

   《外台秘要》 是唐代另一部总结性医学著作，被《新唐书》赞为“世宝”，整理者王焘因此被誉为医学文献整理的“大师”。王焘，陕西郿县人，生活于八世纪， 由于王焘自幼多病， 对医学发生兴趣。他执掌国家图书馆——弘文馆有20年之久，有机会阅读了晋唐以来的大量医书，并决心将之系统整理。经二十年的“废寝缀食，锐意穷搜”，终于在 752年编成《外台秘要》。“外台”即兰台，古代宫中藏书之处，他将从宫廷藏书中收集到的诸“秘密枢要”之方汇编成此书，故名之。     《外台秘要》共40卷， 分1104门(今本为1048门，或有散失)， 其内容包括内、 外、 妇、儿、骨伤、皮肤、五官、传染病等多方面的内容，几乎包罗了东汉到唐的全部方书。其医论多引《诸病源候论》，其方多采《千金方》，具体成就如下：     (1)整理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医学文献。 共引证方书69种， 所引资料均注明书名、 卷次，便于查核，为医学文献的整理创立了范例。保存了如《小品方》、《深师方》、《崔氏方》等不少今已亡佚方书的内容。故《四库全书提要》评：“古书益多散佚，惟赖王焘此编以存。”     (2)搜集、 整理并推广大量的民间单、验方。如“许明疗人久咳欲死方”、“苍悟道人陈元膏”等，详述其疗效、治疗范围和来源。     (3)对疾病认识和治疗有新发展。 书中最早记述“消渴者……每发即小便至甜”，比西方威尔斯1670年的同样认识早 900多年。系统记述了治疗白内障的“金针拨障术”，有“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之功效。     书中首次记载了用观察小便法以鉴别诊断黄疸病之轻重、 进退； 汇集了唐以前的多种疗法，如灸、 薰吸、 吹、蒸等，以及多种切实可行盼急救法。 但由于王焘毕竟不是专业医家， 临证实践较少， 故书中较少临证独到之处， 也有一些片面认识，如重视灸法而否定针法，曰：“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         《外台秘要》很快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医方类聚》、《医心方》中，都大量引用该书资料。我国唐以后中医，也将之选作教科书，认为：“不观《外台》方， 不读《千金》论， 则医人所见不广，用药不神”。可见此书在医学中的重要地位。

    藏医药学是中国医药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西藏古代史书《述臣语录》记载：约在公元前二世纪，藏族先民在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就已懂得“服药可以解毒”的道理。公元四世纪，藏医学开始萌芽，能用“溶化的酥油止血”，使用制造青稞酒剩余的渣滓外敷治疗创伤等。由于此期藏族没有文字，医学经验只能“口口相传，代代接替”，得不到系统的整理和发展。公元 629年，历史上有名的藏王松赞干布，征服了青藏高原的大小部落，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并首创30个字母新文字，为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极重要的基石。 641年，文成公主人藏，带去“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 医学论著四种……” 这批书一到拉萨，松赞干布即命人译成藏文， 总称《医学大全》(已佚)。此后， 松赞干布还邀请四方名医到拉萨，与藏医交流医药学术，在吸收汉族、印度、阿拉伯医学精华的同时，总结藏医药经验，编写具有青藏地区特色的医书《无畏的武器》。 公元710年，金城公主人藏， 不仅带去了大量医药书籍， 且“杂伎诸工悉从”，这些医书在被翻译的过程中，融人了藏医药学，产生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月王药诊》。该书载药780种(其中一半为西藏所产，并包括解剖知识、脉诊、导尿术、灌肠术、放腹水等多方面内容)。 公元八世纪时，西藏历史上出现了最著名的医家宇妥．元旦贡布(约708-833年)， 他自幼随父习医， 以后师事入藏的汉医东松嘎瓦(藏王赐名，意为“四方三界最好的人”)， 成为吐蕃王朝的九大名医。 此后游学内地、 印度、尼泊尔等地，广泛吸收各种医药学知识，归藏后，经数十年努力，著成《四部医典》 (藏名《居悉》)。 《四部医典》的完成，标志藏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     《四部医典》是以药王及其五个化身相互问答的形式，以七字句或九字句诗歌的体裁，论述了系统的医药知识， 其第一部《总则本集》(藏名《扎居》)总论藏医学生理、 病理、诊断、治疗的基本理论；第二部《论述本集》(藏名《协据》)以取类比象的方法理一步阐述藏医基本理论；第三部《秘诀本集》 (藏名《门阿据》) 讨论临证各科疾病的症状、诊断和治疗； 第四部《后续本集》(藏名《其玛据》)着重介绍各种药物的炮炙和用法， 内外治法等。《四部医典》作为藏医经典著作是学习藏医的必读书籍，并对青海、内蒙等地的民族医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不读《四部医典》，不可为人医”之说。为配合《四部医典》学习，十八世纪初还绘制了79幅彩色系列挂图，以形象的方法展示了《四部医典》中的主要内容，其包含之丰富，形象之逼真， 色彩之鲜艳， 在古代世界医学中是硕果仅存的。《四部医典》还全部或部分的被译为蒙、俄、英、德、日等多种文字。

    据《唐六典》载，公元443年，刘宋王朝已有初步的医学教育，北魏有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设置。隋代更设有“太医署”；署内设有主药、医师、药园师、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等职。     唐代，医学教育在组织机构上，已发展到比较完善的程度。 624年唐政府设立了“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四部分人组成。太医署既是医学教育机构，也是医疗单位。学习科目如下：         分科：  医科               针科               按摩科(包括伤科)               咒禁科

      医科各科学习年限：       医科：  体疗——7年               少小——5年               疮肿——5年               耳目口齿——4年               角法——3年

    课程规定：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等基础课程，然后再分科学习，月、季、年都有考试，以评核成绩，并规定学习九年仍不及格者，即令退学。     在京都还设药园一所，招收青年充当药园生，培养药学人才。药园还置有药童、主药等人。     由此可见，我国在唐代已经有了较完善的医学教育机构，而且分科方面，也较详细，这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较早的。     在唐代除了中央设有“太医署”外，有的州还建立了地方性医学教育机构。不过当时传授医学的主要形式，仍是家传和个人带徒。

    中朝两国人民的文化联系，早在晋唐之前已很密切。公元541年我国曾派医师赴朝。 唐代，中国医学书籍输入朝鲜的有《素问》、《伤寒论》、《甲乙经》、《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朝鲜医学制度曾仿唐制，设医学， 置医博士， 以中国医书为教本，用《素问》、《难经》、《甲乙经》、《本草经》等教授学生。     另一方面，朝鲜药物和医学知识也传到我国。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记载了不少朝鲜出产的药物，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等。唐代的《新修本草》、《海药本草》中，也记载了朝鲜品种的白附子、玄胡索等药物。《外台秘要》中，记有治脚气病的“高丽老师方”，也来自朝鲜。一些方书中所载药物，有的注明用新罗白附子、新罗人参等，说明当时治病用药，已采用不少朝鲜出产的药材。

    秦汉以来，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 正式往来从未中断。公元552年，我国赠给日本《针经》一套。562 年，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等医书及其他书籍160卷到日本。608 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 于623年学成回国，带去《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书。701 年日本采取唐制，制定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必修《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733 年，日本荣睿、普照等来华留学，10 年后至扬州邀请鉴真和尚(扬州人、俗姓淳于) 赴日本传授佛学和医学。鉴真率弟子数10人，6次渡海，历时10年，于754年到达日本。他在日本传授中国医药学术，对当时日本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今日本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还存有唐时从扬州运去的中药。后世日人撰《鉴上人秘方》，其中有鉴真医方，惜书已散佚。鉴真用过的脚气人腹方、诃黎勒丸等，在《医心方》里还可见到。763 年鉴真逝世于日本奈良招提寺，日本人称之为“过海大师”。 805年日本医生菅原清在我国学医后回国，他精通唐代医方，竭力提倡中国医学。     公元808年日本医家以我国的 《素问》、《黄帝针经》、《脉经》、《 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为蓝本， 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影响较大。

    我国与印度、越南大约自汉代起就有了医药交往，随着对外交通的开发，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逐渐扩至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我国向印度输出药物较早， 品种较多， 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 等，被称为“神州上药”。唐僧义净在印度居住20年，常用中国医药为印度人诊治疾病。印度医学随佛教传人我国。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被译成中文的印度医书有《龙树菩萨药方》 (即《龙树论》)、《婆罗门药方》等 lO余种。唐代贞观、开元年间从印度输入龙脑香、郁金香等药物和秘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中也收载了一些印度方药和治疗方法。     中越医药交流时间较早，据《历代名医蒙求》记载，三国时我国名医董奉曾到越南，治愈了交 州刺史杜燮的重症(中毒假死)；曹州观察判官申光逊通医术，以胡椒、干姜等辛辣药物，治愈过越南人的脑痛症。在中越两国文化交往中，越南的一些药物也逐渐输入我国，如汉代传人薏苡，唐代开元年间(713-741)传人沉香、琥珀等药物。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医药交流较多。至迟公元8世纪前， 中国炼丹术多次传人阿拉伯各地，并经阿拉伯传到西方，对世界制药化学产生积极影响。     我国脉学在公元10世纪前就传入阿拉伯。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的《医典》中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 其中许多脉象是采自 《脉经》的资料，这对阿拉伯诊断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此外，《医典》中还记述了一些中国医学知识，例如，知道糖尿病的患者尿甜，还提及麻疹的预后以及用水蛭吸毒等治疗方法。     中国古代麻醉法，也曾传人阿拉伯医学界。美国的拉瓦尔(Lawall) 在《药学四千年》 (Four Ihousand Years of Pharmacy) 书中认为阿拉伯人的吸入麻醉法可能是由中国传人的。阿维森纳《医典》中也记有许多中国药物。     另一方面，我国也吸收了阿拉伯医药知识。自唐永徽年间(650-655)以后， 阿拉伯国家多次来我国赠送方药，其中药材很多。据《诸蕃志》记载，输入的药物有乳香、没药、血竭、木香等多种，为我国医学家所采用。一些阿拉伯药商，曾在我国营业，并带来一些医方。     综上所述，晋唐时期，我国学习了许多外国的医药知识，同时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