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学的突出成就与医家的创新

    公元960年， 赵匡胤发动政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都汴梁(开封)，是为北宋。 979年，宋太宗赵炅再灭北汉，终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     北宋王朝始终未能完全统一中国，东北和华北有契丹族建立的“辽”、 以及党项族建立的 “西夏”；西部有吐蕃势力；西南有白族的“大理”；南方交州又属于丁琏王朝。这些政权或势力，大多与两宋相始终。        公元1115年，在松花江两岸兴起的女真族建立金国。 1124 年灭辽，1126年南下陷汴京，迫使宋廷迁至临安。从此，以江淮为界，南宋北金对峙百余年。     公元1234年，北方兴起的蒙古族灭金，1271年建立起元朝，定都大都(北京)。然后短期内征服了亚欧广大地区，1279年回师再灭南宋。元末红巾军起义，1368年元朝灭亡。     宋金元时代，由于各时期、各地区政治形势极不相同，因此社会经济方面，总的说或恢复发展，或破坏停滞，差异甚大。     宋前期由于社会比较稳定，因而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大力垦荒，兴修水利，改进耕作，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手工业方面丝织、造纸、造船、矿冶、制瓷等也发达起来。 在农业、 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发达，纸币出现，行会产生，临安已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马可·波罗称它“堪为世界其它城市之冠”的“天城”。金代农业也有进步，铸铁技术超过北宋。元代农业仍有缓慢发展，手工业发展较快，瓷器产量超过两宋。这些，标志着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技术获得了突出的进步。著名科学家沈括 (1031-1095) 在公元11世纪就发现了地磁偏角(“常微偏东，不全南也”)，他所著 《梦溪笔谈》一书，全面反映了当代天文、历法、 地理、 地质、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历史、考古等多方面的科学成就。元代卓越的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研制了更为准确的“简仪”等十余种天文仪器，测定了“黄赤大距”。 在北京建造了著名的天文台(原名灵台或司天台)，确定一年为365.2425日(实际上比地球绕日公转一周的时数仅差26秒)， 与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他既是水利工程专家，开凿了通惠运河等，又是我国地理学上用“海拔”测量地形的第一人。13世纪纺织家黄道婆引进了黎族先进的纺织技术， 改革了一整套的 “擀、弹、纺、织”等工具设备，发展了棉纺织业，松江一带成为全国纺织业中心。14世纪著名农学家王祯1313年著成《农书》， 总结了“不违农时” (授时篇)和“因地制宜”(地利篇)等农耕知识。     北宋时期已实际应用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传说中国火药发明在公元9世纪。11 世纪在战争中已用火药武器。北宋时曾在开封建立火药厂(“广备攻城作”)。至13世纪，中国火药经阿拉伯流传到世界各地。指南针的发明也很早。《吕氏春秋》载有“磁石召铁”,东汉王充《论衡》说：“磁勺柄指南”，这是表明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北宋发明了用天然磁石磨擦钢针，才制成了真正的指南针。11世纪指南针已使用于航海， 航海业发达， 发展了对外文化与医药交流。 1041-1048年间，毕昇发明用胶泥焙烧成活字， 实行排版印刷， 是印刷史的一大进步。1298年，王祯又创造了木活字与排字盘，印制了《旌德县志》，是印刷术的又一次改进。1488年出现了用字模浇铸的铜活字，16世纪初又出现铅字排版。         中国古代三大发明被马克思高度评价：“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正是宋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医药学的突出成就。     宋代政治的重要变化是发展了文官统治，因此重视文士的培养和选拔，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京师设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员的后备人才，还设有律学、算学、医学等培养专业人才的学校。王安石变法后，学校体制和教学内容又有改进。 大量培养文士的结果 ，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其中一部分文士进入医学队伍，大大提高了医药队伍的文化水平，这是宋金元医学发达的又一原因。著名政治家枢密副使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政治家王安石、文学家苏轼、科学家沈括皆通晓医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宋代始有“儒医”之称，金元更有发展。如宋代朱肱、许叔微都是进士出身。金代成无己、张元素都是著名的儒医。元代朱震亨初为理学家，王好古、戴启宗曾任儒学教授。医学队伍结构的这一变化，无论对医药理论的发展或临床经验的总结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意识形态方面，宋代出现了“理学”与“新学”不同哲学流派长时期的争论，它们互有渗透，互有吸取和发扬，并对医学思维均有一定影响。     理学亦称道学或性理之学，周敦颐、程颢、程颐、 朱熹等都是著名理学家。 周敦颐力倡太极图说，二程提出“天理”思想，朱熹最后完成了理学体系，主张“理”是万物之源，“理”在不断运动中，自我分化产生“气”(阴气和阳气)和五行以至万物。人就是“理与气合”的产物等。理学思想，如太极图说等，对后世医学理论有相当影响，若干著名医书， 就是 “参以太极之理”撰成的。在当时，随着理学的发展，也引起医学界对五运六气的变化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因此， 运气学说流行起来。宋廷曾于每年发布“运历”，预告该年所主运气、易生病证以及如何治法等。对运气学说的合理内容及其体系的局限，自宋以来，不断引起学术界的讨论。     “新学” 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有王安石、 陈亮、 叶适等。 北宋王安石的理论学说被称为“新学”。他认为：天地万物皆由五行(金、 木、水、火、土) 的变化所生成，而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有“耦”、 有“对”， “阴阳代谢，四时往来，日月盈虚，……故不召而自来”，规律是客观的。人有“役万物”的能动作用。南宋陈亮反对朱熹关于天理人欲的观点，反对空谈议理，主张实际应用某种理论，强调“用”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主战派叶适认为：万物都是“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是客观存在的。 “飘风骤雨， 非无地之意也”，而是“起于二气之争”。     这些思想家表现了明确的革新精神，敢于怀疑历来奉为神圣的经典，对旧有文化持一定的分析态度。     这种革新思想反映到医药学术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革新家，总结了新经验，提出了新见解，活跃了学术空气，在理论上有突破，临证上有成果。宋金元医学的发达，是有其历史基础的。     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是：①“儒医”的出现。宋代士人知医成为风尚，医学队伍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和临证经验的总结。②宋金元时期国家均设有较完善的医药卫生行政机构和管理系统，制订一系列的医事制度和法规，促进了此期医药卫生状况日趋进步。③医学著作的大量出版，医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印刷术的发明和政府对医学事业的重视，使医学著作大量出版；方书的盛行，成药的出售，促进了医药知识在一般群众中的普及。④临床各科医学全面发展。宋、元时期临床医学分科更趋精细，使各科获得全面发展，其中针灸科、妇科、儿科、骨伤科、法医学成就最为突出。⑤学派的形成。金元时期的学术争鸣，开创了医学发展新局面，金元医家的不同学术观点，补充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是这一时期临证和理论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里程碑。⑥中外医药交流日渐频繁。由于交通的发达，为中外医药交流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我国医书、药物外传的同时，也输入了各国的药物和医疗经验，丰富了我国医药学。

    宋代加强了医事管理，改进了体制，在太常寺属下分设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御药院以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     翰林医官院(1082年改称医官局)掌管医之政令 (太医局专管教学)和医疗事务。包括对军旅、官衙、学校派出医官，管理医药等事宜。     宋初，医官院无定员，1039年(宝元元年)才规定总额包括院使、副使、直院、尚药奉御、医官、医学、祗候等共102人。1112年以后设官衔如大夫、郎中等多达22种，医官最多时达1096人。后世北方和南方分别泛称医生为大夫、郎中者，盖源于此。     翰林医官，是选40岁以上，经过各科专业考试合格后任用的。 成绩最优秀的留翰林医官院， 其他合格者分配为医学博士或外州医学教授。1188年后，考取医官的范围又扩大到外州各地民间医生。经过推荐、进修和一系列的考试，按成绩授予各级医官衔。     除中央外，各州郡也设有医官。如1083年 (元丰五年) 京府节镇置医官10人(其中包括有小方脉3人)，各州7人(包括小方脉2人)。缺额或不称职者，由当地通过考试录取补充。     为了解决中央和地方医生的过剩或不足，1113年后，将医学分为8科(即大方脉、 小方脉 、产、眼、针、疮肿、口齿、金镞等)， 按各科考试成绩统一分配医官。     宋代除医官院设置外，还有其他若干类型的医疗、保健和慈善机构，如安济坊：设于1102年，由僧人主持， 疗养民间贫病者； 保寿粹和馆：设于1114年，供宫廷病患者疗养；养济院：供四方宾旅病患者疗养；福田院：设于京师四郊，收养老疾孤寡者；慈幼局：设于1249年，主要收养遗弃幼婴，兼疗贫民疾病； 漏泽园： 设于1104年，救济贫葬用。     金代始称太医院，统管医政与医疗。元代沿用太医院为最高医药机关并开始成为独立机构。其管理官员和医师之职称，多次变动，名目不一。     宋代医政设施之进步，还在于重视选拔人才，严格考核标准，及时整顿医药队伍，并有相应的法令。早在公元11世纪，范仲淹就建议“自京师以逮四方学医之人， 皆聚而讲习， 以精其术，其黜庸谬……”，借以提高医学水平，整顿医药队伍。后来范仲淹还强调：“今后不由师授，……不得入翰林院”。“外面私习”确属“医道精通”，须经推荐考试合格者方可录用。 986年“诏诸州送医术人校业太医局”。1131年，“命太医局试补并募草泽医人”。这是从各地区官府或民间选拔优秀医生。但是，做了医官后，也还可以罢黜。如乾德初，令太常寺“考校翰林医官艺术，……绌其艺不精者二十二人”。再如1167年“东宫医官杜辑除名”。就是说，不够条件或不称职的医官，将被撤职淘汰。     宋代还曾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医生的职业道德以及医疗事故的责任制。如凡利用医药诈取财物者，以匪盗论处。庸医误伤致人死命者，以法绳之。主管官员不恤下属病苦者，亦予惩处。元代政令禁售毒药、烈性药和堕胎药品，其致人于死者，买卖双方均处死刑。     以上法令或措施对发展医药、人才培养和安定民生均具有意义。

    宋金元时代有“御药院”、“尚药局”、“惠民局”、“广惠司”等机构。御药院保管国内外进献的珍贵药品，供帝王需用。尚药局为最高的药政机关。惠民局管理经营药物制剂和售卖。广惠司为元代医疗机构，多修制御用的回回药物，后在其属下专设有回回药物院。     北宋施行王安石新法时，按“市易法”，由政府控制药品贸易，国家专利。1076年由太医局创立“熟药所”， 1103年增为5所， 另设“修合药所”(炮制作坊)2处。11年后前者改称“医药惠民局”，后者改称“医药和剂局”。1130年，南宋(于临安)也设“和剂局”(当时称“熟药所”)，又十二年后改名为“太平惠民局”，不久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均仿照成立了“惠民药局”。“惠民局”一直延续到元代。     按新法精神，官药局的创办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一，推广了 “局方”，流行了“成药”。这一传统至今沿用于国内外。第二，药局所定若干制度颇有价值。 如轮值制度： 保证昼夜售药，如因失职，而影响急症病家购药者，“杖一百科罪”；检验制度：经常检查药品质量，陈腐过时药物及时废弃；施药制度：遇有贫困或水旱疫疠，施给药剂。     随着宋政权的腐朽，官药局也逐渐变质，药料亏减，以假充真，台附当川附，樟脑充冰片。大官僚童贯私库中， 仅囤积 “理中丸”竟达数千斤。“惠民局”、“和剂局”变成了“惠官局”、“和吏局”，国家药局成为贪官污吏投机发财的场所。

    宋代重视医药人才的培养，医学教育比唐代更有发展。宋太医局已不兼有医政职能，而专为医学教育机构。宋初，太医局归太常寺管理，于翰林院选拔医学教员，讲授《素问》、《难经》等，但规模很小，水平有限。1060年， 规定太医局学生为120人，课程除原有《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和《圣惠方》外， 更加入了本草。 王安石改革了教育之后，太医局逐渐改观，著名的“三舍法”也推广到医学教育中。     在组织机构上设提举(校长) 1人，判局 (副校长)2人。特别规定，判局一职要由“知医事者为之”。这是重要历史经验。每科设教授1人，选翰林医官以下人员与上等学生、或外面的著名医家充任，这是我国医学校最早的教授设置。     学生在春季招考，以300名为额，计分上舍40人，内舍60人，外舍200人。     考试方法完全仿照太学的办法，每月1次私试，每年 1次公试。成绩的评定：分为“优、平、否”三等，学习成绩优良者补升内舍。间年舍试 1次，成绩为优、平二等者，补升上舍，并且还参考学生的品行与医疗技术，将上舍分为三等：二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二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     太医局不但强调理论上的学习，而且注重学生实际医疗技术的训练， 令医学生轮流为其他三学(太学、律学、武学) 的学生与各营将士治病。每人发给印纸， 记录治疗的经过和结果。 年终根据治疗结果，分为上 、中、 下三等，十全为上，十失一为中， 十失二为下， 依次递补，并适当予以奖励。失其五者开除学籍。这种依据理论课程和实际医疗技术的高低与医疗得失严重与否的具体情况，进行奖惩，乃至黜退，是医学教育的重要发展。     元丰(公元1078-1085年) 中太医局学生分为九科专业学习， 名额为300人。         宋代的医学教育虽不如唐代长期稳定，但比唐代更为详备。其临证实习，使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实际医疗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除中央太医局外，1061年后各州郡也仿照太医局开办了地方医学。置医学博士教习医书。1104年后，地方医学普遍设立，以现任官员中精通医术与文章者，兼任医学教师。1115年，各州县医学又分斋教养，其一切制度均与三舍法相同。     金代医学教育仍沿用宋制，京师与各州府镇均有医学设置，并有医博士之职。元代亦很重视医学教育，1263年重新恢复了已经长期衰落的各路医学。太医院还制定教学条例。1282年又制定了施行办法，要各地每月呈报材料进行审查，以防无学滥充之弊端。教育分为13科(后合为10科)。对医学教授也进行考核，由太医院拟定 120道医经题目，下达各地，各医学教授须于3年内选作若干题目上交，经考核定夺升补。1305 年又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并且进行考试。还规定教学质量低劣，医学生完不成功课时，要对教授等人扣发1-2 月薪俸的经济处罚。总之，宋金元时代医学教育的兴起，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

    宋开国后不久，组织专业人员，设置专门机构，多次编校、刊行了医书。     973-974年诏刘翰、马志、瞿煦、王光佑、李肪、王佑等多人整理了唐代本草，编集成帙，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     978年诏医官院献经验方，981年又于各地购求医书，同年10月诏翰林学士贾黄中等人编录医书于崇文院，986年10月纂成《雍熙神医普救方》。982-992年再由王怀隐、王佑、陈昭遇等人编成《太平圣惠方》，颁行全国。     宋仁宗赵祯即位后，1026年再次命晁宗悫、王举正等人整理和校订古代医书，次年由国子监摹印颁行。     1057年专设“校正医书局”，集中了一批当时著名医学家和其他学者，如地理学家直集贤，崇文院掌禹锡，光禄卿直秘阁林亿，国子博士高保衡(以上皆非医药专家)，尚药奉御丞孙兆，翰林医官秦宗古、朱有章等。再任朝散大夫钱象先、范镇等先后负责(提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历十余年，约在1069年(熙宁二年)后陆续刊行。如《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其中对《素问》一书就 “正其缪误者六千余字， 增注义者二千余条”。这对当时医学的发展和后世医籍的传播，都有重要贡献。     宋元期间，对著名医籍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如滑寿著《读素问钞》和《难经本义》二书，综合了历代医学家对《内经》、《难经》的注释，辨论比较精确，考证亦较详审，有相当影响。最为突出者，是这期间对《伤寒论》的研究，十分盛行。许多医家对伤寒学说进行了整理、研究与发挥，使辨证论治的原则，逐渐为广大医生所应用，在治疗外感热病方面取得很大进步。     韩祗和于1086年撰《伤寒微旨论》二卷，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 六卷(1100刊行)， 皆为研究《伤寒论》较早的专著，并有相当影响。尤其庞著对小儿伤寒、妊娠伤寒、暑病、斑痘等的论述，是对张仲景学说的发展。朱肱于1107年，撰《伤寒类证活人书》，特点是将《伤寒论》原文以问答体裁予以叙述， 然后详列各方， 并说明各方之主治病证；同时撷取《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方书中的有关方剂，以增补原书治法之不足。刘完素曾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成无己于1144年，撰成《注解伤寒论》十卷，是现存全面注解《伤寒论》最早的专著，对于学习和研究《伤寒论》原有宗旨， 具有重要意义。 成无己约于1142年，还撰写《伤寒明理论》4 卷，卷一、二、三扼要辨析伤寒 50种证候的病象和病理； 卷四专论方药，选《伤寒论》 常用方20首， 简述其配伍制使的关系。后世把该书作为学习《伤寒论》重要补充读物。许叔微撰有《注解伤寒百证歌》5卷(1132),附《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1卷。三书特点在于：凡遇仲景有论缺方者，即以《千金方》等方补之，若遇仲景议论尚有不足者，则采《诸病源候论》 等之说以补之， 这对研究仲景学说很有裨益，同时三书为歌诀体裁，便于习诵。该时期还有郭雍的《伤寒补亡论》20卷和杨士瀛的《伤寒类书活人总括》7卷， 王好古于1236年，撰《阴证略例》1卷等，皆为研究伤寒学说的著作， 均有一定价值。

    宋兀时代，政府和医家编著了大批方书，主要有：     《太平圣惠方》(982年) 是宋廷命翰林医官使王怀隐等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 卷，分1670门，载方16834 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它强调医生治病必须首先诊断出疾病的轻重程度， 病位深浅， 辨明虚实表里，再进行选方用药。每门皆先引《诸病源候论》的理论为总论， 然后汇集方药， 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很有临证应用价值。1046年，经何希彭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现在常用的搜风顺气丸等方出自该书。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107-1110年间， 诏令太医令裴宗元、提辖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 编成《和剂局方》， 全书共五卷， 分21门，载方297首，为该局的制剂规范。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校订，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此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淳祐年间(124l-1252)全书已有10卷，附《用药指南》3卷， 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证和药物外，对药物炮炙法和药剂修制法亦有详细说明。因此它既有配方手册的作用，又有推广成药的用途。它所收的多为常用有效方剂，又多采取丸、散等剂型，有适用、易存、便利群众的优点，影响巨大。该书若干方剂如辛温宣肺的“三拗汤”，宣肺理气的“华盖散”，泻火通便的“凉膈散”，疏肝解郁的“逍遥散”，解表和中理气的 “藿香正气散”， 凉开的 “至宝丹”、“紫雪丹”，温开的“苏合香丸”，补气的“四君子汤”等，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该书也有一些方剂药味庞杂， 叙述夸张等缺点， 加之属于法定官书，曾产生拘泥于“局方”的流弊。     《圣济总录》  北宋末年，政府组织曹宗孝等八位医官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 7年(1111-1117)编成此书。共200卷， 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0，000首，前代方书几乎全被囊括。每门又分若干病证，每证先论病因、病理，次列方药与治疗。综合全书所载病证，包括内、妇、外、儿、 五官、 针灸、正骨等13科，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前数卷大量论述了当时盛行的“运气”学说。该书于金大定年间(1161—1189)、 元大德年间(1297-1307)两次刊行，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如二参丸、十香丸、茵陈汤、草豆蔻汤等都长期应用于临床。     除上述“官修医书”之外，宋代医家个人著有很多方书，有些是很有价值的。如严用和于1253年所著《济生方》，为严氏50余年临证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其后又续编8卷。惜原书已佚，现存者乃从明代《永乐大典》中所辑出。其中归脾汤、济生肾气丸、济生橘核丸、清脾散等至今仍在应用。     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174)，全书15卷， 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其他如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1075年)，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1132年)，张锐的《鸡峰普济方》(1133年)，还有《史载之方》、《简易方论》、《仁斋直指方论》(1264年)以及各科著名方书等，不胜枚举。金元著名医家，对方剂学皆有重要贡献。 总之， 宋元时期，不仅医方数量空前之多，而且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

    1174年陈言(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5卷，进一步阐述了“三因致病说”。他把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一为内因：即喜、怒、忧、思、悲、恐、惊，内伤七情，内发自脏腑，外形于肢体；二为外因：即风、寒、暑、湿、燥、火，外感六淫，起于经络，发于脏腑；三为不内外因，实际上是六淫之外的外因，包括饮食饥饱，呼叫伤气，虎狼虫毒，金疮压溺及其他偶然性因素之类。每类有证有论，有法有方，论从证出，法随论定，方法一致，辨析严谨。这种分类虽与张仲景略同，但内容有所发展，即对各类病因概括得更加具体，其范围亦较全面，因此更符合临床实际。它使中医病因学说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三因分类的原则，一直为后世病因著述所遵循。     关于病机学说，自《内经》以来，代有发展。特别是唐代的王冰将七篇大论补人《内经》之后，《至真要大论》中所专论的病机十九条，就成为后世各时期论述中医病机学说的主要依据。宋元时期医家们对此又有具体的阐发，如钱乙论述儿科病理的特点，刘完素提出了六气皆从火化的论点，并把《素问》病机十九条的38种充实为97种。朱震亨更从内在火热的病机研究中提出“相火妄动”，“煎熬真阴”；李杲则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这些病机理论，大都为后世明清医家继承与发挥。

    宋元时期，重视诊断经验的总结和脉学文献的研究。 崔嘉彦于1189年在 《难经》和王叔和《脉经》、高阳生《脉诀》等脉学专著基础上，撰《崔氏脉诀》(亦称《崔真人脉诀》、《紫虚脉诀》)一书，以《难经》的浮、 沉、 迟、数为纲，以风、气、 冷、 热主病，将《脉经》的二十四脉、《脉诀》的长、短脉等隶属其下，加以论述，精炼了脉学。尤其对牢、革两脉的鉴别，以本书为最早。该书为四言歌诀，便于习诵，颇为后人重视。明代李言闻予以补订，改称为《四言举要》，李时珍又将其辑人《濒湖脉学》一书中。     施发于1241年，在《内经》、《难经》、《甲乙经》等有关脉学的基础上，撰《察病指南》3卷。明白易晓，切于实用。其内容以脉诊为主，脉象沿用“七表八里九道”二十四脉分类法。卷下载有审诸病生死脉法。除脉诊外，尚有听声、察色、考味等诊法，为现存较早的诊断学专著。尤其本书创制33种脉象图，以图示脉，别开生面。这种描绘脉形的尝试是可贵的科学探索。事过六个世纪之后，法国人马瑞(E．U．Marey)在1860年制成脉搏描记器，才实现以科学仪器描记脉波形态的理想。     宋代的脉学专著还有刘开于1241年撰写的《脉诀》，它将七表八里脉法，总括为浮、沉、迟、数四类，分别隶于寸、关、尺三部主病，予以概述，亦别具一格。元代滑寿于1359年，撰《诊家枢要》 1卷，首论脉象大旨及辨脉法， 颇多创见。继则简析30 种脉象，比《脉经》 所列脉象有所增加，并专门论述了妇人及小儿脉法。     元代杜本在《敖氏验舌法》基础上，于1341年增补成《敖氏伤寒金镜录》，将各种舌象绘成36种图谱，其中有24图专论舌苔，4图专论舌质，8图兼论舌苔与舌质。图中所载舌色有淡、红、青等3种；论舌面变化有红刺、 红星、 裂纹等；苔色有白、黄、 灰、 黑四种，苔质有干、滑、涩、刺、偏、全、 隔瓣等描述。 对主要病理舌象，基本都已提到。每图之下还有文字说明，结合脉象阐述所主证候的病因病机、治法和预后判断等。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图并用的验舌专书，对舌诊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医家很早就进行过人体解剖，《内经》、《难经》已有关于人体解剖的记录。汉代王莽曾组织太医尚方解剖尸体进行研究，唐代《千金方》也有大略相同的记叙。到宋代，人体解剖的记述有很大发展。不但积累了更多的尸体解剖经验，而且开始据实物描绘成图。当时主要图著有二：其一是《欧希范五脏图》。它主要是关于人体内脏的图谱， 也有一些病理的论述。 如：肺之下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再下有大肠，大肠之旁有膀胱。……肾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在心之左等等。对肝、肾、心、大网膜等解剖位置和形态的记载基本正确。再如，记有蒙干生前患咳嗽，肺胆具黑；欧铨少得目疾，肝有白点。说明若干病理解剖的记述也比较符合实际。该书也有观察错误和臆说成分。其二是杨介的《存真图》。这套图谱，由下列各系统分图组成：《肺侧图》，为胸部内脏的右侧图形；《心气图》，绘示了右侧胸、 腹腔的主要血管关系； 《气海横膜图》，为横膈膜及在其上穿过的血管、食道等形态图；《脾胃包系图》，绘出了消化系统；《分水阑门图》绘出了泌尿系统；《命门、大小肠膀胱之系图》，绘出了生殖系统。所绘诸图与文字说明大体正确。后世医书，如朱肱的《内外二景图》，明代高武的《针灸聚英》、杨继洲的《针灸大成》等，都引用了《存真图》的材料，说明此书对医疗实践起到一定作用，这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比较早的成就。

   宋元时期，针灸学有很大发展。仅北宋就有 30种左右的针灸学著作，许多医书如《太平圣惠方》中，均有针灸内容。翰林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研制了闻名国内外的“铜人”并著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据《夏竦序》：铜人铸于1027年，称王氏“素授禁方，尤工厉石，……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创铸铜人为式”。两具铜人与成年男子体型相等，躯壳可拆卸，内藏脏器，外刻穴位， “浑然全身”，可谓创举。铜人体表刻穴657个， 可以按穴论病 。考试医生时，铜人体表用蜡封，体内灌水(一说汞)，针刺时如中穴则水出，未中则否。这是古代精密的医学模型，也是教育史上形象实物教学法的重要发明。王惟一同时撰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载腧穴657个，除去双穴则有腧穴354个，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相比，增加青灵、 厥阴俞、 膏肓俞三个双穴和督脉的灵台、阳关两单穴。腧穴的排列，兼采《甲乙经》与《外台秘要》之长，卷一、卷二按十二经和督、任脉的经络循行排列， 卷三讨论腧穴主治， 则分为偃、 伏、 侧、正四面和头部、面部、肩部、侧颈项、膺腧、 侧腋、 腹部、侧胁等各种部位排列，但对四肢仍依十二经次序排列。这种腧穴排列的好处，就是使人既能了解古代的经络系统，又能便于临证的需要。本书不仅当时刊刻印行，并且刻石立于相国寺仁济殿内 ，是中国针灸史上新的里程碑。     《针灸资生经》  著者王执中，字叔权，浙江瑞安县人。1169年进士，官从政郎澧洲教授。该书撰于1165年，共七卷。1220年刊行于嘉定，1231年又刊行一次。卷一分部论述头、胸、腹各部腧穴，分经论述四肢腧穴。附人临证有效的别(新)穴及附图46幅。卷二论述针灸法，尤以有关灸法居多，以及定穴、宜忌等。卷三至卷七，全部论述各种证的取穴与施治，对各科都有记载，如卷三叙述虚损、生殖、 泌尿、 消化系统疾病；卷四叙述神志、精神、 风疾、 呼吸等方面诸证以及积聚、癥瘕、腹满、 水肿等证； 卷五叙述的诸痛证与手足筋骨疾患；卷六叙述头面、 五官疾患； 卷七叙述伤寒、 黄疸、妇人胎产经带及疮疡等外科诸证，全书各证共193种。故本书为宋以前所未见的一部因证配穴、内容丰富的临证针灸专著。     本书叙述的督腧、气海腧、风市等腧穴，虽已归经并为针灸家所常用，但王惟一《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未载人。其他分别列于各篇的眉冲、明堂、当阳、穷骨、百劳等21个民间行之有效的别穴，均有一定价值。另外对魄户、大椎、巨骨、照海、申脉、育门、鸩尾等诸腧穴的辨误，以及对足三里当以犊鼻下三寸为是等考证，都是宝贵资料。本书提倡“今取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内庭两横纹相去为一寸……谓同身寸。” (《千金要方》始载此法，《针灸资生经》始用此称) 这种取穴标准一直沿用至今。其他在取穴中重视或强调压痛点和注意患者体位等，对增强疗效都具有一定意义。本书所载灸法特别丰富，如有灸劳、灸痔、灸肠风法、四花穴灸、 膏肓俞灸、 孙真人脚气八穴灸、《良方》咳逆灸、 痈疽隔蒜灸、 附子饼灸、小儿雀目灸、神阙防老灸、黄帝疗鬼邪唇里穴灸等有关历代的灸治方法，加以综合总结，可谓集宋以前灸法之大成。该书还对拘泥于人神避时论之说，予以极力反对，对遵循古书旧说，不按病变部位盲目施灸，也提出批评，反映了作者客观的研究态度和治学精神。     《标幽赋》  著者窦默 (1196-1280)字子声，又字汉卿， 河北广平肥水乡人。 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昭文馆大学士、太师，追封魏国公，谥文正，擅长针灸。该书认为人体十二经的循行顺序流注关系，是从太阴肺经开始，然后按大肠经、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络、三焦、胆、肝，然后又回归手太阴肺经。 周而复始 ，循环不息。因此，配穴上十分注意时间性。根据经络系统辨证论治，常选取膝以下的井、荥、俞、经、合穴及有特殊疗效的腧穴。并以《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为依据，分类阐述，指出疾病关键所在，以为临证施治之法则。《标幽赋》是以歌赋体裁，阐述针灸与经络、脏腑、气血等的关系、取穴宜忌、补泻手法等等， 予以综合阐述， 通俗易懂，便于习诵，成为针灸学的纲领。     《十四经发挥》  撰者滑寿，字伯仁，晚号樱宁生。原住河南襄城，后迁居仪真、余姚。幼习儒学，擅长诗文。在医学上从名医王居中学习，精通《内经》、《难经》等古医典。后随高洞阳专学针法，而擅于针灸。在针灸学术上有两大贡献：一是对经络理论很有研究， 提出奇经八脉的督、 任二脉，一在前一在后，前后包括腹背皆有专穴，和其他是奇经不同，应与十二经脉相提并论而成为十四经。二是在《素问》、《灵枢》的基础上，通考腧穴657个，辨其阴阳之往来， 推其骨孔之所驻会，图章训释， 缀以韵语， 厘为三卷，于1341年撰成此书，对针灸学发展有一定影响。         《备急灸法》  闻人耆年著于1226年，本书为讨论常见急性病证灸治疗法的专著。 如心痛、 牙痛、急喉痹、霍乱、肠痈、疔疮，骨疽等。这种灸治法可以收到与现代热敷相近似的疗效，故为临证医家所喜用。该书还附以多幅生动而形象的插图，如屈指量腧穴法，朱点腧穴法、骑竹马灸法等，都是同期其他针灸书上所没有的。     宋元间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张依据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穴位，达到治疗的目的。这一方法早在《灵枢》等书中已略有记述，南宋时有新的发展。何若愚所撰《子午流注针经》和《流注指微赋》(1153年)就是论述子午流注的。     此外， 这一时期蒙族的“蒙古灸”， 也颇著名。它是一种用油(奶油)拌小茴香，涂在毛毡上加热裹敷的疗法。还有刺血疗法，即针刺某处静脉放血，使病邪排除体外的一种疗法，是蒙医传统的外治术之一。

    宋元时期，关于内科杂病方面的理论和医疗实践都有新的发展。宋太医局专设有“风科”。《圣济总录》一书， 以1 8卷分为86个子目，专题讨论“诸风”的辨证论治。表明诊治“风证”已被置于重要地位。张锐的《鸡峰普济方》把水肿病区分为多种不同类型，施以不同治法，它为水肿病的理论研究和临证医疗，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还有其他内科杂病的专著，如董汲于1093年撰《脚气治法总要》2卷，对脚气病因、发病情况、治疗方法等，都有深入细致的探讨，如“阴阳虚实，病之别也；春夏秋冬，治之异也；高燥卑湿，地之辨也；壮老男女，人之殊也”。并根据这一原则，订出四十六方，分总治法、寻常法，治其偏阴、偏阳，治老人血枯、治虚、实、风、湿与风湿相兼、风湿夹虚、风湿瘴疠， 以及外治法等等， 是一部较全面的脚气病专著。李杲的《脾胃论》可谓内科脾胃病的专书，其中许多方剂对内伤杂病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葛可久于1348年撰《十药神书》一卷，创制1O首良方。如甲字十灰散， 乙字花蕊石散等， 分为止血剂、止嗽剂、祛痰剂、补养剂等。还具体地阐述了证的分型与方的分类，为治疗肺痨病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则，得到医学界的重视。

    唐代以前称战伤谓之金创折疡，并无明确的外科、伤科之称。宋代陈自明著《外科精要》，标志着外、伤科的确立。     宋、 元时期皆有疡科专门设置。 由于长期战争，特别是蒙古族崇尚骑射，因金创与跌打损伤的救助需要，促进了外伤科的发展。金元时期专设有正骨兼金镞科，正是这种需要的结果。         外科专著有《急救仙方》，撰年不详，原书早佚，《四库全书》重辑为六卷本。内容有发背、疔疮、眼病、痔瘘、杂疮与杂证，包括内、妇、儿各科一些治疗方剂等。 这时期， 一般认为痈疽为内热证。《太平圣惠方》最早载述了“内消”与“托里”的治法。《圣济总录》提出“痈疽内热，甚于焚溺之患，治之不可缓”。并主张内外兼治。又提出痈疽初起时，要区分疽、痈、疖的差别，按病变过程采用不同治法。其手术器械已有刀、针、钩、镊等。还总结出“五善”、“七恶”，做为判断预后的依据。还有《卫济宝书》一卷，约撰于12世纪初年，原撰人佚名，东轩居士增注。书中主要论述痈疽证治，癌、瘭、疽、痼、痈五发图说以及试疮溃法、长肉、溃脓法、打针法、骑竹马灸、灸恶疮法等，并介绍了40首外科方剂的应用，最早记载了癌字(此指深部脓肿，并非恶性肿物)。其后杨士瀛于1264年， 撰写《仁斋直指方论》一书， 描述癌为：“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 穿孔透里……”， 实际上，这种论述已认识到某些癌肿的特征。李迅于1196年，撰《集验背疽方》一卷，原书已佚，现存书为《四库全书》辑佚本。该书特别指出发疽有内外之别：外发者体热、肿大、多痛，易治；内发者不热、不肿、不痛，为脏腑深部病患，则较难治。这是重要的发现，已接触到不同性质肿物的规律。陈自明于1263年撰成《外科精要》3卷。强调外科用药， 亦应根据脏腑经络虚实，因证施治，不可拘泥于热毒内攻之说，遍用寒凉克伐之剂，这样把辨证施治的原则运用于外科临证， 对后世也很有影响。 齐德之于1335年，撰《外科精义》2卷。 上卷共论疮肿等35篇；下卷载汤、丸、膏、丹共 145方。该书对外科疾病的病因、 病机和诊断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观点。 在治疗上，灵活应用温罨，排脓提脓拔毒和止痛等多种方法，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宋元时期外科学领域中的新成就。     宋元时期的伤科虽无专著产生，但却有显著发展，特别在元代，《永类钤方》与《世医得效方》两部著作中的有关内容，对骨伤科具有重要贡献。     《永类钤方》一书，为李仲南撰于1331年，共22卷。最后一卷为《风损伤折》，即骨伤科专篇。《世医得效方》一书，为危亦林撰于1337年，共20卷，对整骨金镞设专篇论述，水平较高。二书载有丰富经验， 如： 头、脊椎、胸、肋、肱、前臂、指、髌、小腿骨等部的骨折与颈椎、肩、肘、髋、膝、髁等关节以及髌骨的脱位之整复与固定。所载肱骨骨折整复法与现代相同。对“手腕失落”、“手盘出臼”的整复方法“用衣服向下承住，用手拽伸，撙按，一伸一折，摇动二、三次”。然后“使手捻住，贴药夹缚”固定。这种腕关节脱臼的整复方法同目前使用的整复方法也基本一致。书中还有关于前臂骨折所用四块小夹板固定治疗的记录，同目前所用方法也大体相同。这种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方法，是《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的原则和方法的新发展。对膑骨骨折后，关节内形成血肿，其治疗“须用针刀去血”，不使破碎骨块在密闭的充满血肿液体的关节囊内浮动。贴药后用“竹箍箍住”，这可能是后世“抱膝器” 的前身。 对颈椎骨折脱位，提出“用手巾一条，绳一茎，系在房上，垂下来。 以手巾兜缚颏下， 系于后脑， 杀缚， 接绳头”，令患者端坐于大型酒坛上，然后以脚踢去坛子，进行牵引复位。这种悬吊复位法，是伤科史上的创举。近代英国医生达维斯(Davis) 1927年才提出悬吊复位法。 二书所载医疗器械有： 针、剪、刀、钳、 凿、 麻线、 桑白线等。 特别是创制了缝合针——“曲针”，引丝线或桑白皮线，由内向外逐层缝合，堪称为伤科史上的重要发明。书中关于麻醉法的记载也是重要成就之一。危氏主张在骨折脱臼进行复位之前，应行麻醉，然后施术。使用的麻醉药物有蔓陀罗、 乌头等， 并指出必须按患者年龄、体质、出血等具体情况决定用药的剂量，这些要求与现代医学麻醉原则基本相同。在欧洲19世纪中叶发明乙醚、哥罗仿等现代麻醉药之前，日本著名外科医生华冈青州于1805年，使用蔓陀罗作为手术麻醉药,被誉为世界麻醉史上的佳话和先例， 其实此药仅为本书所用药物之一种，而且约晚 450余年。        在兄弟民族医学中，蒙医伤科也有丰富经验。《蒙古秘史》等文献载有用烧红的铁烙烙治流血伤口，用蒸气热罨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牛羊瘤胃内反刍物作热罨疗法，用热血浸疗治好箭伤等等。《元史》载有成吉思汗名将布智儿“身中数矢，太祖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随苏”。后来这些治疗经验在实践中发展成为蒙医独特的各种外伤治疗术。

    宋元时期，妇产科很发达，产生一批妇产科专著。如杨子建于1098年撰《十产论》一书，详述横产、倒产、坐产、碍产等各种难产以及助产方法，是一部较好的妇产科专书。其中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位术的最早记载。《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和虞流在1140年撰《备产济用方》一书，载有“催生丹”，主要用全兔脑制成，现在已知脑垂体后叶素具有促进宫缩作用。妇产科成就最大的是陈自明(1190-1270)所著《妇人大全良方》。 陈氏为江西抚州人， 三世医家， 曾任医学教授。对医学理论、伤寒诸证及痈疽外科等方面均有独到研究，尤精于妇产科。《妇人大全良方》撰于1237年，共24卷， 分8门， 260余论。在妇科方面有调经、众疾、求嗣三门。调经门，分别记载有关月经的生理及其异常的诸种证候和治疗。众疾门载有痨瘵 (结核)引起闭经等一般常见的妇科疾病。 求嗣门，指出劳伤血气、经血闭涩、崩漏带下三者均可导致不育。在产科方面有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五门。 胎教门， 记载妊娠各期的胎儿发育状态。候胎门，记载妊娠的诊断及孕期中应禁忌的药物。妊娠门，记载一般的孕期卫生及妊娠所特有的疾病。难产门，所载各种难产大都与《十产论》内容相似。产后门，记载产褥期的护理及产后感染产褥诸证。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总结性妇产科专著，并长期为后世所应用。

    宋元时期，儿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专科，并取得重要成果。     儿科学专家及专著中，以钱乙和他的《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为著名代表。钱乙(1035-1117) 字仲阳，山东郓州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专业儿科四十余年，积有丰富的临证经验。后经其弟子阎孝忠 (又作季忠)于1119年把他的理论和经验整理成《小儿药证直诀》，共3 卷。卷上为脉证治法，载小儿诊候及方论；卷中具体收载钱氏小儿医案23例；卷下载诸方，论述儿科方剂的配伍与用法。该书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生理上“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 治疗上， 主张以“柔润”为原则，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强调补泻要同时调理，以善其后。根据这些原则，创制了一些儿科专用方剂。如治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疗小儿心热的导赤散，治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异功散，以及治肾阴不足的六味地黄丸等，皆有佳效，为后世医家所常用。对于痘疹(天花)、水痘、麻疹等发疹性儿科传染病，已能进一步鉴别，并详载其证候及治法。总之，该书颇有创见。因此对后世儿科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宋代儿科方面还出现几部痘疹专书，如董汲于1093年撰有《小儿斑疹备急方论》，陈文中1253年撰有《小儿痘疹方论》一卷，均论述了痘疹病源的治法并附有方药。《小儿卫生总微方论》一书，发现小儿脐风与大人破伤风为同一种疾病， 并发明用 “烙脐饼子”烧烙断脐，以防脐风。在1884年德国医学家尼可莱尔(Nicolaier)发现破伤风杆菌以前600年，这种见解和方法是十分可贵的。本书还载有骈指截除等小儿先天性畸型疾患的治法，有一定价值。     至于儿科诊断的方面，宋代又发明了指纹观察法。如刘昉于1150年撰写的《幼幼新书》中载有虎口三关指纹检察法，《小儿卫生总微方论》中记载有10种不同指纹的形状及其所主证候等，至今被儿科临证所沿用。 元代较好的儿科专著为 《活幼心书》，1294年曾世荣撰，共 3卷。卷上将儿科疾病编成歌赋75首；卷中将儿科疾病分别立论43篇，附补遗8篇；卷下信效方，选录切于实用的儿科验方。     总之，宋元时期的儿科学成就是比较突出的。

    法医学是特殊的应用医学。中国早就有法医检验。《礼记·月令》载瞻伤、察创、视折、审断等就是法医学的萌芽。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掘出大批竹简，大部分为秦律问答，治狱文书程式等。其中有些简文即属法医学方面的珍贵资料。如因斗殴外伤导致流产时，对胎儿的检验及对母体的活体验证，颇为科学。五代时，曾于梁代举进士、于唐代任翰林学士、晋代任中书侍郎、汉代任太子太保、周代又升为太子太傅的和凝及其子和蠓(宋太平兴国间进士、官至道间知制诰)于951年，撰 《疑狱集》一书， 载尚书李南为长沙县令时的“李公验榉”一案，巧辨榉柳伪伤，十分生动。该书为中国现存较早的法医著作。宋代法医学显著发展，是与宋廷推行严厉的刑法，企图以此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有关，因而“讼师”业盛行。与此相适应，对法医学的知识要求更高。因此，出现内容更丰富的法医学著作。最初有佚名的《内恕录》,南宋时期，有郑克的《折狱龟鉴》(1131-1162)载395个案例，提出“情迹论”，重物证，反对酷刑。桂万荣撰《棠阴比事》(1211)载144 例。后有《检验格目》与《检验正背人形图》等著作问世。标志着法医学日益走向规范化。这些具法医内容著作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真正具有重大价值，并且影响于国内外的法医学专著，则为宋慈的《洗冤集录》。     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 进士出身， 属于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改良派 ，有一定的进步性。他总结了三次出任刑狱官的执法经验，并请教于医师，于1247年，撰成《洗冤集录》 5卷。卷一、二为条令、检验总论，包括人体解剖、验伤、 验尸、 现场勘察等。并强调法医必须带领忤作迅速前往， 即时亲验。 验尸时，切勿厌恶尸气，高坐远离，香烟熏隔，任听忤作喝报。检验程序，分为初检、复检，并详细规定各种验尸格式和方法，先看顶心发际、耳窍、鼻孔、喉内、粪门、产户，凡可纳物去处，恐防暗插钉签之类。甚至光线明暗，均在考虑之内，足见检验之精细。卷三、四、五为验骨，对各种机械性死伤原因的鉴别，着重于区别或鉴定其为何物所伤，是生前伤还是死后伤，是自杀还是他杀。并提出，伤口皮肉内收，死后肌肉收缩者为自杀，否则为他杀。当事者有可能用于自杀或谋杀的动物、植物、矿物等各种毒品。各种急救与解毒方法。本书材料充实，内容丰富，论说简明，分析透彻，语言形象而生动，非常切合实际。数百年来，“听讼诀狱，皆奉《洗冤录》为圭臬”，成为处理死伤狱断案的法典和依据。从13世纪到19世纪末，在国内一直沿用600 多年，后世的法医学著作，大多以该书为蓝本写成。它比国外最早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即1602年意大利出版的菲德里(Fortunato Fedeli) 所著 《新编法医学》一书，早 350年。因此出版后，很受各国重视，先后被译为朝、 日、 英、德、俄等多种文字，流传于国际间，成为各国审理死伤案件的重要参考书。该书也有若干局限和不科学的内容。     元代于1279年有《结案式》一书，有一半法医学内容， 首次同时提到了法医学尸体检查、 活体检查、 物证检查三大组成部分， 发展了《洗冤集录》。1308年王与撰《无冤录》，纠正了《洗冤集录》中的某些错误，报告两例死后分娩情况，考证了“滴血验案法”的历史等等，该书对古朝鲜、日本均有一定影响。

    宋元时期，整理了前代的本草文献，总结了当代全国药物调查成果和临证方药的新经验，对药物辨识、采集、栽培、炮炙、应用以及药政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同时期世界药物学领域占领先地位，对后世本草学、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973年(开宝六年) 宋廷诏令刘翰和马志及其他翰林医官共九人重修本草。 他们在 《新修本草》和《蜀本草》 的基础上， 以陈藏器《本草拾遗》为参考，增加 134种新药，并作注解，勘正名称，经翰林学士知制诰扈蒙、翰林学士卢多逊等勘定初稿20卷， 定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974年)又经翰林学士李肪及集贤院修撰王佑、扈蒙等重新校勘，共20卷，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共载新旧药物 983种，不仅增加了药物数量， 而且改进了分类法。 经过80年之后，到1057年(嘉祐二年)，由掌禹锡、林亿、苏颂等在《开宝重定本草》的基础上，再重新编撰。经 3 年编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经》(简称 《嘉祐本草》)，次年(1061年)12月刊行。全书 21卷，但附以《蜀本草》、《日华子诸家本草》、《药性论》等书，并吸收了诸子百家各方面有关药物知识。全书共载新旧药物1083种。 虽然书已亡佚， 但其内容尚散见于《证类本草》和以后的本草书中。由于该书采集较广，对保存医药资料有一定贡献。1058年，宋廷曾向全国征集各州郡所产药材标本及实物图谱，并令注明开花结实，收集季节以及功用等。凡进口药材，则要求查询收税机关和商人，辨清来源，选出样品，送交汴京。全国 150多个州郡的标本和药图，被集中起来研究整理，这又是一次全国规模的药物大普查，为世界药学史上的壮举之一。这些资料经苏颂于1061年(嘉祐六年)主编成《本草图经》。全书共20卷，载药780条， 其中增加民间草药103种。在635种药名下共绘制 933幅药图，成为中国第一部刻版药物图谱，对后世本草图谱的绘制很有影响。该书重点讨论了药物的来源和鉴别，把辨药和用药结合起来，还收载了大量单方验方。     《日华子诸家本草》  是宋初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个人本草著作。“……四明人撰，不著姓氏， 但云日华子大明， 序集诸家本草，近世所用药， 各以寒温性味， 华实虫兽为类，其言功用甚悉，凡二十卷。” 该书虽早佚， 但其内容被收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书中，仍有一定影响。     《证类本草》  宋代个人编著的本草较多，其突出的代表作是唐慎微的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慎微 (约1056—1093)字审元，原居蜀州晋原，后被蜀帅李端伯召至成都，行医多年，因而称为华阳人。世医出身，学习刻苦，对经方尤为专长，成为当时一代名医。其治病不分贵贱贫富，不避风雨寒暑，有求必应，医不重酬，但重得方，所以求得广泛知识，收集了民间和历代本草文献上的大量资料， 在此基础上， 他把《嘉祐本草》 与《本草图经》合而为一， 约于1098-1108年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32卷，载药1558种，达60余万言。新增药物476种，如灵砂、桑牛等皆为首次载入。每药均有附图，查阅时有按图索骥之便。 在药物主治等方面， 详加阐述与考证。 每药还附以制法， 为后世提供了药物炮炙资料。如《修事指南》，便是抄录该书有关炮炙部分而成。 全书附载古今单方验方 31300余首， 方论1003余条，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方药经验，是宋代药物学最高成就，在中国药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证类本草》刊行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后经赵佶(徽宗)命杭州仁和县尉艾晟加以修订，并加上赵佶的年号，改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 (简称《大观本草》),于1108年作为官修本草颁行。1116年再修订称《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1159年又修订称《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249年又由张存惠整理刊行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共三十卷，载药1748 种。此书流传500余年，一直为本草学的范本。至李时珍撰《本草纲目》时，仍以它为蓝本。李时珍评价该书说：“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     在《证类本草》之后，一些有关药理、药性的著作相继出现，它是宋代药物学重大成就的另一标志。         《本草衍义》为寇宗奭撰于1116年。全书共20卷，载药 460种。作者认为，医家临证处方全凭了解药理，故对一般常用药物作了进一步阐述。对于辨认药物的优劣真伪，常用调查和实验的方法来证实旧说之是非，如亲自检视鹳巢，观察鸬鹚，饲养斑鸠等。又如指出“常山，鸡骨者佳。”临证实践和现代研究证明，小枝黄常山、即鸡骨常山的药效确为最强。再如，“葶苈用子，子之味有甜、苦两种，其形则一也。《经》既言味辛苦，即甜者不复更人药也”。这是作者凭自己的丰富经验和比较各家之说后得出的结论。该书还记载了升华法精制砒霜、结晶法精制芒硝等制药法。作者还指出前人对药物性味功用记载上的一些谬误，如《本经》说天门冬久服轻身延年， 而本书则定 “治肺热之功多，其味苦，但专泄而不专收，寒多人禁服……”等。在本草理论上寇氏提出气味新说。《本经》最早载述的是“气味”， 他认为：“ 寒热温凉是药性”，酸苦甘辛咸是药味，“ 香臭腥臊” 则是药气。 例如说，某药性寒，不能说气寒，如此等等。清人杨守敬说：“寇氏……翻性味之说，而立气味之论……本草之学，自此一变。”因而，此书对后世有相当影响。     《宝庆本草折衷》是民间节要性本草的代表著作。为民间杰出医学家陈衍所撰。陈衍字万卿，号丹丘隐者，浙江黄岩人。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医德高尚，治学严谨。所以该书吸取了历代本草编纂的教训，取材慎重，编述简要，具有较高的实用和文献价值。全书20卷， 载药789种。今存14卷，载药523种。本书着重讨论药性， 并以疗效作为归纳药性的根据。如薄荷、假苏、水苏、香薷、石香柔等皆可“理风解毒热”，故其“性之凉必矣”，而前代本草 “悉以温称。 殆非所宜”，表明了该书特点。     金元医家对于药物的性味功用等亦多有发明。如张元素的《珍珠囊》，是金元时期的本草名著。该书虽只讨论了 113种药物，但其内容却很丰富，包括“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 (李时珍语) 特点是对药物归经学说和脏腑标本用药式，有重要发展。又如朱震亨著《本草衍义补遗》，是发挥和补充寇宗奭《本草衍义》一书的。再如李杲的《用药法象》则是阐发《珍珠囊》一书而来的。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又是在《珍珠囊》和《用药法象》两书基础上，充实了张机、成无己等各派学说。该书对法象药理、各病主治药、用法、修制以及238味常用药，作了系统的论述。     宋代在药物炮炙上也有显著进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用的炮炙方法，比《雷公炮炙论》大有进步。加之由政府颁行，很多是采用《局方》做法的，如水飞、醋焠、镑、爁、纸煨、面煨、烧存性、煅、浸、煎、蒸、炒、火焙等。当时，还发展了用酒醋炮炙药物的方法， 如酒炒、 酒蒸及醋炒等，使药物能更好更快地发挥治疗作用。酒制可以有助活血，醋制可以增加收敛，说明炮制的目的已不单纯是抑制药物的副作用，而且能更进一步增强或改进它们的功效。     值得提及的是《苏沈良方》(1075年)和《证类本草》二书都记载有“秋石”(尿甾体性激素)的制备法，分为阳炼、阴炼两种。其中阳炼法成功地应用了皂甙沉淀甾体这一特异反应，从而在1061年以前“就已勾划出二十世纪优秀甾体化学家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成为世界制药化学史上的光辉业绩。在丸药加工制剂技术上和理论上亦有新的发展， 创造了糊丸， 水泛丸，以及化学丸剂等。阿拉伯传人的金银箔丸衣促进了朱砂衣、青黛衣、矾红衣，麝香衣等多种丸衣的发展。对于药物的矫味矫臭方法也有较大改进，如寇宗夷说：“厚朴有油味苦，不以姜制则棘人喉舌”等。元代齐德之在《外科精义》中介绍了360种药物的炮炙方法，均有参考价值。     在食疗方面，《太平圣惠方》中载有水肿病食鲤鱼粥或黑豆粥，咳嗽食杏仁粥等疗法。尤其元代皇家厨师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一书，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般饮食卫生法则。如夜晚不可多食，食后要漱口，睡前刷牙比晨旦刷牙好等，并列述妊娠和乳母的饮食忌宜。例如对各种点心、菜肴的成分和烹调方法等，均详加阐述，书中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附录版画20余幅，图文并茂，为中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与食治疗法的专书，也是一部古代有价值的食学。     还有著名的蒙医马奶酒疗法。马奶酒原为蒙族人民的常用饮料，后来普遍应用于医疗上。《蒙古秘史》一书，就有元代以前蒙古人用马奶酒救治受伤大出血昏厥病人的记载。到元代，用马奶酒治病已驰名中外。

    刘完素(1120-1200)字守真，号宗真子， 又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人，故称河间学派。     刘完素曾拒绝金章宗完颜璟三次招聘，不愿做官， 被赐号高尚先生。他行医于民众中， 受到欢迎。至今河间一带尚有纪念他的遗迹。他是当时医学界最早敢于创新的一位医家，开辟了金元医学新境， 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治学态度严谨，具有独立的学术见解，不流于习俗。为探讨疾病发生的机理，他25岁开始研究《素问》，直到花甲从未中断。据清代《四库全书》载，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但可靠而价值较大的只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刘完素对当时盛行的“五运六气”学说非常重视，但并未拘泥于它的教条。他一方面主张：“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一身之气，皆随四时五运六气兴衰，而无相反矣”。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主性命者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并不认为人体发病完全受五运六气的格式所支配。他反对机械的搬用运气学说于医学实践上，把某年主某气发某病的格式固定下来。他说：若坚持如是观、如是作，就只能得出“矜己惑人而莫能彰验”的荒唐结果。     刘完素突出的学术思想是提倡“火热论”。他认为伤寒临证各种证候的出现多与火热有关，而《内经．素问》病机十九条中，与火热有关的居多。再者， 六气之中，暑火居其二， 而风、湿、燥、寒在病理变化过程中都能化火生热，并且火热又往往是产生风、 燥等原因。 所以强调“六气皆从火化”，火热是伤寒多种证候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他大力提倡的“火热论”内容及论据。     据此，刘完素在伤寒病证的治疗中，以清热通利为主， 善用寒凉药物， 故后世亦称之为“寒凉派”。     但是，“寒凉派”在临证用药时也并非一味地寒凉。例如《宣明论方》一、 二卷论述煎厥、 薄厥、风消等62证中,用寒凉药者不过1/6，其他广泛使用的都是附子、干姜、官桂、 肉蔻等温热药物。可见，“寒凉派”讲“火热论”，只是从火热病的多发性和普遍性这个角度加以强调，而在实质上仍然是注重辨证论治的。     刘完素学说的主要局限是没有明确论述火热病的内在因素。

    张元素(1151-1234)字洁古，金代易水(今河北易县)人。故亦称易水学派。     张元素8岁试童子举，27岁殿试，因“犯讳”下第， 于是弃仕途而学医。他与刘完素有密切交往，曾治愈刘完素的伤寒证，经20年的刻苦攻读与总结经验，在祖国医学中独树一帜。     张氏平生著述甚多， 相传有《医方》30卷， 《药著难经》、《洁古家珍》、《洁古本草》、《医学启源》、《珍珠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产育保生方》、《补阙钱氏方》等。但多已早佚，现仅存《医学启源》、《珍珠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药著难经》四书。     张元素是与刘完素同时代又一位主张革新的医家。他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革新主张，并在临证上发展了脏腑辨证和药物归经的理论。他采纳了《中脏经》分辨脏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的主要观点，结合实际经验，制定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对脏腑的辨证用药都按温凉补泻加以归纳，形成规律。这个用药式，可以举一反三，应变不尽，给辨证处方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成了脏腑辨证用药的一种通用程式，对推广贯彻辨证论治原则起到一定作用。     张元素另一成就是关于药性、药理的新见解。他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关于气味厚薄、寒热升降的理论，作了发挥，提出“气味中又分厚薄，阴阳中又分阴阳，气薄者未必尽升，气厚者未必尽降”的主张。对于临证用药很有指导作用。还对《素问·脏气法时论》关于五味与五脏“苦欲”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新的论述， 既根据五脏的苦欲， 安排有针对性的药物；又指出同一药物因五脏苦欲不同，其补泻作用也发生变化。如同一酸味的芍药，不但能敛肺，而且能泻肝。同是苦味药，则白术用以补脾， 黄芩用以泻肺， 黄柏用以补肾等等。可见，每药的特定性味，其补泻作用是依各脏苦欲不同而不同的。这些高于前人水平的药性、药理专论,对祖国医药学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李时珍曾高度评价张元素“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     在药性、药理方面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张元素倡导的“药物归经”说和“引经报使”说。《珍珠囊》一书，每味药几乎都有归某经的说法。关于归十二经诸种药物的论述，在张氏著作中随处可见。“归经”和 “引经”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归经” 是指某药人某经， 对治疗该经之病力专而效宏；“引经”亦指某药入某经，但主要作用，则是引他药人该经， 在方剂中起 “向导”作用。临床上，恰当的运用 “归经”和“引经”药物， 作到药性有专司，制方有专主，就会提高疗效。因此，自《珍珠囊》以后，“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之说，逐渐成为临床用药的基本原则之一。     张元素的药理学说也是有其局限性，如黄柏辛润、芒硝软心等有主观臆测成分。

    张从正(约1156-1228)字子和，号戴人。 金代睢州考城 (今河南睢县兰考一带)人。 平生勤奋好学，披阅诸子百字，学识渊博。主张“古方不能尽治今病”，具有革新精神。他指出应当更正《圣惠方》、《诸病源候论》 等书之误， 又批评了当时 “强补”之风。     张从正曾 “从军于江淮之上”， 做过一段军医。1217-1221 年被召补为太医，后辞归，行医民间。他与麻知几、常仲明等医家讨论医学，著《儒门事亲》一书，其中前三卷凡三十篇为张氏亲撰。     张从正反对囿于“局方”，滥用温燥，理论上力倡攻邪，临证中善于攻下，因此被后世称为“攻下派”。     张从正的“攻邪论”，对补泻关系强调泻，对攻邪与扶正关系强调攻邪。认为：“邪去而元气自复”，否则“补之适足资寇”。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认为无论是在天之邪(风寒暑湿燥火)，在地之邪 (雾露雨雹冰泥)，或者水谷之邪(亦称人邪：酸苦甘辛咸淡)，这些致病因素， 都非人体所素有的。 一经致病， 就要攻治，病去则止，不必尽剂，更不可迷信补药。 攻邪的方法， 以《伤寒论》的汗、 下、 吐三法为基础；凡风寒诸邪病在皮肤间、经络内的，可用汗法；凡风痰宿食，病在胸膈或上脘的，可用吐法；凡寒湿痼冷，或热客下焦等在下的疾病，可用下法。他对汗吐下三法应用的范围很广，《儒门事亲》载：凡是灸、蒸、渫、洗、熨、烙、 针灸、砭射、 导引、按摩等解表之法，都是汗法； 凡能引涎、 豁痰、催泪、喷嚏等上行之法，都是吐法；凡能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等下行之法，都是下法。这样发展了三法的应用，积累了新经验。     但是，张氏并非绝对主张只攻不补，对于体质虚弱的患者， 还是要设法滋补的。 他说过：“亦未尝以此三法” 遂弃众法， 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对于补法，他根据《内经》关于五味人五脏的传统理论，认为凡能增益五脏者，均可谓之补。促使病人进食，才是真补之道，其他补养药物只能是辅助性的，唯人参、黄芪是补的论点是不对的。     张从正论病十分重视社会环境、精神因素等致病作用。 认为“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 扰攘战乱之时， 民多易病，而且“官吏尤甚”。“九气”(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作祟，多生疾病。 因此在治疗实践上，张氏特别注意因时(天气之寒温)、因势(“天下少事”或 “多事”)、因地(南方北方)、 因人(贫富贵贱、 禀性、体质)制宜，他把这一原则叫作“达时变”。这些，都发展了《内经》中的整体观，特别是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祖国医学中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容。他的一些独特的精神疗法(心理疗法)和许多用药经验，详载于《儒门事亲》一书。     张从正还竭力反对“不考诰典，谬说鬼疾，妄求符篆，祈祷辟匿，法外旁录”的迷信活动和庸医作风。     总之， 张氏的学术主张： 实则应攻，虚则可补；有邪应攻，邪去正复；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则须药攻；药不可久服，中病则止。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对扶正与攻邪，补或泻的关系，他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片面性，在临证实践上，三法也不能代替八法。然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的“攻下法”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宋金皇族贵戚、将军臣宰等特权阶层，好补成风，张从正敢于积极反对纯用补法，这种不趋炎附势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张从正任职于太医院仅四年就告辞回家了，很可能是因为“不合时宜”。

    李杲(1180-1251)字明之， 号东垣老人。金代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出身于富豪之家。早年母患病，为庸医所误，临终不知何证。当时李杲尚不明医药，深感内疚，乃发愤学医，捐千金事张元素为师， 继承并发展了易水学派， 成为一代名医。李杲发挥了张元素脏腑辨证之长，区分了外感与内伤， 创内伤脾胃学说， 在治疗上善用温补脾胃之法，故被称之为“补土派”。他的代表作是《脾胃论》， 其他著作有《内外伤辨惑论》、 《兰室秘藏》等。     李杲学术思想的中心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自《内经》以来，“气”被看作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源泉， 它既是脏腑的功能， 又是脏腑的产物。 《内经》说：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这是强调了胃气的决定性作用。李杲发挥了这一见解，提出脾胃是运化水谷供一身兀气之本。因此，脾胃内伤则元气自衰，自然是“诸病所由生也”。(《脾胃论》)     据此，李杲提出许多创见。首先，他把内科疾病概括为外感与内伤两大类，并且通过病性、脉象及各种证候表现的对比，详细地论述了二者的鉴别要领，对临床诊断与治疗都有指导意义。     其次，关于造成内伤脾胃的原因，李杲概括主要三条：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 (同时也谈到寒温不适不仅是外感致病因素，也是内伤脾胃的重要原因)。具体说，大喝大饮造成的“饮伤”、饥饱失常造成的“食伤”以及药物失当导致的“肠胃复伤”等，属于“饮食不节”酿成内伤的原因。又论述了由于战乱奔波，“形体劳役”，造成脾胃损伤， 是内伤的又一病因。 特别分析了“因喜、怒、忧、 恐损耗元气， 资助心火”，结果损害脾胃，导致内伤疾病的发生。他还认为这几种因素是错综交织的，而精神因素在内伤脾胃发病过程中，常常起着先导作用。这些病因的分析，具有时代特点：是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的，金元战乱，野蛮统治， 精神摧残， 人民群众饥寒交迫，灾难深重。李杲脾胃内伤学说，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这种治学方法应予高度评价。     上述理论导致李杲在临证实践上，，善于运用分别补上、中、下三焦元气，并以补脾胃为主的原则，采取了一套以“调理脾胃”，“升举清阳”为主的治疗方法。 如治肺弱表虚证， 用“升阳益胃汤”；治脾胃内伤，用“补中益气汤”；治肾阳虚损， 用“沉香温胃丸”。 三者虽然分别为补肺、脾、肾三焦元气的专方，却都离不开益胃、补中、温胃。这就是三焦元气以脾胃为本的理论在治疗上的具体应用。仅就调理脾胃而言，他也总结了丰富经验。如除补中益气之法外，还有温胃之法、安胃之法、清胃之法、强胃之法等等。     李杲在临证用药方面，也遵循了易水学派关于“升降浮沉”、“引经报使”、“气味厚薄”、“分经”用药之说，主张“主对治疗”，即对准主要脉证制方用药。还提出了“时、经、病、药，四禁的用药规律。所谓“时禁”，就是按四时气候的升降规律，相应的选用汗、吐、下、利等治法；所谓“经禁”，就是要分辨六经脉证运用方药；所谓“病禁” 就是要避免 “虚虚实实”之误；所谓“药禁”，就是根据病情慎用或不用某些药物。这些，是把辨证论治的原则更加具体化了。     李杲学说的局限性是，重视了胃阳而忽略了胃阴，再者也未把许多大疫与脾胃损伤导致的诸病完全区分开来，因此治法上也有一定偏向。后来清代叶桂提出“养胃阴”的见解，对内伤脾胃病的处理就更全面了。还有，李杲的研究侧重了脾胃与肺、肾间的相互影响，而对脾胃与心、肝之间的影响则无明确论述。这样，他在精神因素与机体关系上发展了祖国医学的整体观，可是在脏腑联系的整体观方面又表现了不足。

    王好古(1200-1264)，字进之， 又字信之，号海藏老人， 元代赵州(今河北赵县)人。 为“医之儒者”，博通经史，曾以进士官本州教授。青年时期尤好经方，因与李杲同学于张元素门下，后复从李杲习医，尽得其传，成为易水学派又一名家。平生著述甚丰,现存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皆为历史上重要医学文献。     王好古医学造诣颇深，其独到之处是创立了阴证学说。他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广泛研究了《内经》、 《伤寒论》的阴阳脉例， 并对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等有关阴脉的论述，以及张元素关于内伤三阴的证治等等，提出了关于阴证一系列的新见解。首先，指出了“伤寒”是“人之大疾”，而阴证尤为严重，原因是它“难辨而难治”。其所以“难辨”， 是因为阴证的“变证” 复杂，如阴证似阳、阴盛格阳、内阴外阳等等。若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就会以阴为阳误治贻害；其所以“难治”,是因为阴证由脾肾两虚(特别是肾虚)的内因起着主导作用。“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先后天之本均有虚损，自然是外邪易入了。其次是关于阴证的鉴别，强调了口渴、咳逆、发热、大便秘结、小便不通、脉沉细或虽然浮弦但按之无力等，为重要标志。最后，关于阴证的治疗，王好古着重于保护肾气，增强体质，强调温养脾肾的原则。所谓“少阴得藏于内，腠理以闭拒之，虽有大风苛毒，莫之能害矣”。并特别指出了“温肾”法的重要性。他这些关于阴证的理论观点与实际经验，既补充了张仲景之学，又发挥了易水派之说。     王氏在临证实践中还扩大六经病的治疗范围，打破了伤寒与杂病的界限。既把六经辨证的原则用于杂病，又把杂病方药用于六经诸证，将伤寒与杂病的治疗统一起来。因此，他在选方用药上更加善于加减化裁， 灵活变通。 如四物汤的加减有60余种，理中汤的加减有1 8种，平胃散的加减有30种，等等。这就扩大了很多方剂的应用范围，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王氏在《医垒元戎》中按三焦寒热、气血寒热区分病位，选用方药，对后世三焦辨 证和卫气营血辨证的产生，具有启蒙作用。     王好古学术见解的不足处是：在诊断上重于望诊、切脉，而略于闻诊和问诊；在治疗上注重了温肾阳，而忽视了滋肾阴。其他还有些封建的伦理观念也加杂在其医学著作之中，这是需要进行分析并加以区别对待的。   

    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世居丹溪之边， 故以之为号。早年习举子业，30岁时，有志于医，34岁，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 (字文悫，元代理学家)为师， 成为理学家。这对他后来医学思想有很重要的影响。朱震亨转攻医学的直接动机是感于亲属多人殁于药误。他对医学理论的追求和研习，非常发愤刻苦，遍历吴中、宛陵、南徐、建业数郡；同时还表现了竭诚谦逊的优良品格，为求见著名医家罗知悌竟能恭候于门前达三月之久。 在治学方法上， 他善于广取诸家，对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达到较高水平。在实践上，又亲手治好母亲和许谦的病，最后得出“ 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 的结论，成为当代敢于创新、很有见地的医家，数年之间，名贯江浙。 然而朱氏仍布衣蔬食， 清修苦节。 有求医者 “无不即往”，“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可见，他不仅有很好的医术，而且有高尚的医德。朱震亨到过南方各主要城市，对上层的生活颇为熟悉。其主要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伤寒辨疑》、《外科辨要新论》等，其中前二书最为著名。     朱震亨学术思想的基本点是： 力倡在 “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     他充分研究了《内经》以来各家学说关于“相火”的见解，如《内经》中“少火”、“壮火”之 说，刘完素的“火热论”，李杲的阴火说等，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内在火热的病机，并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发挥，阐明了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相火之常为生理， 它“惟有裨补造化， 以为生生不息”。正所谓“人非此火不能有生”；相火之变为病理，“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势甚彰，其死甚暴”，正所谓“相火妄动”、“煎熬真阴”。换言之，相火之动是根本的，永恒的。但正常的动属“生”，为生理；异常的动属“贼”，为病理，这是相火的两重性。这个理论，既补充了刘完素的“火热论”，也发展了李杲的“阴火”说。朱震亨还联系自然界天阳大于地阴，人身的精血难成而易亏，加之“人之情欲无涯”，相火易于妄动，因此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据此在临证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善用滋阴降火之剂，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但是，只凭滋阴降火的药物也还不能完全解决“相火妄动”而致病的问题，所以他又提倡“收心养心”，“以防此火之动于妄也”。《格致余论》开卷就强调了节制饮食、“色欲”的重要性：“固纵口味”会导致“为口伤身”；“殉情纵欲”会导致亏损阴精。因此，他认为“保养金水二脏”是十分重要的。     在临证治疗方面，他反对忽视辨证，机械地搬用《局方》和滥用辛燥药物的风气，这是他革新思想的具体表现。     朱震亨学说丰富了祖国医学，对国内外都很有影响：在国内，曾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在国外，日本于15世纪成立过“丹溪学社”，以提倡朱氏学说。     但是， 由于朱震亨也是朱熹派的理学家， 所以，他的世界观有浓厚的理学色彩，他的医学思想也深受理学的影响。例如，他说“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原因是：“天大也”，“地居天之中也”，天人相应，所以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断。因此，在充分估价朱震亨滋阴法的贡献同时，也要历史地分析他的局限。     综上所述，金元医家的创新，活跃了当时的学术空气，改变了“泥古不化”的局面，丰富了医学理论。这一史实表明：保守主义是任何科学发展的桎梏，在科学的长河中，没有革新的创造精神，是不能有所进步的。它还表明，认识不能完结，科学并无止境，任何杰出的医家都有时代的局限，这是因为，每个学说创建者的成就，都是受他们自己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历史同样证明：医学的发展，如同任何科学发展一样，都有历史的继承性。恩格斯说：“任何新的学说……，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不但各家之间互有吸取，就是他们自身也都是在历代医学成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朝两国间医药交流，在宋代达到新的高峰。1016年(高丽显宗七年)，高丽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使宋，真宗赠以《太平圣惠方》携归。1019年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来华，献有乌漆甲、药物等。同年有福州虞喧等商人与高丽进行香药交易。1021年高丽又遣韩祚使宋，再次取得《圣惠方》，于次年5月携归。后来此书成为高丽国最重要的医方书。到李氏王朝初期，朝鲜编成《乡御集成方》，其中医论部分，均引自《圣惠方》一书。1030年复遣御事民官侍郎元颖等近三百人来华进献，有人参、硫黄等物品。 11世纪中叶 ，高丽刊刻了许多中国医书， 如《黄帝八十一难》、 《玉川集》、《伤寒论》、《本草括要》、 《小儿巢氏病源》(即《诸病源候论》 小儿部分)、《肘后方》、《疑狱集》等，丰富了该国医学。同时，有泉州商人黄文景、萧宗明，医生江朝东等入高丽，被挽留于该国。开封府人慎修， 随海舶人高丽， 精于医术，因登第而入仕。其子安之，亦善医术，先后仕于睿、仁两代王朝，对该国医学有一定贡献。史载1054年商人赵受等去该国贩卖犀角、象牙等。1070 年3月，高丽文宗遣民官侍郎金悌等人奉表使宋赠送礼品，其中有药材人参及松子，均属千斤以上之大宗。1072年6 月，宋廷遣医官王愉、徐先赴高丽访问。1074年8 月，高丽遣太仆卿金良鉴，中书舍人卢旦回访答谢， 并请求医药书籍和雕塑工匠， 宋廷给予了支援。1074 年11月， 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赴高丽。1078 年高丽文宗六十岁，病中风。6月，宋使安焘、陈睦携诏书及贵重物品赠与。1079 年3月宋廷再派医疗团赴高丽往诊，主要成员有翰林医官邢恺(慥)、朱道能、 沈绅、 邵化及阁门通事舍人 (似属高级礼宾及译事人员) 王舜封等人， 并带去100种大批量药材，另有牛黄、龙脑、朱砂、麝香、杏仁煮法酒等珍贵名药。这是中朝两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次药材赠送。1080 年3月，高丽派遣户部尚书柳洪入宋答谢， 并赠送方物， 其中各有千余斤的人参、松子、香油等。7 月，宋廷又派医官马世安再赴高丽。次年 4月，高丽再遣崔思齐人宋答谢。 仅在文宗这十数年间， 就有大批医官渡海出诊，并赠与大宗药材，这对高丽宫廷医方以及其医学界均有相当影响。     该时期，中国已经散佚的大批书籍，在高丽尚存有许多善本。1091年宋哲宗令人抄录一批医药书目交与当时回国的高丽使者李资义。其中有甄权《古今录验方》、《张仲景方》、《深师方》、《黄帝针经》、 《黄帝九虚经》、《陈延之小品方》、《陶隐居效验方》、《名医别录》、《桐君药录》、《黄帝太素》等。1092年11月，高丽遣黄宗慤入宋，将《黄帝针经》献上，宋廷于1093年1月，开版雕印，颁行天下。11O1年5月，高丽使臣任懿、白可臣等由宋回国，徽宗赠与《神医普救方》携归高丽。1103 年6月，宋徽宗应高丽之请，派遣医官牟介、吕日丙、陈尔猷、范之才等赴高丽，设学馆于兴盛宫，充当医生与教授，使我国医学广泛传人高丽。1118 年7月，宋徽宗应高丽太子关于援助医生及医学的请求， 派遣阁门祗候曹谊为使、 官押翰林医官太医局教授杨宗立、翰林医谕太医局教授杜舜学、翰林医候太医局教授成湘、迪功郎试医学录陈宗仁、兰茁赴高丽，担当医学教育，为高丽培训了医药人才。 这批医官并带有一些药材。 1122年，高丽又求医于宋， 诏使二医往。 1123年，宋·路云迪、 傅墨卿奉命人高丽，徐兢随行， 翰林医学杨寅、医官李仁安、郝洙同往，以替换以前派出的两位医官，留2 年而归。到元代，高丽忠烈王十一年(1285)3 月，元世祖病，诏求良医，高丽乃派遣尚药侍医薛景成人元。由于两国交往很深，在医事制度上，高丽深受中国之影响，如“惠民局”,“典药监”等机构，大多是仿宋朝制度而建立的，这些对高丽医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关系处于低潮，民间商人僧侣往来，则较频繁。据日人滕原明衡《新猿乐记》载，日本进口宋货40余种，其中药材占一半以上。日本镰仓时代，丹波家族的秉西(1141-1215)于1169年、1187年先后两次人宋，于1191年回国。据载，曾治愈将军源实朝的宿醒病，并撰写《吃茶养生记》 二卷以赠。 《吃茶养生记》就是参考宋代《大观本草》，提出喝茶有益于养生的学说，实为医书之一种。又智玄(1100-1200)曾人宋， 习医归国，曾为后鸟羽天皇治病成功。三条天皇长和三年(1013)，宋惠清到日本，居镇西，善医。同年，滕原清贤奉命赴宋，求治眼病方。1028年，福州客商周文裔去日贸易。仅赠给佑大臣滕原实资的礼品就有： 麝香二剂、 丁香50两、沉香50两、薰陆香20两、诃黎勒10 两、石金青30两、光明朱砂5两。其药材贸易量及品种之多，可想而知。此期间，宋医郎元房入日本， 得到当政者北条时赖等的信任，充其侍医，寓镰仓三十余年，对中日医药交流颇有贡献。据东府寺普门院《藏书目录》所载，藏有医书三十余部，大批皆为园尔辨园(圣一国师)于1241年由宋携归者。还有《魏氏家藏方》十一册，系宋宝庆三年(1227)刊本，亦为园尔辨园大师由宋所携回。

    宋元时期，中国与东南亚诸国间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以药材交易中的乳香为例，据《宋史。本纪》、《食货志》所载，963 年，泉州陈洪进献宋廷数以万斤计；963 年，兵马大元帅钱俶进献15万斤，976年又献2万斤，97 8年再献万斤。1130年，泉州买人十三等，多达8 万余斤。这些乳香虽为地方向中央进献，但货物来源实系海上外贸所进口。     当时东南亚地区有许多国家。其中交趾国、占城国、安南国等地理位置，相当于现在的越南一带。     交趾国  自北宋开宝初，交州丁琏 “上表内附”并开始贡献方物。975 年以来交趾郡王多次将犀角、象牙、珍珠、玳瑁、乳香、沉香等药物赠送我国或作交易，如976年、982年、983年、985年、986年、993年、994年、998年、1001年、1004年、1010年、1082年、 1156年、 1164年等。1076年宋廷遣使向交趾赠送药物与器币。1107年，“贡使至京，乞市书籍”，当有医药书内。宋代，中药是对交趾进行海陆贸易的重要商货，《大越史记全书》载：“宋以缎子、药物等物，置卖为市。”     占城国961年(建隆二年)，遣使莆诃散赠送犀角、象牙、龙脑、香药。962 年，又进送象牙22株，乳香千余斤。966 年再送象牙、香药等，此后不断赠送方物。996 年特遣专使李波珠等送来大宗的犀角、象牙、 玳瑁、 龙脑、沉香、檀香、胡椒等。999年遣使朱陈尧等送来犀角、玳瑁、香药等。1018年， 遣使罗皮帝加送大宗的象牙、 犀角、玳瑁、乳香、丁香花、豆蔻、沉香、盏香、茴香、槟榔，其中槟榔多达1500 斤。其他如 1030年、1050年、1072年、1129年、1155年、1274年、1280年、1281年、1285年， 陆续不断向我国输入药材。 据《四明志。市舶》记载，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输入的药物除麝香、沉香、龙涎香……近20种香药外，尚有胡椒、槟榔、荜澄茄、荜拨、良姜、益智子、缩砂、蓬莪术、海桐皮、桂皮、大腹皮、丁香皮、姜黄、木鳖子、 茱萸、 相思子、大风油、苏木等等。同时，中国的麝香、檀香等也输入占城。     安南国据《宋史．夕卜国四》载，1130年安南就曾进献方物。1156年、1164年、1178年进有沉香水及香料等。自1263年起，每3年进献1次，并有医生同来。 所赠药材有苏合香、 光香、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等。上述药材已为《开宝本草》所收载，同时传人的还有治痢药方。元世祖忽必烈时，也曾于1263年、1267年、1269年赠给安南王药物。另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元代针灸医生邹庚曾在越南为上皇子? 治病，被称为邹神医，官至宣徽院大使兼太医使。     相当于现在东南亚柬埔寨、泰国、缅甸等国所在的中南半岛地区，当时有真腊国、丹眉流国和罗斛国。     真腊国  1116年、1200年，送进药材等诸物。元代周达观出使该国，著有《真腊风土记》，书中“欲得唐货”一节提到水银、银珠、硫黄、焰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等药。1076年，宋廷遣容州节度使推官李勃等赠送真腊“药物、器币”等贵重礼品。可见当时中国与真腊间的交往亦较频繁。     丹眉流国1001年，遣使打吉马等送入木香千斤、苏木万斤以及象牙、紫草、胡黄连等药材。     罗斛国1291年，遣使送来象牙、犀角、龙脑等药材。     相当于现在的加里曼丹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马来亚半岛等地，当时有渤泥国、阁婆国和三佛齐国。      渤泥国  977年，遣使施弩等送进大片龙脑、友脑版、玳瑁、檀香、象牙等。     阁婆国  北宋淳化三年(992)与宋廷恢复交往，其后百余年间不断进行医药交流，如992 年其王穆罗茶遣使陀湛、 副使蒲亚里送来象牙、 珍珠、檀香、玳瑁、龙脑、丁香藤等。据《诸蕃志》记载，该国盛产多种药物， 除上述数种， 尚有犀角、茴香、丁香、豆蔻、荜澄茄、降真香、胡椒、槟榔、硫黄、红花、苏木等等，外国商人常以金银和我国药物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硼砂、砒霜等以及青白瓷器与其交易。         三佛齐  开宝7年(974)遣使赠送象牙、乳香、蔷薇水等。980 年该国商人李甫诲载香药、犀角、象牙等至广州。983 年又遣使蒲押陁罗赠送犀角、象牙和香药。景德、祥符、天禧、元丰、元佑年间曾不断遣使来宋，如1078年、1079年、1082年先后送来珍珠、婆律香、薰陆香、龙脑香等。中国药材如良姜、大黄、黄连等，也大量输入到该地区，并转卖到印度等地。     此外，还有地处南印度的注辇国于1015年遣使沙里三文等52人送来大宗的象牙、乳香、珍珠、香药等，香药多达3000余斤。1033年遣使蒲押陁离等来献珍珠、象牙等物。1077年，又遣使奇罗罗等27人赠送白梅花脑(龙脑)、 犀角、 象牙、乳香、瓶香、蔷薇水、金连花、木香、阿魏硼砂、丁香、珍珠等。

    印度  宋初沧州僧人道圆居印度6年之后，于965年携贝叶梵经回国献给朝廷。968年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宋史·外国六》)据阿拉伯地理学家库雅特《地名词典》。伊本·巴伊塔尔《药草志》等载： 中国的“优质雄黄”、 使君子、高良姜、麝香、肉桂等，均输入到印度地区。     大食国(阿拉伯)  984年，送来白龙脑、沙糖、蔷薇水等。993 年大食国副酋长李亚勿送来蔷薇水百瓶、无各异一块，大宗的乳香和象牙，宋廷答谢以贵重礼品。995 年其国舶主蒲押陁黎遣蒲希密等送来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50对，龙盐1盒，眼药、蔷薇水各20琉璃瓶， 乳香山子1座，宋廷以黄金答谢。 1011年， 又遣归德将军陁罗离送人瓶香、象牙、琥珀、无名异、蔷薇水、千年枣等。此后还有大食使者来京时，沿途“市其香药”等记载。十二世纪的伊本·贾米在《大黄考》一书中说，大黄产自中国北方，由波斯经海路输入到大食。     波斯国(伊朗)与阿拉伯诸国  学者兼医生拉什德·阿尔丁·阿尔哈姆丹尼(Rashid al—Dinal—Ham-dani，1247-1318)  主持编纂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名为 《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书中包括有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产科学、药物学等。并附有内脏解剖图和切脉部位图，特别是还提到中国著名医学家和脉学专家王叔和的名字。威尼斯(意大利)著名《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有中国药材外运情况：在马拉巴看到大批的中国船只 ，装载着大宗中国产的药材， 同其他货物一起，被阿拉伯人运往亚丁港，再转运到亚历山大里亚等地。 书中还具体记载了姜、 胡椒、大黄、麝香、 肉桂等药材传人阿拉伯诸国。 10世纪马苏第 《黄金草原》一书中，也记述有中国人从海上运输麝香到波斯、阿曼、伊拉克等国。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 大黄都被冠以 “中国大黄”，其它如中国王(肉豆蔻)， 中国姜等， 均说明其来源于中国。同时， 也吸收了阿拉伯的医药知识， 如苏颂编著的《本草图经》 记载的胡薄荷等， 当来自阿拉伯国家。1263年，元朝聘请阿拉伯名医爱薛(Fnants-aioh)为御医，掌管上都医药院。1270 年在大都设立“回回药物院”。还翻译阿拉伯的医学著作，如《回回药方》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医药学。